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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塘风波真相：饶漱石为争权迫害陈毅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曾用名梁朴，小姚。1903年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去苏联，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苏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回国后一度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奉调中共东南分局工作，后任东南分局副书记，虽与新四军军部同在皖南，但因无军职，彼此关系不多。皖南事变中，饶漱石在项英被害、叶挺被俘后，逃出国民党军包围圈。直到这年4月初，饶漱石才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陈毅和刘少奇同时同他作了一次详谈。
　　陈毅过去在皖南时，确实对饶漱石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以后到了苏南和苏北，去军部的机会少了，军部同东南分局又不住在一起，即使有事去皖南，也不一定能碰上。
　　但是这次在盐城相见，饶漱石给陈毅、刘少奇两人的印象都不错，觉得他谦虚谨慎，办事稳重，政治观点正确，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项英、袁国平等人出走的情况下，临危不乱，在协助叶挺军长掌握部队、稳定军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对两位爱才如渴的人来说，饶漱石的到来当然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在商量分工时，考虑到重建军部时中央已经任命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无须人代理，便决定饶漱石暂时负责对皖南逃出来的干部进行审查，尽快提出对这些干部的处理意见和分配工作的建议，好让他们早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直到这年7月邓子恢调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后，饶漱石才真正接任军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此之前，饶漱石从来没有军队工作的经历，对于带兵打仗和军队政治工作完全是从头学起。所以，一开始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显得有些诚惶诚恐，办事处处小心谨慎。在陈毅面前，他更是经常讨教。
　　陈毅最初对他印象不错，总是极其耐心地帮助他，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他作报告，或是写文章之前，不但事先把自己的提纲或腹稿说给陈毅听，而且常常把篇幅浩繁的草稿捧给陈毅看。陈毅从来是来而不拒，不仅不厌其烦地同他反复讨论，还常常熬夜动手帮助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不少人说饶主任在台上作报告讲得头头是道，说服力强，有实际，又有理论，不愧是政治部主任，这些人哪里知道陈毅在背后的功劳和所付出的辛苦。
　　可是陈毅哪会知道自己一度钟爱过的这位部属，有一天会爬到自己头上颐指气使，而且弄得新四军军部鸡犬不宁呢?自从饶漱石担任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以后，他说话、办事就渐渐显出某些不同了，似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说话口气也大了起来，从前虚怀若谷的模样无影无踪。
　　对陈毅有事还是照旧讨教，照旧商量，还是一口一个军长地叫着，但热情依旧，真诚不足。
　　5月初，即刘少奇离开军部后不到两个月，华中局和军分会开会决定，由饶漱石带领工作组到淮南二师检查工作。
　　行前，陈毅、饶漱石联名致电新四军各师和各区党委：饶灰(10)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三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根据华中局和军分会的决定，饶漱石不在的这段日子里，陈毅尽心尽责地管起了华中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无论全区的夏收夏种、对敌斗争，还是干部调配、整风学习等等，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绩斐然。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巡视工作归来，陈毅向他交代了工作。
　　以后两人分工依然恢复原状，陈毅不再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两个职务。
有人便用这四个多月同饶漱石代理刘少奇的那不到两个月作对比，许多飞短流长的话便出来了，无非是饶某如何如何，陈军长又如何如何。
　　这些议论是私下的，陈毅被蒙在鼓里，不知怎么传进饶漱石耳朵里。
　　饶漱石大为恼火，竟敢背着我饶某人讲我的坏话。
　　这还了得!他更多的是担心，担心自己在现在的位子上占不长，那“代理”二字拿不掉不说，弄不好被人挤走!事后看来，那些背后议论多少有些自由主义。
　　但总的说来，多数意见反映的实情，都是言之有据的。
　　大家对饶漱石的看法可以概括成四个字——莫测高深。
　　别看他作起报告来冠冕堂皇，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别看他慷慨激昂，唾沫星子直溅，但言行常常不一致。
　　对人对己也常用不同标准，不免使人心存芥蒂。
　　有人对他经常找人谈话也感害怕。
　　他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神秘，叫你弄不清他何时何地找你，也弄不清找你谈什么事。
　　更叫人害怕的是他一度手握审查干部的大权。
　　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好人，好像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出来的都非得经过几番刨根问底的审问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可，而且这种审查没完没了。
　　机会终于被饶漱石等来了。
　　1943年1月，日伪军加紧对盐阜区“扫荡”。
　　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决定以第三师抗击敌军的多路进攻，军部由苏北根据地阜宁停翅港转移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的盱眙黄花塘。
　　这一决定也是为贯彻中央保存力量、隐蔽指挥中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1月10日，陈毅、饶漱石随军部到达黄花塘。
　　黄花塘是安徽、江苏交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简陋草房，因有一口常年干涸难得蓄水的池塘而得名。
　　因为土地贫瘠，常年缺水，当地农民生活大都贫苦。
　　但他们热爱新四军，处处注意严密封锁消息，以致日军好长一段时间弄不清新四军军部的去向。
　　陈毅早就饱受痔疾之苦，几次动了开刀的念头，都因战事频繁作罢。
　　这一次从阜宁向黄花塘转移，长达10余日的徒步行军和鞍马劳顿，痔疾折磨得他坐卧不宁。
　　白天还得注意军长的形象，再疼痛再难受也只好咬紧牙关挺着，每当夜深人静就惨了。
　　本来长途行军就疲惫已极，现在一阵阵钻心刺骨般的疼痛弄得他精疲力尽，神情恍惚。
　　有时整夜整夜不能入睡。
　　到黄花塘的前一天，陈毅痔疮犯得很厉害，淌了不少血，连说话都没有了力气。
　　陈毅的警卫员和马夫吓坏了，不得不赶紧向代理政委饶漱石和参谋长赖传珠报告。
　　他们得知陈毅痔疮急性发作，当即作出决定：军部到达黄花塘以后，尽快送军长到就近的二师

医院检查治疗。
　　二师医院住在大刘郢，当地又称大柳营，或大柳巷，离黄花塘不过几十里，属安徽省天长县地界。
　　陈毅到达黄花塘以后，住在一户农家的堂屋里，又是一夜未曾合眼。
　　第二天，军部派一个连护送他去大刘郢二师医院。
　　陈毅住进二师医院以后，经过全面检查和精心治疗，病情逐渐有所控制。
　　但他被告知，他的病已是多年痼疾，是否能手术尚待观察，住院时间可能长一些。
　　二师师旅长们得知军长前来治病，都纷纷前来看望。
　　四旅政委张劲夫担心军长住院寂寞，有时挤出时间前来同军长下棋和谈心。
　　饶漱石也专程从军部赶来探视，说军部有他顶着，治病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直到病好为止。
　　在此期间有什么大事，他会及时派人通知或转达的。
　　陈毅尽可以安心治病，军部的事情大可不必牵挂。
　　淮南根据地相对安定的环境，二师医院医务人员耐心细致的治疗，非常有利于陈毅养病。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他就不愿卧床休息了。
　　每天总不见他闲着，除了看书、看报、看文件之外，有时也同人下棋谈心，或是到

医院附近的淮河边驻足片刻。
　　《大柳巷春游》、《淮河晚眺》等诗，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即兴之作，一时间在军内外广为传颂。
　　这些诗篇，虽是陈毅身患沉疴时所做，却通篇不见一点消沉厌世的情绪。
　　恰恰相反，那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对长淮水乡的一往情深，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信不疑，随处可见。
　　这些诗不仅仅是写景抒情，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其中不少诗篇富于人生哲理，如“人间好景随时在，满眼梨花锦作堆”、“旧歌不厌人含笑，抗战新声更展眉”，“云山入眼碧空尽，我欲骑鲸跋浪归”之类的寓意很深的名句，都是耐人寻味、久读不厌的。
　　在二师医院，陈毅还接见了一些神秘人物，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
　　长期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在党内的职务是华中局情报部长。
　　这时，潘汉年刚好从上海来到黄花塘，得知陈毅在大刘郢二师医院治病，特地前去看望。
　　两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要谈的话也格外多，不知不觉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潘汉年的到来使陈毅备感温暖，不仅使他知道了许多敌伪内部的秘密和上海等地敌后民众的实情，也使他知道了许许多多人对他本人和整个新四军所寄予的厚望，使他更认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这天陈毅很高兴，留潘汉年共同进餐，还破例请医院伙房加了两个菜。
　　陈毅虽然身在大刘郢医院，却心系整个新四军。
　　重要的中央指示、各部的报告请示，他都要求军部及时派人送他过目，重大事情都亲自参与决策。
　　这年2月中旬，日伪军万余人从苏北宝应、兴化等地向淮安以东

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控制地区“扫荡”，韩部不堪一击，大部被歼，一部逃往涟水以东新四军控制区域。
　　新四军为配合韩部作战，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先后将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五十一大队击溃，击毙其大队长石井中佐，歼灭伪军一个营，并击退来援之日军，又夜袭洋河镇，毙日军30名，俘伪军40余人，烧死70余人，乘机攻进淮阴城内和袭击淮安以南地区，使日伪军连连受挫，损失惨重。
　　陈毅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两次坐担架回军部处理紧急军务。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主动伸出援手不但不知感激，反而恩将仇报，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乘新四军与日伪军交战之际，韩德勤亲率新编成的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等部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又是无理扣留当地的区长，又是将区武装强行缴械，叫嚷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陈毅命令新四军四师主力、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和淮海分区部队，统归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对侵入淮北中心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起攻击，并明令如发现韩德勤本人则预留空隙任其逃逸，不加阻拦。
　　此役给了顽固派以严厉打击，在收复山子头战斗中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等人，生俘韩德勤本人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
　　顽军王仲廉部闻讯后赶快调头开回津浦路以西，不敢再同新四军保持接触。
　　为了处理韩德勤问题，陈毅带病夜渡洪泽湖到四师师部，同四师军政主官彭雪枫、邓子恢商谈，一致主张尽快释放韩德勤。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了一套两面派手法，正在他向陈毅表示和好的时候，背着陈毅整理一份诬告电报，拉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在电报上签名，意在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
　　这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火药味十足。
　　电报说：“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
　　“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红脸而自己唱白脸。
　　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某某、张某某同志等)。”
　　“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
　　待我俘韩请他回来讨论，才回军部。
　　不久他又赴四师。”
　　(作者注：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陈毅说：“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

医院还是很担心的。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在事实面前，饶漱石承认陈毅所说属实。
　　“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
　　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
　　“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
　　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总结，指出潘完全是正确。”
　　“陈、潘活动造成我军直极大混乱。
　　当我回部后，即有很多同志向我声明上当，并质问军长的企图究竟如何?我则力求镇静严肃，说我们与军长关系极好，待查明后再说。
　　我即找陈恳谈，陈仍以整风的……(作者注：此处有漏字或错字)间接劝我采取民主态度，我始后召集华中局常委、军分委由我本人具体反省报告后，要同志们对我批评，但同时发言指出军直会议对我攻击的不对，要求潘立即修正小广播行为。
　　潘在会上痛哭数次，但陈仍无认错的表示，仅在反省会上批评，我仍忍耐接受。”
　　“经军直会后，我加紧整风工作，军政治部、军司令部与华中局各负责干部看见我态度始终镇静，不对外做任何解释，均能自觉，并先后向我坦白暴露陈、潘秘密，且多表示义愤，最后我始将全部材料与陈做两天两晚通宵恳谈，陈谈事实俱在，干部义愤形成，而我又始终对他抱爱护真正诚恳态度，在华中局常委会及军政师长以上会议上承认错误。”
　　(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饶承认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纯属捏造。
　　)“我现在正设法助陈把一切不好影响与误会消除下去，把问题缩小到潘一人身上，以挽回陈的声誉，对各师首长不致影响，亦在将来扩大会我适当的解决之。
　　在此处党员中曾山同志处境甚苦，但始终站在真正党的立场，对陈对我帮助极大。
　　赖、张、军政治部各负责同志能精诚团结在正确原则下，我们是帮助陈、潘改正错误的，请勿念。”
　　电报末尾说：“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我在德的方面虽可保证无愧，但在才资双方均不宜。
　　我现在劝陈来电中央简要报告此事经过，他已同意，后我仍勉励他这样做。”
　　电报末尾是全篇点睛之笔，饶漱石不仅毛遂自荐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而且显然以“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架势教训起人来了，一会“劝”陈毅这样，一会又“勉励”陈毅那样，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陈毅只不过是靠他拉、靠他扶的阿斗，否则“一切不好影响与误会”消除不了，“陈的声誉”挽回不了，真是一言难尽，把陈毅贬得一钱不值。
　饶漱石的两面派手法做得十分隐密，陈毅一直不知道背着他搞了这样一份诬告电报，直到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暴露后才真相大白。
　　在揭发饶漱石的会上，当着饶漱石、潘汉年等当事人，陈毅揭发说：饶漱石那时扮演着“牧师”的角色，他是牧人，别人是迷途的羔羊，全靠他指引一条光明的道路。
　　陈毅说：饶漱石下乡回来后，“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声色俱厉，深深得意。
　　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
　　“现在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
　　我今天还是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白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
　　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事情呢?相反你们(指饶与潘)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
　　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
　　我做红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白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讲话随便。
　　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
　　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去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头上。
　　表面上打潘，但是暗里打在我头上。”
　　陈毅当面责问饶漱石：你给中央的“电报说在

医院跟潘汉年密谈。
　　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这完全是假想。”
　　饶漱石当着众人承认说：陈毅与潘汉年在医院密谈，是他凭空想象；陈毅对潘汉年反对他未严加制止属实，但说“支持”潘汉年起来反对他，并“证实”潘的种种论点，则是他的捏造；他所谓“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和收集炮弹，以便伺机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一贯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没有偏听偏信饶漱石的一面之词。
　　那时他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诬告电报之外，至少还有陈毅的电报和潘汉年代众人转交的报告，对这次被称之为黄花塘事件的是非曲直大致有个了解。
　　他很快去电对陈、饶二人作出了明确回答：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
　　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
　　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
　　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饶漱石不禁大失所望。
　　本想置陈毅于死地，叫他永不得翻身的，毛泽东却说得轻巧，说事情“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本想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毛泽东却叫陈毅像刘少奇那样去延安参加七大，明明白白地说“七大后仍回华中”。
　　更有甚者，居然还要由陈毅来“传达七大方针”，他岂不成了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了吗?!饶漱石弄不清，事情何以弄到现在这步田地。
　　但他并不太失望，毕竟通过这次事件显示了一次自己的力量，即便像陈毅这样的“庞然大物”，最终也败在自己手下，不得不暂时走路。
　　这确实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此后不少人见了饶漱石都不禁心中发悚。
　　现在，他又在动新的心思，决不能让陈毅去延安时走得体体面面，一定要叫他像打了败仗一样落荒而逃，以证明自己是惟一的胜利者，是一贯正确，绝对正确。
　　陈毅这时心明如镜。
　　他手捧毛泽东的来示，心潮起伏：知我陈毅者，毛泽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