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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14个争议问题的彻底澄清

1、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南北政府谁更合法？

　　在20世纪初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可分为3部分，一部分流亡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代表，在抗日时期暗杀过日本将军，并组织过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第二部分流亡美国做寓公，也在美国做过宣传抗日的工作，以李乘晚为代表，第三部分是坚持在朝鲜和东北做抗日活动的人士，其中武装斗争能坚持到1945年的就剩下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了。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将朝鲜按“三八”线一分为二，金日成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北朝鲜，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和美国人熟悉的李乘晚随美国军队来到南朝鲜。当时美苏已经开始对立，美国更是把苏联和共产主义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手，因此美国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反对共产主义。当时美国的朝鲜占领军司令霍奇曾组织过汉城市政委员会的自由选举，但国外回来的人由于没有民意基础而大多落选，而坚持在本地抗日的左翼人士获胜（还不算共产党）。结果吓坏了霍奇，最后他使选举作废（这可不是我编的，有历史记录）。并且还拒绝了北朝鲜金日成呼吁的全国选举。在这期间，被称为大韩民国独立之父的金九被暗杀，当时以及至今人们普遍怀疑是李乘晚所为，但无确凿证据。最后，美国支持李乘晚建立了正式的大韩民国政权，随之，苏联也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鲜政权。李乘晚由于没有民意及干部基础，只得大量留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服务的军政人员，引起人民的反对，政权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而北方政权由中国东北及苏联回国的共产党组成，有一整套的政策和干部队伍，所以政权很快稳定，但由于立刻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当时的中产阶级大量南逃。

　　所以说，北朝鲜是由始终坚持抗日的人员组成，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得到多数中下层人民支持，少数人反对。南朝鲜最高层是美国回来的李乘晚，没有自己的干部，又排挤了中国回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依靠当年为日本服务的伪职人员，人民怨声载道。

　　2、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

　　要是问1950年6月是谁打的第一枪，现在已经很明确了，是北朝鲜。但南北两朝鲜自建立之初开始，“三八线”上就枪声不断。在两个朝鲜建国之初，北朝鲜900万人，南朝鲜2000万人。北朝鲜回国的骨干不过数千人，一切要自己从头做起（当然有苏联的支持），而南朝鲜是依靠了日本留下的政权机构和警备队（也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很快建立起10万人的队伍。所以开始南强北弱，金日成大呼和平，但南方咄咄逼人。但北方共产党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南方，苏联全力支援，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又送回了久经战阵的4个师力量的武装部队。美国对南方的支持有点三心二意，南方自己内争不断，结果北方的力量超过了南方。

　　南北朝鲜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在被分成两个政权，所以双方都要吃掉对方，并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谁放第一枪，就看是谁先准备好了。结果，北方先准备好了。

　　3、美国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中国陷入共产主义阵营已经让美国恼火。美国的思维一向比较直接，他把世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共产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朝鲜枪声一响，美国立刻认为是共产主义开始武力扩张了，如果失去了南朝鲜，接下来就是日本，然后也许就轮到美国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把台湾国民党列入保护圈，从而激怒了中国共产党。

　　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先不讲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历史来说，对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朝鲜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缓冲。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就支持朝鲜半岛北方的新罗对抗日本支持的位于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明朝又两次抗倭援朝，清朝末年援朝失败的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如今美国首先介入了台湾海峡，所以对中国来说介入朝鲜才是正常的，不介入反而是不正常的。美国人自己也说，如果有敌对势力入侵墨西哥，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

　　5、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虽然美国也认为中国有能力组织起援朝的队伍，但决不相信中国敢于援朝，所以队伍四处冒进。中国虽然已经决心援朝，但对美军实力也不清，有所顾忌。经过第一次交手，打垮了南朝鲜几个团，美军一个营，摸清了美军的战力，树立了自己的信心，战果不大，意义重大。而美国只是认为中国虽然参战，但实力不够，“不是一支不可辱的队伍”（麦克阿瑟语）。

　　6、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第一次战役后美国没有搞清中国军队的实力，认为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所以继续分兵冒进，结果大败。在这次战役中，以“四野”为主的西线获得全胜，三面包围了美军，但美军在损失了大量人员装备后，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围，这点大家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东线，有人说以“三野”为主的东线在包围了美军后，自身损失惨重，而美军最后冲破包围，携带装备和人员扬长而去，是中国军队的失败。其实这只说到其一，没说到其二。当时在东线，中国军队缺衣少穿，还没有重武器，但仍然毅然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其意义如下：中国士兵排山倒海、奋不顾身的冲击，彻底扭转了美国对中国军队的蔑视，顿生敬畏。其“北极熊团”的被歼，使得美军充分高估了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从此，美军一发现其侧后有中国军队出现，就立刻撒腿就跑。在第二次战役后，美军从低估中国军队发展到高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从清川江到“三八”线，西线美军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向后狂奔了200多公里，东线的10多万美军也在只有少数中国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销毁了大量物资仓皇下海逃去。其实如果美军凭实力节节抵抗，步步后撤的话，中国军队要打到“三八线”还不知要那年那月。战役后，东线9兵团足足休整了5个月才重新投入战斗，很多战斗骨干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但他们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是过了3个月才重新投入前线。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军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2个月的战争主动权。

　　7、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不战而抵“三八”线，战力疲乏，彭德怀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求先休整再过“三八”线，当时国际上纷纷要求中国军队不过线，但毛泽东认为此时停下是示弱的表现。“当初我们叫你美国停，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现在你败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泽东岂是肯示弱的人？于是要求彭德怀必须立刻过“三八”，过去了再休整，哪怕过去一步都行。于是已经不停征战了2个多月的志愿军将士又继续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出乎我们自己意外的是，美军为我“二次战役”的余威所慑，一触即溃。本来1个营的美军需要2个团的我军才能歼灭，但如今被我两个连的队伍一冲就垮，美军又不战而放弃了汉城，一直退到了“三七”线才稳住脚。虽然我们的很多高级将领认为美军是故意后退，引诱我冒进攻击，但没有一个美军高级将领承认他们有诱敌深入的战略。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收获不多，但在政治意义上收获重大：近代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攻进了一个外国的首都。

　　8、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三次战役”的轻松胜利，使得毛泽东开始高估自己，要求彭德怀继续进攻，此时彭德怀知道中国军队现在真的是“强弩之末”，于是直闯中南海陈情，毛泽东也不愧为英明领袖，立刻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此时彭德怀犯了一个小错误，没估计到美军会很快反攻。没想到美军在更换了统帅后，新任司令李奇微重整了军纪士气，立刻发动了反攻。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胜利，但只是战术上的胜利，但在随后的“砥平里围攻战”中没有达到目的。李奇微从“三次战役”后总结出我攻击的时间只能维持7天，又从“砥平里围攻战”看出了我军的攻击能力不强，从此真正认识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和缺陷。美国还把“砥平里围攻战”看作是朝鲜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大肆纪念。其实中国军队的能力缺陷的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中国士兵尽管依然奋不顾身地战斗，但也只能且战且退。“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犯了点小错，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综合实力不济，不得不吐出了“三次战役”吞下但不能消化的肥肉，逐步退回到“三八线”。但中国士兵的拼死阻击，也让美军心理十分忌惮，只敢小心渐进，而且不敢轻言胜利。

9、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中国军队尽管退回到“三八线”，但受“三次战役”影响，依然轻视美军的战斗力，随着国内19兵团、3兵团的来到和9兵团战斗力的恢复，又发起了“五次战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战役”那样一口气推进。但此时的美军已经不再一触即溃了，而是节节抗击、步步后退。中国军队经过2个阶段的反攻，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但都没达到最初的战略上的目的。在消耗完作战物资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例行的后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从西边开始，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首先抵挡不住冲击，开始后退，影响到了19兵团的65军，65军没有完成兵团交给的阻击任务，提前撤出了阵地，连带着63军也开始后退。63军在后撤时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没有通知到东边的60军，在西边，3兵团司令部电台被炸，失去指挥，12军阵地又被突破，又影响到15军，15军见形势不好，自行决定后撤，但没有通知西边的60军，结果造成60军180师孤军突出。同时，第二阶段担任反击的9兵团27军及配属的12军部队也被截断。被截断的27军先就地挡住了美军的正面进攻，然后机动灵活地重新选择了后撤路线，摆脱了危机。但60军180师由于军师领导的指挥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阵线由63军，15军，20军，??后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3兵团又占3分之2，其中180师的被俘人员又占3兵团的3分之2。“箝入式”的反攻也不是美军的特长，参与反攻的“特遣队”人数不多，不敢近战夜战，很多地方靠火力封锁，使得很多我军趁夜脱险。彭德怀元帅的用兵特点是，越是在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为敌人所趁。历史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通过“五次战役”，中国认识到靠现有的实力是无法把美国人赶下海的，于是战争的目标转变为保持战前状态。而美国也不希望继续陷在朝鲜，因此谈判有了共同的语言，2年的“停战谈判”拉开了帷幕。

　　10、“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何在？

　　“五次战役”后，中国军队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认识到在目前的后勤装备下就算发动反攻也不能巩固所得成果，于是放弃了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开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后勤和装备。苏式武器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才大量装备部队。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的一年里，中国军队只是发动过战术反击，没有发动过战役反攻。但美军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依靠绝对优势的火力步步紧逼。中朝军队奋勇抗击，朝鲜人民军还打出了“血岭”，“伤心岭”这样的战例，使得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奇微叹息：按这样的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到达鸭绿江。这句话里有2个含义，一是说明了美军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看出美军还是缓慢地向前推进的，“血岭”，“伤心岭”最后都落入了美军之手。惨重的看不到胜利的损失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早日从朝鲜脱身，越来越不鼓励前线士兵用鲜血去换来荒无人烟的山头，但美国军人的荣誉感使得前线美军将领还是希望用武力夺取彻底的胜利。于是，当时的美军前线指挥官范弗里特提交了一份大规模进攻的计划，被上级否决。范弗里特不肯死心，经过修改，又提出了一份比较小的计划――用两个营的兵力花5天时间进攻上甘岭。假如计划得逞，再提出下一个计划。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惨败，而中国打出了一个“千岁军”――15军，还打出了一个“上甘岭精神”。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有的人把“上甘岭战役”说成是我军生死悠关的一战，其实是夸大了。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沿阵地，是它的大门，而五圣山的确是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但五圣山要比上甘岭高一倍多，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有好几座山，即使我方丢失了上甘岭，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我方的坚守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就是中国军队有能力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美军从此死了打到鸭绿江的心，再也不发动营以上的大规模进攻了。在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范弗里特在自己离任回国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探，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我一个排固守的“丁字山阵地”。美军在类似的高地上举行了7次演习，制订了完美的陆空联合作战计划，邀请了有关高级军官和记者旁观，但在一天的进攻中连我阵地的边都没碰到，就被我军轻松地打了下去。从此美军再没发动过任何主动进攻。

　　11、“金城反击战”的意义如何？

　　经过一年的休整装备，中国军队的火力装备和后勤供应都大大改善。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于1953年5月和7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攻，目标是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经过3年整顿战力和美军也相差不远了，这在半年前的“上甘岭战役”中已经可以看出了，但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中被击溃。现实已经证明，中国军队不但“守必固”，而且“攻必克”。停战后美军司令克拉克说了句广为流传的话：美国第一次没有战胜。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我们的敌人比过去更强大了。

　　12、最后的停战分界线是北朝鲜吃亏了吗？

　　最后的停战分界线确定后，在“三八线”以北的由美军占领的原北朝鲜的土地是“三八线”以南的由朝鲜人民军占领的原南朝鲜土地的两倍。因此有人说，是北朝鲜吃亏了。但要从土地的质量上来看，是北朝鲜大大便宜了。朝鲜西面是平原，东面是高山。对于韩国首都汉城来说，西面的平原无险可守，只能依江防守，但如果东面的高山丢失，被敌人迂回，那汉城就是死地。所以战争中中美两军在汉城的一进一出，城中都没有战斗。对韩国来说，只有在东面尽可能地向北推进，占领更多的高山，才能更好地保卫汉城，拿句围棋术语叫“生死劫”，必争不可，所以美军在东面拼死进攻。但对北朝鲜来说，东面的高山占得多，可以威胁汉城，占的少，丢下的也不过是荒山野岭，而自己的一方是一座高山连着一座高山，对自己来说，争山头是“无忧劫”。但朝鲜占领的原南方的领土有古都开城，有渔业资源丰富的翁津半岛和便于农耕的平原地区，在质量上是大大便宜的。

　　13、“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

　　1840年后的中国成了无可争议的“东亚病夫”，被西方人所蔑视。1930年前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黑人还低，1931年“九一八”后正直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人，“太平洋战争”后美国人承认了中国的盟友地位，这个盟友是庞大的，但又是虚弱的。“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但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心中，中国人民是善良的，勤劳的，但又是虚弱的，是需要美国保护的国家，所以当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美国国内居然在讨论“是谁失掉了中国？”这个问题。朝鲜爆发战争后，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的因素忽略不计，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可能介入，另一方面也认为就算介入也没什么影响。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只会开餐馆、开洗衣店的中国人一看到美国士兵的军服就会向后跑，结果在“二次战役”中被闷头一棒，闻风丧胆，最后直到停战协定签定也没捞到什么便宜。美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人。1952年以后，美国国内各个州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规定。而让美国在战场上难堪的共产党中国成了比苏联还坏的“恶魔”，美国在一切领域围堵中国，甚至美国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见到中国外交官都视而不见，以此来表示他们的恼怒。

　　十年后，越南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美国来说，噩梦开始了。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把中国顾问训练出来的越南士兵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陆军士兵”，在明知中国的后勤部队进入越南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不敢轰炸中越边界，陆军不敢过“17度线”。一个美军旅长在他的《一个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一书中提到，一次战斗后发现了一具身材高大、皮肤较白的越军军官尸体，有人怀疑是中国顾问的尸体，这情报被当作绝密情报逐级上报，被严令不得泄露，不得再提起，深怕传播出去后会影响美国的军心民气。这时的美国人才认识到中国不但不能轻视，而且不能忽视，于是才有了得到90%美国人拥护的尼克松访问中国。

　　14、50年后的今天，还需要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吗？

　　在美国“一极独大”的今天，对毫无威胁的古巴仍然继续封锁，和已经与中国反目成仇的越南改善了关系，惟独对朝鲜步步紧逼。网上有不少谴责朝鲜的文章，但现实是：朝鲜会主动进攻日本，美国吗？朝鲜就算有了核武器，会扔向韩国吗？现在是朝鲜一再要求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被美国拒绝，美国甚至口头上都不肯承偌不首先进攻朝鲜，责任在谁还不清楚吗？美国希望保持各种压力促使朝鲜崩溃。而朝鲜想利用“核武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外忧。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内患。中国不能容忍敌对势力再一次逼近边境，这道理和50年前没两样。我想，只有在遇到朝鲜像东德那样被从内部和平颠覆、主动投向南方这样的情况才不便干涉，除此以外的任何情况下“抗美援朝”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方法有很多种，但我国越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事态越不会扩大；如果态度仍然是含含糊糊的，战争爆发的危险反而越大。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友谊、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益才应该这样做。

　　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自大唐以来又一次扬威于世界，其意义是不可置疑的。但诋毁我们英勇战士之声至今不断。日本把侵略战争中的战犯放进靖国神社供奉，德国也把参加“二战”的普通老兵看做是为国尽忠，而把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奋战、为国牺牲的战士称为“炮灰”的那些人，他们还能算是“人”吗？

否定抗美援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特务,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抗美援朝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战,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国威军威,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就目前披露的资料看,确实是北朝首先发起的进攻,但从整体看,如果北朝不先下手,南朝也会动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我军装备落后,牺牲了许多人.可惜,要是能晚几年,我军准备充分了,早就把美国人打跑了.

我们还是太大国主义了，其实当时要是苏联联合出兵就不会这样被动，也不会牺牲那样多战士，而且也不会欠苏联的巨额外债，造成国内的经济几乎崩溃。

　朝鲜战争中，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近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却始终拒之门外。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了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使人们对此间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来苏联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日－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表示支持。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大家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会谈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朝鲜暂不考虑请中国援助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

　　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并与之讨论战争形势。毛泽东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 "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战局变化迫使金日成向中国紧急求助

　　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

　　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

　　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

　　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个中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双方。

　　2、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中朝首次会谈只谈军队配合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

　　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两军统一指挥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劳动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使"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

　　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3、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中方实事求是的主张遭到朝方强烈反对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彭德怀反对"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 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美军再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

　　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此时，毛泽东也致电金日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样，在1951年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象的。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