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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

本文的作者永富博道（83岁），1937年从日本国士武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作为日军第一军情报室军曹随日本侵略军侵略中国，战后成为留驻日军的干部，与山西阎军一起参加中国国内战争，1949年随着山西省的解放而作为战犯被收押，1964年释放回国，现在东京阿佐谷经营针炙医院。为了使日本人民牢记那一段侵华历史，他写下了这支侵华日军的覆灭过程。

　（一）
　每年一到8月15日，我的心情便会变得黯然销魂。这天，对日本国民来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束纪念日，但对我们曾侵略过中国、以后又留驻中国的日本士兵来说，只是梦魇短暂消逝重又绕莞于身。所谓的“梦魇”，那就是在53年前，我们在中国山西省好不容易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却为了振兴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的日本，受命留驻在资源丰富的中国山西省境内，控制中国丰富的煤矿、铁矿，当作复兴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地，企图重建日本的势力范围。

　我是在山西省闻喜县境内的第五独立警备队本部，收听到日本天皇“终战诏敕”的无线电广播的。当时我们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有一部分人竟然还愚蠢地认为，日本被打败了，难道还能厚着脸皮回去？甚至还认定“以后才是真正的战争”。

　这在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来看，是无法想象的。战争一结束就被组织起来的“地下留驻日军”约有15000名士兵，对解放军解放山西的战争进行有组织地抵抗，以山西省省城太原为中心，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四年里，继续和八路军作战，直至太原被解放。这些战后留在中国山西省境内的“地下留驻日军”的实况，以前从未被人提起过，而且日本政府极力隐瞒这些事实，欺骗日本人民。现在我公开那支“地下留驻日军”的实况，是想让世人了解，日本人曾经在中国大陆究竟干了些什么，抚慰那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牺牲品的日本士兵的亡灵。

　（二）
　日本投降时，我是侵华日军中国北部方面军第一军第五独立警备队第二十七大队本部情报揖埽巧轿餮志闹傅冀坦伲知山西省所处的形势是控制山西省的军阀阎锡山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与国民党的统帅蒋介石阳奉阴违，与日本军队极少发生冲突，主张山西绥靖主义，采取独立路线，保存实力，准备与八路军决一死战，在经济方面也将产业全权交给1928年以爆炸火车暗杀张作霖后退役的原大佐河本大作主持的山西实业公司，聘请德国技师，企图使山西省独立。

　　当时我还只有29岁，我同意留下来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并随大队去了第一军司令本部的所在地太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太原，侵华日军已被解除武装，等待回国。恰逢此时，阎锡山也来游说，称山西省马上就会遭到八路军的破坏，要求日本军队留下，一起抵抗八路军，还迎奉说“日本军队虽然失败了，但日本军队是优秀的军队，希望日军担任一部分保安任务。”并将退到山西省西部的3万名阎军结集到太原南部的平遥。

　　这无疑正中了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的下怀，但他还故作矜持，说“要和第一军司令部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商量以后，才作出决定。”日军司令部装模作样地经过商量，最后同意阎锡山的要求，9月上旬决定人员安排，由澄田睐四郎任山西军总顾问，山冈道武任副总顾问。同时，为了积极推进日本军队的留驻，进而控制山西省，日军还与阎锡山成立了一个合作组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议参谋社”，内部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等。各组主要负责人分别由日本军人把持。

    军事组进行日军及随军家属、日本平民的留驻工作，主要负责人是日本投降前一直担任山西省政治顾问的城野宏。他来劝我说“是为了复兴日本而组建军队”，因为我自己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所以便一口答应，在城野宏的手下开始进行留驻活动。但是，集结在太原周围一带的日本军队正准备复员，马上就可以回国，怎么也不想留驻下来。我奉命亲自出去说服各部队，回国已成为现实的士兵们连听也不要听。士兵们不愿意留驻，他们的上司也怎么都不肯点头。

　于是，合议参谋社有意图地放出空气，说，“如果留驻人员不满阎锡山长官所要求的15000人，就要将在山西杀害过老百姓、放火、掠夺、强奸过的人作为战犯而处于徒刑。若是那样，复员就要推迟，日军士兵就不能马上回国。”当时情绪低落忧心忡忡的日本士兵，听到上司这么说，走投无路，有的人只好自己留下，以代替让家属回国。

　有的部队被上司强制留下，说“在战争中担任过间谍工作的人要被中国方面处以枪毙。如果不愿意被枪毙就加入特务团。”战时上司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可以就地枪决。因此有许多人就是“因为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决定的”才留了下来。

　当时城野宏还写了一本《日本人的处境》的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他在书中写着，“为了使日本尽快恢复独立，完成日本的复兴，在希望美国占领军能够尽早撒退的同时，日本必须将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日本复兴的道路。我们留在山西暂时协助阎锡山，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留在山西的军队，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部队，高举迅速复兴日本的旗帜而战！”

（三）
　在太原城内，日本人总是三人一堆五人一伙聚集在一起，围绕着“回国”还是“留驻”议论纷纷。这时在战争中好象被藏在哪里根本看不见的肥皂和砂糖，甚至连美国的骆驼牌香烟都出现了。而且，因为日本侵华部队继续留在山西境内，日本人经营的茶馆、饭店等到处开了出来，电影院里还上映日本电影，连鸡素烧店铺都开了好几家。在山西省，日本军队侵入时，矿山和重要的工厂原本就被日本军队占领，由侵华日军第一军管理着，干涉东洋纺织、浅野水泥、大仓商事等经营，利润归第一军作为军费。

　因此，在山西省的日本侵华部队拥有庞大的经费，而且有着“山西皇帝”之称的阎锡山还向留驻的侵华日军提供给养。战争刚结束时，留驻日军粮秣富裕，费用也相当充足。我对街上流行的“回国”或“留下”的议论视而不见，每天找军队干部游说他们留下。

　那时的留驻工作是强制性的。有个将校看见日本投降，以后可以不用打杖了，感到非常高兴，便在分配给他的高级住宅里每天过着荒淫的生活。因为他说过决不插手与留驻有关的事情，我去他的住宅劝说他，看见他与两名朝鲜妇女在一起鬼混，对我的劝说连听也不听。他在侵华战争时任参谋，“为了大东亚共荣”而奋力督战，日本一战败他便判若两人。我气得实在捺耐不住便破口大骂，“你难道已经没有复兴日本的愿望？”便撕下了他的参谋肩章回来了。围绕着遛下还是不遛的问题，各部队都发生了很大的骚动，甚至还有主张留下的士兵从背后枪杀准备回国士兵人事。
            　　
　（四）
　1945年12月，日本人特务团编制计划出台，在司令部总司令、中将三浦三郎之下设置步兵六个师团、炮兵一个师团，司令部还设置直属的装甲部队、士官学校、医院等。当时有官兵近2万人。1946年3月特务团编制结束，总司令部参谋、中佐宫崎瞬一坐飞机从南京赶来，假惺惺地调查日军复员工作停顿下来的原因。八路军、国民党军队、美军的代表组成的调停组“三人小组”也同时来到了太原。当然，日军留驻是不可能被允许的，遭到了“三人小组”的痛斥。“三人小组”要求阎锡山督促日本军队回国。调查持续到5月份。在这期间，特务团被分散到六个师团内即太原的周围，忻县、彭村、阳泉、大宫盘等地隐蔽起来。

　在这期间，日本士兵也有回国的，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威胁，有的士兵从背后被机枪打死后被挂在铁丝网上，有一个日本军官触电被烧成焦黑的尸体。但在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过着的，是丧失了人性的生活，是远离希望和理性的生活。

　阎锡山出自对“三人小组”的畏惧，第一次开动日军复员列车，将日军士兵遣送回国，从太原送到天津。一时间原来愿意留驻的日军士兵对此也放弃留驻的念头回国了。最后隐藏在各地等候“三人小组”离开太原的日本侵华士兵，减少到大约15000名。太原的日军司令部也只好暂时采取解散的形式，十余名侵华日军将领作为战犯被“收监”在“监狱”里，但实际上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第一一四师团长三浦三郎等仍住在太原城内的高级住宅区工程师街的洋房里，配备着秘书、厨师、日本佣人、带司机的自备车，而且每月还从阎锡山那里领取相当数量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