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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者的“共管台湾”看美国际关系学的缺陷

前言：

美国学者的“共管台湾”论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上世末纪美国航母逼近台湾至今不过10 年时间，美国人从独霸台湾到现在开出共管台湾的标价，不能不说美国商人意识的浓厚，也透露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无奈。

本文与笔者近期的《命题：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是同一个主题，即感受人类历史的变迁，在这里留一个书签。当人们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笔者在讨论超级大国的淡出，以孙子的理论，这是知己知彼。老子认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这个智是不能或缺的。

从哲学的“合二为一”论出发，事物演变过程中均势的出现是融合的转机和先导。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英国人沃尔兹把“均势”看成是无政府状态体系中的国家为了生存而出现的无意识的结果。正确判断国际社会的现实，明白中国的发展已经导致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均势的出现。驾驳这一均势，导向合理的方向，这种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我们愿望中的方向，值得我们理解和顺应。

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是一种主体间认同的结果。国际社会能够拥有共同文化纽带的论断，返回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社会取代国家体系，超越国家体系，追求世界大同，这是文化、道德主义者根本的使命。

正文：从美学者的“共管台湾”看美国际关系学的缺陷。

昨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美学者争论“共管台湾”话题》的文章，在耻笑之余却有几分悲哀――为美国人致哀，一个衰落的文化居然演出如此许多的荒唐剧。笔者近来正在写作《直笔谈》，也在论述《命题：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讨论的主题都是文化，写这一节算是附产品。尽管无多余时，且聊以备之，记以存之。(文章来自＊＊社記者劉坤原華盛頓二十九日專電)

“美中共同處理危機”研討會的主办者是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

问题的提出：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可行吗？

三种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谭慎格；“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美国知名两岸问题专家资深葛来仪；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卿薛瑞福。

美国自喻是一个民主社会，也自承其文化特殊，也就是生而古怪。所以上面的这些名堂是需要有所研究，之后读他们的言论才不至于堕于五里雾中。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个什么机构？

美国学者声称，“思想库”是美国人寻求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最独特方式之一。这些“智库”的兴起在1970年代，在华盛顿特区就有100多个“思想库”。它们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决策，号称“第四权力”。其中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等较为出名。(壶公评论[email]07-1zzisl11@sohu.com[/email])

以前，这些“智库”是针对苏联而建立的，现在比较多的则是应中国的崛起而伴生。其中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对华政策在所有智库中是最为强硬，也就是说以反华为其生存点。

笔者少年时代喜听讲座，那是一个学好数理化，可以走遍天下的时代。如果那些讲座的机制能够保持至今，也基本上就是智库了。所谓讨论会，很大程度就是一些名人发言。笔者少年时代听讲的，也是一些名人，有闻其名如雷贯耳之势，至今谈之亦敬意有加，究其实只是一些笔者尊敬的老师，当时没有什么职称，不象美国人那样精于广告。

这些讲演者有盖保德、卜睿哲、史文、何汉理、蓝普顿、季北慈、沈大伟、柯庆生等等，还有笔者在《命题：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提到的能说又能写的福山、享廷顿等人。他们共有的特点除了是美国学者之外，还有中文名字，也就是说具有中美双栖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些弄潮儿是感受时代风云的精灵，虽然常常因为过分疵于利而丧身鱼腹。

谭慎格算是三、四流角色，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思想偏激，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偏激倒是证明了他的水平低下。例如有一年五角大楼评估台湾可能攻击三峡水坝，谭慎格竟称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可见这个先生的观点比那些“9－11”事件的制造者的水平还要低了一些。以之来看看他在这一次讨论上的发言，也就明白多了。例如：

谭慎格质疑美国与一个独裁政权共管民主台湾，成何体统。

谭慎格激动地指出，中国对许多敏感地区出售武器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美国竟然要与这种国家“共同管理危机”！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竟然与一个独裁政权“共管”民主自由的台湾。

谭慎格说，布什政府现在动辄以“避免造成区域不安定”为由，拒绝出售F-22战机给日本，拒绝出售台湾F-16战机，却不提中国扩军才是造成区域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谭慎格指出，美国与中国共同管理北韩的结果，是被中国强迫取消对对北韩的金融制裁。此外，为了达成协议，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竟然可以在只有中国知情的状况下，瞒着日本访问平壤，让盟邦情何以堪？

谭慎格警告，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不只是美国形象问题，它根本就是美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它不但违反台湾关系法，也骶触雷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美国确实很有一些的颠三倒四的烂文人如谭慎格辈。把他们抬举到文化的层面来看一看：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立足点在于史学。西方近代史学之父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他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

兰克模式对美国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美国占优势的兰克形象和在德国流行的兰克形象根本不同
这种文化的差异表现为三点：

其一，德国的文化是抗争文化，而近代的美国文化则是完全的侵占文化；

其二，兰克把历史的力量看作是汇集于起源于神明的种种道德能力之上观念，而他的美国弟子却毫无批判的拜倒于科学的神坛之前；

其三，兰克总是向着实证主义精神的专横和狂妄发出挑战，而美国佬则是这些专横和狂妄的支撑者。

其实谭慎格心中明白，他说，很不幸，台湾和大陆都要求美国插手。台湾很天真的以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捍卫民主的台湾，中国大陆以为可以向美国施压使台海情势朝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谭慎格说，美国插手中国事务，弄不好是灾难一场。

明知而故为之，谭慎格实在是一个颠三倒四的烂文人，倒也十分确切地论证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缺陷：其理论基础具有狂热宗教特性。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来仪和前美国政客薛瑞福也好不到那里，说透了都不过是政治掮客。

葛来仪认为：过去对中国的围堵和排斥，已无法处理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合作或共管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可行之道。但共管并不是要牺牲美国的利益，也不是凡事都共管，更不是寻求中国提供解决办法。美国是选择性地与中国共同处理某些议题。美国是选择性地与中国共同处理某些议题。

葛来仪说，美国不应也无法单独解决区域问题，因此在选择性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处理危机，不失可行之道。北韩问题是美中共同管理危机的典型例子，虽然北韩问题已为美中合作处理危机建立模式。

对于美中共管台湾，葛来仪说，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布什在白宫当着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评陈水扁总统意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那一刻起，美中已启动了共管台湾机制。

而從最近北京與華府在處理台灣入聯公投議題上的表現，更清楚看出美中共管台灣的痕跡。

葛来仪说，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展现了希望和解的态度，所以政治报告中没有恐吓，没有提入联公投，没有提反分裂法，也没有像江泽民在2002年表示“早日统一”，也就是统一没有时间表。

她认为，北京的目标，其实是2008年5月20日以后台湾新的领导人。胡锦涛的信息主要是传达给陈水扁的继任人，北京已经不指望能与陈水扁订定临时协议，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台湾的下一任领导人身上。

她居然能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读出妥协，她的想望也是够深得了。

薛瑞福则指出，美中共同处理危机有其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日强，越来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反恐使美国必须求助外力；

美国与某些国家无法直接沟通，有赖他国协助；

一些成功共管前例使美国产生兴趣。

薛瑞福警告，美中共同管理危机不可以为共管意味双方利益一致。例如，美中都同意台湾不应片面改变现状，但中国定义的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美国则不接受这种定义。其次，不可因共管而将美中关系拉高到美国与其他盟邦之上；也不可因共管，而排除其他重要夥伴。例如美国为与北韩达成协议，竟然在未告知日本的情况下，派特使访问平壤，就是值得检讨的事情。此外，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美中共管台湾，而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却无代表出席，有失公平。

薛瑞福并强调，共管不可被绑架或利益交换。例如他最近在会见一位中国高层官员时，这位官员赤裸地向他表示，如果美国国会坚持颁奖给达赖喇嘛，布希总统也坚持要接见他，中国可能就无法在缅甸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利益交换。

最后，薛瑞福提醒美国政府，与中国共管危机，要注意盟邦的感受，例如欧盟、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对美中共同管理危机，应该都不会感到太舒服。

不过，薛瑞福到底还是明白，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美国协助台湾捍卫自身安全，这些是美国的利益，却不是大陆的利益。

薛瑞福还看到，布什政府和陈水扁政府之间互不信任，所以华盛顿也在等着，看2008年3月22日以后的台湾总统当选人，或看5月20日以后的新总统。他说，他相信，明年不管谁当选，关系一定可以改善，因为美国希望有机会之窗。台湾大选之后不久，美国也要大选。要改善关系，必须双方都有意愿，现在双方都不把改善关系视为当务之急。

由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假象，美国学者的很难走出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的局限，这一点是可以很清楚地从上述美国学者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中得出的。

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根本不愿意正视现代中国人对于屈辱的前一百多年的痛楚以及改变现状的决心和意志；同样他们无法正视曾经在朝鲜战场的狼狈的结局，在他们看来，中国大约和伊拉克差不多，可以由着他们摆弄。

看着他们的发言，只能产生一种感觉，语言和文字实在是多余的，这些强权主义的吹鼓手们并不是在做什么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思辨，仅仅只是在完成一项商业广告的宣传，而这一项商业很可能必须诉诸战争来实现。

强权政治观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又一致命的缺陷，其致命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迷茫中维护一个必将崩塌的巨像，甚至不知道那些纷纷扬扬的尘埃其实是巨像破裂的前兆。如果把英国学派的理论作一个比照，可以感觉出美国人的宗教特性已经导致其社会理智的丧失，或者说他们已经无法达到英国人的理性，而更接近于希特勒的偏执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狂热。

英国学派认为：

现实主义传统与革命主义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相反的。

现实主义传统与霍布斯思想相对应，是国际体系论，强调国际关系是国家间的冲突，国家的利益是相互排斥的，以权力寻求利益，以冲突解决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特征；

革命主义传统与康德思想相对应，属世界社会论，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存在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法则，应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社会取代国家体系，以超越国家体系、追求世界大同；

理性主义传统与格劳秀斯相对应，为国际社会论，认为国际政治的特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尽管存在冲突，但受到共同规则和制度的限制。如同格劳秀斯的两大贡献：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提出了公海自由的经典理论。也就证明了冲突与合作是并存的。

英国学派承认三个传统的共存与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对立的。三个传统的结合将组成一个最优化的思想体系。英国学派因此确立了“国际社会”的核心思想。

英国学派重视对欧洲传统文化的继承，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倡导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据事直书，接受《普鲁士史新编》、《腓特烈大帝传》等文中强调的普鲁士具有的民族特性，不仿效法国的制度的思想，并且摒弃启蒙时代普遍人性的观念，关注各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又从英国人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是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把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于不同的文化之上。

英国学派的特色体现在传统研究方法即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它与历史学、法学和哲学即一脉相承，也把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紧密结合，为世界历史和国际法、哲学、国际政治经济等学科创建了基础。英国学派既然以历史分析法思考国际关系，从历史演变中理解国际法和哲学伦理，探讨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因素，实质上是把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来看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则带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并因此关注未来发展问题。

既然如此，英国学派也就大致走出了欧洲中心说，也就是站立在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了。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遵循“科学主义”的方法，主张以实证方法、技术手段、数量和价值的确定、科学推论和信息处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于纲领和主义类的一体化理论体系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和国际关系政治哲学的对比，在视域上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美国学者困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经历，与欧洲人分道扬镳。关于关于台湾的言论也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心态，毕竟“东风压倒西风”还只能从趋势上来说，一些蠢犲型的政客对于趋势问题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于是有了螳臂挡车一说；一些懦弱型的政客对于趋势总不免惊惶失措，于是有了鼠目寸光一说。

但是，此类现象对于人类文化的演变而言，倒是有十分实在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话题：人类在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夾击中如何建立二者的统一，即人类社会如何在维护众生的前提下得到发展？这是新时代的义利之辩。

美国人既然信奉权力，奉行利益至上法则，固守于单极的思想，关于台湾的言论其实只是他们国际关系理论的缩影。在欣赏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不免生一份怜悯，这些美国人是如同英国人一样平静地退出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呢，还是如同德国人因为对超级大国地位的追求而身败名裂呢？

[[i] 本帖最后由 天下第九 于 2007-11-5 15:43 编辑 [/i]]

3p都是 这么个意思吧。。。。。。

如果大家对上面的文字觉得比较难以理解，就按照3p的情节把人物设定一下。再去看看，就发现真形象啊！

原来色才是人世间最无敌的真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