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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军战犯”在功德林的岁月

[align=center]杜聿明：“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 [/align]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杜聿明的神经，却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30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于是几次急电上海，又派人找上门来，说“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
      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align=center]宋希濂交代了杀害瞿秋白的经过[/align]
      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1933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2月23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6月18日上午10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禁不住踉踉跄跄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朦胧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瘦弱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36师司令部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他面朝36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15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第二天一大早，宋希濂匆匆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经过。
      1934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9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1935年2月下旬，已经到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36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36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红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36师108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108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电告长汀36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10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10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羁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10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36师师部。宋希濂1935年5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九时许，36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代罪行之举，震动了功德林。
[align=center]邱行湘终于走进了八角楼办公室[/align]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说真的，这位原国民党第5师师长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无疑天经地义。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邱行湘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想起了文强告诉他的一件事。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一位马科长对他说：“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令人费解；现在想来，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敏感信息过滤*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有什么怕说的呢。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浑身清爽。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align=center]林伟俦交代火烧宜兴埠事件 [/align]
      叹息间，林伟俦从邱行湘身旁擦肩而过。
      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冢拆掉将停棺迭成战壕……
      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大灾害——火烧宜兴埠事件。 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8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62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说，62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62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赔偿。结果由于军事日渐紧张，赔偿也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斥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的决定为该团长辩护，与陈长捷争执不下。结果杜建时从中和解道，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惟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戴罪图功。于是乎，如此一场暴行，竟不了了之。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历史有时还真的会重演吗？
不会了！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