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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服药自杀后 周总理叮嘱要“善殓厚

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在此期间，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仅仅49岁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注：作者系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总理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安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