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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的甲午秘史：日本诱破清廷密码

甲午年中日开战前，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击沉，千余名中国士兵及欧洲船员罹难，事后中、日、英三国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外交和法律角力，这就是国际关系史、司法史和军事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高升号事件一出，中国官方立即注意到了日本的间谍行动，亡羊补牢，除了加大侦破力度外，首先就是管制了电讯.

7月28日，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总理衙门：“倭人狡谲，各口有人改装侦探，用洋文密码电，大碍军情。若专禁倭电，仍可托名他国人传递；自应照公例，禁止一概密电。但恐各公司、总税司须发有益中国之密电，似应通融。现奉傅相通饬各局，除中国有加官报及驻洋各钦差官报密码照发外，无论华洋文密码商报，均不准收；明码各电，查明如有关涉军务，立即退还。至各国公使、总税司有益密电，京总署、津督署特允收发者，请由两署加印，饬局代发；各国来报亦须奉两署特饬准收，仍送两署转交。此外密电概不准收。”

禁发密电的具体办法是：“除中国一等三、四等有印官报及驻洋各钦差一等报，督办，总办有印公报，密码照发留底备查外，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推均不准收。明码各电应听电局派员细看，如有关涉军务者立即退还。至各国公使及总税务司、津税司有盖中国之密电，京总署、津督署特允收发者，请由两署加印饬局代收。各国来报，亦须奉两署特饬准收，仍送两署转交。此外密电，概不准收。如有违误，定惟局员、领班是问。此系军务，所关非浅，勿稍玩视。”　

对密码电讯的管制，给日本间谍的信息传播增大了难度，他们不得不改用商业术语来指代军情，如“北部上等品”指奉天府之兵，“杂货”指炮兵，“酒类”指骑兵，“卖”指兵赴朝鲜，“买”指兵赴山海关，等等。各国使馆的通讯也受到影响，英国公使欧格讷所拍发的关于总理衙门召见的紧急电报，也被延误.　

其实，在战争前夕，日本就已经用计谋破获了清廷的电报密码。

根据后来官至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中田敬义于1938年披露，1887年,,明治十九年,,，北洋海军访问长崎并与当地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中国的电报密码便曾被一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窃取。1894年开战前，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并故意主动将此翻译成汉文提交，译者就是中田敬义。次日，汪凤藻向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文，日本方面将这一密码电报与原信相对比，终于破获了中国的密码。
这一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在第二次世界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伏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得力于新西兰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该舰队此前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并从这艘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令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都迅速被美军破译。

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密码通讯、至少是外交系统的密码通讯，一览无余，这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后来的马关谈判期间，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毫无知觉。

打响甲午第一炮的丰岛之战中，总体实力弱于中国的日本海军，何以能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邀击北洋运兵船,,包括高升号,,，一直是中国研究界的兴趣所在。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日本间谍探得运兵的高升号,,载1000名主力清军,,船期情报，日舰因此有备而来，打的是伏击战；也有研究者对此质疑，认为日谍刺探船期的说法都只是出自中国方面的揣测，而没有得到日本方面资料的证实，高升号运兵船遭遇日本军舰纯属巧合，因日本早已下定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因此遭遇战是必然的，而遭遇哪条舰船则是偶然的。

日本的确是早已决定在海上袭击中国的舰船。当时的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次年,,1895年,,所写的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当初我国政府经由驻东京英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碟，限于五日内答复，并坚决表示:在此期间中国若向朝鲜增兵，日本政府将立即认为系威胁行动。当时，西乡海军大臣曾问我:‘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碟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我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妨碍’。事实上我召见驻我国的英国代办巴柴特，请他将我最后通碟转交驻北京英国公使是7月14日，而丰岛海战是7月25日发生的。”　

陆奥宗光在7月12日致电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　13日，陆奥命参事官本野一郎及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速返朝鲜，向大鸟传达其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说：“朝鲜政府无论如何答复，或逾期不答，都要举事.

甚至远在伦敦的驻英公使、前外相青木周藏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在7月23日致电陆奥，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正当性”，“由于国际法仅仅是希望提倡,,朝鲜,,改革，没有给我们武装干涉之权利，故如果打算进行战争，那么绝对必要的是要事先给军事占领以合法的地位，否则整个世界则要谴责我们的行动。”　

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实际上无须等待运兵船的具体情报，而只用随机地选择攻击目标。可以说没，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不光是中国运输船没有军舰全程护航，日本的运输船也同样。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浪速舰在返航的过程中还专门提醒一艘无护航的日本商船，并将其护送到舰队锚地，如果日本人蓄意伏击高升号，则一定会担心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进行报复，而应提前为自己的运输船提供护航。

当然，根据这些分析，也不能得出在高升号事件上没有谍报斗争的结论。高升号事件后，帝国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所主持完成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提到：“7月21日和22日有许多,,中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与我有关当局通过其它途径获得的消息相符。”当然，本文所说的日本人成功地破译了中国密码，却一直秘而不宣，应该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最为成功的“间谍”行为。遗憾的是，对这一重大的谍报行动，中国的研究界却很少提及，惶论重视，或许这样的细节研究，偏离了红色史学的“宏大叙事”习惯？

主持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Naotake　Sato)后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