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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与侵华战争

说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既给日本带来了全面开放学习西方的社会效果，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天皇军政教合一的变态政治制度，甚至直接促进了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因此，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可以让中国人民更多了解到所谓的“现代日本”的基础社会成因。需要提示的是，正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所谓现代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极端的扭曲和奇特，其与许多国家历史进化中的表达现象非常的不同，后来又导致了日本从一个昔日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国家迅速蜕变成为一个野蛮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国家社会形态，所以，“日本明治维新”，至今是一个“世界之谜”，也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都还在仔细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段所谓的变革历史，即使是日本自己学界，也在对“明治维新”进行深入剖析研究。非常奇怪的是，我国是直接遭受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危害后果的国家，但是，至今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的学人，对日本明治维新却研究得非常不够，更有人稀里糊涂去赞颂日本明治维新。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不能不谈到日本的“武士道”。日本社会中究竟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武士，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历史上的武士，既与中国历史上的游侠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历史上的骑士也相去甚远。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游侠大多是社会正义的道德伦理化身，他们自己既可以是地主、商人，兵士、宗教人员，也可以是游荡四方的流民，但是，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斗勇好狠，而是有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及其解人于危难之中的品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游侠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隐没在社会的深处。而西方历史上的骑士，本身就是一个领地中军事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是贵族，是社会上流人士，尽管这个骑士阶层以战争为职业，而和平时期，他们依然享受着领地中丰富的物质生活，一直到这个骑士阶层彻底堕落腐化为止；这就是说，西方的骑士，是以战争为生的社会阶层。相比之下，日本历史上的武士的地位和性质，则不伦不类，他们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和财产，更不是以战争为生的社会群体，当然他们也就不属于上流社会人员，他们更接近流氓这个社会角色。但是，他们又不是那种纯粹的下层流氓，而是以好勇斗狠和为富有者卖命为自己的生活职业，他们的生活，必须依附于他们的主人来提供，但是，武士自己又大多有服侍自己的专用仆人。由于日本历史上的武士社会身份奇特，且形成了一个不容社会所忽视的阶层，所以，日本历史上赋予了武士一个另外的名称——浪人。这个“浪人”的含义非常模糊，既蕴涵着人们对他们的蔑视，也蕴涵着对这种人的敬畏。日本，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和凌辱的历史，在中国国内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时间中，日本，正在遭受着西方列强对他们的欺侮。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荷兰、俄罗斯、法国、美国、葡萄牙、瑞士、比利时都曾经带着枪炮和商品强行登陆日本，要求日本与他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如果日本国内的政府或者民众不同意，这些西方列强就立即会动用枪炮所威胁。这就是说，日本在19世纪中前期所遭受到的西方列强凌辱，比中国要多得多，因为，在西方列强的眼睛中，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文明大国，而日本，则是西方列强眼睛中的荒蛮野地。日本被西方列强强行“开国”以后，引发了国内经济的紊乱，从而更加激化了本来就是诸侯割据的德川幕府统治政权的社会危机。特别是1862年9月在日本神奈川发生了日本武士袭击英国人，从而导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的“四国联军”攻打日本下关的日本守军的事变以后，更加速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动荡和分化。 日本历史上，据说狠早就产生了天皇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天皇皇族，不过是一种政治摆设，没有任何实权可言。由于日本在19世纪屡屡遭受西方列强凌辱，使得日本广大民众对掌握着国家政治实权却对外表现得软弱无力的德川政府充满了失望情绪。这种对德川幕府失望的情绪，直接刺激了当时日本社会中的三种人的活跃与崛起：一是社会中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二是身处于社会底层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武士，三就是像桥本左内、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样的一批不满于德川幕府的青壮派政治官员。这三种社会力量开始逐步达成了一种“尊王禳夷”的政治认识，他们试图改革和打击德川幕府，推崇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全国推行对天皇中央集权教育及其强兵反抗外来列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这样，以推崇天皇中央集权制度为国家政治制度，且以日本武士存在方式为中心的军事集团政治制度便呼之欲出了，这就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上所谓的“明治维新”。 严格地说，推崇天皇中央集权制度和在全国”推行“武士道”的军事教育体制，及其后来这些所谓的“改革派”在全日本极力排斥佛理二学而大兴带有神灵崇拜性质的“神道教”，这几个所谓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甚至是与当时西方所推崇的民主议会政治，特别是与西方的反中世纪政教合一社会运动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非常奇特的是，在福泽谕吉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考察了西欧社会以后，他们回到日本所提出的一套理论，也就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改革宗旨，竟然在社会中实际运用起来，大反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学习西方的技术，福泽谕吉，这个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人物，居然是支持天皇中央集权制度的，他甚至还为日本对邻国所进行的军事侵略而大力鼓噪。这就是说，纵观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真是令人惊讶万分，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一份日本自己采买外国材料却严格按照日本老黄历所调配出来的“怪味餐”，这份奇特的“怪味餐”，除了日本人自己能够吃得津津有味以外，恐怕任何外国人都是无法进口和不可理喻的。因此，许多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学者都持共同的认识，这就是：只有在日本，才产生得出能够把一系列完全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拼接成为一体的奇怪事情。因此，研究者也一致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一种特殊日本历史的特殊变革实例，是完全不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和借鉴的！ 1871年，在以上所说的三大激进社会阶层的直接推动下，在经过一番内战以后，长期闲置的天皇权威开始上升，操控明治天皇政府的三大士族发布了一系列废蕃置县实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改革令。1885年，日本又仿照西方实行了内阁政治制度。1889年，日本正式颁布《帝国宪法》。与此同时，日本排斥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佛学和理学文化传统，而以日本原始神道教为基础的崇拜神灵和崇拜天皇的现代神道教经政府渠道而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日本军队形成。从1874年到1890年这段时间，日本政府中的军费开支在“强兵”国策下大量增加，军队编制机构和人员也急剧膨胀，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的统计资料看，日本自1878年以来，军费开支就已经一直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6%以上，1889年，则已经达到了29•6%。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军国主义的急剧膨胀。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就是逐步向日本西边的大陆进行军事扩张而妄图征服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扩张计划。“大陆政策”分五期战略措施，第一期是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是征服朝鲜，第三期是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是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是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而且，日本天皇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实现这五期“大陆政策”战略，已经从1870年代就做了大量的国内准备，特别是在全国推行了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军事制度建设和国民军事教育制度，同时，日本在军事装备上也做了长期精心的准备。但是，就是日本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他们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扩张的“大陆政策”五期计划的时候，中国的李鸿章，却正在按照自己的“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的迂腐、荒唐和投降主义的外交原则在与日本进行交往，李鸿章所领导的清朝政府的这种“东郭先生”的作派，注定了中国后来要经历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同时，这也对今天的中国人提示了一个道理：对国家安全来说，知己知彼，是何等的重要；国家领导者的脑袋要清楚和人格的不卑不亢，也是何等的重要！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者的气质和人格，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李鸿章所领导的满清政府的迂腐、软弱和愚昧，与当时日本天皇政府所实行的军国主义扩张政治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从清朝末年开始，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了，中国的灭顶之灾也不可避免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精心准备多年的日本天皇军国主义政府后来按照自己的既定国策，一步步去实现着自己的“大陆政策”，终于，他们利用朝鲜问题与中国开战，打响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也就是李鸿章甚至不惜剥夺左宗棠西北塞防经费所扶持起来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一举被日本军队歼灭，从而导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李鸿章这个人的最大的本事，就是割让中国主权去换取暂时的和平，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导致中国台湾和朝鲜沦为了日本殖民地，而且，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还试图割让中国的辽东半岛。 沙俄见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撷取中国利益太多，不免眼红，于是，就联合德国试图阻止日本吞并富饶和塞防位置十分重要的辽东半岛。但是，沙俄之所以联合德国反对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当然不是在充当“白求恩”，而是他们试图分赃中国国家主权，也就是沙俄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在原本就已经占领中国胶州湾的基础上去扩张辽东半岛的殖民地利益，沙俄则想趁火打劫夺取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大片国土，想把中国东北和蒙古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沙俄这种趁火打劫，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独却哄住了李鸿章。所以，1896年，??以夷制夷”的荒诞外交方针下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从而引熊入室，并因此种下了1904年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开战沙俄夺取东北的“日俄战争”的祸根，并同时种下了1915年日本在辽东半岛上对德宣战夺取德国殖民地且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协议”，导致全国人民起来反抗的五四运动的国内动乱祸源。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根据《马关条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这些赔款的绝大部分被日本用来扩充军备，1903年，日本陆军已经扩充到67万，海军舰只达到27万8千吨，日本按照自己的“大陆政策”计划，将大陆军队和军事装备运送到日本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军营，一场战争风雨又将来临了。 1903年，由于沙俄占据中国东北赖着不走，造成中国发生了“拒俄运动”，也就是中国各地爆发了反对俄罗斯的政治群众运动。美国此时也试图在中国东北咬上一口，但是，美国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兵中国，于是，他们暗地支持早就对中国东北有野心的日本对俄罗斯发难，这样，就在中国土地上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俄罗斯失败而告终，日本趁热打铁，逼迫中国政府在1905年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也就是日本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系列特权，并对日本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共16个城市的商埠，还同时逼迫中国政府同意日本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大量租界和经营铁路。这样，北极熊走了，中国东北土地上又来了更加凶恶的日本狼。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大量军队和各种人员开始占据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几乎成为了日本国自己的后花园。1907年，日本居然在不与中国政府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与俄罗斯签订了《日俄密约》，这份密约将中国东北地区分成为两部分，既所谓的南满和北满，南满属于日本，北满属于俄罗斯，沙俄还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为条件去换取自己对中国蒙古的侵占。这样，中国东北和蒙古国家主权就已经被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狼熊给私下瓜分了。也就是从晚清开始，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东北地区人民与俄罗斯老毛子及小日本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又是后来日本对中国东北更加增兵并最终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以彻底撷取中国东北的诱因。中国近代史上，在外交关系问题上，好像一直陷入在一种恶性循环的套子之中，一步步将中国拖向了一系列战争灾难和国家主权大量丧失的深渊。由于袁世凯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因此，当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掌握了中华民国大权之后，他所实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几乎全部是继承的是李鸿章的荒诞外交路线。这样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更加深层的战祸灾难。谈到中日近代关系史，不能不谈到张之洞那著名的《劝学篇》和日本的浪人，因为，这两个历史因素几乎起到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在中国知识界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以来是闭关自守之国，是天朝自大之国，是不思进取之国…… 这种说法，当然是一批反传统的激进文人的自言自语，当然并不完全是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自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令书》之后，一直就是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中国还在与匈奴长期战争，可是，汉武帝暮年的三个托孤重臣之一的金日（石单），就是个被汉军灭了国的匈奴王子，这应该是何等的开放姿态啊。我们暂且不去谈中国主动开辟了南北丝绸之路打开了世界上东西方的最早商贸交流通道等一系列事件，即使是晚清时期中国屡屡遭到俄罗斯与日本侵略之际，中国朝臣也对俄罗斯与日本是采取的虚心学习的态度。试问那些攻击中国是闭关自守的激进“新文化人”，人类历史上，究竟有什么国家能够开化和开放到这种地步，居然能够在战场硝烟还未散尽之时就去向自己的敌国虚心学习强国之道呢？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问题，不是对外开放得不够，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发掘整理得不够；不是对外虚心学习不够，而是盲目崇洋媚外太过了。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重臣之一，《劝学篇》，是他自己的一篇文稿，也是他在1898年向朝廷写的一篇国政奏折。他说：目前中国“耻不如日本”，所以，他赞成中国多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外国强国之道，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派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外篇》） 清朝朝廷当然同意张之洞的看法，于是，在继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当时，出国留洋的人中，95%都是去的日本。我们可以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全部都是留洋日本者。这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轨迹中，蕴涵着许多日本因素，这应该引起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所高度注意和警惕的！因为西学经过留洋日本的那些中国学人的这一转卖，就已经倒了两次手，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也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存在着不伦不类的问题！西学没有真正学到手，自己的文化传统却快被反光了。如此“邯郸学步”去搞社会变革，当然会将中国搞得东摇西晃的步履蹒跚了！日本，也就是趁着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动荡局势，开始逐步将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就制定的“大陆政策”变成现实，中国，已经邻近战争灾难了！ 日本有个文化传统，至今还没有引起国人高度注意，这就是，日本民间社团不但没有在明治维新期间被消灭，反而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得到了更大发展。这是日本快速崛起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政府已经无法全面操控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及其走向，所以，现代工业国家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心必须下移到民间去。这就是说，民间社团的活跃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现代国家的活力程度！但是，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奇特的历史产物，所以，在日本武士传承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化成为日本军队的灵魂文化之后，那些昔日的武士及其武士追随者也开始以一种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在民间从事政治活动。其中，日本浪人民间政治组织的“黑龙会”，就对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甚至对搅乱中国政治文化格局，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黑龙会，就是日本浪人以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为宗旨的民间政治社团，这个组织曾经在经营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起到过许多重大作用，甚至包括袁世凯政府时期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也是最早由黑龙会成员所促成的。 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大批日本浪人组织通过与留日的官派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及其类似于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流亡者，试图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中寻求和栽培今后能够帮助日本获取中国利益者，也就是寻求栽培日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和帮办。与此同时，这些浪人组织中的社会活动家还在日本国内激励日本政府向中国进行军事扩张，他们甚至充当了日本间谍，他们甚至参与了一系列国家外交事务工作，也就是他们既与中国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要员来往，也同时与那些反对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革命党人来往，他们这种两头来往的把戏，实际上是一种干预中国内政的政治赌博行为，一是可以搅乱中国内政格局，挑拨中国内部政治矛盾，使得中国内部政治势力各自内斗内耗。二是他们通过支持某中国政治派别，去附加许多日本占领中国国家利益的条件。而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日本的黑龙会等浪人民间组织就在当时中国的两派政治势力中做了许多工作，这不仅仅造成了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与袁世凯及其下属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矛盾剧增及其中国各路军阀的互相内斗，也直接促成了著名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8年5月，《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P134——P1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签字，这份类似李鸿章1896年的《中俄密约》的协定，再次丧权辱国。该协定规定，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军事机关，均互派参谋，其实就是日本军队开始全面控制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军队可以长期驻扎在中国境内，尽管这两份协议在1921年被中日协议取消，但是，日本军队长期滞留中国不走，这是后来中国东北军之所以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两份协定，是导致1931年9•18事变的病灶和祸根！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十月革命，当时，初生的苏联要面对国内外的武装干预颠覆，他们已经无法再顾及到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同时，德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也岌岌可危。这时候的日本，则像个暴发户那样，一下子把原本沙俄想牟取的分裂中国蒙古到俄罗斯的权利抓了过来，同时，又把德国在中国胶州湾一带的利益也抓了过来。由于这样的历史格局，因此，1918年日本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其在1915年签订了涉及德国在胶州湾殖民地利益的“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在中国已经形成独霸的地位，他们从此开始有恃无恐的试图将东三省从中国分割出去成立满洲国，同时还想把中国蒙古也彻底吞并到日本口中。与此同时，日本在山东一带也开始驻扎兵力。这样，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就已经大量渗透到中国各地了，特别是东北与蒙古，则早就被日本纳入了自己的口袋。这样，中日战争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了。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中国一直处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决斗之中；同时，袁世凯死亡之后，中国各路军阀也开始为争夺自己的地盘和政治经济利益而互相内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与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样，当时的中国内乱不止，战争不断，给日本轻松从容部署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及其野心勃勃计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这就是说，日本之所以后来敢于使用不到三十万的军队在1937年对当时在北方就部??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内战和内部政治分裂的局面，给日本带来了机遇！这点，今人万万要引以为训。日本侵略中国，固然可恶，但是，中国各军阀和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的争夺而置民族国家大利益而不顾，则更可恶，也更危险！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队按照自己既定计划突然袭击东北军驻扎在沈阳的军队，由于当时的东北军主力正在中原参与内战，东北的中国驻军兵力薄弱，这样，很快，日本军队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彻底沦陷于日本之口。1931年的9•18事变，造成一系列后果。1932年，日本军事特务土肥原和板垣按照日本军部的设计程序，将在1924年被军阀冯玉祥赶出北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蒙古也被彻底纳入日本的统治，这样，中国版图大量丧于了日本。但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地方，还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内战的白热化之中！

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如果哪一天中国和日本开战,我一定报名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