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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谋略--卢沟桥枪声的背后

华北谋略--卢沟桥枪声的背后


一 枪声响起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面约1千米处进行演习。晚10时40分左右，日军演习地域忽然响起实弹射击的枪声。随后日军宣布遭到枪击，并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炮击宛平城，并发动了进攻。这就是引发了长达8年之久中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
    对事变爆发的中国方面记载，主要是当时负责守卫宛平城的营长金振中的回忆、时任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回忆、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的回忆，和时任110旅旅长的何基沣的回忆等。因为事情发生在日军演习区，中方人员无人在场亲历，所以中方人员的回忆都是各自接到的电话通报内容。秦德纯是在当夜十一时四十分左右，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对日交涉专员林耕宇的电话，转述日方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朗提出的交涉而得知此事。秦德纯又急忙通报37师师长冯治安和王冷斋等相关人员和部门。王冷斋接到秦德纯的电话后，立即通知宛平守军营长金振中和警察局调查。何基沣是从冯治安电话中得知事情的发生。只有金振中回忆城外确实响起枪声。由于消息来源唯一，因此中方人员对此事的回忆记述都是一样的。仅举秦德纯的回忆如下：
        “七七之夜，约在十一时四十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
    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由
    日军一中队早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
    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日本军官要求进城检查。’”
    由于事件发生在日军演习区，因而日本方面对事变发生的记载，要详细得多，主要有第八中队长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清水节郎手记》、《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驻中国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第一号》、朝日新闻于昭和13年（1938年）6月22日在帝国饭店举办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的记录等。为能够全面了解日方不同方面对此事的记载，下面一一列出：
《清水节郎手记》对事件的发生是这样记述的：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为止，
    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
    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
    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
    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
    从后方发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
    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道桥的河堤方向又
    射来十数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
    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
    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刻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
    报告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
    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
    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定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
    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
    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大队长指挥。”
    《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对事件的发生是这样记述的：
    “……
    二，日军夜间演习情况
    1，第8中队在7月7日午后7时30分，由龙王庙附近向东面的大瓦窑进行夜间演习
    （演习的科目，是利用夜幕摸向敌主阵地接近敌军，黎明发起进攻）。
    2，以上演习中的该中队，与午后10时40分，突然遭到由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既
    设阵地上打来数发子弹的射击。
    3，对此，中队长停止演习。吹号集合队伍。这时，又遭到卢沟桥城上打来十余
    发子弹的射击。
    4，此刻，中队长迅速将中队集结在大瓦窑西方“暗堡”附近。可是，又发现一
    名士兵失踪，决定对敌断然予以惩罚。一面命令中队准备应战，同时派岩谷曹长
    及一名士兵（都骑中国马）将情况急报在丰台的大队长。”
    ……”
    《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对事件的发生是这样记述的：
        “……该中队在演习过程中，于午后10时40分突然遭到由龙王庙附近中国军
    队既设阵地发出的数发子弹的射击。中队长立即中止演习，吹号集中队伍时，又
    从卢沟桥城墙上射来十数发子弹。”
        此时，中队长在大瓦窑西面暗堡附近集合队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断然决定
    对中国军队予以惩罚。传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急报丰台大队长。
        大队长正好于子夜稍前在丰台军官宿舍，接到第八中队报告，命令部队紧急
    集合，决定立即出动。同时将情况报告了联队长。”
    卢沟桥事变由此发生了。日方提出要求后，中日双方连夜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开始了交涉。可是，双方谈判内容的记述和回忆，却出现了重大不同。首先就是失踪士兵问题。中国方面说，松井的电话交涉要求，是为寻找失踪士兵而要求进城搜查。而松井在战后的回忆，却完全否认他曾经就失踪士兵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


二 失踪的士兵

    在7月7日夜，日军宣称失踪的那名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个入伍才三个月的新兵。志村的失踪事件和开枪事件是非常严重的，这两件事是日军出动部队的决定因素。而且，日军士兵的失踪，其严重性要超过开枪。在《朝日新闻》举办的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回顾恳谈会上，一木就这样说：“仅仅开枪问题还不大，少了一名士兵我觉得事态严重。因此，马上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可见，志村的失踪是日军出动主要缘由，那么显然也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交涉的主要内容。
    对最初的日军的交涉，中国方面的记述如上文：“本日由日军一中队早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日本军官要求进城检查。”
   但是，有意思的是，松井居然完全否认他曾经向中方提出过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交涉。当年的日方代表之一寺平忠辅战后曾出版《卢沟桥事件》一书，松井在书中说：“士兵在城外演习中失踪，尽管如此，但若使用武力进城搜索，这种蛮横的事，从常识角度考虑，也可以说没有道理。”“为了调查事情真相，防止冲突，我打电话给林耕宇，只请派人赴现场，根本没要求进城搜查士兵。”松井指责是中方人员捏造事实。如此问题复杂了，如果中国方面“捏造事实”，不但冤枉日军，而且挑动了全国的反 日情绪，甚至蒙骗中央政府（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7月8日下午给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中，第二条就是关于日军要求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由此，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冀察政府方面有意要扩大事态了。
    真的是这样吗？1937年日本驻华北总领事森岛守人在他的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里，是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况：“据事后判明，上述士兵不过是出自生理上的要求而离开了队伍，但是部队却立即提出了开进宛平县城搜查的要求”“当地驻军在作法上，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要求等，不可否认都是一种轻率的举动。”一木在决定出兵的时候，向日本领事馆作了情况通报，要求派出警察保护侨民。虽然对华交涉是由军方进行，但是作为日本政府驻华北的最高代表，森岛显然是知道整个儿交涉过程的。
    日本军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对失踪士兵的交涉是这样记述的：
        “大队长、联队长在最初听到事件报告时，对‘暗夜的实弹射击’且有
    ‘一名士兵失踪’表示重视，决定出动部队。但在2时过后，又接到失踪士兵
    已经找到的报告，因此在以后与中国方面交涉中，并未以之作为问题。”
日本战史在这里耍了个文字游戏，只说该士兵回归后，“在以后的交涉中”未再提及失踪士兵问题。那么该士兵回归之前的交涉呢？如果确如松井所言，日军一开始就没有要求进城搜查“失踪士兵”，那么又何必特地加个时间限定语？显然，提出“武力进城搜索”“这种常识角度下”“蛮横的事”的交涉，日本军方的确对中国方面提出了。而且就是直接与中国方面交涉的松井本人！
    志村的失踪，官方的说法是他在阵地上大便，20分钟后就归队。一木大队长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回顾恳谈会上的说法是：
        “集合后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他是新兵，教官很担心，四处寻找，最后
    找到了这个蒙头蒙脑的家伙，问他为什么迟到。他答，我被派出传令时，不
    久演习停止了，回来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所在部队就迟到了。”
    作为志村的直接上级中队长清水，则是对志村的失踪提出了一堆问号“为什么因为大便而没有马上来参加集合？”“是否因为传令侦查而迷路”“或是躲起来睡觉”“或真如所说的离开中队演习地（是不许可的）而去大便”而志村的战友们，还有其他说法。
    一个引起日军方如此重视，以至于要出动军队的士兵失踪事件。这个士兵的失踪经历居然就这样成了历史之谜。从7月7日夜开始直到7月8日，在场的日军军官有中队长、大队长、联队长派来的联络官、日方派来和中方一起调查的寺平、樱井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情，以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通常情况下，如果对于我们来说极为关心的某个人失踪，必定会引起大家的关切和寻找。找到以后，肯定是急切地要知道他的经历。而在志村失踪这件事情上，日军方不调查的反常态度说明他们对志村的失踪期间有过怎样的遭遇并不“重视”。即便按日方的不同说法，无论是迷路、大便或者是睡觉，并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违犯军纪的事情，顶多禁闭。但是落到这个三个月军龄新兵头上的，竟然是退伍回国！要知道卢沟桥事变刚传到东京，日本军方的重要举动之一，就是停止了士兵复员。这样的反常，说明志村失踪的去向，是日军方不愿意调查清楚的，而且还让他本人赶快从事变的焦点消失。
    引起日军方“重视”的士兵失踪，那么一定要找。松井最先向中国方面提出的交涉是：
        “本日由日军一中队早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
    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
    日本军官要求进城检查。”
可见松井的话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两个因果关系，就是“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因为“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所以“要求进城检查”。枪声和士兵失踪是有着直接联系的，而士兵被迫进城，又是和日军要求进城有直接因果。本来，士兵在城外失踪，和日军要求进城搜查这两件事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有目击证人“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那么士兵失踪和日军提出进城搜查要求的因果关系就成立了。日军演习场上的这个目击者，当然是日本军人。
    但是清水《手记》和大队、联队两级《战斗详报》既没有提及失踪士兵被迫进入宛平，也没有提及这件事的“目击者”，反而是这名士兵归队了。于是，给人的感觉，松井所指“并见失踪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的目击者和这个事件，好像是松井凭空造出来的。这当然很荒谬，交涉人员怎么可能不根据实际情况通报，而任意胡说呢？所以，可以肯定的就是，军方最初就是按照枪声导致士兵失踪，有人见到失踪士兵“被迫进城”而要进城搜查来通报给松井和中方交涉的。只是后来该士兵的回归，《战斗详报》记述就有意忽略了要求进城搜查的内容。而松井也很有默契的立即否认他曾经说过的话。以求能够达到双方口径的统一。失踪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事件和目击者是军方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要证明士兵失踪与宛平城中国军队有关，以达到进城“搜查”的目的。该士兵的回归后，那个目击者呢？日军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不对志村失踪经历的调查和立刻让其退伍回国，说明他已经从日军方的一张进宛平城的王牌，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以上这些，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军方宣称的士兵失踪是假的。失踪士兵的回归，日军的交涉理由已经不成立，事件本应该到此为止。可是日军却没有撤退，中日交涉也继续进行。这个时候日军的交涉要求已经转变到了对日军的“不法射击”上。


三“敌对的枪声”

        （4时25分发，5时54分到）“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时
    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
    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这是1938年7月8日晨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向陆军中央部的电报。这个电报我认为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电报最终为事件的原因做出了官方认定。就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不法射击”，此后的一切事件都是由枪声引起的。从此，“不法射击”成为几十年来的统一口径，无论是军方战史还是历史研究文章。既然是“不法射击”，自然的引出了日后热烈的“第一枪”的问题。至于早先为寻找“失踪士兵”而出兵和进行的最初交涉，已经不能再提了。
    既然说到“不法射击”、“敌对射击”，有一个问题就要搞清楚，这个“不法”“敌对”究竟是谁认定的，认定的依据是什么？
    重温日方对枪声的两个记述。一是《清水手记》：“这时，突然从后方发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道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数发子弹。”二是《战斗详报》“突然遭到由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既设阵地发出的数发子弹的射击。……又从卢沟桥城墙上射来十数发子弹。”
    可以看到，清水的记述和官方的《战斗详报》对于枪声的描述是不同的。清水的《手记》中，只说了子弹射来的大致方向“后方”、“右后方靠近铁道桥的河堤方向”。单说方向包含的地域范围可以很大，清水并没有确定一定是中国军队射出的子弹。但是，《战斗详报》中，却具体到子弹射来的方向是“中国军队既设阵地”、“卢沟桥城墙”，直接认定了开枪者是中国军方。甚至战斗详报中，把第二次子弹飞来的方向，由清水记述的“靠近铁道桥的河堤方向”，变更为“卢沟桥城墙上”。
   《手记》是清水自己的记载，大队和联队二级《战斗详报》关于第八中队所遇到的情况，应当根据第八中队长的报告来写，二者应当相同，这样才是合理的。二者出现了不同不但是反常的，也是不符合《战斗详报》编制规定。松井的交涉和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向陆军中央部的电报都明确开枪者是中国军队。很明显，如果《战斗详报》按照清水的报告（《手记》）来写，只确认子弹飞来的方向而不确定开枪人，那么日方是无法提出“中国军队不法射击”、“道歉”这些交涉要求的。清水《手记》和《战斗详报》不同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战斗详报》更改了清水没有确定开枪者的内容，作出了中国军队敌对开枪的认定；第二种可能就是，《战斗详报》在编写的时候主动向日军交涉的口径靠拢，以至于和清水《手记》的记述出现了重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上述两个可能中的哪一个，都说明《战斗详报》中对中国军队开枪的认定，是有意这样写的。 为此不惜篡改了第二次射击子弹飞来的方向。
    还有两个不同，一是清水《手记》中，对于事件发生后，清水的态度是“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而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中，清水是“决定对敌断然予以惩罚。”第二，关于第八中队撤向西五里店的原因，《手记》的说法是“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定撤离当地”，而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说法却是“尔后，担心过早自由行动惹起战斗，故命令主力占领西五里店附近待机而动。”
    这两个不同是很好理解的，由于已经认定枪击是中国军队的敌对行为，那么自然《战斗详报》中的清水中队长的态度就不应该是“下不了决心”了，而是“决定对敌断然予以惩罚”。同样日军由于莫名怪火而撤退，也变成了《战斗详报》中的“占领西五里店附近待机而动。”从《战斗详报》的用语，看出日军已经完全是一幅时刻准备大战姿态。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日军认定开枪者是中国军方，一定要有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才行。不然的话，毫无根据的凭空作出认定，就是自扇耳光的愚蠢行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清水说了假话。他当夜向大队长的报告可能和《战斗详报》所记一样，而和《手记》的记载不同。因为《手记》虽然是战时所记，却出版在战后。为了避免承担因事变而导致日本帝国陷入泥潭，开始一步步走向毁灭的重大责任，清水可能在出版前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删改。如果是这样，问题还是一样，当夜日本军方（清水本人）是如何认定中国军方开枪？
  日本军方的证据是这样的“实弹是从龙王庙河堤方向飞来的。第8中队官兵于7日傍晚演习开始前即确认该阵地有中国兵，清水中队长与8日午夜2时过后与一木大队长会合，他为侦查河堤阵地及捕获非法射击的活证人，遂作为斥侯侦查了该阵地。确认中国兵曾彻夜在河堤上进行警戒。8日晨，一木大队占领龙王庙一带，检查了该地附近的中国正规军尸体。” 原来日军的证据就是，子弹从某个方向飞来，看见这个方向有什么人，就一定是这些人打的。而如此荒谬的推断连日本人自己都不认可。“笔者认为即便当真是第29军的中国兵进行了射击，但既未抓到犯人和证人，所以不能如此断定。”
   自事变开始直到今天，枪声来自何方的问题，日本方面出现了多达十几种说法，每一种都有还都有证据。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日军当时的认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是日本军方和特务机关不明白这种推论的荒谬么？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依据这样的荒谬逻辑来作出认定，充其量也就是怀疑。即便最初仅仅清水依据这样的逻辑认定，但是能够立刻被上级接受。这样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日本军方和特务机关需要这子弹是中国军队所射击的“事实”，只有这样，日军才能提出并且坚持他们的交涉。
   那么，当时的“敌对枪声”对日军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呢？七七当夜，天气非常的好，清水记述：“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演习时。日军在距河岸中国军队阵地四、五十米处吃晚饭，开始演习冲击了二百多米，然后休息。也就是说遭枪击时，日军距离河岸的中国军队阵地不到300米，距城墙大约1千米。日方后来说，是有一些挑起事端的人，在中日两军中间开枪。这样，开枪者距日军多远呢？一百几十米。
   在能够看到远处“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的良好观察环境下，“敌弹在头上飞得相当高，大概不致有人被伤害”。而滑稽的是，在“敌对射击”下的日军，竟然吹起集合号点名。既然遭到“敌对射击”，怎么也应该是准备战斗的号音才对。吹号集合暴露了自己的集结地点，可能会招致更猛烈更准确的火力打击，一个职业军官怎么会如此愚蠢呢？很明白，射击的人并没有真的想击中日军，而日军也完全明白自己在“敌对射击”下吹号集合点名是安全的。真正的敌对射击或者是后来日方说的“阴谋射击”，都会直接把子弹射进日军队列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因为“仅仅开枪问题还不大”，并不能达到挑起事端的目的，用日军自己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给日军造成人员上的损失（伤亡或者失踪），才能促使日军出动。“敌对射击”十数发，都往日军头顶“相当高”的地方打，看来这个开枪的人对日军并非“敌对”。他的射击，能够同时满足既不伤到日军，又能让日军放心吹号集合这两个条件（不排队点名，又怎么会发现那“失踪”的士兵呢？）接着这枪声被日军方以毫无根据的推理，认定为中国军队的“敌对射击”。
   于是，日军提出交涉的理由，从寻找士兵转变到了惩罚“敌对”“不法射击上”。交涉理由发生了变化，目的却没变，还是要进入宛平城！因为遭到不确定的“敌对射击”，所以日军要进占对方城市。这个逻辑完全站不住脚，可偏偏日军就要这么来。


四 交涉和开战

    随着77之夜日军“士兵失踪”以后，日本华北驻屯军立即向中国冀察委员会提出交涉，双方代表立即开始进行谈判。如果谈判能够就解决事变达成协议，那么显然是不会爆发军事冲突的。但是从北平到宛平又回到北平，级别从低到高的多次谈判，困难重重。谈判达成了协议又被推翻，最终演化为长达八年的战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句名言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因此，探讨战争起因，先从中日交涉的日方要求看。
    前文已经说过，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第一次向中国方面打电话提出交涉，就提出了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要求，时间按照《北平特 务机关日志》，应该在7月8日0点30分。此外，中方人员回忆，松井在第一次进城搜查的要求被拒绝后，还再次发出“日军必须进城搜查，中方如不允许，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的威胁。在日本驻北平特 务机关就寻找“失踪士兵”谈判时，中国代表，宛平县长王冷斋反问松井说：“或者效仿当年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技，企图作要挟的借口。”（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领事藏本英明突然离家，下落不明。随后日本立刻四处宣扬藏本是被中国方面绑架并杀害，接着海军舰艇直逼南京江面，日本声称要“彻底纠缠南京政府的责任”。后来藏本被找到交还日本，日本发布声明，说藏本因受同事叽嘲而出走，是自行失踪。事件平息。）松井立刻否认日本有此企图，只好同意中日双方派代表去宛平实地调查和谈判。中方代表为王冷斋（宛平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交通处副处长）；日方代表为樱井（29军日本顾问）、寺平忠辅（特务机关辅佐官）、斋藤（秘书）。
   此时宛平城外，日第三大队主力已经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的率领下，与第八中队汇合。7月8日2时，日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派森田彻中佐到第三大队，指示要
        “要求中国方面负责人道歉。并强调必要时应以断然惩罚的严厉态度
    交涉，为此适当地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冀察方面调停委员会
    人员，从卢沟桥东门同时入城。”
注意！这个时候，日军“被强迫进入宛平”的“失踪士兵”志村已经归队了。”日军最先的进城搜查理由已经丧失了。那么，日军还交涉什么呢？这又与日军必须进城有什么关系呢？
    7月8日4时，中日双方代表经过日军阵地前往宛平，日军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进城要求。王冷斋回忆说：
        “当车到达离城约两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
    占据，枪炮摆列，作战斗准备。我和林耕宇、寺平同乘一车，这是寺平忽
    请我下车，拿出一张地图对我说：‘事态十分严重，现已等不及调查谈判，
    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城门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
    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可以想象下当时的情况，寺平背靠做好战斗准备的日军，声称调查谈判已经来不及，中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宛平城。日军的狂妄和蛮横表露无遗，连理由都不需要了，直接以战争爆发为威胁，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日军进驻。这个无理要求当即被中国方面拒绝，并且坚持中日双方代表应当首先进城调查和谈判。
    前文说过，1938年7月8日晨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向陆军中央部的电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封电报作出了演习日军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的认定，并且定下了就此进行交涉的基调。重温电文内容如下：
        （4时25分发，5时54分到）“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
    时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
    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在宛平的谈判中，日方提出“将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移至永定河西岸，一木大队移至河东岸两军隔离，否则解除城内中国军队的武装。”宛平城在永定河的东岸，中国军队移至河西岸，就是撤出宛平的委婉说法。同时日军发出了武力威胁。
    现在已经初步能够看出日军交涉理由和目的变化了。首先是搜查“被强迫进入宛平”的“失踪士兵”而要进宛平。这个理由丧失后，无理由直接以战争威胁要进宛平。然后转移到以惩罚“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而要进宛平城。
   双方调查代表在宛平城内的进行谈判，城外日军却在这个时候下达了开战的命令。谈判期间怎么会爆发战斗呢？这次战斗，成为了中日八年战争的第一场战斗。其暴发的原因，日军《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这样记述：
        “联队长午前4时稍过稍过接到第三大队长电话报告和请示：‘午前
    3时25分听到龙王庙方向三发枪响，中国军队已是第二次射击，纯属敌对
    行为。应如何处理，请指示。’据此情况，联队长经过慎重考虑后确定，
    中国军队第二次射击纯属敌对行为。果断命令可开始战斗。此时是午前4
    时20分。”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以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他在日军第一联队长办公室所听到电话对为：
        “凌晨4时许，前线一木大队长特地给牟田口联队长挂来了电话，请
    示：‘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该予以回击？应该怎
    样处理才好？’‘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联队长以坚定的
    口气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接着他又把嘴避开了话筒，独自嘀咕着：‘受到
    敌人攻击时应该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前线的一
    木大队长又追问一句：‘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接着又郑重其
    事地说：‘既然这样，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早晨4时23分。’
这两个记载基本一样，给人的感觉，战争的爆发是日军反击中国军队的敌对射击而开始的，因此中国方面毫无疑问付挑起战争的主要责任。可是今井武夫当时虽然在通话现场，但是他是无法听到电话另一端大队长一木清直说些什么的。完整的通话内容，实际上是牟田口等军方告知的。也可能是后来撰写回忆录时参考了战斗详报的记载。一木当时如何请示的，要听他自己怎么说。
    在一年后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上，一木透露了他和联队长的通话内容：
        “部队长（指牟田口联队长）讲完后，顺便用这个电话，我也向联队
    长报告了眼下的情况。正在这时对面又有枪打过来。我向联队长请示：
    ‘我认为现在不断然进攻卢沟桥，而后的交涉不会顺利，因此，我想出击。’
    牟田口联队长考虑片刻后，在电话里说：‘打吧。’我本来担心联队长不
    会同意，真的同意打，我想到事态严重，我追问了一句：‘真的没问题，
    可以打吗？’‘可以，现在是四点二十，没问题。’牟田口联队长明确的
    下达了命令。‘是’我挂断了电话。”
在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中，一方面，详报中记述了联队长“认为中国军队第二次射击纯属敌对行为，可以断然交战，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在后面也有这样的记述：
        “当时大队长急于进攻，其理由是：果断地给予中国军队一击，有利
    于尔后的交涉，及矫正侮日观念，必须在它们退避城内前予以严惩。”
        “午前10时接到通报，由森田彻中佐代理指挥，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卢
    沟桥城，并在交涉时要求解除其武装。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们才明白攻打
    卢沟桥的意义。”
   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41年写了一部手记，讲述了当时他的考虑：“正如先前判断的那样，这次事件并不是支 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而是一起局部事件。但是借此良机正可以给支 那军以铁锤般的打击，借以收拾局面从而宣扬皇军的威武。”可见日军是主动作出开战决定的，受到“非法射击”而进行还击的说法，只是粉饰日军的自卫的正义罢了。而“给支 那军以铁锤般的打击，借以收拾局面从而宣扬皇军的威武。”则完全看出又是挑起局部战斗，借收拾局面来获取中国主权的老套路。牟田口和一木通电话后，又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情况反复，终于在1937年7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军发动了对宛平城的第一次进攻。
从日军一贯坚持的所要达到的目的——进占宛平，华北谋略浮现出来了。


五 华北谋略

    1937年6月，在日本东京和驻华北的高层，开始流传“在七夕之夜，华北将会发生第二次柳条湖事件”的传言。这样的传言，同时见著于桥本群（驻屯军参谋长）、今井武夫（日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佐藤贤（日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长）的等多人的回忆。华北发生“第二次柳条湖事件”，这个传言使得时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十分忧虑。因为，石原的政策，在于经营满洲，防御苏联，避免扩大对华侵略。6月18日，石原派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调查并给华北驻屯军下达指示：
       “1，严格指示不许搞谋略行为；
         2，对于经常因步哨而发生纠纷的步哨问题要合理解决。
         3，略”
    冈本清福中佐奉命到华北调查，回国后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
    预料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
    施的思想准备。”
他未卜先知的“预料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揭露了整个华北谋略，就是日军自9.18开始蚕食中国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日军挑起事端，栽赃给中国方面，然后日军以正义面目出现，发动局部战争迫使中国让步以获取领土和其他权益。
   为什么说日本的目标是华北？这是与日本推行华北特殊化和华北五省自治的政策紧密相关的。塘沽协定后，直到77前，日本政府先后通过了一系列促成华北自治和特殊化的政策。如1936年8月7日，日本四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上，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在这一方针中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国的部分，其中对华北的政策是
        “在华北方面，促成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融合和合作，同
    时努力使华北成为  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
    “鉴于日、苏关系的现状，对华实际措施的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
    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
到1937年4月的四相会议上，虽然有“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的字样，但是，实质仍然是：
        “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
    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实质上
    确认华北特殊地位”。
1936年1月日陆军省的《华北处理大纲》明确了华北自治要“首先稳步实现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自治”。
   到1937年77事变爆发前，北平地区的中日态势是：北平以东是日军扶持的冀东26县伪政权，北平以北是已经被日军占领的热河，北平西北则是李守信伪军，北平西南日军占领了丰台。北平对外的交通联系，只剩下了南面和西南面的平汉线。宛平县就坐落在平汉线上，是北平通往中国内地的要冲。如果宛平落入日军之手，那么北平就陷入日军包围之中。日本推行华北特殊化政策的第一步控制平津，必然首先要包围北平。在事变爆发前，在宛平地区日军相关的活动突然增加了，按照《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主要有：
    “1，丰台驻屯部队在本年中期，以中队为单位，进行昼夜不停的训练。
      2，在一文字山集中大批军事将领，与5月下旬在该地对丰台驻军准备
    随时进行检阅。
      3，联队长去丰台部队，在该地检阅中队的训练，并如期带领随从人
    员一次又一次地在该地探查。
      4，旅团长、联队长一起在该地（丰台）附近检阅演习部队。
      5，本年6月底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大佐为推广新步兵操，
    在宛平城北面操练部队进行表演，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多数军官都参加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注意几点；日军的训练强度达到了“昼夜不停的”程度；对丰台驻军的检阅，为什么大批军官要到宛平以北的“一文字山”，那里距离丰台足有4公里远；日军联队长和随从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在该地探查”什么？宛平北面是农田采砂场等，日军为什么不在军营操场操演新步兵操，而要跑到驻地4公里之外的野地里来呢？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1941年曾写过一本手记，名为《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透露了当时日军有两个秘密奇袭计划并进行了多次演习，一个是“为驻北京的第一大队策划奇袭中国军首脑私邸、兵营和城门等的计划”，另一个计划是“为丰台部队策划奇袭南苑及宛平县城（卢沟桥城）的计划”。事件发生后，中日尚在交涉中，7月8日凌晨3时，日华北驻屯军主任参谋制定了一个宣传计划，大致内容为：“要人的监禁：立即把秦德纯、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对宋哲元，则要由济南特务机关长促其返回天津，“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驻屯军负责实施”。并且决定加强丰台日军兵力，占领卢沟桥“令驻天津的步兵第1旅团第2大队、炮兵队之大部、工兵约1个中队速赴丰台，在步兵旅团长的指挥下，最迟于7月9日正午左右占领宛平县城。”《宣传计划》中，还表露了“下克上”的意图。在言论导向一节中，《宣传计划》明言“不管中央统帅部的意图如何，驻屯军事实上不能不采取作战行动。”“由于特殊的目的，作非事实的报道，当然也是随机应变之道。”虽然《宣传计划》的制定者声称，这只是他的个人构想。但是从牟田口手记来看，军队训练的奇袭计划中“要人监禁”和“占领宛平县”这两个主要内容，和《宣传手册》完全一致，已经可以说明，这绝非“个人构想”那么简单。事变前在东京和华北的日军高层中关于谋略的种种流传，甚至准确的说出了时间-“七夕”。由此可见，华北谋略是存在的，被石原派来调查的冈本清福极有可能被参与其中。前面已经说过过，他的报告，明显为后来的所谓“日军正义反击非法射击”作了铺垫。从后来看，这两个计划只实行了攻击宛平这个计划，要人监禁没有实施。不过事变发生后，在通州的日军要通过北平，其要求开城门的要求被29军拒绝。或许这就是“要人监禁”没有实施的原因。
   这些日军的活动，对照日本推进华北特殊化政策的加快，和事变发生后中日交涉中，日方自始至终都坚持的一个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宛平，日军进入宛平。这些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日军的目标直接指向宛平了。何基沣等在《七七事变纪实》这样写道：“7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外出演习，枪炮配备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
   前面已经说明，日军最初提出的进城要求，是搜查“被迫进入宛平”的日军士兵。士兵在城外失踪，和日军入城搜查没有必然的联系。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必须证明该士兵是“被迫进入宛平”的，而绝不是因为迷路误入。道理很简单，清水在《手记》中这样说“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在能够看清楚宛平城墙的良好视界下，迷路的志村绝不会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前进。因此日军士兵进入宛平，只能是“被迫”。这样便自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入城搜查的要求了。子虚乌有的失踪，完全证明这是一起日军早就预谋好的“失踪”事件。在这个预谋中，志村的任务，就是离队向宛平靠近，被中国军队哨兵扣押或者打死。只要日军在城内找到“失踪士兵”或者尸体甚至踪迹，就可以大作文章。但是也许是志村不甘心就此牺牲，在离队仅仅20分钟就回归了，使日军精心编造的进城计划随之破产。
   随着志村的回归，日军立刻变更了进城要求，以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来交涉了。而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看，枪声直接引发了日军士兵“失踪”事件。因为，正是枪声才使得清水中队长中断演习，并派出志村去传达命令。接着就发生了志村失踪，“被迫进入宛平”的事件。已经证明，士兵失踪“被迫进入宛平”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日军还虚构了所谓目击者，坐实日军士兵失踪直接与宛平相关，从而“理直气壮”地提出日军进城的要求。没有枪声，也就不会引发事件。难以想象，为了实现进入宛平的计划，就在这一天日军准备“失踪”和假造目击者的时候，中国军队恰好开枪了。或者，日军时刻准备进占宛平，因此“昼夜不停”的演习，终于某一天中国军队开枪了，于是“失踪”啦要求“进城搜查”啦都乘机实施了。这怎么可能呢？实施某项计划，都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对照日军之前挑起的多起事端，9.18柳条沟事件、1.28前的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山海关日军司令部的开枪事件（注意又是一个开枪事件）等等，日军哪一次不是亲自上阵挑起事端的？从枪声引发借“失踪”为名提出进城的计划而言，枪声在整个事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要在官方文件中篡改清水的子弹射来方向？既然是“不法射击”，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交涉中就提出？认定中国军队射击却又是毫无根据？这枪是谁打的，还用问吗？
   现在可以把华北谋略大致归纳一下：首先，开枪；接着，士兵志村按照早先计划离队向宛平前进；然后，日军以“失踪士兵”被人看见“被迫进入宛平”为由提出入城要求；第四，在城内找到志村或者尸体或者踪迹；第五，以此为由，占据宛平，大作文章；最后，完成包围北平并伺形势发展控制平津。
   但是实际执行这个计划出毛病了。就是志村的回归，使整个计划有流产的危险。于是，变更计划，把进城搜查理由从“失踪士兵”转到“不法射击”上。这里有明显的转变过程，就是中日谈判人员抵达宛平城外的时候。寺平以“现已等不及调查谈判”“以免冲突”为由要求准许日军进城。这就是志村回归，日军先前进城理由丧失，而还没有找到新理由的时候，先以“以免冲突”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过渡一下。在这个期间，一些日军军官提出了以“不法射击”继续作为进城理由。如2时20分驻屯军小野口给特务机关的电话，一方面通报“失踪士兵平安无事，我军无任何损害”，并提出建议“妨害日军演习，进行非法射击，是对皇军的巨大侮辱，要求最低限度：1，师长道歉；2，第三营撤退。”很明白，直接目的还是中国军队撤出宛平，这个是一直坚持的。直到4时25分，日驻屯军给军部的电报，最终确认以“非法射击”为交涉理由后，松井等日方人员便否认一开始他们说过的以寻找“失踪士兵”而要求进城的话了。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好像日军一开始就是对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来提出交涉的。然而可惜的是，有一个了解整个事变过程的非军方人士，外交官森岛守人把松井等企图否认的事实还揭露出来了。
    日军的目的就是进占宛平，并伺机控制平津，这就是“华北谋略”要达到的目的！


六 第一枪问题（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77之夜的第一枪成了日本研究者热衷于研讨的问题。似乎找到了谁打的第一枪，谁就是挑起中日战争的罪魁。这种研究多达数十种，甚至出现了许多天方夜谭式的结论，每一种还都有证据，这很有些滑稽。但绝大多数日本研究者，都完全排除了日军开枪的可能性。而国内一些同胞，也报同样观点，甚至把北京电视台采访抗战纪念馆某人的回答和司马南的说话都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应当对开战负责，让人哭笑不得。至于有意把矛头指向某一方的，只能报以遗憾，因为这部分人，其本意不在于讨论77。
    第一枪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热论的焦点。因为谁都知道，挑起战争的第一枪，不是指具体到某人放的一枪，而是发动战争的一方战争机器的启动。单纯的一枪如果没有其他附带因素，双方官员会晤协调下就解决了，甚至不会在双方高层外交会晤中被提及。而即使爆发战争，第一枪同样也不是区分战争责任唯一因素。比如1941年12月8日美日开战，这天早上第一枪是谁放的？了解战史的都知道，这一天第一枪是美国人放的，美军驱逐舰向一艘日本潜艇开炮了。但是，没有人会说，美日开战是美国人挑起的。同样，如果9.18之夜，沈阳城外某尽忠职守的中国哨兵向准备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开第一枪，难道就会改变事变的性质吗？
    77之夜的第一枪，之所以成为日本研究者热衷的问题。其本质还是力图证明，当年日军无责，中日战争的起源是中国先打“第一枪”，日军“正义反击”所引发的。至于这背后，日军坚定不移的坚持要占据中国领土和对中国官员任免以及军队驻防地等内政指手画脚，则一概忽略不谈了。而战争爆发的实质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政府维护主权，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很明显，如果一开始交涉，中国就全盘接受日军的要求，把宛平拱手相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日军大举增兵，也就避免至少是推迟了战争。所以，对当时第一枪的专注研究，完全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
   日方对第一枪的说法中，占主导的，主要是偶然说和中 共阴谋说，其他的诸如冯玉祥谋划、蓝衣社蓄谋等说法支持的人不多。
偶然说认为事变的爆发的枪声和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日官方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在序言中就是这个观点。当事人牟田口的手记，说当天他接到一木报告后，派宪兵队赤藤少佐对城内进行侦查，
        “确认中国军和要人无声息很清寂、没什么特别情况以后，向联队长报告了。
    这个报告对警备司令官代理联队长下决心是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因为它判断了
    这次事件不是中国方面的有计划的行为。而完全是卢沟桥附近的局部的突发事件。”
    今井武夫则认为事件偶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人素质不高，风声鹤唳：
        “这正如败阵的平家大军听到渡鸟的羽音都害怕的故事一样……在龙王庙最
    初打的十几枪，不过是由于怀着恐惧心理的中国兵的过失而造成的一场开火骚乱
    而已。”“其次，是否纯系偶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似乎存在，而且是可能的。那
    就是从龙王庙射出的第一发子弹，或许是被恐怖心理驱使的中国士兵由于过失打
    的。换言之，起火的原因并非纵火而是失火。但当时既无灭火的决心，也无灭火
    的设备，更有人宁愿使火扩大，从而造成了大火。这种看法，似无不可。”
    虽然当事的最高级军官牟田口廉也自称做出了是偶发事件的判断，但是日本政府在7月11日发布的声明却说“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以无怀疑余地。”那个“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有什么依据呢？一个国家的政府发表这样颠倒黑白的声明说明了什么？这不是为了开战而作舆论准备么？
    卢沟桥事变的中 共阴谋说自事变爆发不久就流行，但并不是主流说法。这个说法的流行和热论出现在战后，甚至当年的许多日军军官比如牟田口等都改变原来的偶发说，采用了这个说法。国 民党拥护者们则是这个说法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抗战中中 共力量获得巨大发展，最终打败了国 民党。因此，从后来的结果来证明中 共的77阴谋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分同胞很快就全盘接受了日本方面对中 共阴谋说的全盘说法，而毫不顾及许多国 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和国 民党官方历史（比如蒋经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贯坚持的日军阴谋说。
    最早出现77事变中 共策动说的理由，是以事变后的中共表现来证明的。比如当年的中日交涉日方代表寺平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座谈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那天中午（七月二十七日），在东单牌楼附近，一个俄国人用流畅的
    汉语向一百多名华人发表演说：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是要将其变为第二个满
    洲国，中国必须抵抗，苏联将不惜提供武器和资金。要利用这个机会，彻底
    地干。演讲结束时，散发了传单，然后俄国人乘车而去。密探拾来一张传单，
    内容和演讲内容相同，最后有中国共 产党总指挥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共产
    党的工作历来是在地下，从那天起突然转为地上。每逢事端，就有人介入中
    日之间策动扩大事态。我认为这明显是共 产党在做工作。”
    自9.18起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既而塘沽协定、淞沪协定等步步进逼，在寺平眼里，就是“事端”那么轻轻的一个词儿。而中国稍有抗日言论行动，竟然被称为“扩大事态”。寺平的逻辑就是，大日本占了你的地、打了你的人，你可不能反抗。在他看来，谁号召抗日，谁就是事端的挑起者，是扩大事态。无语啊！
    至于寺平声称传单后附“中国共 产党总指挥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则完全不可能。首先毛、朱当时都仅仅是常委，遵义架构上确定的“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这个次序是不能搞错的。而且，从中 共后来的发布的一系列宣言、通电看，署名都是中 共中央（比如7月8日中共的通电）或者八路军各将领，以党的名义发宣言却署个人名字的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个俄国人说的日本要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中国应该抵抗，对照前面说的一系列日本的既定政策和行动，难道说错了么？要知道寺平所记的7月27日的这件事，离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只差一天！
       中 共阴谋说除了上面的所谓谁宣传抗 日谁就是策划者的荒谬论调外，还有如下证据：
1，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 产党 员，事变前他曾授意于中 共提出“先发制人”的计划。
2，中 共领导清华（北大）学生在中 日两军中间燃放鞭炮，从而挑起事端。
3，曾在中 共部队中工作的原日 军人员提供的中 共自认策划挑起77事变的证据。
4，7月8日中 共发出《中国共 产党为日 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 共反应过快，不合常理。


七 第一枪问题（下）

      以下对中 共阴谋说的四个主要证据进行分析，来判断其是否成立：
       第一，中 共阴谋说强调29军中有中 共党员，并且当时担任29军副参谋长的中 共党员张克侠还奉中 共指示制定了一项对日“先发制人”的计划。由此，中 共积极策动77事变，正是“先发制人”计划的实施。
    不客气地说，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完全不了解张克侠的计划内容，甚至连计划的名字内容都搞错了。据何基沣等人所著的《七七事变纪实》记载，37年4、5月间，宋哲元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会上张克侠受中 共指示提出了“以攻代守”的方案。大致内容是：
        “日 本灭亡中国政策早已确定”，“我们除了抗战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军
    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暂时的”，“我军如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
    地区挨打受气，军民怨恨，后援不济，我军将不打自溃”“为今之计，不妨暂
    与日 军委婉应付，但必须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
    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 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
    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如不此之图，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骂。”
宋哲元对张克侠的方案极为赞成，张随后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第一，加强抗 日思想教育；第二，加强情报工作；第三，争取伪军反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克侠的“以攻代守”方案，其核心是“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 军委婉应付，但必须作积极抗 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 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综合后面的具体实施方案，显然张克侠的方案并没有许多人想当然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主动向日 军进攻的方案。张克侠的方案和过去29军的消极应付相比较，强调的是积极抗 战准备，但也指出委婉应付日 军是当前必须。如果把这个方案看作是中 共阴谋说的证据的话，那么日 军每年都制订对华年度作战计划，华北驻屯军还有奇袭卢沟桥城和要人监禁计划并多次进行演习，这是不是可以说日 军挑起七七事变的证据更为充分呢？
   第二，清华（北大）学生鞭炮说，主要内容是中 共指使北平大学生在77之夜潜入宛平城外中 日两军之间，燃放鞭炮，从而引起中 日两军的冲突。今井武夫在《中国事变回忆录》中甚至记述说，北平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这样的学生：
        “（侦探们）发现一群男女学生在放爆竹，赶紧扑向现场，逮捕了几个
    人，看样子显然他们没有认出是日本人，就极力辩解说：‘我们是受命于北
    方局干的，你们别捣乱！’”
今井武夫的这段记述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因为自从塘沽协定以后，任何冀察委员会和日军的协定，“反 共”和“取缔抗 日团体”的条款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中 共组织在平津地区的活动一直都是地下的。现在居然有执行秘密任务的学生们公开宣称自己属于“北方局”，有这么蠢的人吗？既然已经“人赃俱获”，那么关于事变的挑起者，应当是毫无疑问了。可是为什么日本史学界自己，多年来也出现了那么多不同的说法？
   不过，提出和坚持学生鞭炮说的人，大概是没有仔细研究清水节郎的手记。清水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在手记中用了两小节来说明实弹和空弹射击的差异：
        “空炮法甚至会产生发射的闪光（在夜里）和发射音（子弹离开枪口瞬
    间发出的声音）；实弹发射时，另外还有枪弹在空气中飞行发出划破空气的
    飞行音。发射音是“咚”。飞行音离枪口越近，其飞行速度越快，声音是
   “乓”，飞到远处速度逐渐减慢，听见的声音由“辟由”变成更远处的“啾”。
        “因此，根据这枪弹发射的闪光、发射音、飞行音以及声音在空气中的
    传播速度等来考虑，是可以区别实炮还是空炮，并能判断出射击方向、射击
    位置的。当夜第一次发炮的闪光虽未看到，但另外的条件都具备。”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区分射击的是实弹还是空弹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清水之所以花了大笔墨来说明这个问题，是为了证明日军确实遭到了实弹射击。空弹是不会引发日军后来大动干戈的，而且日军演习自己也在发射空弹。清水力图证明，除了射击的闪光没有看到以外，发射音和飞行音都听到了。前面，清水的记述“敌弹在头上飞得相当高，大概不致有人被伤害”，说明他通过“飞行音”判断了子弹的飞行状态。而实弹这个说法，从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来看，还得到正在返回丰台路上的日军第七中队的中队长的证实。这样问题就清楚了，燃放鞭炮是不可能产生实弹射击时，子弹划破空气的“飞行音”的，这是常识。由此，所谓“清华学生鞭炮说”便无法成立了。因为这个说法连起码的和日 军战史以及日军当事人的回忆都不符合。
    不过，事变发生后，的确出现了在中日两军中间放鞭炮打冷枪的人。日本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13日夜，中日双方军队发生对射事件。
        “经调查，得知在二者中间有人以手枪射击，燃放鞭炮，但究竟出自
    何方挑衅仍不得知。就此虽向日华两军进行了传达，要求自重警惕，但
    14日以后，仍有类似情况发生。”
究竟是谁在中日两军中间放鞭炮打冷枪？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时任日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战后承认，从7月12日至23日期间，他曾经指令手下特务潜入中日两军之间发射冷枪和放鞭炮，促使事件升级。但是，《大本营陆军部》的编纂者并没有把茂川秀和的自供编进书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怀疑，77之夜也是茂川指使手下人开枪的呢？
    第三，1974年一本名为《新资料：卢沟桥事件》的小册子在日本出版，编写者葛西纯一自称是抗 战后中 共留用人员，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军械部第三保管处”工作。他声称见到过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发行的“战士政 治课本”，该课本内记有中 共北方局指使学生潜入中日两军中间开枪，从而挑起中 日冲突的内容：
        “胡服及刘少奇同志，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组织并指导抗 日救国学生，
    于1937年7月7日，在黑夜的卢沟桥上向中 日两军射击，导发了宋哲元的
    第二十九军与日 本驻屯军的历史性大战。
        ‘七七事变’是刘少奇同志领导的一队救国学生，根据党 中央的指示
    实行的一次决死行动。由于‘七七事变’，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消灭我们
    党的蒋介石南京反 动政府，被迫移去与世界上有数精锐的日本陆军作战。
    其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共 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南京反 动政府和日本帝国
    主义。”
葛西纯一说一出台，立刻引起日方史学界的重大关注，成为中 共阴谋说的“有力证据”，也成为一些国民党拥护者的重要武器，一时间风行一时。葛西纯一的说法看起来表面上颇真实。比如，他的身份，抗战后中 共的确留用了数万日本铁路、医疗、兵工等人才；刘少奇自3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化名胡服；中 共注重学 生运动，曾发动了12.9学生爱国运动；中 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称呼蒋介石南京政府为反 动政府；中 共称以扩张侵略为目的的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等等。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稍微对中国抗 战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葛西纯一言论的漏洞。简单的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所谓国民党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以消灭中 共的说法，这是完全违背历史史实的。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37年7月，虽然国共谈判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双方都在继续谈判。国民党方面从来也没有对中 共控制区发动第六次围剿的任何计划，甚至是想法。
    其次，葛西纯一说法中，中 共领导学生“于1937年7月7日，在黑夜的卢沟桥上向中 日两军射击”，也不符合历史。国民党方面的战史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无论是人在大陆的还是去台湾的，都没有记载29军受到过枪击。自称受到枪击的，只有日军。
    最后，葛西纯一声称他的资料来源于中 共编写的“战士政治课本”。既然是面向战士编写的政治课本，那么肯定发行量巨大，流传广泛。按解放军的规模，那必然是百万级别的发行量。而且，三年国共内战，双方攻守频繁，牺牲的、受伤隐蔽民间的、掉队失散的、被俘的解放军战士众多，必定有大量的“战士政治课本”流失民间和被国民党缴获。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很好的攻击中 共的证据，不加以利用时不可能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对这本“课本”在国内国共双方找不到任何记载。只有一个人见过这样一本书，就是葛氏本人。
综合以上，葛西纯一的惊人暴料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无须多说了。
    第四，就是中 共7月8日的通电问题了。7月7日夜10时40分发生第一次“射击”日军事件。7月8日凌晨3时25分发生了促使日军“反击敌对行为”的“射击”事件。7月8日5时30分左右日军发动对宛平的第一次进攻。就在7月8日同一天，中 共中央发表《中国共 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中 共的反应会这么快？当天爆发军事冲突，当天就能发通电？除非中 共事先知道，由此可以反推出，中 共策划了卢沟桥事变。
  那么中 共是何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的呢？据《新华社与抗战十四年》和其他一些记载，大体如下：
        “1937年7月7日夜11时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
    日军要求进宛平县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时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
    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当即吩咐担任编辑工作的向仲华、
    左漠野，把消息送到毛泽东住处。当时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住在延安城
    里。毛泽东看过电讯后，就叫秘书拿来一张地图放在桌子上，用一个放
    大镜查看。看完地图后，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
    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
    告诉博古（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任新华社社长）和廖承志，请他们
    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
        “1937年7月8日，中 共中央得知中日已经交火，毛泽东向全国发出
    了《中国共 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到7月8日中午前，中 日在卢沟桥交火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报纸出了号外（比如成都《新民报》《新新新闻》、《华西日报》号外在7月8日11时前出版），电台也播发了消息（仵德厚著《我一生的回忆》记述他是在营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因此，中 共得知消息不比广大民众早多少，也许就早二三个小时。七七事变发生的整个过程，中 共都通过抄收国内大媒体和中央社的消息加以跟踪关注，时刻掌握第一手情况。在刚刚抄收到第一份关于卢沟桥的中央社电讯以后，毛就指示“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 在获得确切中日交火的消息后，中 共准确判断出华北日军推行“华北谋略”的决心，进而发出《中国共 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的抗战呼吁。
   由此，所谓第一枪问题的中 共阴谋说应该已经清楚了。就是四个字“毫无根据”。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方面的事件的参与者和后来的史学界，提出的中国方面“第一枪”的说法多达十几种，为什么竟然没有一种日军开枪说？9.18事变后，谋略的策划者们纷纷表功，不但没有受到“下克上”的纪律处分，反而受到了日本天皇的褒奖和升职，并且成为日本军人仿效的榜样，被视为传奇。77事变的当事人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承认呢？很简单，谋略策划者要表功，必须是事件已经有了满意的结果以后。随着日军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计划的破产，军人们都看到日军已经渐渐陷入中国泥潭，华北谋略引发的战争何时结束遥遥无期，当然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而日军内部对此也有同一口径，比如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日军参谋本部代表川本芳太郎就这样说：
        “中方毋庸置疑，第三国也认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有计划挑起的。
    事变发生后，我由东京来到天津，问过：‘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
    日军一手挑起的吗？’人家告诉我，如果是日本一手挑起的，日本将
    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绝不是日军有计划干的。”
显然，在日军内部，已经有了坚决否认日军挑起说的统一口径。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参予策划者们当然不会承认了。到了战后，国际法庭对战犯的严厉制裁，再加上挑起了一场导致日本帝国逐步走向覆灭的战争的重大责任，事件的策划者们就更加不敢承认了。而日本某些史学家们，当然有着是非分辨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学研究如果证实日本侵略和屠杀，就会以损害民族形象而受到责难。随着右翼势力在社会上的抬头，重新评价当年的战争，成为一股潮流。于是，否定南 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否定掠夺而重拾“大东 亚共荣”，把日军装扮成“解 放者”成为流行。历史教科书中，“侵略”被改成了“进入”。但是，人们完全能够从事件发展和参与者的言论中，看出事件发展明显的逻辑性和计划性，进而认定其华北谋略的存在！
   77之夜的第一枪就是日军实施华北谋略的必然步骤！


--------------------------------------------------------------------------------------------------------------------------------------------------  [color=RoyalBlue]本人观点：
天佑我中华不亡国灭种，小日本FQ以为中国人都还生活在满清时代呢。谁开第1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打破日本蚕食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来的这么苦涩。但做为有血性的中国人，难道就被列强一直这样压迫，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哪去，喂狗了吗？我中华憋屈的太久了，是真正的国人都憋着一口恶气。当然也并不是那种义和团式的莽撞。（在此我并没有贬低义和团的意思，他们是受时代和自身的限制，是一出悲剧。看任何事物要联系当时的背景，不要动不动就用现在的眼光，这样显得很可笑，你在当时，你并不会比他们做的更出色）而是一群有先进思想和战略眼光的优秀领导。为什么说他们优秀，至少能捐弃前嫌，共御外敌，这就是华夏5000年来前所未有之盛举。而且为什么说天佑，大家都中国当时是弱国，怎么来以弱胜强呢，小日本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他们那群胃口很大的参谋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米有不通共的自由世界领导人吗？呵呵。。。开个玩笑，就说这些吧！[/color]

[[i] 本帖最后由 PANZERDOU 于 2008-11-7 13:43 编辑 [/i]]

这个鬼子石原可以说是日本陆军中唯一一个懂战略的军事家，9.18事变就是这个人一手策划的。并且在这之后就一直反对进一步的冒险，如果日本真的一直用他的办法，我们能不能收回东北和台湾就很难说了。不过这个鬼子石原有个弱点，不太会派马屁，特别是不会派鬼子东条的马屁，所以没过多少时间就给撵到要塞司令的位子上去了，后来又去服了预备役，临了鬼子石原连个战犯也没捞到郁闷呢。:cry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日本只有这种小伎俩，给人感觉是偷偷摸摸的，在战略上没有远见，岛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