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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奥斯维辛”从历史迷雾中走来（转贴）

2005年春季的一天，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27号，中捷友谊厂宿舍区，一辆巨型铲车驶来，转眼之间，一堵青灰色的围墙轰然倒地。曾在这里工作、生活了50多年的中捷友谊厂高级工程师邓永泉闻知此事后，感慨不已：被推倒的不是一堵普通的围墙，而是一段难以再现的历史！这堵围墙，是被学界称为“东方奥斯维辛”的美英战俘营遗址的一部分！
    通过几个月的采访，这座被掩埋了近半个世纪的“东方奥斯维辛”，终于走出层层遮盖历史的迷雾，展现在我们面前。

    “东方奥斯维辛”的由来

    这段60多年前的往事，正史记载很少。目前国内研究二战期间盟军战俘营历史的权威人士，当数杨竞。

    那是1992年的10月，时为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领事助理的杨竞收到一封来自美国本土的求助信，求助者二战期间曾在美军服役。他在信中说，自己曾经在中国沈阳有过三年痛苦的战俘经历，对日军虐待战俘的残暴刻骨铭心。他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沈阳的战俘营亲眼再看一看，以此缅怀自己难忘的青春岁月。但他实在记不清战俘营的具体位置，更不知道那座战俘营现在是否仍留存于世。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他们积极与辽宁省和沈阳市的相关部门联系，但均无结果。身为总领事馆领事助理的杨竞遍寻沈阳市、辽宁省两级档案部门，都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仿佛这段历史成为了真空。杨竞先后采访了数十位美军幸存战俘及其家属，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又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到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年底，杨竞终于在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原中捷友谊厂宿舍区内，寻找到了美英战俘营旧址。从此，他便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二战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历史。

    “东方奥斯维辛”的由来，得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后说起。

    1942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日本人在对盟军战俘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之后，又无视国际公约，将各地区的盟军战俘用货船转押到其“后方”，用来充当劳工和生化武器试验活体。当年10月6日，日军将数千名战俘从马尼拉押往当时的朝鲜釜山，11月8日抵达釜山港，随即搭乘火车从丹东入中国境内，于11月11日到达冰天雪地的沈阳。这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盟军战俘。

    战俘来到沈阳不久后，就被关押在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里。“奉天俘虏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与此同时，日军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和吉林省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分别设立了两个直接隶属于“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第一、第二俘虏收容分所，分别关押着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

    从一张陈旧的历史照片上仍可看出，四周开阔的田地中间，奉天战俘营高墙矗立，里面整齐地排着几栋房子。如今这些房子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水塔和一栋宿舍楼在一堆高大的建筑群落中孤独地伫立着。

    从1942年11月11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奉天俘虏收容所”曾先后关押过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士兵2000多人，其中盟军准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就有17名。曾经参加密苏里舰上受降仪式、站在麦克阿瑟身后的一位将军，就曾经被关押在吉林省西安县的战俘营内。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在“奉天俘虏收容所”，战俘死亡率竟高达16%，共有244名战俘死在了这里！因此，有学者称这里为“东方的奥斯维辛”。

    “这段史实不仅在中国鲜为人知，在美国也是默默无闻。”杨竞这样告诉我们。回到祖国后的英美战俘大多对这段历史只字不提，他们把这段历史看作是自己个人的耻辱，不希望谈及此事。

    战俘营里的罪行

    在沈阳的美英战俘营里，日军严重违背《日内瓦公约》，无视战俘们的起码尊严和人格，对战俘们从精神、意志到肉体进行肆意摧残。战俘们虽然不曾遭受奧斯维辛集中营里出现的屠杀，但依然饱受各种摧残，疾病、寒冷、饥饿、毒打如同家常便饭一般降临在他们身上。

    杨竞在研究中发现，对待战俘有一种残酷的惩罚手段最受日本人的青睐：受罚的战俘要跪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头上顶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水。受罚的战俘不许弄洒一滴水，否则就要重来。这种惩罚一直要进行到日本人满意为止，如果惩罚没能令日本人满意，那接下来的就是一顿枪托的痛打。在这里，随时随地殴打战俘，成为日军的一大乐趣。在用随身的竹剑或战刀击打战俘后，他们总是开怀大笑，以至于战俘们一听到日本人的笑声就知道，肯定又有人挨打了。

    除了各种肉体的折磨，还有更可怕的“阴云”笼罩着战俘营。战俘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同伴被莫名其妙地带走，原以为他们只是被带去审讯或劳作，但那些人却再也没有回来。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在中共辽省委党校教授、“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张一波教授的家里，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张教授告诉我们，近年来，随着一些战俘回忆录的出版和相关机密文件的公开，战俘失踪的“谜底”终于被揭开了。原来，被称作“黑太阳”的日本731部队，曾秘密地潜入战俘营。在3个月里，他们以打预防针的名义，每周给一批战俘注射鼠疫细菌。很快，被注射的战俘轻者高烧不退，重者在痛苦中死去。后来，731部队还将他们的尸体解剖、化验，用于器官实验。最近，美军战俘后裔尤椎奎兹出来指证，其父亲生前告诉他，战俘们在囚营中，都被穿白大褂的人员做了“预防”注射，后来才知道那是细菌疫苗试验，他父亲也是受害者之一。由于遗传因素的作用，日军对其父辈的药物试验，对他们的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战俘营的幸存者罗伯特·A·布朗2005年2月来沈阳时，告诉陪同他的人，他的姐夫曾经在欧洲战场被德国纳粹俘虏，但待遇“还不错”，每两周都能够收到来自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慰问包”，里面装满了吃的东西。而在沈阳的战俘营里，这些东西都被日本人扣下了。他还说，当时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奇缺，天气非常冷，死的战俘很多，停尸房很快就被堆满了，后来成百具尸体就被堆放到一间很大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对于活着的战俘来说，每天吃饭路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库房，简直就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心灵折磨。“我那颗破碎的心留在了沈阳，‘东方奥斯维辛’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约翰·乐门在他所著的《日本最黑暗的秘密》一文中写道：“日本人痛打美国战俘，一直把他们打倒，然后继续打他们，因为他们倒下了；他们还在继续痛打美国战俘，一直打到流血，还不停手，因为他们又流血了……不给战俘医药，要饿死他们；拿战俘做医药实验，日本人看着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将没有一个战俘可以生还。”

    中国工人和战俘们的友谊

    温莱特中将是被日本俘虏的军衔最高的美军军官。这位曾指挥3万美军的美国驻菲律宾守军司令，也曾被关押在沈阳战俘营里。1945年，在举世瞩目的日本法西斯投降的签字仪式上，“消失”多年的温莱特中将站在了麦克阿瑟将军身后。

    温莱特中将后来回忆，在他最初抵达沈阳和最后离开沈阳的路上，他得到了众多中国人民的帮助。他们为他提供食物，帮助推车。他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再次出现在麦克阿瑟将军的身后。”

    和温莱特中将一样，许多幸存的战俘回忆起当年那段苦难的日子，都会想起那些纯朴善良的中国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患难真情。

    那些中国朋友大都是他们服劳役时的工友。一起做工时，日本监工不允许战俘和中国工人说话。但每天早晨，趁日本人不注意，战俘们还是友好地和中国工友们打招呼。当时的中国工人高德纯至今还记得，和他一起劳作的美国人每天早上总是对他说“goodmorning”。1945年的春天，3位美国战俘的逃跑震怒了日本人。这3个人分别是两名水兵和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为了这次出逃，他们做了一个冬天的漫长准备。在“满洲工作机械会社”劳动时，他们用特殊的方法得到了一份地图，并凭着这张地图，详细制定了出逃路线。令调查此事的日本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份至关重要的地图正是来自于和战俘们一起干活的中国工人高德纯。

    10天后，当3位逃跑的战俘顺利地按照计划抵达中国和蒙古的边境时，日本追兵赶了上来，他们被活捉了。和之前成千上百死去的战友们一样，他们被永久地埋在了沈阳。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被枪决之前，他们还遭受了日本人最惨无人道的惩罚——为自己挖坟坑！

    帮助战俘逃跑的高德纯，在经受了灌辣椒水和蜡烛油的折磨后，被投入了监狱，直至战俘营被解放后才重获自由。而他刚到家就获悉，由于他被日军投入监狱，家中没有了主要经济来源，当时他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活活饿死了。

    当年战俘编号为266号的美国人尼尔·加格，如今已是90岁高龄。回忆起那些同患难的中国工友时，他忍不住热泪盈眶。尼尔在“满洲工作机械会社”里是一名钳工，距离他干活的车床10米远处，有一位叫李立水的中国人。当时的中国工友们看见战俘们饿得发慌，就时常在暗地里给他们送吃的。那次，李立水悄悄地从日本人运送蔬菜的马车上偷下了两根黄瓜，乘日本监工不注意，飞快地扔到了尼尔的工作区，尼尔兴奋地做出了一个OK的手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饥肠辘辘的战俘来说，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血脉恩情。

    尽管语言不通，但共同的仇恨与苦难，使美英战俘和中国人民建立了特殊的情感。就像战俘克里斯丁所说：“虽然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过着艰难的生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同日本人作着战斗。”

    历史上惊人的反讽细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美国将军帕克携美国先遣队成员，由战俘营日本司令官松田等人陪同，在列队的全体战俘们面前庄严宣布：“战争结束了！”历经3载人间炼狱，今日终获自由身。几千名战俘欢呼雀跃，悲喜交集，涕泪横流。8月18日，在战俘营正式举行日军受降仪式，帕克将军接过日军上校的战刀，宣布缴械。平时不可一世的日军，此时成为昔日战俘们的俘虏！

    在后来的几天中，最富历史戏剧性的事件出现了。当年春天，日军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地看押着盟军战俘们，在营区外广袤的土地上播种了玉米、土豆。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田野中，日军战俘在收获丰硕的劳动果实，而悠闲的盟军战俘们正惬意地看着他们。一种一收，世界变了。

    温莱特中将曾是美军驻菲律宾考来极豆尔（音译）守军司令，指挥3万余名美军与日军战斗。他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重兵突然包围后俘虏的。尽管被俘虏了，温莱特将军在美国人心目中依然是个英雄，他的投降是为了保护3万余名美军将士的性命。他在投降前曾经向盟军总部请示：要么是全军覆没但给日军部分打击；要么是保全3万美军将士的性命，日后再战。盟军总部命令他保全战斗力。

    温莱特中将一开始也是被关押在沈阳的美英战俘营的，但狡诈的日军害怕温莱特将军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团结战俘共同与他们斗争，便将温莱特和一般战俘们隔离开来，把他送到了吉林某地关押。日本战败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特意派一架专机飞抵沈阳，将温莱特将军直接接到美国密苏里号军舰的日军战败投降签字现场。有意思的是，麦克阿瑟故意用三支笔在日军的投降文书上签了字，这三支笔他自己保留一支，赠送妻子一支，还有一支就当场给了自己的副手——温莱特中将。

    让一个曾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中将参加日军战败的投降仪式，这是一个多么具备反讽意味的场景呵！据众多欧美历史学家揣测，麦克阿瑟的真正用意是要告诉日本人：我们不怕败仗，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倒下，就会从哪里爬起！

    不能忘却的纪念

    据杨竞和张一波教授等人考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设在其本国以及亚洲各被占国的日军战俘营多达60多个，目前沈阳的战俘营要算是保留最为完整的。

    “它有着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战俘营的存在，是中国和美英等盟军并肩作战斗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见证，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大罪证。”辽宁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王建学会长认为，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其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更多的历史铁证存留下来，并让世界知晓。

    邓永泉老人说，战俘营的遗迹正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同时也正面临着被历史遗忘的境地。这一点从史料的匮乏和民众的不了解都可以看得出来。同时，目前尚在人世的一些老战俘都已经步入耄耋之年，在他们不多的时间里，收集史料留下证言，也显得刻不容缓。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市文化局原局长李恕告诉我们，日本投降前，曾向海外驻军包括沈阳战俘营发出秘密指令，命令转移或遣散曾虐待过战俘的日本军人，并销毁一切不利日本人的文件。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就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和欺骗历史。

    尽管岁月流逝，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仍对那段囚禁经历难以忘怀，在美国，很多战俘自发地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以纪念在中国沈阳的日子。

    2003年9月18日前夕，由10多名老战俘组成的“美国奉天战俘幸存者访问团”来到沈阳故地重游，除了面对昔日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唏嘘不已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这个地方能够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一种展示，以让世界人民知道，不忘战争的灾难。

    今年2月25日，81岁的罗伯特·A·布朗来到阔别60年的沈阳。这是一位具有颇多故事的老人。布朗1940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兵，是一名卫生兵，1941年11月抵达马尼拉，同年12月在日军对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大空袭中幸存，后撤退到巴丹地区参加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地面防御。1942年4月布朗被俘后，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在奥德内尔战俘营30天内目睹了1500名战俘的死亡，后又转往喀吧拉战俘营。布朗几经辗转于1942年11月11日到达沈阳，当时他的体重仅为80磅。布朗是来到沈阳的第一批盟军战俘，也是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那年他只有18岁。他在战俘营里学习日语，并在战俘医院工作。二战结束后他得到了美国军方的嘉奖，表彰其对伤病战俘的救助，同时继续在美国空军服役，1969年退休。

    看着昔日的囚牢，布朗对记忆中的一名日军医生的所作所为至今难以平息心中的愤怒。他回忆道，这名大夫对战俘非常苛刻并十分冷酷无情，甚至在对战俘进行阑尾切除手术的时候，把切下来的阑尾当着正在手术的战俘的面“玩耍”。

    “最后这个家伙被判处了绞刑，算是恶有恶报吧。”布朗这样说。

    布朗告诉人们，很多老伙伴都想回来看看，但年纪不饶人，这是60年来他第一次回来，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同时，布朗对战俘营的现状感到很忧虑。他说，现在看起来，战俘营旧址“十分拥挤和破旧”。布朗希望这里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以为历史留下印记。当得知这里将被建成一个纪念馆时，这位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竟然显得像孩子一样十分高兴。

    今日战俘营

    笔者从相关单位了解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战俘营逐渐被废弃，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中捷友谊厂才将这里改造成职工宿舍。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告诉我们，“美英战俘营”围墙是一个痕迹，也是个坐标，它是战俘营的一部分，没有了围墙，战俘营原址也就不完整了。

    经过多次研究并请专家予以论证，沈阳市和大东区决定斥资近3000万元对战俘营进行修缮和保护，并最终以纪念馆的形式呈现给世人。大东区区委书记季建中说，战俘营的修复将遵循八字原则：修旧如旧，修古励今。

    2005年8月2日，笔者一行数人再次来到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27号的美英战俘营旧址。曾关押过战俘的7号楼前，一株当年的古柳卫士般在阳光下沉默地伫立。7号楼楼体周围布满了高矮不一的脚手架，墙上新鲜的水泥痕迹犹在。进得楼内，过道狭窄逼仄，极为压抑。当年隔离关押战俘们的小房间已经没有踪影了，后来的居民们嫌它过于狭小而将墙壁打通，并根据居住习惯进行了改造。

    最后几户搬迁的居民正往楼下转移家具。白晓白1981年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她家就在战俘营的水塔附近。那是一栋由战俘营里当年日军的水房和厕所改造而成的建筑。白晓白告诉笔者：“我刚结婚时，老婆婆好像跟我说过战俘营的事。大约是1993年年底的时候，这里来过一批外国人，当时我们都围上去看。一个大约70岁左右的外国老人撸起衣袖，指着胳膊上的一处伤疤向大家比划着，好像是用烙铁什么烫的，他的脸都抽搐得变形了，好象挺难受的。后来听一个翻译说，那个外国人曾经在这里被日本人迫害过。”

    中捷友谊厂敬老院内绿阴如盖。接近中午了，几位老人正在传达室里静心对弈，二楼阳台上，两位老奶奶正在悠闲地拉着家常，见我们进来，她们停止对话，透过栏杆慈祥地看着我们。世事如昨，往事如风，只有远处高高的水塔智者般沉默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

2004年6月我去过沈阳，也听朋友说过这个事情，但更多的是说日本狗在沈阳犯下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