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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军统、中统特务始终无法打入延安的原因

核心提示: 在中共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

在中共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 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 ”，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 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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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经历两年的长征，很大一部分对共产党、红军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优秀领导干部和士兵都牺牲在长征途中，曾经浩浩荡荡30余万人的部队到了延安集中时只剩下区区两三万，加上受张国焘的影响受到排挤被中央推到西北开展宁夏计划而全军覆没的西路军（红四方面军），到延安的这些人都是熬过了千难万苦过来的，就连懵懂的孩子也都成熟了。
    中共到延安后组建保卫处、警察队，加入的都是经过磨砺的精英，更有曾经白区的特科成员，成立之时又适逢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精神，办公基本生活条件等自是不在话下。延安时期反特工作能够做的如此出色，重要的是这几点：一是组成成员素质高有经验，都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政治上靠的住，工作上开展迅速；二是中央重视反特工作，规范领导组织，进行专门领导和给予武器装备人员上的支持；三是密切联系基层，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广布反特眼线，使得那些想通过最基层来渗透的特务们无处藏身。
    周恩来遇险时的潜台词应该是“特科我有干过”，但是周恩来能够遇险说明保卫处的人做的的确有疏忽之处，在这之后，中统、军统、日特都无法打入延安内部，就凸现他们工作的实绩了。《潜伏》中李涯潜伏延安被余则成通过蛛丝马迹揪出来，同时表明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即潜伏者的重要作用，没有余则成他们，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不会如此的干净和平静。如沈之岳等国民党潜伏人员，中共那时处理策略是对的，如同揪出李涯后的遣返工作，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作破坏性活动，还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i] 本帖最后由 kakasa 于 2010-6-8 21:37 编辑 [/i]]

我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即潜伏者的重要作用，没有余则成他们，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不会如此的干净和平静。

我们的党是从地下工作起家的，从上到下，人人都是经历过大场面的。加上我们的党中真的有些很有天分的特工领导，在秘密战线上，国民党能打入共产党的确实很少，加上共产党员在那个时代觉悟实在是太高了，精神上远胜出许多。我觉得信念对一个做任何事情的人来将都是最重要的。共产党的胜利不光在秘密战线，在其他上都占据了上风。

很正常，文革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敌国能得到任何情报，更不要说搞破坏了，延安整风就是小文革

个人觉得那个时候延安人少，成分很容易搞清楚，一个村子才百十来号人口，莫名多一个人出来是很容易甄别的；相反，国民党控制的都是大城市，鱼目混杂，地下党就很容易混进去。就像现在北京奥运，政治保障落实到街道，落实到家庭；每个单位每户家庭都要审核成分，走亲戚都要申报，谁敢来搞破坏？刚一露头就被掐了。相反，一些二线城市，没有这样的严控，犯罪黑社会就很猖獗，特别是流窜犯，警察根本就没办法抓的（上头号通缉令的除外）。

呵呵，听说国民党的情报和军事政策还没来得及给蒋介石，毛泽东就已经知道了，本来还以为是夸张看了这个，可能是真的啊。

不好意思原来要说的那个人lz文中已经出现了，直接看标题就回复了，自作聪明了
不过那个沈之岳，也不是泛泛之辈，陈毅就认为他的能力和周恩来很像。（不知是真是假）
但是国民党这样的人太少了，要不然大陆的天下就不会被共产党夺掉。

[[i] 本帖最后由 tcxiaoxiazi 于 2010-6-14 15:10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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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天天在那三反五反的，就算不是特务也可以打成特务，真的特务来了估计也就能潜伏着了，一出头立马就会被打掉了

到处都是潜伏啊 呵呵 内乱 时期流行这个也是正常的啊

一天到晚地“拉大网”，不管是大鱼、小鱼还是虾米，统统地一网打尽。从红军时期的AB团，到抗日战争时期肃反整风，别说是军统、中统的特务，连不是特务的都被警惕性贼高的“群众”揭发出来，无数的人头落地。我可不是在瞎说，红军时期被错杀的指战员就不提了，就说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整风肃反，许多从国统区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因为说了几句领导们不爱听的真话或发了几句劳骚，就被指定为托派、特务处以死刑。男女都有。为节省子弹，用刀砍、用刺刀扎。一时间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如果不是罗荣桓及时赶到、制止了肃反的进一步升级，后果实难预料。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哪个特务敢来呀！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战争年代还是很杰出的，不知道现在的情报工作做的怎么样了？

中央秘密战线工作做的太好了，关键还是老百姓支持

地下工作一直以来就搞得很好，特别是长征时期的谍报工作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延安是长征时期表现的延续 再者人少精干也是原因之一

主要是中共那个时间人少啊，都是没读过书的，其他人监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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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情报战因重要而残酷，嘘嘘不已

国共内战的情报战线是我党我军最后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否则胜利的代价会更大,甚至可能划江而治.

我感觉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作用也很大。
不紧把特务整死，也把不少没问题的人搞死了。

中共内部隔三差五就搞什么“整风”之类的运动，真正的共产党员都过不了关，别说特务了，来了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