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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多年前在与洪哲胜先生的往来邮件里，看到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兵”称一九四九年败落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为“外省人”。这个在大陆的用语习惯里多少含有地域歧视的称谓，使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本地人和那些突然大规模涌入的战败者之间的隔阂。当然，洪老意指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歧视，而是这群狼狈的涌入者竟反客为主，不与本地人平等相待也就罢了，甚至把枪炮坦克指向了他们，在这个狭促的孤岛上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后来杨德昌的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在“二·二八”、戒严等历史概念之外，对这些特殊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一点了解。杨德昌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外省二代”们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台后的“成果”，借用他们中的一个马英九的说法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他们中的另一个，作家龙应台女士，以展现自己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大变局中溃败台湾的遭遇为初衷，在六十年后写下了这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说，这是一本关于失败者的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大多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却被战争机器所裹挟，身不由己地四处飘零，最后汇到台湾这个小岛上。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曾经我对于这场大变局的了解，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上既意识形态化又非常中国化的“成王败寇” 的定论。在大陆的教育灌输里，四九年那辉煌而伟大的胜利充斥于各种科目的教科书里。我还记得无论哪个老师，一讲到三大战役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和年少的学生们一起计算，这三场仗一共干掉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答案是一百五十多万。后来我知道主要靠人海战术的解放军的伤亡也不会是小数目，只是他们羞于把这也真实地写在教科书上。当时坐在教室里思想纯洁的我们，为这些阿拉伯数字而感到振奋，但渐渐地我也不禁心生疑问：这一百五十多万也都是中国人吧。现在我明白，他们既是一百五十多万中国人，也是一百五十多万条生命，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牵连着上百万个家庭。就算不想引导学生们反思战争的残酷，也不应如此夸耀这些数字，我们的教育灌输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血腥和残忍，让他们学会在血的祭坛上欢呼胜利，让他们认为在某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杀戮是件伟光正的事情。

即使后来不再相信教科书的灌输，我对于那场内战的失败者们的了解仍是模糊的。作为生长于大陆的年轻人，只能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认知那些史实和概念，我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很难真正具体到血与肉的。作为“失败者”的下一代的龙应台则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隔膜，她在港台所处的文化位势也使她有能力调动大量的资源，来展现“失败者”们的痛楚。即使如此，当我初看到这个定位很“大”的书名后，还是有点怀疑龙应台能否深入而具体地驾驭这个宏观的题旨。但正文前的这几段“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使我打消了这样的顾虑。它传达出作者规避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成败的论调，并且以人文情怀、立足于人道主义来写战争，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至少不会带着替父辈们发泄仇怨的目的来展现这个题旨。

在犀利的杂文之外，龙应台也是个能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煽情的笔触，来调动读者的情绪和阅读兴趣的高手。她的许多温情脉脉的随笔、散文和小说常见诸于大陆报刊，题材多为亲情伦理、见闻感受、生活感悟等，这些大多精短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圆满，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采访中声称以文学叙事来展现这段“大历史”，我不禁疑虑她会不会搞得大而无当？对散文式的写作而言，主旨再宏大也应在书写中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否则就只能流于飘忽。读过全书后我明白，思辨评述的方式是历史研究者们才应采取的，并非历史学家的龙应台放弃这种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在采取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叙史的同时，龙应台从头至尾都以人伦情感为基点，立足于具体的人物遭际。所有人物的命运汇到一块，支撑起一九四九年从大江到大海的时代流离图景。

这便是龙应台这部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的成功之处，对此他在书中也有过谦逊的表述：“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作者次子——引者注），没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在龙应台这些“绝对个人的传输”的记述里，很多故事惨烈得让我不忍卒读，以前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的只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系列。双方题材不同、文笔相异，但都以个体命运为言说基点，这种对每一滴血、每一滴泪的直观描画，也许比抽象的理论评述更需要执笔的勇气。读完全书，我脑海中满是时代流离中破碎而慌乱的个人意象：龙应台的母亲在火车站痛苦地犹疑，要不要带上幼小的儿子逃亡；龙应台的父亲与他的母亲诀别时无言地相视；下车方便的女人在火车突然开动后哭号着追赶，她的孩子还在车上；流亡学生们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地升国旗、唱国歌、读书、听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为了生活拼命地写稿；林精武在战场上好容易吃到一碗猪肉，炮弹落下，等他回过神来看到碗里满是战友的血肉；共军蹂躏村民后国民扣下尸体，让家属在记者面前展览他们的悲痛；长春围城中平民被赶到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活靶子和掩体；被母亲丢弃的奄奄一息的婴儿，趴在地上微弱地蠕动着；被围困的士兵给在家乡“死也心甘情愿地等你”的女子，写下“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绝笔情书……

龙应台特意到长春求证的“长春围城”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她说连大多数长春市民似乎都已忘掉了这段惨剧。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的部队正式封锁长春，下令要使这座城市成为死城。共产党说得出做得到，最后城内饿死的人数大约有几十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的官方记录里，胜利者们所描述的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内战时流亡南方的山东联中和豫横联中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些早就认清共产政权真面目的老师们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南下，途中一边流离一边上课。他们中最后只有少部分到达了台湾，但当时残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学生又被抓去入伍打仗。老师们为学生奔走抗议，最终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七位师长，被当做匪谍枪决。

还有一部分流亡学生和一支国民党残部被赶进了中越边境的深山里，当他们终于翻越深山，却又被当时占据越南的法国军队囚禁于集中营里。其中的一个学生赵连发身上带着一本《古文观止》，那是他的同学马淑玲留给他的纪念礼物。在原始部落一样的集中营里，“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直至三年半后，这些被困越南的人才通过国际交涉被送去了台湾。

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校长，在台湾把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学生赵连发，流泪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六十年后，赵连发真回大陆找到了马淑玲，双手奉上那本《古文观止》。“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抛开那些已没有意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之所以详述关于流亡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无论多么败落、凄惨、麻木、愚昧、逆来顺受、残忍嗜血、歧途连连，其中总还能有些闪光的、值得坚守的、让我们怀有希望的东西，哪怕那只是时代洪流中最柔弱的星星点点。

龙应台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讲述父辈们战败后的流亡历程，应该是写作过程中接触了越来越的资料，最终她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笔触，以展现战祸之流离、个体之柔弱、死亡之残酷，深入到对国家与战争的反思层面上。那些被时代所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不仅包括内战双方和战乱中的平民，甚至还有某些身不由己的纳粹军官和年轻的日本士兵，那些台籍日本兵的伤痛更是她展现的另一个重心。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这里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年轻一代完全在日本文化的教育灌输里长大，他们中很多人踊跃争取为天皇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四邻将此视作无上的荣耀。当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时，这些人很难说自己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了刑。用所谓民族大义苛责他们是无力的，就像四九年后的大陆人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灌输、台湾人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教育灌输一样，我们都是被伤害与侮辱的人。

龙应台说，向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认为在宏观上把责任归咎于大时代的同时，也应把功过、是非尤其是责任，反思和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变局、每一次转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也是伤害与侮辱别人的人。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乱和灾难，屡入歧途的迷失，杀戮、极权、暴政的盛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不容回避的责任。社会个体长久而普遍存在的错误，往往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共通心理，酿成长久而深重的时代大错。

“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于德国的儿子说的话。显然，对今天台湾和德国的年轻人而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之的问题。而对于大陆的年轻人，则更需要智慧、理念、策略和勇气，甚至要时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更艰难的，却是更有意义的，如果每一个大陆的年轻人都能独立思考，这个国家肯定会非常地不一样的。

龙应台是有理由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洪老在称四九年前后唐突闯入的“失败者”们为“外省人”的同时，也说，当后来国民党顺应潮流、改头换面，通过选举执政后，他们已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授权和认同。我们大陆人是否也已开始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我们的授权和认同又在何期呢？

作者 李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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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60年时我就听说这本书，可惜在国内被禁，无缘去读，而且当时似乎没有电子书下载
渐渐也就淡忘了。今天，看了这个评论，仍然吃惊不已，孤陋寡闻的我何尝知道长春战役
居然死亡那么多平民，战争最苦的还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尊重历史，尊重生命，和平
是个永恒主题。尊重历史，尊重生命。言战的愤青朋友，清醒吧，除了毁灭，战争不会有
任何回报/

[[i] 本帖最后由 阿曼达 于 2010-6-10 18:42 编辑 [/i]]

我们都是被时代伤害和侮辱的人！
过去是，现在也是
将来……
若不想继续被伤害和侮辱，真的需要策略、勇气。

以上言论回避了我们被谁伤害和侮辱这一问题，大家心知肚明。

不过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义务去改变现状。

特别要提出的是，当我看到流亡到越南的师生背读《古文观止》以及多年后依然珍藏古文观止的时候，我有种说不出的负责感情。

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这本书我也听说过
龙应台我也很是欣赏
她能够以一个战争失败者或是旁观者
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那段历史
相信一定会丰富我们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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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哪有什么正义可言，怎么样受伤害的都是老百姓

这篇文章文笔很精彩，是从纯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国共争端，但观点明确，明显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国共内战，谁是谁非，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作者用煽情的笔法，放大战争血腥场面，博取早已习惯和平时代的年轻人的同情，达到间接否定共产党合法性的目的，否定共产党中国合法性的目的。为了信仰，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不惜诉诸战争，本也无所谓对错。但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战绝对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美国是现在世界上号称最民主，最讲人权的国家也曾进行过国家统一的南北战争，难道他们就不死人？可纵观美国历史，谁公开否定过这场战争？。如果放任国家分裂，放任一方诸侯独立于中国而不管，是对中国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这种妇人之仁是要不得的。那场战争早已过去，珍惜现在的和平，不要轻言战争，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应有不怕战争的决心和意志，言战不一定是愤青。台湾至今未能回归中国，外国势力频频插手，小动作不断。争取和平解决是不变的方针，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如果台湾人民最终选择独立，武力统一也是无奈的选择，纵使台湾变成不毛之地也在所不惜。

政治上本来就没有正邪之分，只有胜负之分。如果单从和平主义者角度分析，所有的战争都不该发生。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让他侵略，你不反抗，不就死不了那么多人了？国民党一次放弃东北三省，东北亡魂找谁诉怨去？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及其家人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吧。风水轮流转，这就是因果报应。总不能说你打别人的时候都不算，别人打你的时候就没人性吧？
说到那个校长的事，看似很煽情，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吗？如果你真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参军去，跟敌对政权拼命去啊。一路南逃干什么呀？当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也这么玩过吧？敌人来的时候拼命逃，敌人走的时候就拼命爱国？那这种爱国者有没有都没太大影响。至于跑到台湾去的，被枪毙的那几个，无非是纠结了一帮人，想不流血就捞点政治好处而已。凭什么别人打仗拼命保政权的时候，你把脑袋缩到壳里，仗打完了，你把脑袋伸出来，又这个又那个。总之就是，打仗，拼命，死人，别人去做，打完了告诉你一声，让你坐在老爷的位子上，就什么都对了。

[[i] 本帖最后由 mmmm_11111 于 2010-6-11 16:17 编辑 [/i]]

长春之役历来的宣传是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实际上国军士兵没有一个饿死的，倒是平民大量死亡。推荐一本国内早几年的书，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雪白血红》，一个解放军军官写的，现在被河蟹了。

没看过龙应台的这部作品，有机会见识一下。楼上提到的《雪白血红》我是听别人说的，他极力向我推荐，应该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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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围困长春饿死大量老百姓的事回忆录只是轻描淡写几行字；由于我们的围困使人民遭受了一些苦难。

唉，无论兴亡，只要打仗，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得到好处的永远是上层阶级啊。

血与火的争夺和杀戮，是人类社会一段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一段历史的必然，即便是现在，仍然在一些地方进行着，谁对谁错？龙应台们，随着父母从大陆流落到了台湾，从大陆当时的统治者变成了台湾的“外省人”，始作俑者是谁？他们的父母当年疯狂杀戮敌对党人和其家人亲属的时候，敌对一方连做外省人的机会都没有，那时他们说过“内战无正义”吗？至今他们还在说老蒋当年手太软，没能斩草除根，以至养虎成患！一说大陆内战死伤百姓无数，就指责是共产党造成的，可是如果共产党不抵抗，不反击，束手让蒋介石在三个月内消灭，就是对的？那样死去的共产党们就是应该的？在大陆解放前，这种论调是典型的强权主义，而后来败走了，就用悲情主义乞讨可怜。无论如何，中国已经从战乱频繁走到了基本稳定和平的今天，知道当年我们的前辈们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血火，那就应该珍惜和平与稳定，争取多为民族，为国家做好事，仍然一味地沉浸在对历史的抱怨中，对故去的荣华的怀念中，对敌对党人的仇恨中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永堕魔道，伴随血火。龙应台们可能只是以悲情掩盖自己内心的仇恨与怅惘，而一些人用龙应台们的文字继续煽动仇恨，欺骗年轻人，让那些十九岁的年轻人们像当年逃去台湾的年轻人们一样迷茫，恐惧，仇恨，那还不是一样蓄意让他们去冲动，去死亡，去伤残？其心可诛呀！小气、狭隘、龌龊、阴暗，人前好装出一副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的贵妇犬，其实嘴里的一副尖牙利齿还是准备着狠咬一口的。今天的外省人已经没有了吧，那就都是台湾人了，大气一些吧！

禁书啊，看了让人隐隐有点不快

这种内战倒霉的  最倒霉的不是蒋介石光头父子
是老百姓啊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中最倒霉的永远都是百姓，内战不说，单说外敌入侵，不反抗是不行地，打不死他也要打疼他

现在以微观的形式研究历史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了，其实微观的研究某些特定历史人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个普通人，就没啥价值，毕竟无论以前，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无不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潮流中，随波逐流的，与其说什么世界因你而不同，不如说地球离开谁也照样转。

长春一被围，那狼心狗肺的委员长就定下了“杀民养军”的政策：将长春粮店和老百姓家里2个星期以后的余粮全都搜集起来供军用，使国民党军在长期围困中能最大限度地坚持，至于老百姓，从来就不在狼心狗肺的委员长考虑范围内。
　　实行那狼心狗肺的委员长的黑了良心的政策所造成的事实就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国民党军无一人饿死，郑洞国、尚传道等国民党高级官员每天都有鸡鸭鱼肉，甚至连他们的波斯猫都是吃的滚圆滚圆的！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这铁一样的事实，是你涂脂抹粉能掩盖的吗？

国军粮食困难不假，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当时饿死军人，
　　 国军发布粮食管制办法，并抢居民粮并打死4000多老百姓这可是有记载的，
　　 长春守军人每天的粮食配额虽少，若不是锦州大捷，长春但是还能够在守半年的。
　　 围困期间新七军的待遇明显比60军要好得多，突围却让挨饿的杂牌60军打头阵，逼反60军。60军朝鲜战场上成了能打硬仗的队伍，也反正后成了维护新中国的一支栋梁军队。

先看看国军战前和战后的人数对比，战前国军新七军，六十军加地方部队共计约十万人。六十军起义官兵共计两万六千余名，新七军投诚三万两千余名，地方部队投诚九千七百余名。另有收容各医院伤病蒋军官兵七千五百余名，共计七万三千余名。自六月十九日至十月六日，我共收容投诚敌官兵一万八千余名，再加上在历次外围战斗中，共计歼敌四千三百余名。所以国军总共丧失兵力九万五千多，可以看出，在四个月的围城战中国军应该没有多少是饿死的（或者说牙根没有）。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只要是因为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的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 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的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至此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的居民不敢 “光明正大”地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汇集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
　　 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 只准出哨卡， 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这就是国民党军的“驱民养军”政策，以降低市内粮食的消耗。鉴于城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尤其是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围城部队开始时一度对长春的出城者严格审查后才予以放行，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里，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围城部队发现中间地带有饥民大量死亡的现象后，中共吉林省委于8月14日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处理难民的收容，救济等事宜。并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出城的难民共被收容了15万余人。
　　 围城期间总共有多少平民死亡现今已不可考证了，但不管多少，这个责任国共双方都有，不过国军更大一些

我喜欢龙应台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演讲后，记者采访时候说的那段话：被记者问到公民教育问题，她认为大陆的危机是从不信任走向虚无，可怕的是以公民教育之名，行垄断操纵之实。现在需要的是被愚弄到推翻愚弄，寻找信任。而大陆的知识份子，应对公民教育有更大的关心。
看的挺深的，我也在找这本“大江大海”，可惜没找到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