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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碧蹄馆之战

一、前言

公元1593年 (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朝鲜宣祖二十六年 日本文祿二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双方在朝鲜王京（今首尔）以北的碧蹄馆，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史称“碧蹄馆之役”。此次战役的规模，较之此前的平壤、此后的晋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战均有未逮，却由于其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成为中、日、韩三国史学家长久争论的话题。

1593 年初，继平壤战役大败小西行长之后，明朝的四万多援朝部队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挥下大举南下，日军各地守军望风而走，凤山的大友吉统，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纷纷向南撤退，明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内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有二都（平壤、开城）五道（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落入明军掌控之中。

而正于此时爆发的碧蹄馆之役，却使明军一泻千里的攻势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开城，开始倾向于和谈，而日军则借此赢得喘息时间，重新收缩集结兵力，确保了对朝鲜南方的控制。

关于此战，中、日、韩三国都有许多记载。中方目前对此战较完整详细的考证，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东征考》，李光涛先生所著之《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其中记述的战役过程，基本已成为中方学者的公认看法，后来如吉林文史出版的通史著作《中日关系史》中对此战记述即引用王文所述。此外，尚有明人茅瑞征所著《万历三大征考》、明朝援朝经略宋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将领钱世桢的随军记录《征东实纪》，以及明朝史档《明史》、《明神宗实录》等可为参考。朝方的记载，有当时官居李朝领议政兼都体察使（相当于首相）的柳成龙所著《惩毖录》、朝鲜史档《李朝宣祖敬昭实录》，以及无名氏《再造藩邦志》、赵英南《乱中杂录》等裨史。日方资料，比较权威的有旧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 朝鲜役》，学研“历史群像系列”编辑部的《文禄庆长之役》，以及其它如曾根俊虎编《日本外战史》、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等。

但就是这些来自三国各自的权威资料，对这同一场战役的记述却分歧极大，屡屡出现互相矛盾，彼此抵触的问题，也令后世的学习者们困惑不已。笔者不才，愿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试对三国史料进行一下分析总结，希望能求同存异，达到稍稍理清这一段历史的目的。

愚以为，以当时三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各自立场，在文书记录中出现夸大自军战绩，贬低敌人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而又由于信息不畅、情报不通，即使一些无关胜负的记录，也难免在对手或第三方笔下出现误记。因此，一般性的资料数据，己方自己的信史记载应更为可靠，而当事关胜负战绩之时，第三方的中立观点就显得难能可贵，幸运的是，在碧蹄馆这场战斗中，朝方“将官随行者只高彦伯等数人而已”（《宣祖实录》），与其说是明朝盟军，不如说更像一个军事观察小组的角色，无形中处于了第三者的旁观位置，而此战之后因李如松坚持退兵而与朝方柳成龙等产生的矛盾冲突，又使朝方的中立心态得以加强，故此，笔者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更多的采信了朝方的资料。

二、战前筹计：
时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于平壤大败，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军如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开始向开城撤退集结。十六日，担负监军的大谷吉继赶赴开城，亲自劝说准备在此与明军决战的西国老将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军放弃开城，各部相继南下，二十二日进入王京（《日本战史 朝鲜役》）。

二十日，明军先锋李如柏、李宁所部进入开城。二十三日，李如松率明军主力到达[2]，开始救济灾民，安定人心。据朝鲜元帅金命元的奏章：“见本府士民饥馑，发银一百两、米一百石，命张世爵俵散赈救.....”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明军也只能从牙缝里挤出这些了，自入朝以来，李氏朝廷所供应的粮草就一直时断时续，混乱的时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职守，令明军的后勤供应频频中断，《宣祖实录》即录有同年二月有大臣李德馨弹劾将领金应瑞的奏章：“启：金应瑞尽率其军输送粮料事已受分付，而今无一石之到，诸将之不用命至于此，极极为痛愤……”。又，“上曰：粮饷措置几何？德馨曰：千里军粮，势必匮乏，而朝廷不为料理，使粮草不继……”

平壤的一战即溃，震动所有在朝日军。坐镇王京的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紧急会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军监三奉行和南撤的诸将领召开军议，商讨迎战事宜。与会日军将领分成笼城和出击两种意见，石田等三奉行主张笼城据守，而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将则坚决要求出城决战，结果出击派在军议中占了上风（《加藤光泰贞泰军功》）。而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擋他家一萬（立花家の３千は他家の１萬に匹敵する）”的赞誉，被委派出任先阵（《立花朝鲜记》）。

此时集结在王京的日军共计五万余人，编成三部准备出击迎战明军。

前军由小早川隆景率领，编内有：
先阵 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宗茂之弟）三千人
二阵 小早川隆景 八千人
三阵 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広门 五千人
四阵 吉川广家 四千人

后军由宇喜多秀家率领，编内有：
先阵 黑田长政 五千人
二阵 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 五千人
三阵 加藤光泰、前野長康 三千人
四阵 宇喜多秀家 八千人

小西行长、大友吉统作为后备队驻守王京。（《日本战史 朝鲜役》）

入朝明军兵力，平壤之战时实到四万三千五百名，伤亡两千余名[3]。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以下，中协副总兵都督佥事杨元，率亲兵二千；左协副总兵都督佥事李如柏，率亲兵一千五百；右协副总兵都指挥使张世爵，领亲兵一千五百。三协之下统辖：

南北调兵副总兵查大受，领马兵三千。
宣府东路副总兵任自强，领宣府兵一千。
辽东左营副总兵李平胡，领马兵八百。
辽东东路副总兵孙守廉，领马兵一千。
辽阳副总兵王有翼，领马兵一千二百。
蓟镇副总兵王维贞，领马兵一千。
中军参将李宁，领马兵一千。
大宁营兵参将张奇功，率马兵一千。
义州卫鎭守参将李如梅，领马兵一千。
昌平右营兵参将赵之牧，领马兵一千。
涿州参将张应种，领马兵一千五百。
浙直神机营左参将骆尚志，领步兵三千。
山西营参将陈邦哲，领步兵一千。
辽东参将杨绍先，领马兵八百。
蓟辽遵化参将李芳春，领马兵一千。
辽鎭调兵参将李如梧，领马兵五百。
大同游击将军高策，领马兵一千。
山东游击将军钱世祯，领马兵一千。
嘉湖苏松游击将军戚金，领步兵一千。
宣府中营游击将军周弘谟。领兵一千。
蓟鎭游击将军方时辉，领马兵一千。
河阳游击将军高昇，领马兵一千。
建昌游击将军王问，领马兵一千。
辽东参将杨绍先，领马兵八百骑。
保眞建遵游击将军葛逢夏，领马兵二千。
浙江游击将军吴惟忠，领步兵三千。
南兵游击将军王必迪，领南兵一千。
大同游击将军谷燧，领马兵一千。
保定游击将军梁心，领马兵一千。
宣大游击将军宋大赟，领马兵二千。
浙兵游击将军叶邦荣，领马兵一千五百。
眞定游击将军赵文明领马兵一千。
陕西游击将军高彻，领马兵一千。
山西游击将军施朝乡，领马兵一千。

其余听用将官，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将军王守臣，辽东副总兵佟养正，辽东都指挥使司佥使张三畏，策士谢用梓，守备熊正东、李大谏，河间府同知郑文彬，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知县赵如梅，参将都指挥使方时春，，备御韩宗功、李逢阳等（《宣祖实录》）。

三、前哨战之疑：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条消息：“倭贼已退，京畿（王京）已空”[4] 。为证实此消息的准确性，李如松当日即遣副总兵查大受率三千五百骑兵，以朝鲜防御使高彦伯为向导，南下探查王京虚实。

二十五日晨，当查大受部的前哨到达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时，突然遭遇一小股日军。据日方记载，这是日军将领加藤光泰和前野长康率领巡查王京周边的物见队，由四十骑武士和一些足轻从者组成，共约一百五十兵力。双方在短促交手之后，数量占劣势的日军被斩首百余级，余部逃回王京报告（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另，《日本战史 朝鲜役》称损失六十余人。

关于这场战斗，吉林文史编《中日关系史》中记述“查大受军队在二十七日于高阳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相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明军斩首六百余级，日军败退（《中日关系史》第四章 第五节 明日战争）。”附注中注明此资料援引自《宣祖实录》第35、36卷。

两相对照之下，发现中日双方的记载不仅战果上有很大差异，日期竟也差了两天。笔者查阅日方诸史料，无论《日本战史 朝鲜役》、学研《文禄庆长之役》、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等，对加藤光泰败战的日期记载都是确定为日历二十四日（即明历二十五日），这些日史权威著作同时出现如此误记的几率很小，那么，《中日关系史》中会不会记错呢？

笔者根据注释线索，翻阅《宣祖实录》第35、36卷，查得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和领议政柳成龙、右议政俞泓关于此战的奏章。

金命元报称：“（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众而来……”

柳成龙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晓，查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

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领兵发，行闻查副总高彦伯同往体探，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则贼众无数出来……”

笔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报中都没有提及对方头目的姓名，却都提到在明军在刚结束战斗之后，就遭遇了日军大队人马，柳成龙更指出这数百人是日军引明军上钩的诱敌之计，如果这真是加藤光泰巡逻队的话，日军大队人马随后倾巢而出紧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金、柳、俞奏报中所提及的这支日军，并非加藤巡逻队，而是后文中将要提到的立花宗茂所部十时连久前队，加藤光泰这支百人小队的遭遇在朝鲜三重臣的奏报中并没有提及，《中日关系史》很可能误解了《宣祖实录》中的原档，把这两场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战斗混为一谈了。

四、如松南下兵力考：

二十六日，得到查大受初战报捷的消息后，李如松亦亲率轻骑南下。

关于李如松南下的兵力多少，一直是各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中方学者认为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而日方学者坚持认为应有大部明军相随，如《日本战史 朝鲜役》、《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外战史》等资料，虽然都肯定了明军在开城留驻了约半数人马的事实，但均认为仍有二万余人的部队随李如松南下，此外更有《朝鲜军记》、《朝鲜征伐记》、《征韩录》等称李如松率众达十数万。亦有人提出支持性分析，指李如松身为全军统帅，身边不可能没有大军主力相随保护。

其实持此种观点的人，实是不了解李如松其人。李如松之父，乃是明朝辽东名将李成梁，李成梁一生征战塞外，惯以轻骑偏师出奇制胜，他曾在万历三年至十九年间，或亲自指挥，或派遣部将，十次轻骑出塞长途奔袭，有九次都获得了大胜（《明史 李成梁传》），李如松从小跟随父亲戎马生涯，亦多用此战术，这也包括了致令他败死的最后一战。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再一次仅率二千轻骑出塞，奔袭鞑靼土蛮炒花部的巢穴，但当他长途行军四百余里赶到目的地 ——抚顺浑河地区时，却发现数万土蛮健骑正在草原集结，准备进行一场大型的游猎聚会。猝然的遭遇令李如松措手不及，两千骑兵全军覆灭，李本人力战身死，卒年五十岁。

由此可见，李如松从开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虽以常理度之有些诡异，但就他个人来讲却是带兵习惯使然。

而中朝两方的史料，在这里更给出了肯定的结论。
《宣祖实录》中柳成龙关于此战的奏章：“启曰：二十六日提督由开城府渡临津浅滩驻兵于坡州，二十七日后提督与李都督率家丁百余驰向碧蹄，将欲亲自体探于京城，诸军不动……”

备边司转都元帅金命元书状：“（提督）二十六日自临津下流涉滩以过进次坡州，（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本国粮饷在碧蹄者散失殆尽，先是提督以粮饷不敷，中分其一半留镇东坡，一半渡江，至是势急，急遣人促召后军，才过尾（其字上公下尾）岩，前军已罢还矣……”

接待都监转述明军游击陈方招的口述：“启曰：游击陈方招来言，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于后……”

柳成龙《惩毖录》：“留大军于开城只率家丁千余骑驰去……”

钱世桢《征东实纪》：“二十七日，候令调遣，辰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未暗，报马驰至云：贼于前军交扑，酣战已久。顷之，提督公率其属而回。”

依韩国地理志，从开城向东南约25公里为东坡，再5公里为临津江，过江5公里为坡州，过坡州25公里为碧蹄館，碧蹄館南15公里即为王京。

从各方不同的叙述中，大略可以理出李如松的兵力部署：二十四日先以朝鲜将领高彦伯为向导，查大受、祖承训率三千五百骑兵南下，其中又以五百军马在前哨探，三千精骑于后接应。李如松本人率一部于二十六日渡过临津江下营坡州，二十七日辰时之前和李如柏等仅率数百至千家丁赶往碧蹄馆，其余留驻坡州。江北的东坡留下了一半粮草，应该还有部分兵力守卫，而包括南兵在内的其余各部则被留在了开城。

    《中日关系史》记述：李如松先遣查大受等率三千骑兵往王京方向探查，自己亦随后亲率二千明军南下查看地形，二十六日进抵波州，二十七日晨，命令杨元留军一千驻守马山馆（位于坡州），自己率领一千精骑驰向碧蹄馆。按此说法，留驻坡州的部队就是杨元的一千人马。但关于“杨元军一千驻守马山馆”的史料出处，《中日关系史》中却没有给出，仅此存疑。

而《宣祖实录》中却有汉城府判尹李德馨的一篇奏章，其中提到明将李宁、张应种曾于当月二十一日率精骑六七千在坡州结阵下营，以为警戒王京方向的前哨。如果李德馨提供的人数准确，而这支部队又没有被召回开城的话，那么在坡州的兵力当不止一千。

不过即便加上这支部队，也不过万人上下，仍然不及日方提出的最低人数。笔者对日方资料的考证来源不能详知，但个人认为：日方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也不过是当时日军的侦察情报所得，而限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和双方敌对态势，是很难得到绝对准确的敌方数字的，因此，中、朝方提供的人数更为可信。

五、开战：
加藤物见队在距京城数里之外遭遇大股明军袭击的消息，令王京日军迅速行动了起来。《日本战史 朝鲜役》记载：四万日军当即出城准备迎战，但向北搜索了四、五里，却发现查大受部已然退回坡州，于是只得无功而返，但从此加强了对王京以北的警戒和巡视，并在弘济院设立前哨阵地，以反制明军仍然不时出没的哨骑骚扰。

关于查大受部退回坡州的行动，中朝史料中未见任何记载，亦未提及查大受二十五日进抵王京附近之后直至二十七日之间的行动。

二十七日丑时（凌晨1~3时）许，由立花家两位家老——十时但马守连久和森下备中守钓云，以及“骑士铳卒各数十”组成的物见队，在王京以北约12公里的砺石岘附近发现明军大队的踪迹，火急回报本队。于是，枕戈待旦的日军迅速行动起来，立花宗茂军先发，各部跟随其后，相继向砺石岘进发。（《日本战史 朝鲜役》）

当先赶到的立花宗茂迅速占领砺石岘，由于当时大雾弥漫影响了视野，宗茂并未急于进攻，而是一面下令士卒吃早饭，一面开始排兵布阵：先阵小野和泉守镇幸、米多比丹波守镇久七百人，中阵十时连久、内田统续五百人，后阵宗茂与其弟高桥统增二千人。此时十时连久提出，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皆为家中重臣，未防有失不可为先锋，并慨然自任，得宗茂许可争得先锋之位，于卯时（早6时）开始超越先阵进军。（《立花朝鲜记》）
  
七时，十时队与大约三千余明军骑兵发生接触，在日本九州号称“生摩利支天”的十时连久虽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将，却依然勇猛非凡，率领部下五百余人抢先向明军发动了攻击，将这支数倍于己的敌军击破，其残部向北方的望客岘逃去（《立花朝鲜记》）。关于此队明军人数，《日本战史 朝鲜役》记作二千马军，而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奥田鲸洋《日韩古迹》则说仅有数百。

当追击到距离望客岘数町（几百米）距离的时候，忽然遭遇六七千明军增援部队的反击，十时连久以下百余人战死，立花宗茂军陷入苦战（《日本战史 朝鲜役》）。

而据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所说，立花军当时其实是使用了一种“示弱”战术，即以十时连久的五百兵力正面楔入敌阵然后撤退，引诱敌军追击，而立花宗茂率本队主力二千人绕到明军右翼，寻找时机攻打敌人的薄弱部位。不料明军的火炮太过猛烈，当十时连久成功完成诱敌任务准备撤出时，负责接应他的小野镇幸却被明军暴风似的大炮轰击所阻，待小野队终于冒着炮火突入与之会合之时，十时连久已死于明将李如梅箭下，与他同时战死的还有其部下百余人。但连久虽死，立花宗茂的本队却借着大雾绕到了明军右侧，趁明军骑兵的追击队形尚松散时，突然发起了攻击，并与正面的小野镇幸相互呼应，从两面交替打击明军的中军。“宗茂的二千余骑疾驰到（离敌军）仅有3町的地方，一齐呐喊后，从左侧发动攻击，打乱敌军阵形后撤离。（镇幸）的八百余骑向顽强抵抗的余势追击，讨得二千余敌（《立花朝鲜记》）。”

这段文字中有些明显的错误，杀敌二千的战功连日本学者们也都认为过于夸张了。而极力渲染明军火炮的威力也说明了日军对明军火器的不了解：当时明军火炮器械都留在了开城，在碧蹄馆施放的只是神机箭而已[5] 。

但除开这些，倒也确与朝方史料有些吻合之处，柳成龙奏章中提到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或许就是对这一段战事的描述[6] 。而金命元、俞泓奏报中“斩获六百余级”、“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的战绩，用在这里虽然也显夸大，但也比用在仅有一百五十余人的加藤小队身上要合适的多。此外，朝鲜裨史《再造藩邦志》中也有一段记载：“黎明贼数百出阵于弥勒院前野，査大受与高彦伯领数百骑进击，斩贼一百三十级。”和日方提供的损失颇为相近。

至于中方此时投入的兵力，笔者认为，日方先后遇到的的“二三千马军、六七千增援”，其实就是前面明将陈方招所提到的“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于后 ”。而此时的李如松，按照同驻坡州的钱世桢所言：“二十七日，候令调遣，辰时（早7~9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应该刚出坡州不久。

据朝鲜《再造藩邦志》所载，査大受初战告捷，意气风发，“驰稟于提督曰，贼已夺气，愿速进兵。提督与麾下数十人，鞭马而出，三协大将亦与家丁数十。相继驰赴。”如果査大受当时真是如此传报的，那么他很快就要自悔失言，并十万火急地再发出一份内容截然相反的告急文书，因为不仅立花宗茂的本队即刻就要杀到眼前，四万多日军主力也正在通过砺石岘山口，漫山遍野的向他扑来。

但《再造》属于裨史，其中所载或有传言，不足尽信。比如这段话里就至少有两处谬误：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李如松不太可能是接到査大受的报捷后才从坡州出发的，报捷信使约7时从砺石岘出发，途经60余里山路才能到达坡州，这样李如松接报后再动身总要到8时后，而据钱世桢所言他此时已经出发了；二是三协大将并未全部跟来，留守坡州的中协大将杨元因此成了李如松最后的救命棋子。

不管立花家的军记有多少水份，也不管査大受究竟是被这支日军击退的还是被后面源源不断的日军大队吓退的，到上午巳时（9~11时）许，立花军在又付出武者奉行池边永晟战死，百余士兵伤亡的代价后，将明军一直逼退到望客岘以北地区。据《日本外战史》记载，当时战事极为激烈，“宗茂铠上箭如猬毛”，不得不退到西面小丸山上稍事休整，黑田长政军上前接替其奋战，才逼退了明军。双方暂时脱离接触，准备整军再战。

六、午前：
李如松辰时之前即已动身出发，相随者《再造》称麾下数十，柳成龙说是百余家丁，金命元则报称是精骑千余。之所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辜妄猜想：《再造》中 “相继驰赴”一句或能解释此问题，即李如柏、张世爵等将领是在闻讯后陆续跟上的。而李如松之所以会在清晨就仅带少数从人匆匆南行，很可能是在更早些时候收到了査大受发现敌踪的报告——十时连久物见队能发现明军，査大受的斥候同样也能发现日军。

行至惠阴岭，李如松接连收到了前军先喜后忧的飞报，“提督方行路上，见彦伯军官，详闻贼势，遂驰往碧蹄”。得知形势已出现剧变的李如松，仍然坚持继续赶往前线，同时他应该也在这时使人快马返回坡州，通知了杨元迅速领兵前来增援，否则杨元就不可能在午时就赶到战场。越岭之时，由于道路湿滑，李又急于赶路，不慎马蹶坠落，跌伤左脸，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个不祥之兆。

中朝正史中均未明确记载李如松赶到望客岘的时间，但裨史《再造》中却又提供了一个参考：“提督踰惠阴岭，坠马伤面，换乘而前，诸将鼓勇争先，望见贼阵而进，於是提督挥其军为两翼而前……督将士殊死战，从巳至午。”而《宣祖实录》中金命元的奏报，恰能和它互为佐证：“……遂驰往碧蹄，路上马蹶坠落伤脸，时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骑千余。提督即麾已到之兵，进阵于野，与贼对阵……”可见，李如松是约在巳时赶到战场的，正是由于他的到来，稳定了前线明军的士气，李如松麾兵“进阵于野”，开始向日军发动了反攻。

但此时，明军在战场兵力劣势却越发明显了。同样在巳时许，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率领的四万日军已全部赶到望客岘。

日军再次进行军议，石田等奉行认为明军新到增援士气必盛，应该撤退以避其锋，于是着黑田长政去劝说前军主将小早川隆景撤军，遭隆景拒绝，大谷吉继又亲自前往相劝，隆景面对吉继和众将痛陈利害，指出“此时撤军，彼若追击，我军则进退维谷，今日之战，我军必并力向前。”众将感奋，皆愿一战，于是隆景下令重新布阵，他亲自接替主攻位置，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等随后跟进，另使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等五千人从东侧的山上包抄明军左翼，而已经奋战一上午的立花宗茂军则在休整之后，从西侧山上向明军右翼迂回（《日本外战史》）。

巳时下刻，小早川隆景以麾下大將粟屋景雄、井上景贞各领三千人分左右两翼向明军逼近。甫一交战，左翼的粟屋景雄即遭遇了明军神机箭和弓箭的猛烈射击，队伍一时大乱，一部明军骑兵趁机越阵而出，直冲粟屋队，粟屋景雄奋力拒战，渐渐不支，右翼的井上景贞急忙准备上前支援。此时，小早川家的谋士佐世正胜谏言：“敌势猖獗，粟屋队很快就要不支后退，毋宁待敌军追击之时，从山坡上猛然冲下击敌侧翼，则敌军必败。”景贞从之。须臾之间，粟屋队果然败退，明军骑兵追击而来，“恰如海潮涌至”，井上队遂一齐呐喊，冲下山坡，粟屋队亦回身反攻，同明军展开了一场恶战（《日本战史 朝鲜役》）。

近身搏战之中，明军骑兵的装备劣势显露出来，除了神机箭外，明骑兵仅携带了随身配刀，《再造》称“提督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刀。贼兵迫前突阵，左右挥击，人马皆靡，无敢当其锋者。”《惩毖录》亦言明骑兵的佩刀不过是“锋不利而钝”的短刀，与日军的武士刀相斗往往“被左右斩击，刀被斩断，人倒马翻，敢立于前者无一人也。”

此外，地形地势也限制了明军骑兵的发挥。从砺石岘至碧蹄馆，皆是崎岖狭窄的河流溪谷地形，略平整处则散布民间水田，极不利于骑兵机动。加之头天晚上天降大雨，地上的冰雪初解，道路泥泞不堪。[7]

金命元的奏报中描述了当时激战的情形与明军窘境：“与贼对阵，先放神机箭，初一交战，贼少却，而以见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冲中坚，天兵全无器械甲胄，徒手搏战……”

一番激战之下，人数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明军渐渐不支，战线开始向北推移。

据立花家军记记载，在主战场渐占上风的同时，从右路迂回包抄的小早川秀包队却在途中突然遭遇了一支明军的奇袭，陷入一片大乱。混战之中，先锋大将横山景义，家臣桂五左卫门、内海鬼之丞、波罗间乡左卫门、伽罗间弥兵卫、手岛狼之助、汤浅新右卫门、吉田太左卫门等纷纷战死，明军直冲到秀包马前。小早川秀包乃日本西国名将毛利元就之九子，虽年仅25岁，却已在四国、九州多立战功而享有武勇之名，此时亦亲自手持短枪，纵马与扑上来的明军恶战。激斗中，秀包一度被明军拉下马来，几乎被杀，幸亏家臣桂繁次、粟屋源兵卫、白井包俊、荒川善兵卫、井上五左卫门等拼死上前搭救，将秀包抢了回去。

河村哲夫《西日本人物志 立花宗茂》等传记称，这支明军是新赶到的中方增援部队，由一员名叫李大孤的明将率领，人数达到一万，在此后的作战中，这支部队被骁勇的立花军完全击溃。

但无论明国还是朝方史料中，均不见关于这位统领重兵的将领的任何记载，日本比较严谨的资料中，亦不曾提及这位神秘的人物。笔者认为，如果秀包队真曾经遇袭的话，要么是被从正面战场分出的一支明军偏师拦截，要么是遭遇了在李如松出发后陆续跟来的小股部队，而李大孤和一万人云云则过于离奇，且无任何旁证，实不足为言史者所道。

由于战线的北推，小早川秀包终于得到正面战场粟屋、井上两军的支援而得以脱困，在东面山上重整队伍。经验丰富的老将隆景，已看出明军兵寡的弱点，下令作战移时的粟屋、井上两军休息，自己亲率本队生力军上阵，以保持对明军连续不间断的压力。

明军此时已后退至高阳，李如松亲自上阵督战，但久战之下的士兵已疲惫不堪，遍地泥淖更使得战马举步维艰，李部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七、午后：
近午时（11~13时），日军左右翼的部队从山上迂回到位，完成了对明军的三面包围，小早川隆景居中，立花宗茂在左，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在右，同时发起了总攻，李如松见情势危急，跃马冲至阵前“与手下骁将数十人亲自驰射”（《宣祖实录》金命元书状），但明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随着一阵铁炮的激射，右翼大乱，士气高昂的立花军率先突破防线，李如松及部下已落入了绝境。

危急关头，杨元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从日军尚未合拢的北面一气杀入，为被困明军打出了一条后退的生路。 时至此时，骁勇的李如松仍不愿言败，依然试图整军反击，但日军后队源源而至，吉川广家、黑田长政，以及宇喜多军的大将户川达安等纷纷上前夹击，李如松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退兵，李本人率家将亲自殿后，且战且走，掩护大军向北方的惠阴岭撤退（
《日本战史 朝鲜役》）。

关于杨元所率援军的兵力，《中日关系史》说是一千，朝方没有记载，只能从《宣祖实录》中引用游击陈方招的口述得知“……贼围总兵，天朝人又告杨总兵下营处，炮手步兵未及领去，只以骑兵驰送……”而从钱世桢的《征东实纪》来看，即使骑兵也只赶来了一部分，至少钱所统带的山东骑兵就未出动。有一点奇怪的是，一向热衷于记录或估算人数的日方资料，对杨元所部的兵力却也集体失语，笔者曾先后查阅《日本战史》、《日本外战史》、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奥田鲸洋《日韩古迹》等，居然没有一篇提及杨元所部的人数问题。

明军既退，日军各部无不趁势掩杀，立花宗茂、井上景贞两军当先冲击明军殿后部队。“提督殿后而还，贼三千余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贼遂乘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宣祖实录》金命元书状）”李如松身边的护卫越战越少，数十名日本武士已冲近如松马前，危急之时，家将李有昇“以身捍蔽，刃数倭（《再造》）”，自己也被小野镇幸和井上景贞夹攻，钩下马杀死。小野镇幸之弟小野成幸头戴金箔押桃型兜，抢前急搏李如松，被李如梅赶来一箭射杀，李如柏、李宁等纷纷返身杀回，接应主将脱险归队。

李有昇其人，正史中无详细记载，《再造藩邦志》为其做小记：有昇辽东铁岭卫人，勇力絶伦，常随提督，左右不离，至是死焉。

据立花家军记记载，除小野成幸外，小野镇幸的副将小串成重、家臣安东常久亦皆战死于此时。

明军部队交替掩护，越过惠阴岭而去，小野镇幸顾忌明军再有后援出现，下达了立花军停止追击的命令，隆景亦传令收兵，日军打扫战场后撤退，与下午5时许回到王京（《日本战史 朝鲜役》）。

明军于未时（下午1~3时）后退返坡州，次日北渡临津江返东坡，月末撤回开城。

此战双方损失：
日方诸史料皆称己方损失不过数百人，而明军被讨取首级者有数千人之多，其中《日本战史 朝鲜役》记作斩首六千，《日本外战史》、《朝鲜征伐记》、《朝鲜军记》、《日韩古迹》等皆作斩首一万以上。

朝鲜方面的记载，由于明军败后自讳伤亡，朝人亦不敢多自打听，所报均比较含糊。金命元报“天兵死者数百，李备御、马千总皆死于贼。”尹根寿奏“损折天兵三百，杀倭亦三百，杀伤相当。”俞泓则只提“手下二把总丧亡”。

相比之下，明军将领的亲述要准确的多，但可惜北军将领皆隐讳不提，能找到的多是南军将领的口述。如朝鲜接待都监听闻南军游击陈方招所言：“击斩二百二级，被杀人则甚多。”南军千户吴惟珊言：“斩倭仅一百二十余级，天兵死伤一千五百……且云将官死者十四人，姓名则未及知。”钱世桢《征东实纪》记录：“得首一百六十有奇……提督公家丁战死二百六十余人。”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作战中扬胜讳败、夸大歼敌战果之事乃是常态，而相对来讲，对己方战损的统计则要相对真实一些。从此战之后双方自己报称的损失来看，明军杀敌数百，而自身伤亡上千（受伤+阵亡）的数字大体可信。

此战之后的第二天，李如松即从坡州撤军。《宣祖实录》载：柳成龙、金命元、俞泓、李德馨等随军朝鲜大臣闻知明军欲退，集体赶往李如松大营力争，李以“此处马草乏绝，后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炮手亦未易到”为辞，言欲回东坡休兵数日，柳成龙等又跪陈苦求，但李部下军官张世爵等皆力主退驻，如松遂一面温言安抚柳成龙等，一面传令退兵。

八、后论
碧蹄馆之战，明军以数千骑兵，在地形、装备均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抵抗日军三四万部队，虽然最终不支败退，但损失并不严重。而观李如松在此战中的表现，亦可谓闻敌强而敢进，殊众寡而敢战，战不利而敢后，绝非怯懦之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员勇将从此息兵议和，不愿再言战了呢？

王崇武先生曾在《李如松东征考》中对李退兵的原因进行了详细深入地分析，在此试为大家言之：
首先是天时，朝鲜气候不同于中国，二、三月时平壤、开城气温只在零度上下，降水量却有二、三十毫米，春雨绵绵，泥泞载道，马匹大炮皆不利于行。碧蹄馆之战在阴历正月二十七（按阳历则为二月二十七日），已经渐入雨季，战时逢阴雨不绝，极大影响了李部骑兵的战力。对于天气问题，宋应昌和李如松在战前便已料及，疏报飞驰，曾多次通报此事，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中多有收录。
《报蓟辽郝总督书》：“不乘冬底春初一图进取，后日何以报命……”
《议取王京开城疏》：“据提督李如松禀称，平壤奔遁并各散去倭贼并集王京，约有一十余万，乘此屯聚之时，即当攻剿，否则春融冰解……”
《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臣虑春风渐南，朝鲜地暖，正月初旬，时若季春，江河解冻……”

由此可见，李如松进占开城后不经仔细哨探便匆匆进军王京，《明史》等皆说其轻敌冒进，但也有很大程度是被天时所逼，不得不急。

天时影响了地利，尤其是对明军中北方骑兵的影响。

平壤之战时，气温尚低，雨季未至，道路或干或冰，皆适合马匹奔驰，《宣祖实录》中形容当时明军骑兵驰骋时“冰路马跑，飞屑杂尘，如白雾涨空”。

但转眼间雨季临近，“顷者连日下雨，道路泥泞，其深没膝，马不得驰突。（《宣祖实录》杨元语）”加之气候突转阴湿，辽东战马不服水土，马疫大作。

《经略复国要编 报王相公书》：“王京山路，田仅一二尺，平地泥沼，车马不得驰骤，是地利不在我矣。千里追奔，累战力疲，疫气流行，马死千匹……”

《宣祖实录》金命元奏报：“时天兵远来疲敝，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二千余匹……”

自古兵家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在这最重要的人和上，李如松却处理得并不好。入朝明军，按地域分成南北两个派系，素来不和。李如松世为辽将，蓟辽等地将佐皆以其马首是瞻，但江浙山东等地出身的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钱世桢等，则以经略宋应昌为杭州人故，咸多依仗。

李如松素来用兵自专，不愿接受文官节制，在宁夏时就因“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被下旨申饬过，入朝之后，李故态不改，“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明史李如松传》）”这种作为，自然无法和经略宋应昌相容。

平壤之战时，南兵前仆后继，奋勇先登，出力最重，骆尚志、吴惟忠等南将身先士卒，各个被创血战，《宣祖实录》中皆叹服“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但战后请功之时，李如松却加意偏袒北军。

柳成龙奏章即称“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

巡察使李元翼则有奏北军割首冒功事：“（南兵）争先阑入，无数以登，开门之后，北兵追后，骑马驰入，但斩死贼之头而已。”

接待使李德馨亦奏李如松为部下所左右，不能出以公心：“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如松留南军于后，而仅带北军轻骑赶赴碧蹄馆的行为也就很好理解了。出于武将的自尊，他不愿总背负偏袒冒功之名，试图以北军单独打一个漂亮仗，以绝南军诸将之口，但不料天不从人愿，碧蹄一战非但没能取胜，反以损兵折将而回，这无疑使李在南军中的威信跌到谷底。李德馨即目击南军游击王必迪与李如松的当面冲撞：
“ 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士兵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

王必迪仅为一游击，竟敢当众折辱主将，可见南军将领对李如松抵触之烈；而李却只能息事宁人，气沮如此，也确实无法再统辖诸将了。

将领不合，士兵们亦厌战日深。这支明军毕竟不是后世那支由钢铁般精神武装起来的志愿之师，他们不明白自己背井离乡抛尸异域的价值何在，而朝鲜阴湿的气候，疫病的流行，若断若续的粮草供应，又加剧了士兵的窘困处境。“兵伤军人沿路不得口粮，勺水不得添唇，死者相继，未死者倒卧路旁。（《宣祖实录》）”“我军久卧冰雪中，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羸……（《经略复国要编》）”

士卒疲敝，将帅离心，南兵既难调遣，北骑又困于泥淖和马疫，面对如此形势，李如松即便打赢碧蹄馆之战，也不过是能赢得一个较为体面的收场，而他的万余辽东骑兵再用命，也不可能踏着泥泞冲上五万日军把守的王京城头。从这个角度上说，碧蹄馆之战既不像许多日本文章中描绘得那样是日军在整个战争中扭转局势的转折点，也不像国内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是明军胜利征途上的小挫（亦有称此战实是明军获胜），它不过是双方停战前一次小规模的武力互探，双方都在此战中充分见识了对手的勇敢、凶悍、机智、狡诈，而作为一场战斗来讲，此战无论谁胜谁负，均不会改变两大国家武力对峙，择日再战的战略态势。

注：
[1]为避免时间混乱，所有日期均折算成明农历。
[2]《宣祖实录》：“左议政尹斗寿驰：初更，左营将李如柏、总兵李宁差官二十一日朝发自临津来言，李二爷先于二十日进于开城府……”
《宣祖实录》：“京畿巡察使权征启曰 提督大军本月二十三日到开城府。”
[3] 《宣祖实录》：“攻破平壤用四万三千五百名”；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我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4] 《宣祖实录》：“接待都监启曰 当日南军千户吴惟珊以调兵事过去，言前月二十七日晌午，天兵为我国哨兵瞒报所误，谓倭贼已退京畿已空，领兵前进……”
《日本外战史》：“有译者张某谓如松：‘日本精锐皆在平壤之战耗尽，存者老羸寡弱不足虑’。”
[5] 《宣祖实录》陈方招语“炮手步兵未及领去”；金命元书状“进阵于野，与贼对阵，先放神机箭”。
[6] 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奥田鲸洋《日韩古迹》均把“示弱之计”归为小早川隆景之功，称这是隆景在望客岘决战李如松时使用的妙计；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奥田鲸洋《日韩古迹》更称先阵击退查大受的乃是黑田长政，而并非立花宗茂。
[7] 《再造藩邦志》：“天且大雨，近王京平地多稻畦，冰解泥深，马不得骋……”

参考书目
王崇武先生《李如松东征考》
吉林文史出版《中日关系史》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
钱世桢《征东实纪》
《明史 李如松传》
《李朝宣祖敬昭实录》
柳成龙《惩毖录》
无名氏《再造藩邦志》
旧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 朝鲜役》
曾根俊虎编《日本外战史》
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
奥田鲸洋《日韩古迹》
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
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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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本版有介绍碧蹄馆之战的文章，于是贴出本篇。总体看碧蹄馆之战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兵器处于劣势地位，但明军的作战及其英勇。李如松作为主将过于前出，缺乏重兵跟进，这是他的作战指挥特点，轻骑奇袭固然能创造不可思议的战绩，但机会主义气息太浓。此战一方面展示了明军的英勇和战斗力，但不可否认此战成为一个转折点使日军重新稳定了战线，说明军大胜未免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