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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吗？

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size=5][b]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b][/size]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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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台三周年台庆晚会上，节目主持人杨澜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感人至深、结局又令人惊讶的故事。

　　去年，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衣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了。”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摘自《深训商报》】99年4月10日

崔琦 (Daniel Chee Tsui) １９３９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１９５１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１９５７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１９５８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１９６７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１９８２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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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b][size=5]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size][/b]。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size=5][b]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b][/size]。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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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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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些人的回忆、调查，会比粪粪网上充斥的《一个大爷对60年代的回忆》或者《我奶奶回忆当年》之类死无对证的造假枪手文有说服力得多。
我早就在这里和别的论坛说过，别嘲笑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我们也是一丘之貉。

大饥荒时期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也一早说过。在大饥荒之前，全国工农业浮夸成风，简单的说就是作假，从上到下大规模有系统的作假。而且这种运动还是涉及到政治问题，你敢吹敢编敢说自己的亩产上万，你就是政治先进、就前途无量、就能到北京面圣和去全国作报告。你敢质疑，你就是国家公敌敌对阶级。连钱学森都在报纸上说亩产万斤还远远不是头，你还能说个不字？

亩产万斤只是开篇，跟着好戏正式上场。好啊，你下面不是说一亩产量有万斤么，老毛不是说“粮食太多也是烦恼”么，那你得把你报上来的产量的公粮给交了啊，不然光张嘴一说不行啊。你报那么高的产量，你就得上交相应那么多的公粮。当时彭德怀自己做过实验，他那著名的“一分试验田”得出的亩产也就千斤而已。万[b]斤几万斤甚至更多的高产卫星，带来的就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公粮任务。[/b]你自己说的亩产那么多，你为啥交不了那么多的公粮？

跟着就是国家强制力上场显示肌肉的时候了，反瞒产、反私分，抄家，有啥拿啥拿不走的就砸，谁叫你不交公粮，和无产阶级作对、与祖国为敌。将农民的最后一分口粮都榨干榨净，让这些阶级敌人自生自灭，甚至不准他们外出逃荒。


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饿死人，是不是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显而易见。

还有一篇报告很有趣，就是周总理在64年做的工作报告，里面说三年所谓的“困难时期”，不单中国提前偿还苏联的外债，而且还增大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力度。壮哉老毛，有这种伟大的领袖，真是中国人修的八辈子的福气……

衷心希望广大FF也能体会到这种福气。

当年中国欠苏联的外债主要是朝鲜战争的军费，大约为60亿卢布约合12亿美元。在当时这笔钱的购买力还是相当强的。当时美元还实行金本位，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三千多万两黄金，比光头带去台湾的多15倍以上。其实中国当时不还这笔钱也是完全理直气壮地，因为这笔钱是花在为苏联打仗上面，不问苏联要人工已经是亏了，怎么还有替人打工还要自己花钱买设备的道理？就是帝国主义也不能那么不讲理的。当年苏联不也没还美国的租借物资？而且如果苏联真要逼债我国还可以把朝鲜战争的真相和苏联的阴谋统统给抖出来，让全世界人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听说过60年左右发生的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看了楼主的文章，那么多的数据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老革命们的真实调查记录，和他们的回忆录，我深信那时发生的事，饿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在我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振憾，那时已经是到了解放十年后的和平时代了，和战争年代是不可相题并论的，在那和时代怎么会发生饿死，病死那么多的百姓呢，我只感到十二份的可悲和愤怒，难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强劲的一个国家领导班子都不能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吗，那时百姓的生存要求恐怕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只要不饿死就好，连这样的生存空间我们都不能给予，那我们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优越可言，难到不会让那些我们的敌人捧腹大笑吗？
  那时代发生的那么悲惨的事，让我们现在的人看了虽不能完全理解，但看了定会让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我想这事件的发生是不是从则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否已脱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的传统，真正的走向了有作多民主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冶协商的别人有说话权利的多党共同执政的让百姓信任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不是由少数几个人，甚至是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权力机构，如是那样那历史就是在倒退了，发生这样的惨剧也就见怪不怪了，说了这些网友们都明白的道理，我强调的重点只有一条，最高权千万不可是独裁的，必须要在多重机构的相互督促下才会的前途，才会真正为百姓作想，办事，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心，还好我看现在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让人期盼着看到光明。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脑子被门夹过吧！真搞不懂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怀念毛时代的人，牛奶面包吃多了真是没尝过饥饿的味道！

毛老人家的时期我没经历过，我只能说我还是很感谢邓爷爷的，毕竟是他让现在的中国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惨痛啊，不敢说真话，迫害讲真话的人结果如此，该负责的人活得比谁都好。

惨痛啊，不敢说真话，迫害讲真话的人结果如此，该负责的人活得比谁都好。

话没有说的绝对的，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决不仅仅是邓一个人，是中国人民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最后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而已。吃饭问题解决的前提是土改，土改的前提是要执政，执政的前提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的前提是要把日本人赶走，再往前是不是可以推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呢。中国人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走你不能说完全是孙中山的责任，当时中国照搬马克思主义搞绝对的平等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毛泽东一个人。不可否认毛泽东也有错误的政策，饥荒时死人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绝不能说是和平的，不只台湾没事就派飞机过来，而且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是空前的孤立，中苏交恶，欧美就更不用提了，再加上政策的错误和自然灾害还有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平复等多方面打击才造成的饥荒。评价一个人不能只从一个方面一件事情来看，人性是有矛盾的，过后再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式来看作为一个决策者真的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其实不对，是统一的中国大陆，吃饭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不打仗了就有饭吃了

毛大帝及以他为首的集团的政绩可是惊天地泣鬼神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记载，若非他们领导，东方文明古国不可能杀出这么一条血腥淋漓，尸横遍野的道路，历经艰苦终于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其集团向全世界趾高气昂地说这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对此要万分感激，坚持及认可其集团的领导。但是，我想问，从何时开始，具有5000年文明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子民的吃饭问题变得如此难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令粮食短缺呢，令吃饭都成问题呢？有人说是其集团抢劫了全国人民后其集团乱花去了，有人说是其集团集体去苏联朝鲜嫖欠钱了，有人说其集团吹牛皮吹大了所以泡沫化，但是，也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追究下去也没用了，毕竟同志们现在都能吃饱饭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啦，不舍弃过去，如何正视未来，所以，我认为当前应追究一下的是，是谁令我们没房子住，是谁令我们没医生看，是谁令我们的孩子没书读等等多不胜数的问题

[quote]原帖由 [i]04203150[/i] 于 2010-3-7 13:16 发表 [url=http://67.220.91.16/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7755199&ptid=2869843][img]http://67.220.91.16/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饥荒时死人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绝不能说是和平的，不只台湾没事就派飞机过来，而且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是空前的孤立，中苏交恶，欧美就更不用提了，再加上政策的错误和自然灾害还有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平复等多方面打击才造成的饥荒。 [/quote]
点背不能怪社会，自己做的孽怎么也扯不上别人。
东北为什么没怎么饿死人，因为苏联哪怕是交恶也紧急出口粮食给我们。
南方为什么没怎么饿死人，因为东南亚华侨从外逃的难民中知道事情的真相，纷纷踊跃寄食物回家，我父母当时就是受益者。
为什么大饥荒只用一年就扭转过来，因为西方国家知道真相后纷纷对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出口粮食。
简单的说，饥荒和外国无关，饥荒的解决反而和外国有关。

饥荒中各个领导人的态度 （转）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
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
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
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
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
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
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
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
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
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
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
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
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
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
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
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
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
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
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
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
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
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
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
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
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
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
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
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
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
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
，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
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
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
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
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
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饥
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
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
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
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
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
（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
西南的李井泉依然顾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
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
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
，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
，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的，人相食，要上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
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
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
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
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
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
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
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饥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
”，”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
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
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
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
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饥饿岁月 作者：芦笛

　　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和初中第一年，正是大饥荒在华夏大地上疯狂肆虐
的高潮期。这场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人民的性命，超过了历史上和平时期一切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和斯大林制造的人为饥荒不一样，我们的人造饥荒并不是特地设计出来
迫使农民屈服的伟大战略部署。毛和他的战友们绝对没有那麽恶毒。相反，
他们比谁都更盼望中国能变成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问题是，在他们的雄心壮
志与其治国的能力之间，横亘著一道万里长城，抱负有多高，能力便有多低。

　　当年中共的干部和苏共的干部组成完全不一样。苏共的干部都是学院里
训练出来，而中共当年的干部基本是农民出身的一穷二白的半文盲。苏共有
著深厚的尊重知识与技术的欧洲传统，而中共内部盛行的则是暴发农民那蔑
视一切智力活动的反智主义。斯大林的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毛的口
号是“卑贱者最聪明”，立志“愚公移山”，靠愚昧与顽强来改天换地。就
这样，“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成了时代最强音，而“大老粗”变成了最光荣
的头衔。党当仁不让，充当了万能导师，不仅教导和监督人民所有的智力、
体力活动，而且还扮演类似西方教会的道德指导者的角色，解答从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是否属於唯物论，直到头发应剪到几寸才是革命者的一切问题。这
种无知与傲慢联姻的结果，便是那压倒一切的、无所不在的、令人无法相信
的愚蠢。

　　早在大战钢铁之前，毛的政策就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生产。他教导农民怎
样种地，告诉他们高产的关键是把地耕得越深越好，农作物种得越密越好。
於是全国的土地便给耕到一米多深，密不透风地撒上种子或插上秧苗。深耕
把土壤的腐殖层翻了下去，把生土翻了上来，而密植则使秧苗因为缺乏通风
而腐烂。

　　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征召去炼钢或是修水库，庄稼
因为没人收获而白白烂在地里。在许多地方，哪怕是农民被恩准去收庄稼，
他们照样还是无能为力──锄头和镰刀早就给砸碎塞到“土高炉”里去了，
化作了一团团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浩劫并不限于农业生产：为了“烧
木炭”来“炼钢”，一山又一山的森林就被放火烧掉；为了从实现“每亩万
斤肥”的指标，一村又一村的农舍便被推倒，以便用墙土来作“肥料”；一
个又一个的水库修了起来，才发现要麽附近根本就没有水源，要麽坝基不稳，
洪水一来就要垮掉……那是一个荒唐成了现实而疯狂成为人生常规的时代。

　　不仅如此，每个公社干部都被逼著撒谎，无限地“放卫星”而虚报产量。
国家於是相应地增加了农业税，使许多公社不得不以上交种子粮来完成指标。
与此同时，毛却在为粮食生产“过量”而发愁，担心国家实在没那麽多仓库
来储放，考虑是否该给全国农民放上一年的假。为了解决这个“粮食过剩危
机”，许多单位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在党的殷殷鼓励敦促下，大家“鼓
起干劲高产，放开肚皮吃饭”，以撑破肚皮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家分忧解难。
出於同样的原因，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大量出口谷物而收买黄金。於是，国家
的储备粮就这样迅速地冰消瓦解了。

　　1959年，在“大跃进”发动了一年之后，这些疯狂政策的后果便开始显
示出来。那年夏季，许多地方开始饿死人的消息总算穿透了中南海的高墙。
根据毛的命令，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会议，来评估形势并作出必要的政策调整。

　　不幸的是，正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会上讲了话。他给毛写了封信，
指出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尽管信的措辞极度委婉温和，它仍然激
怒了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这些人正是靠吹捧“大跃进”才获得毛的欢心的。
他们的游说煽起了毛的疑心，毛将彭的私人通信当成了向他本人“下战书”，
於是便威胁全党全军必须站在他一边，否则他就要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来推翻
党。除了朱德有几分不情愿，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迅速站在了毛一边，刘
少奇和彭真更是积极的倒彭派。於是彭和他的几个朋友便成了“反党集团”
而被罢官。

　　这一事件彻底地改变了形势。现在，是否继续“大跃进”已不再是个经
济上的决策，而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在中国，面子有时比性命还重要，这
是一个西方读者无法理解的。为了证明彭对大跃进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毛和他的同志们虽然完全明白那些灾难性的政策的严重后果，但他们别无选
择，只有硬著头皮将“大跃进”进行到底。最初的调整政策的打算如今是再
也不提了，相反，一场“特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直到整
个国家一头栽进了深渊。

　　甚至在整个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之后，如何才能保住面子仍然是当局最关
心的、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为此，尽管他们知道每时每刻都有人在饿死，
还是照样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紧急援助，并坚持以谷物和肉食赔偿欠苏联
的债务，以免在对“大跃进”说三道四的赫鲁晓夫面前丢脸。

　　当然，当局也尽力想了点办法来挽回局势，然而他们能想出来的高招，
却是以牺牲农村来保住城市。这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城市人口远比农
村集中，所以坏消息也就更容易扩散而广为人知，这对於维持“安定团结”
显然是不利的。於是，在“大跃进”中上马的大批工程都给取消了，从农村
招募来的数百万工人被一律遣返回原地。国家只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口粮，
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去自行挣命。即便如此，虽然城市
人口大大减少了，国家还是找不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

　　好在糊弄人民远比糊弄大自然容易，在这方面，官家的智慧从来是无穷
无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妙法是公共食堂。所有的单位，哪怕是街道委员会，
都办起了食堂，而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得在食堂吃饭，不许在家开伙，
就连家庭妇女和退休职工都概莫能外。唯一的例外是年幼的儿童，只有初小
以下的孩子的定量粮获准保留在家。

　　[b]这样一来，聪明的官家便摆脱了向私人供应粮食的不愉快的负担。如今
他们只需向单位供应粮食。哪怕是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刻，国家供应的定量都
从未象《鸿》上说的下降过。张戎出身高干，却对我党毫无认识，居然如此
低估当局的智力──他们根本用不著去降低一个只存在于纸上的数字。至于
张戎写到的每月有多少多少两的肉和油则更证明了此人不但没有民间社会的
常识，而且连思路都不甚清楚：如果真有什麽肉和油，又怎麽还会有她所说
的四千万饿殍！[/b]官家小姐写的回忆录，读起来总是免不了“何不吃肉粥”的
感觉。

　　[b]和同学们一样，我也在学校的食堂就餐。那时中学男生的定量，是每月
32斤包米面，然而那只存在于纸上。真正供应的粮食倒底是多少，这大概是
永远也无法查明的战略绝密。[/b]滑稽的是，当时竟没谁看穿这袖里乾坤，却一
致把炊事员们当作了替罪羊， 认为是他们“夺我口中食”。 他们当然也偷
──饿急了，谁不偷？然而区区几个炊事员的盗窃就能引起全校师生那难熬
难耐的饥饿，这神通也未免太大了点。

　　每逢吃饭时间，值日的两个同学便各携一盆，前往食堂去打饭，带回半
脸盆包米面糊糊，半脸盆萝卜汤（或洋白菜汤或酱），在50多双因冒著饥火
而显得特别明亮的眼睛的密切注视下，开始隆重的分饭菜大典，将那些汤水
舀到50多个搪瓷或陶土大碗中去。不幸的是，既然不用量筒或量杯，等分液
体就并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於是不久吵架和打架便成了我们进餐大典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庄严仪式。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无论是君子动口，还是小人
动手，都需要宝贵的能量，而那玩意儿却不是我们的液体食物能提供的。

　　我们的主要能源，那熬糊糊的包米面，是现代中国人的发明，可惜李约
瑟没有收进他的书去。跟别处能见到的平庸样品不同，咱们的包米面是整个
玉米棒子连核带皮一道磨成的，有时连玉米杆子也磨了进去。所以那面粉看
上去十分光亮，极富美学价值。可惜人长的不是牛马的肠胃，没法消化吸收
植物纤维，所以那面粉的绝大部份营养内容进了咱们的尊腹后，只是匆匆到
此一游，便“酒肉穿肠过，炉火心中留”了。

　　更有趣的是那糊糊比白开水也稠不了多少。几年后文革中我看人家用浆
糊刷大字报，总是要情不自禁地咽口水：那可是白面熬的啊，而且还那麽稠！
要是当年咱能轮上那麽一碗，纵南面王不易也！当年咱们喝的是什麽东西！
饭后百步走，肚子便成了装进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唏里哗拉响得可以用来
发课。发完课后胃又变成了老君炉，“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哪！”（《杜
鹃山》，柯湘唱）待到小便一次，胃里便立刻变得如竹之空，似谷之虚，然
而那腾腾烈火依然在，什麽也熄灭不了它。

　　这种“食物”把我们班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丛林，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饿狼。
继吵嘴打架的初级阶段之后，大家不久就学会了怎样更明智地投资自己那宝
贵的能量。在分饭菜过程中，不经过组织的层层动员，人们会忽然自发地、
不约而同地抢过放在地上排著队的大碗，用它来当勺子去盆里拼命舀糊糊，
一边使出无师自通的武功来，奋力将周围的人用胳膊肘猛烈地撞开。一次，
在这样的难忘的战斗中，我的陶土大碗被十多个搪瓷大碗强迫接吻，当场粉
身碎骨，化作数以千计的碎片，於是那天我便没有了晚餐，只从盆里抓起了
小半把糊糊。

　　第二天我抱著个重金属装备卷土再来，发誓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可惜
我又一次不走运。还没等到我的重火器投入战场，头名好汉（不是小学的那
个，那位仁兄根本就没考上中学）便以万夫不当之勇，雷霆万钧之势，推开
众人抢过了面盆，突出重围，逃之夭夭。这流氓一面跑得飞快，一面还能象
马一样，把头伸进盆里去痛饮那宝贵的玉液琼浆！

　　那辰光，我不过是个又瘦又小又苍白的男孩。如果我不用脑子，在这个
残酷无情的丛林里便只有饿死的份儿。所以，当头名好汉第三次故伎重施，
抢过面盆又要开溜之时，我便不失时机地一口痰吐进盆去。

　　那一分钟，所有的人都如同中了大圣爷爷的定身法，目瞪口呆地望著我。
我得意洋洋地伸出手去从头名好汉中接过了面盆──连他也因为这突起的变
故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我根本不在意那盆里的口痰：那本是我口中出来的，
而林妹妹早就教导过我们：“质本洁来还洁去。”从何处来，回何处去又有
何相干？而现在这整整一盆、整整一盆糊糊都是我的了！

[[i]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0-3-7 14:59 编辑 [/i]]

想当年大饥荒的那时候 北京传来消息 毛主席不吃红烧肉啦  下面的人听了都非常地感动 都说主席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 连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不吃了  谁知后来才知道 主席不吃红烧肉了 改吃海鲜了

重点是关注现在，已经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历史是由未来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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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真是可怜啊，不知道有多少人饿死了，真是可悲又可叹啊！

毛泽东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难道毛泽东之前中国人都不吃饭吗?

谁都没解决吃饭问题，我看还是我们自己的双手解决的，不做事就没饭吃，这道理谁都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