（一）晚清时期的国产与进口海军舰艇
一峰 钱於彬
●洋务运动前夜西方武器装备的进口与仿制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被后世史学家誉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就采取了武器自制与进口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一批英国利物浦制造的钢炮和葡萄牙制造的铜炮约２００门，布置在虎门要塞内外炮台和师船上。
他购买的英船＂剑桥＂号，原来是美国旗昌洋行商船改装的一艘兵船，装有３４门英制大炮。他还购买了两艘２５吨重的帆船和一艘小火轮。这是我国购买西船的开端。
如果说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场，那么，此前的大约二十年则可称之为洋务运动的前夜。在这一时期，为了应对西方列强对清王朝的武装侵略，华夏大地从上到下对西方武器装备进行了自行研制和仿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１８３９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通过对比发现洋炮比中国铸造的土炮先进，英军火炮能＂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己）及我，是器不良也＂。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奏请朝廷增造船炮，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几乎同时，闽浙总督邓廷祯等人也提出了类似主张。
１８４０年春，林则徐曾经＂检查旧籍，捐资仿造西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当时，目睹这种船下水的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描述，＂１８４０年４月２５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此举开创了中国建造西式船只的先河。
１８４１年，奕山、怡良等人在广州战败之后，一方面在佛山设立了三个工厂，昼夜督促仿制西方火炮；另一方面鼓励广东富商潘仕成、许祥光等人捐款仿造外国战船。到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广东先后仿造了数艘新型战船，＂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潘仕成设计建造了我国最早的能够安置舷侧炮的新式战舰。到１８５０年时，经潘仕成监造的＂贞吉＂等大型战船已有１２艘。但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对鸦片战争后广东出现的＂师夷制夷＂军事活动表示强烈反对。他强调清军陆战和地利的传统优势，把＂师夷制夷＂活动看成是软弱行为。１８５０年，徐广缙下令将潘仕成等人监造的１２艘大型战船全部裁撒，广东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就这样被断送了。另外，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奕山、祁宵还奏请朝廷着手＂雇觅夷匠＂，准备仿造西方火轮船。广州知府易长华、户部员外郎许光祥等人还分别建造了一些新式战舰。
１８４０年７月，以擅长制造军器著称的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钦差大臣裕谦调入宁波军营，后来又被浙江巡抚刘韵珂调到省局负责督造军器。龚振麟等人看到英军的火轮船后，心有所会，遂制成小轮船，以人力代替火力，受命仿造西方战舰时还注意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踏轮＂行船技术，造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战船。
但是，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仿制举措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却于大局无补，毕竟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与西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一败涂地，这固然有将帅无能、官兵军政素质不高等因素，但双方战斗力的主要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武器装备的优劣上。正如亲临前线的两江总督牛鉴所云：＂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非将士不肯用命。＂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也看到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他说：＂胗思海防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至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旧时式样，有名无实。＂１８４２年７月至８月２１日，道光帝三下谕旨，饬令沿海各省制造大型战船并设法从国外购买。１０月２６日，清廷颁布谕令，＂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拘泥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实用为贵。＂于是，各地又出现一股研制新式武器的热潮。
但是，这种手工作坊性质的生产活动显然无法与建立在现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武器生产相提并论。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研发新式武器的热潮在中国也没能持续多久。而且，中国有关人士对西洋新式火器进行的仿制也主要停留在模仿层面，对于这些火器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理论以及机器大生产方式仍然处于茫然状态。因此，整体上看，中国自行生产火器的活动依然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上，没有大的突破。更为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能够把握住历史性的机遇，将中国的军工技术积极向前推进。英国在近代第一次以＂船坚炮利＂的方式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压力并没有使官绅阶层普遍觉醒。在前线的指挥官虽然直接感受了这种压力，但他们也没有通过＂船坚炮利＂真正看到这些武器装备所显示的西方工业科技水平、巨大经济力量以及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亦即尚未意识到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之间的体系较量的实质。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基本没有变化，等待清政府的依然是割地赔款的屈辱结局。中国丧失了近代史上又一次难得的赶上西方列强的历史机遇。
●＂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晚清进口军舰一览
清政府购买外洋船炮的最初目的是剿杀太平军，而不是直接抵御外国侵略者。１８６０年１０月以后，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经过清廷内部讨论，最终同意向英国购买新式船炮，建立新式水师。在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赫德的积极建议下，总署大臣奕忻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２４日奏称：＂现在浙江宁波、杭州两府，相继失守，贼势益张，难保不窜出宁波，为纵横海上之计…应请饬下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窜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截。＂清廷第二天便批准了奕忻的奏折，决定购买外国轮船。
１８６３年９月，由＂金台＂、＂一统＂、＂广万＂、＂得胜＂、＂百粤＂、＂三卫＂、＂镇吴＂等６艘军舰以及１艘军辅船和１艘小艇组成的李一阿舰队（指李泰国、阿思本）到达中国。大出清政府意料的是，舰队控制权居然不能掌握在政府手里。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最终，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中国外购近代军舰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在无奈中结束了。
７艘军舰最后被分别售出，其中＂镇吴＂、＂广万＂售给日本萨摩藩，＂镇吴＂被改名为＂春日＂，由于在平叛战争中有功而成为日本海军史上的一艘功臣舰：＂百粤＂和＂得胜＂被卖给印度；＂金台＂、＂三卫＂、＂一统＂出售给埃及。在这次购置军舰过程中，清政府先支付了１２５９７１１两白银，以后收回了５５７１４９两，白白损失了７０２５６２两白银。
中国近代海军完全是向西方学习，其中武器装备就是来自于仿造和直接购买，但由于自造能力一直无法满足海军建设的需要，所以基本上是以外购为主。鉴于１８７４年日本凭借购进的两艘铁甲舰侵略台湾事件的教训，大办水师、购置足以制衡日本的西式战舰成为清廷朝野上下的共识，从１８７４年到１８８８年形成了晚清历史上第一次购舰高潮。其中，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７８年之间，由于左宗棠出征收复新疆战事的影响，清政府暂时停止了进口军用舰船的活动，大量进口陆军使用的武器和弹药。甲午战争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１１年，为了重建海军，清政府又耗费巨资进口了大批军舰，形成第二次购舰高潮。在中国创办近代海军的１９世纪后期，正是欧美各国收获海军革命成果的时代，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而且对出售此类产品亦无严格的限制，只要肯花钱，几乎任何新式武器装备都能很快买到。固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进口而买来一个近代化，但是，依靠进口来加快实现近代化的步伐、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则是许多后发国家所认可的捷径。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是采取了先进口、再仿制、后自制、进而出口的方针。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集中资金、优先建设海军的方针，因此，北洋海军的建设走在了前列，其所拥有舰艇的性能、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都堪称一流。北洋海军不仅装备了进口的主力战舰，而且还大力引进鱼雷艇。
１８７４年１０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参观俄国军舰时，＂初次见发放鱼雷＂。鱼雷强大的威力给留心海防武器的李鸿章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当他于１８７５年（光绪元年）５月３０日奉旨筹办北洋海防后，即有计划地将鱼雷列为外购海军武器装备中的重要一项，委托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全权办理。期间，李鸿章曾指示驻德国大臣李凤苞与英国贝茨公司推荐的伯恩公司联系购买鱼雷艇，却被骗去订金而不了了之。１８７９年，赫德向李鸿章推荐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的＂快碰船＂，结构图中标明此战船还带有一艘舰载小鱼雷艇。李鸿章有意购买巡洋舰，又认为舰载鱼雷艇＂或带在大船上，或隐于大船后，冲击最宜＂，故决定订购两艘，取名为＂超勇＂、＂扬威＂。赫德认为＂鱼雷艇是李的兴趣所在＂，甚至订购这两艘舰的＂原因一半是因为它们带有鱼雷艇＂。但由于制造厂商的原因，两舰携载鱼雷艇的方案最后竟被改为携载汽艇。
李鸿章将订购军火的目标转向德国。此时，中国最早一批熟悉军舰知识的外交人员及留欧海军学生也开始成熟起来，已基本具备了直接与外国厂商洽谈订购军舰的能力。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徐建寅遵李鸿章之嘱协助李风苞为北洋海军订购海军装备，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著名的军火厂，还重点参观了专门生产＂黑头＂鱼雷（ｂｌａｃｋｈｅａｄ ｔｏｒｐｅｄｏ）的德国刷次考甫厂。在全面考察和充分比较之后，经李鸿章核准，李凤苞、徐建寅等于１日８０年（光绪六年）底至１８８３年（光绪九年）１０月在德国伏尔锵船厂订造了＂定远＂、＂镇远＂号两艘大型铁甲舰和＂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两舰各装鱼雷发射管３具，＂济远＂舰装鱼雷发射管４具）。此外，还在伏尔锵厂订购鱼雷艇１１艘，解体运至天津合拢；１８８２年（光绪八年）至１８８３年，订购次等鱼雷艇四艘，大鱼雷艇四艘，建成后有两艘大鱼雷艇先期拆运回天津合拢，其余六艇由＂定远＂、＂镇远＂两舰于１８８５年（光绪十一年）夏带回；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９月，又订购鱼雷巨艇一艘，建成后解体运至上海，交祥生懋洋厂重新组装。当时的所谓大鱼雷艇和鱼雷巨艇是指排水量在６０－１００吨和１００吨以上者，艇上除装备二具鱼雷发射管外，还配有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或新式格林炮二至六门。上述中型或次等艇为舰载鱼雷艇，分别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每舰两艘）。
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广东方面通过驻德使署在德国伏尔锵厂订购二艘大鱼雷艇，建成后由北洋的＂定远＂舰于中法战争结束后带回。中法战争后，沿海地方官员对鱼雷艇的热情仍丝毫未减，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鱼雷最为猛烈，一物而兼船、炮、雷三者之用＂，极力主张多购多造鱼雷及鱼雷艇。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的裴荫森指出，＂海防利器，攻剿莫捷于鱼雷＂。在战后清廷组织的海防大筹议中，其他封疆大吏提出的未来海防兵力构成方案，大多也都强调了扩充鱼雷兵力的重要性。１８８６年６月，巡阅北洋海防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擐在看过鱼雷打靶后特别提出：＂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小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怯步＂。由于中法战争后已经做出先精练北洋海军的决策，所以东南沿海各省购买鱼雷艇的计划不了了之。
１８８６年１１月，北洋海军向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了一艘三管大鱼雷艇，又在１８９０年（光绪十六年）接收了福建的＂福龙＂号鱼雷艇和装备一具鱼雷发射管的＂平远＂号钢甲巡洋舰。至此，北洋海军共拥有大小鱼雷艇十三艘，另有装备鱼雷发射管的战舰八艘，舰载鱼雷发射管数合计约五十具左右。
中国晚清时期究竟进口多少枚鱼雷，现在已无法准确考证。笔者查找的资料证实，至少在１８８３年５月，德国刷次考甫厂已经为中国生产并运往中国１００枚鱼雷，装备在由德国伏尔锵厂建造的舰只和鱼雷艇上。柏林的造船工厂为两江总督制造的２０余枚深水鱼雷也已经运往中国。
１８８８年以后，北洋海军只是在１８９０年装备了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之后直到日军启衅开战，由于清政府停止了购置舰、炮等武器装备，北洋舰队除了坐视舰炮衰旧外已别无他法。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来直接威胁的刺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也没有再进口过一艘军舰，甚至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军官添置部分快炮的希望也没有能够实现。当时，日本海军的装备建设已经明显走在中国北洋海军的前头。
中法战争后，两江总督曾国荃曾经提出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发展南洋海军的计划。１８８５年７月，他提出两年内借洋款２４０万两，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分年协款，购置数十艘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的设想。但是，南洋海军不属于清政府优先建设的海上力量，因此，曾国荃的设想只能成为泡影，在经费的筹集、划拨、军舰的购置等方面未能实现。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的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在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南洋海军也没有迎来发展的春天。后经有关督抚努力，也只是购置了一些吨位不大、战斗力不强的舰艇。甲午战争前，南洋舰队２３艘军舰中有１４艘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
福建海军与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处于同命相怜的地位。据笔者统计，其进口的舰艇不但吨位小，数量少，而且总吨位与南洋海军相比也仅相当于其三分之一。尽管对广东海军进口军舰的数量尤其是吨位还难以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福建海军就是与广东海军相比也处于下风。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２０艘军舰中有１５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福龙＂号不计）。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在多次外敌入侵之时都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防前哨。但是，由于清政府坚持优先建设北洋海军的方针，广东海军的建设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如果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地封疆大吏比较重视海防建设，特别是对购置军用舰艇比较重视的话，就会设法筹集资金争取多方购置一些舰艇。甲午战争前，广东舰队２５艘舰船中有９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所配浅水轮多为广东机器局制造。
在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中，排水量在１０００吨以上的舰艇共３１艘，加上中法战争马江海战中被毁的４艘，共３５艘，其中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达２５艘，占７０％。主要靠外购舰船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也有不少于５艘国产舰船。相比较而言，北洋海军当之无愧地成为清政府大力建设的具有一定外海作战能力的战略海军，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堪称一流。即使到１８９４年的大东沟海战之时，与日本海军的装备差距也不能算是很大（大东沟海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反侵略作战中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海战）。
甲午战争前夕，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朝鲜半岛局势，李鸿章着手对外购买军舰军火。购舰主要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通过驻伦敦的金登干进行，同时李鸿章也通过中国驻外使节进行采办。
１８９４年７月５日，金登干透露英国阿姆斯特郎公司能够提供速度最快的巡洋舰（１０个月交货）和小型捕雷驱逐舰（５周内交货）。第二天又补充说，英国可以把为其他国家定制的军舰优先供应中国。７月１６日，李鸿章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在中日爆发战争前购置船速２３、２４节的巡洋舰，＂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随后，李鸿章又获悉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和捕雷舰可售。
８月１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丰岛一战，北洋海军军力单薄的情形逐渐引起清廷中枢的重视。８月２日，清廷拨款２００万两银，命令李鸿章迅速从西方订购军舰。一时间，中国通往欧洲的电报线路几成热线，忙乱中甚至以明码电报讨论购买军火事宜。当时英、德等欧洲国家对中日战争表示中立，禁止向中国出口军舰，中国事前订购的一艘驱逐舰（＂飞霆＂）即被英国海关查扣。受命具体负责寻购军舰的驻英公使龚照瑗以及赫德、金登干等人转而向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商量，通过怡和洋行老板克锡，得到了智利政府愿意向中国出售军舰的消息。但此后不久，因为价格过高、日本从中作梗等问题，智利政府又完全拒绝出售军舰。以后，李鸿章又通过赫得、金登干联系上＂卜拉德＂、＂白朗古．恩卡拉达＂、＂爱斯米拉达＂、＂额拉粗力士＂、＂平度＂、＂林则＂、＂康德尔＂等７艘中的至少四艘。但是，最终包括向其他国家寻购西方军舰的计划全部宣告落空。
在讨论购买智利军舰的同时，曾有人提出就地招募一批雇佣军，重金聘请西方著名海军将领统率，自成一新舰队，而后配足军需，利用这批军舰航速高的特点直开日本，攻打、破坏长崎等港口城市，袭击运输船，作为北洋舰队的一支机动兵力，扰乱日本沿海，牵制日本联合舰队。但最终随着购舰计划的落空，这一＂围魏救赵＂的战略设想成为空谈。
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对海军的热情明显下降。但是，为保卫海疆尤其是京畿的安全，清政府还是投入了一定财力进行海军的重建。但是，就总体而言，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心已经转移到以陆军建设为主。这一时期对海军的投入力度已经不如甲午战争之前。
虽然南洋海军没有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日军的直接打击，但由于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重点
建设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的建设被忽视。甲午战争以后，政府也没有对南洋海军的建设给予
足够重视，南洋海军的舰船更显得陈旧不堪。
１９０３年２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南洋兵船购造多年，机老、钢薄、式陈、行缓，遂奏请裁掉老旧各船，节存经费，另购外洋新式浅水快船六七艘，驻于长江一带，以资巡防。清廷采纳了其建议。四个月后，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据此向日本订购＂江元＂号等舰艇，由此开了两个先例：一是南洋从此专注适用于长江航行的浅水军舰；二是清政府外购军舰转向日本。
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０５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先后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了＂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泰＂、＂楚豫＂、＂楚有＂、＂楚观＂、＂楚谦＂、＂湖鹰＂、＂湖隼＂、＂湖鹏＂、＂湖鹗＂等１４艘舰艇，总吨位７２６４吨，价值４７１．３２９２万两白银。这些舰艇成了后来清廷组建的长江舰队的主力。而且，从后勤保障角度来看，这批舰艇也有其优越性：全部购自同一国家，而且都出自于日本川崎船厂之手，有利于简化后勤保障尤其是零配件的供应；有利于人员的训练和油料、煤炭、炮弹、损耗器材的后勤补给供应。
１９０９年８月和１９１０年７月，载洵和萨镇冰两次赴欧洲和美、日考察海军，先后订购了１２艘舰艇，其中有９艘于民国初年到华，总吨位８０７０吨，价值白银３９５．９９８１万两。在意大利订造的＂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的＂龙湍＂号驱逐舰和在美国订造的＂飞鸿＂号巡洋舰，因民国初年船款纠纷未能到华。
根据《清史稿．兵志七》统计，从１８６２年到１９１１年，清政府总共从国外进口军用船只９８艘，其中５５艘有明确价格记载，总开支为银６８０．９万两，英镑９０．６万，日元５４３万，马克６２０万。按当时的外汇兑换率计算，支出外币大约折合海关银１２１２万两，两项相加为５５艘兵船共耗费白银１８９３万两，平均每船价格为３４．４万两。以此推算，９８艘舰船购买费用大约为３３７３万两左右，平均每年耗费白银６７．５万两。另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在北洋海军年均１１９．９万两的常年维持经费中，属于船只修理、舰船设备更换和燃料等的费用约为６４．８万两。
此外，清廷进口的直接或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船只还有＂导海＂、＂导河＂挖泥船等船只。
●＂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晚清军工企业建造舰船一览
曾国藩于１８６１年提出了＂先购后制造＂的设想，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大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这一思想事实上也成为洋务派建立民族军事工业的指导思想。李鸿章在１８６２年到上海以后，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先后三次举借外债，用于购买外国的军事装备并设立西洋炮局以自行仿制生产西洋火器。奕祈对此非常赞赏：＂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晚清军工企业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为清军提供能够驰骋海上、巡弋长江的新式军用舰船。在相当程度上，采用新型蒸汽动力的军用船舶在当时可谓是各国工业水平的集中体现，每一艘军舰特别是大型军舰总体上都算得上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缩影。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和现实中都还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要在新型船舶尤其是蒸汽动力推进的军用舰船建造方面取得进展，其难度远超过制造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陆军枪炮武器。但是，出于抵御外来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的需要，清代军工企业在生产军用船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晚清时期中国生产建造各种军用舰船７５艘。其中，福州船政承造猎舰３艘、鱼雷快船２艘、快碰船２艘、快兵船１艘、练船１艘、钢甲船１艘、兵船２１艘、鱼雷艇１艘、运船６艘、拖船１艘，总计３９艘：江南制造局（１８６５年到１９０５年间称江南制造局，随后改称江南船坞，民国元年以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承造兵船７艘、钢板船１艘、小铁甲船１艘，总计９艘；江南船坞承造炮舰４艘；粤省自造２３艘，配属广东海军。
此外，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自制舰船至少还有以下一些：（１）＂犀照＂布雷船系上海均昌机器船厂建造，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８日试航，这是该船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原为安徽芜湖海关道定造，后转属开平矿务局，１８８９年８月６日被北洋购得，用于旅顺基地布设水雷，购价银３千４百两。（２）＂飞霆、飞凫＂系驻防北洋的绥巩军使用的小轮船，主要用于递信、拖带等用途，由大沽船坞１８８３年建造。＂飞凫＂轮于１８８８年前后被裁撤除役。（３）＂利顺＂、＂遇顺＂、＂快顺＂均为旅顺基地所属的拖轮。北洋经营旅顺基地时，用＂导海＂轮船疏浚港池，挖出的淤泥必须由小轮船拖带往远海倾泻，原只有＂利顺＂轮担负此任，因＂不敷往返拖驶＂，因此由大沽船坞照式续造＂遇顺＂轮，造价３４１６０两银。＂快顺＂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开工，１８８９年１月下水。（４）＂捷顺＂布雷船为大连湾水雷营布雷、练习用，由大沽船坞建造，１８９１年６月建成，造价８９８０余两银。（５）＂守雷＂、＂下雷＂、＂巡雷＂、＂杆雷＂小轮船为大沽水雷营制造的小艇，用于布雷、训练。（６）＂水底机船＂潜艇由天津机器局制造，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潜艇，由陈姓设计师设计监造，１８８０年３月开工，同年９月下水，后该艇下落不明。（７）＂螺桥船＂舟桥船由天津机器局制造，共２艘，１８８１年完工。（８）５０吨运煤船由旅顺船坞制造，共４艘，１８８４年完工。（９）２０吨水船运输船，由旅顺船坞制造，共２艘，１８８３年开工，１８８４年完工。此外，还有＂广安＂、＂神机＂、＂靖安＂、＂宜威＂、＂翔云＂、＂肇安＂、＂南图＂、＂静波＂、＂广德＂、＂广镜＂等１０艘２００吨以下的小炮艇。
按照计划，宣统年间清廷还批准在江南船坞建造＂永建＂、＂永绩＂，扬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胶州船坞造＂舞风＂各舰，但后因经费短缺而未能如愿。
从１８９５年４月《马关条约》签定到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的１６年半时间里，清政府国产军舰２４艘，总吨位１０５６４吨，平均每年增加６４０吨。如果加上其间从国外进口的３９艘军舰，排水量达３４７２８吨（不含未来华的军舰），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０５吨。两者合计，平均每年增加２７４５吨。在承担沉重的赔款负担的情况下，清政府为重建海军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仍不应抹杀。
（二）晚清国产与进口舰艇作战效能比较
王逸峰
●晚清国产军用舰船及其作战效能
甲午战争前，福建舰队２０艘军舰中有１５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南洋舰队２３艘军舰中有１４艘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广东舰队２５艘军舰中有９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所配浅水轮多为广东机器局制造；主要靠外购舰船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２８艘舰艇中只有６艘是中国自己造的，其中千吨以上的１０艘主要作战军舰中，只有１艘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其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李鸿章把中国海军装备的筹办几乎完全寄托到外国人身上，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就购进大小舰艇３８艘。清各支舰队中，排水量在１０００吨以上者共３１艘，加上中法战争马江海战中被毁的４艘，共３５艘，其中自造的达２５艘，占７０％。但是，中国自己生产的海军舰船在性能整体上仍不足以与同时期的西方列强相抗衡，这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体现得都相当明显。
［国产舰船］
目睹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而纵横五洲，中国的洋务派也开始着手建造中国的军用舰船。
１８６５年，中国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试制成功，拉开了中国自制新型动力船舶的序幕。江南制造局于１８６８年７月下水的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系木壳明轮，排水量６００吨。１８６９年下水的＂操江＂、＂测海＂号由明轮改为暗轮。１８７０年下水的＂威靖＂号排水量增至１０００吨。１８７３年以后制成的＂海安＂、＂驭远＂号排水量又增至２８００吨。１８７６年又试制成小型铁甲轮＂金瓯＂号。所造之船，除个别船的机器、汽炉系从国外购买外，其余各船的机器、汽炉、船体均由船厂画样制造。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内，该局造船技术的进步相当明显。
福州船政局自１８６９年造出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至１８８８年＂龙威＂号下水的２０年间，经历了由依靠洋匠到自己独立设计制造、由木壳船体到铁胁船体再到铁甲舰的巨大变化。该局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４年所造的１７艘轮船均为木壳船，其中前４艘的轮机、汽炉均购自国外，第５艘＂安澜＂号所配轮机、汽炉则由厂中自造，结束了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的历史。１８７２年４月制成的第７艘兵轮＂扬武＂号，已相当于外国二等巡洋舰，表明造船水平又有提高。福州船政局于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开始独立制造轮船，仅１年时间，船体就由木胁木壳过渡到铁胁木壳；又４年２个月，船型由普通兵轮向快碰船（巡洋舰）过渡；随后用５年另７个月的时间过渡到钢甲钢壳快船＂平远＂号。１８７６年３月，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设计制造的兵轮＂艺新＂号下水，标志着进入自造轮船时期。１８７６年４月，，该局开始采用铁、木作为船体材料，康邦蒸汽机作为船用主机，于１８７７年制成铁胁木壳兵轮＂威远＂号。１８８３至１８８７年，该局制造出＂开济＂、＂镜清＂、＂寰泰＂３艘巡洋舰，据两江总督刘坤一称，其性能优于南洋水师从德国购买的巡洋舰＂南琛＂、＂南瑞＂号。此后，该局又试制双机铁甲舰，于１８８８年１月制成２４００匹马力、排水量２１５０吨、航速１５海里、配炮１７门的铁甲舰＂龙威＂号，编入北洋水师后改称＂平远＂号。该舰的建成标志着中国造舰技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毋庸讳言，当时中国的军事工业由于受经济、技术、原材料、重工业基础等条件的制约，在武器装备的技术改进方面尚难于实现＂比而齐之＂和＂驾而上之＂的宏愿。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建造军用舰船所需＂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１８６６年，左宗棠为建造运输船＂万年青＂号，先后从法国进口了９８９吨的铁器、机器和引擎，从香港和暹罗进口大量船用木材。从１８６６年到１８７４年，福州船政局所建成的１５艘船只全部是通过高价收购法国破旧机器、材料组装而成的。这种＂借材异域＂的方针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当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中断了对中国军工原料的供应，中国舰船工业随即陷入停顿状态。国内的舰船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生产了许多＂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的军舰。主持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更是坦率地承认：＂江南制造局之轮船以及福
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供转运，不能备攻击；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但是，经过跟踪仿制，毕竟大大缩小了同西方国家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因此，不能否定＂师而法之＂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洋务派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国防建设近代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也应充分肯定。
应该承认，不论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还是地方洋务派大员，多数人都主张支持国内造船工业的发展。尽管造船对工业水平要求更高，洋务派大员还是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成绩。
李鸿章对中国能否建造实战用舰船虽然抱有怀疑态度，但也在１８６５年决定，＂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挈长较短。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技艺＂。不久，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奏准从江海关四成洋税中酌留二成，其中一成专用于造船。江南制造局在其推动下抓紧试制蒸汽船。１８６８年１１月第一艘蒸汽船＂恬吉＂号建成后，军机处颁布的上谕指出：＂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成造，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明轮大舰……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其间，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发生过一次御史宋晋上奏建议停止制造轮船的波折。经过争论，清廷最终还是采纳了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意见，否定了宋晋的奏议，维护了７０年代的轮船制造方针。
伴随造船的进程，反对造船的声音也时常出现。后来洋务派大员对造船的态度也逐步有所变化。李鸿章鉴于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国购船之价，把中国后来海军装备的筹办完全寄托到从国外进口。福州船政由于不在李鸿章的直接控制下，又有左宗棠、沈葆桢及后来各船政大臣的坚持，因此才勉强维持着造船。
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并建立晚清的新式军工业，但对立足国内制造轮船并不热心。从李鸿章开源节流、筹集经费购置德国、英国建造的军舰情况看，他对进口军舰的性能可谓推崇备至。
可以说，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以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人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
此时的清廷需要处理海疆的时间往往迫在眉睫，需要迅速地形成海上战斗力，而进口性能好的军舰就成为一条形成战斗力的捷径。１８８１年１月，李鸿章对军用舰船的建造有过这样一番评论：＂从前闽沪轮船多系旧式，以之与西洋兵船角胜，尚难得力。闽厂后来所造‘扬武’、‘超武’两船，则渐渐合用矣。然欲仿造铁甲船，尚恐机器未全，工匠未备，不若西洋购材制料取携较便，厂肆既多，可以任意选择。＂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一支舰种多样、规模庞大、性能先进、战斗力很强的北洋舰队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仅仅依靠国内生产建造军用舰艇肯定是达不到如此速度、规模和质量的。与以国产舰艇为装备主力的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相比，北洋海军不论是舰艇的总吨位、舰艇性能、战斗力、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总体看，清廷在确保海军发展的装备需要方面采取了国内自行生产与进口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进口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北洋海军，其他海军为辅。进口军舰的时间，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灭亡，持续时间长，资金投入力度大，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造船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为海军提供装备保障方面仍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作战效能］
１８７４年３月，日本以１８７１年琉球船民遇巨风到台湾被杀一事为借口出兵台湾。清廷派出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去台湾巡防并负责交涉。日本当时的兵力并不强，尤其是海军，只有原幕府的５艘旧兵船和３艘运输船。交涉中日尽管以开战相要挟，但苦于海军弱，只好寻求外交解决。而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奉命在台湾设防，调１艘军舰驻台北，６艘军舰驻澎湖练习合操阵式，２艘军舰分驻厦门、福州以固门户，另调３艘商轮接运淮军赴台和运送军火。由于加强了台湾的防务，加上其他原因，迫使日军不得不撤离台湾。上述军舰和运输船，除１艘外，其余均为福州船政局所造。
中法马江海战，中国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这里固然有仓促应战、准备不足的原因，但福建水师装备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技术水平的木壳军舰抗毁力很差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有这些船只都是木制，未装铁甲，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船身借一些不透水的壁板，多少得以免于沉没。＂其他中方船只，在法国海军看来也不过是炮靶。所以，在法国海军的突然袭击下，经过短短四十分钟海战，中国海军除＂艺新＂、＂伏波＂两舰负伤后向上游逃脱外，其余九艘全部被击沉，另外有一批师船被击毁，总共牺牲海陆官兵７００余人。法军死６人，伤２７人，一舰未沉。左宗棠认为，＂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为稍利。然方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较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左宗棠的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参战的＂扬武＂、＂振威＂号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仍发炮击伤敌舰２艘，表明国产军舰并非完全不堪一战。
参加甲午黄海海战的＂平远＂号表现尤为突出。该舰在离敌舰＂松岛＂号３２００米距离上一炮击中敌舰中央水雷室，毙敌水雷手多名。时人称赞＂平远＂号的战斗性能不亚于北洋舰队中向国外购买的＂远＂字号军舰。该舰后为日人所虏，日俄之战中颇具战绩。这说明中国当时的军工厂是有能力制造近代军舰的。但李鸿章等洋务派过分偏重于进口外国军舰，对于自行建造军舰没有充分扶持。当然，在１８９４年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各战舰也是不争的事实。
●进口军用舰船及其作战效能
在北洋舰队的建设上，李鸿章主要进口德国和英国的舰船作为主战装备，委派特使李风苞向德国船厂和兵工厂订购舰艇及枪炮。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大批德制舰船进入北洋舰队服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清政府共购买了４６艘外国舰艇，其中德国３６艘，英国只有１０艘。至北洋海军１８８８年正式成军时，在２５艘主要舰艇中，有５艘主力舰、５艘鱼雷艇购自德国船厂，而舰队主炮均系德国克虏伯厂制造。１８９４年中日黄海海战时，参战的１０艘军舰中有５艘主力舰是德国制造的。德制舰船已成为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此外，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还为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设计和修建了全部海岸新式炮台，并在炮台上悉数安装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巨炮，极大地增强了北洋海军军港的防御能力。
［进口舰艇性能］
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和参赞徐建寅仔细考察了英、法、德３国新式铁甲舰，于１８８０年１２月选定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第一艘铁甲舰，于１８８１年选定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第二艘铁甲舰，即＂定远＂、＂镇远＂号。李风苞和徐建寅决定仿照当时英国最新式的铁甲舰＂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最新的铁甲舰＂萨克森＂号，取长补短，把＂定远＂、＂镇远＂建成＂当今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
＂定远＂、＂镇远＂号在设计上集中了上述两艘舰的优点，其主要技术参数为：排水量７３３５吨，功率６０００马力，航速１４．５节，装有３０５毫米口径巨炮４门，鱼雷管３具；舰体中腰机器舱和弹药舱外用复合装甲环绕为堡，堡长４３．５米：水线下装甲厚１２英寸，水线上装甲厚１４英寸：动力装置采用两台平卧式往复蒸汽机，锅炉８座，烟囱２具，煤柜装煤共７００吨。李鸿章派曾留学英、法的刘步蟾、魏翰、陈兆翱、郑清濂驻德厂监造，并派管轮学生陆麟清带领工匠黄带、林样光、陈和庆等１０人驻厂学习。＂定远＂、＂镇远＂两舰于１８８４年竣工，１８８５年驶抵中国，共花费３４０万两白银。李鸿章在光绪十一（１８８５年）年十月十五日的《验收铁甲快船折》中说：＂‘镇远’铁甲厚薄、一切布置，均与‘定远’相同，惟‘定远’水线下全系钢面铁甲，‘镇远’水线下则参用铁甲，而两舰关系紧要之处皆用钢面铁甲保护。＂
根据国内的指令，李凤苞选定在德国伏尔铿船厂为北洋海军订造一艘称之为＂穹面钢甲快船＂的装甲巡洋舰＂济远＂号。济远舰的技术参数为：排水量２３００砘，功率２８００马力，航速１５节，装有２１０毫米口径后膛克虏伯火炮２门、１５０毫米口径火炮１门，鱼雷管４具。
１８８５年８月４日，朝廷电旨李鸿章，按照＂济远＂舰样式再订购４艘装甲巡洋舰，以增强台湾、澎湖防务，后因形势变化而编入北洋海军序列。李鸿章电令驻英使臣曾纪泽、新任驻德使臣许景澄在英、德各自订购２艘装甲巡洋舰。这次订购在英德两国海军部之间引起一场技术上的激烈争论和争夺。最后，李鸿章决定仍在英、德两国各订购两艘装甲巡洋舰，待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择优者专门推广仿造。
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的两艘巡洋舰名＂经远＂、＂来远＂号，长８２米，宽１２米，吃水５米，排水量２９００吨，功率３４００马力，时速１５．５海里，鱼雷管４具。与＂济远＂舰相比，＂经远＂、＂来远＂舰升高了穹甲，增加了储煤舱，增大了轮机舱。
英国阿模士庄船厂没有按＂济远＂舰而是按其刚下水的新式军舰设计制造了两艘半铁甲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号，但是，李鸿章还是为＂致远＂、＂靖远＂舰装上了由德国制造、口径为２１０毫米的主炮。
这４艘巡洋舰竣工后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１日抵达厦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会同总教官琅威理进行了验收，性能符合要求。
应该承认，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其军舰吸收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秉承了日尔曼人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良的建造工艺，为北洋海军打造的２艘铁甲舰、３艘装甲巡洋舰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而英国为了树立良好的客户信誉，争夺中国的军购份额，凭借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雄厚科技实力和建造水平为中国建造了２艘半铁甲的巡洋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证明了这些军舰优越的性能及良好的建造质量。
［＂‘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一舰艇质量分析］
＂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吨位、装甲、火炮和航速当时在远东是无与伦比的，对日本海军震动很大。１８８５年１０月，日本政府向法国海军部高薪聘请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舰只，著名的三景舰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定远＂、＂镇远＂舰在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的中日黄海海战中充分显示了装甲和巨炮的优势。海战初期，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号＂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而攻击侧翼弱舰＂超勇＂、＂扬威＂号。在５个小时的海战中，＂超勇＂、＂扬威＂、＂经远＂、＂致远＂被击沉，＂济远＂、＂广甲＂逃跑，＂来远＂、＂靖远＂受重创后撤退，＂平远＂、＂广丙＂及＂福龙＂艇尾追日舰运兵船。＂定远＂、＂镇远＂两舰与日舰激战，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四英寸以上，因其装甲＂坚固无比，犹如中流砥柱。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经过数小时的鏖战，目睹炮口依然喷吐火蛇的＂定远＂和＂镇远＂，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不禁惊叹：＂‘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击沉了北洋海军的几艘巡洋舰，但始终未能实现击沉＂定远＂、＂镇远＂铁甲舰的主要目的，＂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船两大艘也＂。
１８９４年的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战绩表明，德国船厂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拥有装甲技术优势和很高的建造质量。在丰岛海战中，＂济远＂以一对三，力战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号，用后主炮击中＂吉野＂右舷和舰桥，迫其停止追击，显示了巨炮的威力。在黄海海战中，＂经远＂舰以一对四，力战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４舰，拒战良久，遂被击沉。＂来远＂舰中弹２００多颗，船舱数十间着火，但仍一边射击，一边灭火，与＂靖远＂舰一起撤至浅滩，修补灭火后又投入战斗。
在黄海海战中，英国制造的４艘巡洋舰有３艘被击沉。特别是＂超勇＂和＂扬威＂号，由于铁皮太薄，且内部隔舱为木质结构，交战不久即中弹起火，旋即沉没。＂致远＂号装甲属半铁甲，战斗中，水线下被击穿两个大洞，舱内进水，无法堵住，在管带邓世昌指挥全舰官兵向日舰冲击过程中该舰沉没。据史学界考证，＂致远＂号并非被日舰鱼雷击沉，而是舱内进水太多而沉没。＂靖远＂舰与＂致远＂一样，也是半铁甲，水线下被击穿后进水太多，一度退出战斗。英制巡洋舰在黄海海战中的失利，反过来证明了德制装甲巡洋舰全装甲的优势。
［作战效能评估］
后人一直感叹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击沉日本哪怕是一艘小型战舰，这方面的研究论述也比较多。概括地看，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有关装备保障及使用角度上说，以下几方面原因是主要的。
其一，平时训练弄虚作假，导致射击水平不高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１２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１９７发钢弹，其中有１０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４８２发炮弹，有５８发击中日舰，而５８发中有２２发击中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号。在５个小时的海战中，＂定远＂四门主炮发射１２０次，＂镇远＂四门主炮发射７７次，每门发射２４．６２发，相当于日舰主力舰＂松岛＂、＂严岛＂、＂桥立＂号每门３２０毫米口径主炮平均发射弹药量的５．６８倍。但是，日本的＂松岛＂中弹１３发，＂桥立＂仅中弹１１发，＂严岛＂中弹８发。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教授认为，＂这是三景舰的侥幸，也是北洋海军射击本领低劣之证＂。北洋海军用鱼雷攻击也不能命中日舰，发射５枚鱼雷无一击中。当然，由于成军的时间比北洋海军更晚，所以日本海军的射击技术也并不高明，否则北洋海军可能绝大多数军舰都要葬身于黄海波涛之中。
北洋海军在平时的校阅中，不论舰炮还是鱼雷的实弹射击命中率都非常高，但实战命中率却低得令人难以理解。北洋海军军官战后披露，关键是平时舰队炮术训练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而鱼雷射击也总是按照一个定深进行，以致于出现了从敌舰身下穿过，失去唯一击沉敌舰的机会。
这些并不是装备本身的性能高低优劣，而是掌握运用武器装备的人的问题。
其二，武器装备本身性能特点造成作战效能不高
如果从武器装备性能方面寻找原因的话，舰炮射速太慢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但这并不是装备本身质量性能不合格，而只是装备技术水平本身的差距。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但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速射炮１５５门之多，各主力舰均装备了速射炮。日本军舰通过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射击不难之不足。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３－６倍。清舰队一分钟射击３２．８发炮弹，命中３．２８发；日本舰队发射１９３．３发炮弹，命中２８．９发＂。北洋海军缺乏速射炮，射击不准就更显致命。
日军的速射炮是非装甲巡洋舰＂超勇＂、＂扬威＂号迅即被击沉的主要原因，而其口径小威力也小则是＂定远＂、＂镇远＂中弹上千发而不沉的主要原因。如果＂定远＂、＂镇远＂被能够击穿３０英寸装甲的３２０毫米舰炮击中，黄海大战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近代以来，世界海军的发展使航速与速射炮成为制约海战的重要指标。由于经费的原因，＂中国海军近八年来未曾添一新船，所有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人之船炮，皆系簇新＂。李鸿章是特别关注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号称＂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海军衙门和户部要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祝寿，所以拒绝为北洋海军拨款以添购快速巡洋舰和速射炮，甚至连必要的机器零部件也拒绝拨款购置，还要裁减炮台守军。
面对日舰大批装备速射炮的优势，李鸿章希望海军衙门和户部能拨６１万两白银，为北洋海军购置速射炮。甚至建议如果一时难以筹措，就先支库平银３５万４千两，暂为定、镇二舰先购１２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其他各舰逐步添设。但是，海军衙门和户部仍拒绝拨款购置。李鸿章只争取到购买关键性零配件的经费。
其三，舰艇速度慢于日本军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有关研究中，仍然经常使用的军舰平均航速这一概念并不准确。衡量军舰的速度快慢一般不使用平均速度这个概念，军舰在作战中基本上是一种变速运动，最大速度以及加速性能才更具有比较的价值。在这方面，由于北洋海军军舰的舰龄普遍长于日本军舰，本身速度就不占优势，加上煤炭供应状况不良等因素，造成了北洋海军军舰航速明显落后于日本联合舰队。
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力，难以协同作战，战至最后则表现为追击不利，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攻。史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北洋海军作战时到底排列的是什么队形，实际是由于各军舰的航速不一，在航行中造成队形混乱，对攻防作战影响很大。
其四，弹药质量低劣
根据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９日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北洋海军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等７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中，仅开花弹即达３４３１枚。其中，３０５毫米炮弹有４０３枚，２１０毫米炮弹９５２枚，１５０毫米炮弹１２３７枚，１２０毫米炮弹３６２枚，６英寸炮弹４７７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３６０枚开花弹，其中３０５毫米炮弹１６０枚，２１０、１５０毫米炮弹各１００枚。＂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５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海战中，北洋海军不但弹药不足，而且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军舰上携带的主要是威力较小的实心穿甲弹，而威力较大的开花弹却很少。黄海海战中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认为，＂吉野＂号中弹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根据考证，＂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根据笔者搜集的史料分析来看，虽然有一名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但其活动能量不可能有那么大，关键是中国军工企业本身的生产技术以及责任心使然。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北洋海军所使用的舰炮炮弹由天津机器局的东局生产，除２６０毫米口径的炮弹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他各种口径的舰炮炮弹都在国内生产并装备部队。从１８８８年起，北洋海军没有从国外进口过军舰、舰炮以及炮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当初从国外进口军舰时携带了一些炮弹，但经过多年来的实弹打靶消耗，到黄海大东沟海战的时候，从国外进口的炮弹也不可能很多了。
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所领子药，多不合适，亦不切备＂，黄海海战即＂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此外，弹药存放时间过长也会有所损坏，＂镇远＂枪炮大副曹嘉祥等军官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每届三年，各船上所存军火必须勘验，如有损坏，当即更换＂。但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事后诸葛亮。
弹药存在质量问题，在海战中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是每一个熟悉甲午战争史的人都痛心疾首的无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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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场交战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装备总体上与日本军队大体相当，却一败涂地。曾经潜心军事史与军事战略学多年的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在从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缺乏工业文明的基础，第一步只能学习西方的工程技术，引进西方的技术装备，正像北洋海军迅速成军以及淮军等陆军部队在装备建设方面所经历的那样。李鸿章最初积极主张自行创办军工企业来制造兵船、枪炮和弹药，但是鉴于外部入侵频频，加之自行制造的兵船价昂质次，转而不惜巨资从德国和英国引进当时先进的铁甲舰和巡洋舰，以图迅速建成一支近代海军。但是，一支军队装备越复杂，近代化程度越高，对后勤保障（包括装备维修、保养要求）也就越高，平时的训练要求也越高。同时，为促进整个军事后勤的基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还必须积极推进社会经济基础转型，如果仅仅停留在引进技术装备的初级阶段，是无法建立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的，充其量只能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增加一些工业生产的孤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必由之路只能是由引进到模仿，然后从改造到创新，否则中国将永远赶不上西方的水平。
中国不仅要学习、掌握、运用西方实用的工程技术和技术装备的操作维修方法等具体的军事技术，更要学习西方建立在军事技术基础之上的战术思想、战略思想和军事制度。北洋海军的不少军官都曾留学英、法、德、美诸国，并且一直得到西方军事顾问的指导，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只是如何操作和维修从德国和英国购买的舰艇和枪炮，对有关军事制度包括军事后勤体制方面的学习并不深入，更没有消化、吸收、掌握其精髓，在许多方面出现了食洋不化的局面。至于海军的战略战术问题，认识也不深刻，缺乏西方更高层次的军事理论指导，而对诸如海权意识等战略性、全局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更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误导的结果。相比之下，日本虽然也象清朝廷一样购买西方的新式军舰和大炮，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但日本进行的是全面的学习和引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原有的许多传统因素并没有消失。这是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人反思发现的又一大差异，其中的道理值得后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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