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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size=4]中德两国关系进入“融冰阶段”
来源：朝鲜日报

　　去年9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会见了被中国称为分裂主义分子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后，中德关系在4个月里迅速“结冰”。但是现在，两国关系开始进入“融冰阶段”。

　　默克尔转达了“希望参加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ASEM，亚洲和欧洲首脑会议）并改善中德关系”的立场后，中国政府20日表明立场称，欢迎默克尔总理访华。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最近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随时欢迎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今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也好。”

　　德国环境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也将于本月末访问北京，这是两国关系恶化后德国内阁官员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消除冷淡氛围的契机是默克尔16日的发言。当时默克尔表示：“?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实施入联公民投票。”香港《文汇报》22日分析说：“默克尔阐明了比以前强度更高的立场说，决不支持旨在西藏独立的任何努力，这一点非常奏效。”

　　对此，德国时事周刊《明镜》最新一期报道说：“此前两国外交部曾多次通过秘密书信往来等途径展开旨在改善关系的‘秘密外交’工作。今年10月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时，中国如何招待将成为推测两国关系的重要依据。”（作者 宋义达）[/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与中国打交道不能单枪匹马
来源：德国之声

　　最近四个月来，德中关系一直笼罩在阴影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9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后，北京批评柏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先是言辞不再友好，接下来就有了实际行动：中方取消了与德方间的部长级会议，双边关系进入冰封期。直到本周二，这一冰封期才正式结束。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与中国外长杨洁篪在柏林的会晤标志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据称促成这一结果的是低调的秘密外交和两国外长间的书信往来。

　　难道就是德国外长的一封信，结束了所谓德中关系的冰封期？施泰因迈尔在他的信中，不过是重申了众所周知的德国固有对华政策：即德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此外，德国反对台湾就申请加入联合国推动公投，这一立场也不是新的。如果这样一份文件就能结束两国12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首先说明德中关系具有牢固的基础。无论德国还是中国，都不会选择让双边关系长期僵持下去。德中两国的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许多领域都有共同的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必须合作寻求解决途径，比如在眼下的伊朗核问题上。

　　下周，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尔将成为德中关系解冻后首位出访中国的德国内阁成员。中国的环境问题的确具有全球性意义，而北京希望利用德国的环保技术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也就是说，双方在工作层面上又恢复了对话，但仅此而已。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领导人关系之恶化，相当于她的前任施罗德因拒绝伊拉克战争与美国总统布什交恶。要使北京重新建立起对德国政治家的信任，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单枪匹马，无法达到目的



　　中国的经济在迅猛发展，中国人的自信也与日俱增，同时也更不愿容忍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在中国官方的三大禁区：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天安门事件上更是如此。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实践这一艺术的前提是对自身的能力和机会做出理智的判断。在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打交道时，这就意味着，单枪匹马是无法达到目的的。首先应该争取欧洲的盟友。只要欧洲国家之间仍然相互勾心斗角，北京就可以一如既往，对欧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君不见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英国首相布朗在最近先后访问中国时，都没有任何批评性的表述。因此，要想形成成功，有效的对华政策，欧洲国家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把眼光放到整个欧洲。（作者 冯海因） （原题：冲破冰封，别无选择[/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城管队伍的尴尬
来源：侨报

　　由全国100多位城管执法局长自愿发起、自由参与的中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近日就“湖北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发表声明指，“粗暴执法、粗暴管理”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打骂管理对象是一种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城管执法机构的全体同仁应对此高度重视，深刻反思，查找问题，迅速整改。

　　声明同时宣布今年将启动“全国城管执法队伍形象建设年”活动，全面推动亲民、文明、和谐的城管执法队伍新形象建设。

　　这是多年来城管执法机构在爆发流血冲突后第一次公开的反思与检讨。

　　相较于湖北地方政府迅速下令警方调查，并将直接涉案凶手移送司法机构，城管系统的这一反思似乎来得有些迟了和脆弱了。

　　2003年惨死在广州收容所中的孙志刚，曾直接促成在大陆推行数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不少人为之欢呼，认为这是中国法制以及人道管理的胜利。然而，5年过去了，一些城管人员暴戾执法的言行，依然如此乖张，这确实令人悲哀。搞一两次活动能起到什么作用？那会是又一场形式吗？

　　作为城市秩序与形象的维护者，城管人员的最高职责其实并不是“扛着法律的令旗管人”（即执法），而是如何让城市能够在规则中高效运行，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有安全感，能安居乐业。

　　英国早期的自然法学家洛克曾说：“统治阶级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的野心、私愤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暴政的产生主要源于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近年来，大陆极为重视法制建设，每年新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法规不在少数，然而，如何让这些法律融入到人们（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却始终难以得法。

　　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国大陆目前有城管人员数十万众，对于城市管理，他们大致也有两种意见：一是强硬派主张以威执法。这些人往往讲话蛮横、行动粗野；二是温和派主张文明执法，以疏为主，为弱势群体想出路谋生路。而且在大陆城管队伍中，后者仍属大多数。

　　如今这大多数却被少数“绑架”了，这便是大陆城管队伍的尴尬。(作者：钟海之)[/size][/color]

[color=Blue][size=4]2008年中国改革令人关注
来源：联合早报

　　从很多方面来看，2008年又将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分重要的一年”。随着去年底十七大和今年初两会的召开，胡温改革进程开始进入“下半场”。在这样一个开局之年，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些新意识、新措施、新突破。

　　与此同时，多年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很多问题和矛盾正在不断恶化，其中有些矛盾已经逼近临界状态，如果近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局面，这些问题和矛盾将可能给中国改革带来危险。在这方面，最近这一两年将是关键。

　　另外，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用胡锦涛的话来说，要“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回顾总结”。这种总结如果真能深入进行，将可能对今后的改革有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的关键之年



　　胡温在前五年给人一种思想清新、作风务实，但行动比较保守，放不开手脚的感觉。现在，他们的任期只剩下五年了，如果想有大作为，想为“胡温十年”争得好成绩，就需要抓紧这段时间了。从主客观条件和整个大形势来看，后五年将比前五年更重要，更有可能得到一些收获。

　　对于这五年来说，今年将是重要的布局之年。如果有什么重要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在今年开始布局并着手推行，否则将可能来不及完成。另一方面，十七大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很多新干部相继上位，各级的新班子逐渐成型并开始运转，这将奠定今后五年各项工作的“组织基础”。

　　近期，在各级新班子登台亮相的同时，似乎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言论和观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不能使这种新意保持下去，逐渐形成风气并改变中共官场的生态，使那些开拓进取、勤奋务实的人有所作为，而不再备受制肘，甚至被逆向淘汰，这将决定今后五年这支“干部队伍”能走多远。因此，今年的开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今后五年的成败得失。

　　胡锦涛说，十七大已经为今后的改革提出“新要求”、“作出全面部署”。今后工作就是要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把“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但是，十七大提出的大多只是一些目标，例如反腐败、党内民主、科学发展，等等。至于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些目标，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突破瓶颈、化解阻力、破解难题、推进改革，十七大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缺乏目标，缺乏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有效的方法、细致的手段、扎实的行动、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魄力。在这种意义上，十七大以后的积极行动无疑比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本身更为重要。



改革面临难关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些比较容易取得成效的方面下功夫，而对于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例如政治改革，则采取了回避、绕行的办法。如今，容易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都是这些深层次的核心难题。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可能得到的发展成果，这些年几乎都已经悉数收获了，而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不能不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矛盾。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面临关口，想往前走，就再也无法回避难题了。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拖延，很多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结果又引发了新问题。例如，贪污腐败、分配不公问题的长期发展，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恶化和弱势群体的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抗争当前已到了相当急迫的程度，可以说已经在逼近临界状态。如果近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开始扭转贪污腐败、贫富悬殊、执法不公的恶化趋势，那就可能出现难于预料的局面。



再“杀开一条血路”



　　因此，今天的改革不但向前看面临难关，向后看也没有退路。如果再不直面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难题，再不奋力突破深层次的瓶颈，不但改革无法向前推进，各种矛盾的积累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危及已经取得的成果。换句话说，再不去处理这些难题，这些难题就可能要来“处理”中国。

　　三十年前，面对文革后动乱、贫困、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中国改革的开拓者们喊出了“杀开一条血路”的口号。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也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大有希望。但与此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却面临关口，遭遇难题，期待突破。面对着这样的形势，今天的改革者同样需要有“杀开一条血路”的魄力和勇气。

　　在这一点上，胡温显然没有他们的前任那么幸运。他们已经没有踌躇犹豫、抱成守业的机会了。

　　虽然，现在的形势与三十年前大不一样，但是，困难一点也不比当年小。当年要对付的，是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是长期动乱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困境。今天的改革者所面对的，则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是旧体制的深层矛盾给改革造成的困难，是各种矛盾和问题长期迁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当年所需要的更多的是魄力和勇气，今天则还需要有开阔的眼光、高度的技巧、充分的耐心和坚强的毅力。当年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只是站在河岸上试水，尚可“摸着石头过河”，万一出现问题，还能退到岸上。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河的中间，水深流急，也没有了退路，唯有奋力前行，别无选择！（作者 唐逸鸿）[/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大部门改制难 温家宝听意见
来源：中评社

　　新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拟于今年3月5日向新一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稿发送给各党派、团体、部门和地方单位，广泛征求意见。毋庸置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正是未来政府机构改革向“宽职能、少机构”方向发展的“大部门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征求意见的重点，也是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虽然中评社对此早有透露和评点，许多媒体也一再炒作论述，但却很少谈到对其具体实施的诸多难点与对策。本文试图根据已获悉的资讯加以缕析，或许能从中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在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一大动作和切实有效的改革布局。

　　据北京官方研究人士的分析，在国务院所属机构中，一些相关部门进一步整合，拓宽部委职能，逐步向“大部委制”过渡，正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其关键在于使部门的职能配置有机统一，做到责权一致，便于部门间协调配合和实行问责制。而类似的安排设计涉及到大交通、大能源、大金融、大文化、大农业、大环保等等。

　　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委制改革，始自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初，他不仅精简合并了许多工业部门，而且提出要把航空、铁路、交通系统合并为运输部，由于当时存在着具体困难和各种阻力而未能成功组建大运输部门。至2003年温家宝接任总理，遂把国家计委、经贸委与体改委合并为国家发改委，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商务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果说，前两届政府只是对大部委制的探索实验，那么今岁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必当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实践表明，当代立体式的交通运输依照运输方式设置各自独立的部门，实在难以适应建设高速度、高品质综合运输体系的需要，尤其导致铁路、水运等绿色运输方式发展滞后；能源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缺乏一个统一管理的独立部门，也不适应建立现代能源产业的要求；促进互联网、电话网、广播电视网三网的融合，曾纳入“九五”、“十五”规划，也写入“十一五”规划，但由于管理职能分散，至今未能实现。

　　据悉，能源、交通运输将是首批大部委制的实行单位。能源关系经济大局，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在内，涉及广泛，如果统一管理更能提高在平衡供给需求方面的效率。曾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的金融体系，应当也在组建大部制范围之内。不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均属适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对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监督机构，并非需要合并的政府部门。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指出，实行大部体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迭，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重要；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迭？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

　　大部制改革的方向，终至会涉及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须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过往，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颇具成效。还有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台办、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设置，皆表明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系大部制改革中应该研考的问题。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布局，才会更长远。显见大部制牵动着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改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改革恐怕难以完成。

　　在重构政府权力和运行模式的同时，如何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为大部制改革的权力监督提供保障是一大关键。专家指出，这可能是下一步机构改革的难题。据认为，大部制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机构的功能要进行分化，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这类似于国外政府机构实行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执行机构内部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弹性管理。比如《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财政部是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构，但不是执行机构。执行权交给设在国务院办公厅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的国务院政府采购中心。这样就把决策和执行分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要把调整、整合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统一的安排。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为决策机构，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为执行机构或者法定机构。这样才能实现功能的整体分化，确立起权力的结构性约束机制。重要的是，对大部制的监管约束，还须从外部进行监督。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舆论、媒体报导等等。如何形成有机的链条，来发挥功用，也是一大考验。

　　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过去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通过改变组织形态的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等问题，加以抑制。不过还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聚积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显然，大部制是否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十分关键。

　　此外在大部委内部，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合理设置，权力如何划分？至关重要。专家认为，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物件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

　　大部门体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是加强权力制衡、廉政建设乃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惟机构改革涉及面广，难度不小，对经济社会影响较大，各方面都很敏感。必须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充分研究、科学论证和周密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既要借鉴国外经验，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和试验。（作者 张沐）[/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塑料袋政策和中国形象
来源：世界新闻报

    近日，中国政府发布了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则小小的国内新闻，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大反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治理塑料袋污染的决定对亚洲乃至全球都可能产生影响。

    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经济与环保的关系是政治家和环保积极分子很少能厘清的。不过中国政府在这个概念上比旧金山——或者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更明白。知名英文网络新闻社区网站“Digital Journal”杂志网站的报道说，这个正在成长中的超级大国在这个有争议问题上向前迈出了自己的步伐。中国禁止塑料袋、鼓励使用布袋的举动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引述一位被采访者的话说，“我希望其他国家都能效仿。走中国的路吧！”

    1909年，美国的贝克兰首次合成了酚醛塑料。它的出现为此后各种塑料的发明和生产奠定了基础。如今，塑料的发明还不到100年，却逼迫全世界不得不为减少塑料袋使用而煞费苦心。但也因为其成本低廉，使用方便，不少发达国家想减少使用，却也未能如愿。

    当此时刻，中国政府出台限制政策，似乎是小事，但其国际影响却很大。这显示了中国人良好的环境意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国家姿态，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是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一次成本低廉，却收益颇大的形象传播外交。这点，恐怕是中国政府本身也始料未及。

    其实，一个国家的形象，更多指的是媒体报道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因此，今天，很多国家都想通过举办各国政府和公众均感兴趣的全球性媒介事件，来寻求国际目光的注视，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比如，奥运会是最好的“媒介事件”，它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除了奥运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借助的手段，比如做广告，参加某某高峰论坛或者各种国际排名，但这些手段用的太多，效果就大大弱化了，反而不如一些细微之处的政策变化，来得更加犀利有力，就像这次国家的塑料袋政策。(作者 周宏伟）[/size][/color]

[color=Blue][size=4]纸面上的社会主义
来源：俄罗斯《专家》杂志

    中国新的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专家认为，如果各项条款能够其正落到实处，中国的经商环境及劳资关系的性质可能将发生重大改变。

    该法实际上确立了在用人单位工作满10年的劳动者的终身雇佣地位，使中国劳动者形式上成为世界上受社会保障程度最高的劳动者,问题在于，国家能否真正确保每份书面合同都能得到履行。企业主并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实施新法后，经营将比过去文明得多，也意味着用工成本将大幅提升，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已比越南贵50%。  

    实施该法初衷是为了解决两个主要问题：雇主拖欠工资和不付加班费。此外，在那些认为中国早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是中国“向左转”的标志。如今，中国领导大更加注重解决“和谐社会’框架下的社会保障问题，几乎每颇腑工作会议都要提到“以人为本”。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短期内未必会显著增加公司的开支，但很显然，影响将是长期的。香港一些企业家声称，到今年3月份打工者过完春节返回后，他们就能得到初步的有关用工成本上升的数据。预计2008年劳动力成本可能将提高10%到40%。企业主现在要为解聘员工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因此开始更加注重试用期绩效的评估，对人员雇佣普遍变得更加谨慎。

    许多企业主抱怨陋府出台新法的时机极不合适。他们认为，目前商业正受到两大不利因素的夹击：东部沿海省份发达地区劳动力不足；由于全球流动性危机，世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存在着潜在的大幅削减生产的必要性。有些专家认为，2008年将成为在内地的香港公司最困难的一年，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南方现有的6万家香港公司将有三分之二不得不压缩生产。[/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北京要在奥运前驱逐不受欢迎的人
来源：英国《卫报》

　　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Liu Qi）已经下令进行一场“社会清洗”运动，清理北京城的乞丐、小贩和妓女。

　　让“问题”居民搬走，其目的在于在奥运前创造首都的健康形象，迎接多达50万的游客、运动员和记者。对象包括无家可归的人、没有注册的出租车司机、饮食小贩以及各种形式的卖淫活动，例如发廊和卡拉OK营业场所。

　　由于担心发生践踏人权的状况，刘淇表示警方会保持克制。据《新京报》报道，他表示，游民、乞丐和无牌经营问题必须在奥运前解决，但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文明，必须讲理。

　　计划已经公布，要把流浪乞丐和小贩送到收容中心，然后强制遣返。北京并非首个采取这些措施的奥运主办城市。在雅典奥运之前，据说有2700名吉普赛人被驱逐。去年，英国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UK's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的研究显示，自1988年以来，超过两百万人被逐出家园，为奥运让路。但在中国，关切忧虑之声就特别大，因此在那里驱逐行动常常使用残忍的战术。[/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企业开始感受到美国之痛
来源：美国《商业周刊》

　　从钢厂到旅行社，中国企业严阵以待艰难时世，美国的不景气已经影响了面向最重要的美国市场的销售，可能削弱中国自己蓬勃的增长。

　　亚洲的另一发展中巨人印度，其以出口为驱动的服装业可能受苦。但印度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不那么严重，美国可能的衰退对它的影响或是有限的。

　　由于美国需求放缓，预料中国企业将试图促进面向欧洲和国内市场的销售，而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贸易可能缓和冲击。

　　由于美国信贷危机，经济学家已经降低对中国的增长预测。花旗认为，如果美国增长放缓1%，中国的增长率将减少1.3%。至于2008年的增长预期，范围从渣打预计的9.5%到花旗较为乐观的11%。

　　出口增长放缓将跟经济带来涟漪，伤害消费支出以及对钢铁和进口品的需求。那可能削减中国接替美国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潜力。

　　中国一直试图减轻对出口的以来。但它去年对美国的销售还是上升了14%，达2327亿美元，占总出口的21%。周边国家也可能感受到冲击，因为中国那些出口工厂可能减少海外零件采购。中国是韩国头号海外市场，而且是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关键客户。

　　出口放缓可能恶化中国计划者所担心的产业生产力过剩情况，这些产业包括纺织和汽车制造业。他们一直试图抑制给供过于求的产业投资，但花在工厂和其他固定资产上的开支每年增长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去年，中国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使之成为全球增长的第二大贡献者，仅次于美国。但分析家认为仅凭中国不能取代庞大的美国经济成为全球引擎。美林（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鲁亭（音译，Ting Lu）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以是增长驱动力，但它无法填补所有的空白。”（作者 JOE McDONALD）[/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能挺住
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

　　1997年卷土重来？看着全亚洲股市在过去几天狂跌，许多亚洲人的脑子里快速闪过这个可怕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很可能不会。

　　在1997年危机中，股市大跌，货币贬值，由于资本逃离经济增长回落。泰国、印尼和韩国都严重受挫，香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彻底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会不得不以4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插手。

　　这次情况看起来有所不同。大多数银行的状况要好得多。出口和大部分经济体以健康的速度增长。新兴的区域巨人中国拥有超过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是亚洲最大经济体的日本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十年前的大病，基本痊愈。

　　这些并不能让亚洲躲过美国逼近的衰退。人们曾以为这个地区似乎变魔术般与美国经济的发电站脱节，但在过去几周几天，这种想法被证明是胡说八道。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亚洲经济体可以更好地熬过这次风暴。

　　想想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反映出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大跌，跌至2007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也大幅下挫。中国银行特别受伤，因为它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分析家预料它所持有的次级债务会有大笔减值。

　　但别忘了中国股市仍然很小而且尚未成熟，因此它的效应可能被夸大了。上市的公司不是很多。政府的规定限制了外国人，他们无法在很多市场投资。尽管过去两年出现了投资热，但持股的中国人数量相对少，而且股票在家庭资产中占的份额有限。

　　直到最近，股市甚至不是中国公司融资的非常重要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在过去，股市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进展没有多大影响。2001年至2005年，中国股市不景气，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震撼世界的、双位数的增长率。后来股市畅旺，但经济仍然自生自长。本周将公布最近数据，预计会显示中国上一季度较去年同期增长11.5%。

　　当然，中国市场的崩溃会有伤害。仅仅是心理效应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损伤。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否超越它，但即便如此，在中国，消费并不像在北美或欧洲那样是经济的驱动器。如果中国人停止购买，经济会照样增长。中国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公司和政府的投资。最近几年，投资占GDP的份额超过40%，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也类似。

　　当然，如果美国确实陷入衰退，向美国出口的中国公司将看到利润缩水。一个十分倚重贸易的国家难免因最大出口市场的衰退而受苦。去年出口增长26%，达到令人惊愕的1.2万亿美元。那些向制造商贷款的银行也会受苦。但中国的银行状况看来比几年前要好，那时坏帐和无效率的管理让它们成为经济的软肋。北京后来花了数十亿支持它们，一些银行已经和外国金融机构组成同盟，这应该减少失败的风险。

　　美国的上一次衰退发生在这个十年的初期，在那时，中国经济增长仅下跌0.1个百分点。我们无法预知中国这次能不能这么轻易地脱身，但至少有理由希望亚洲增长的火车头不会出轨。（原标题：中国并非不受影响，但它可以处理好这次低迷期；作者：Marcus Gee）[/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今年中国股市可能剧烈震荡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一份权威性报告指出，中国股市今年可能呈现高位剧烈震荡的态势。有专家表示，尽管今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但是由于担心通货膨胀，中国当局不一定会对股市采取护盘的措施。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A股市场是全球股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上证综合股指连番上涨，从1千多点直冲上6千点大关。虽然去年10月中旬以后股市开始滑落，但上证综合指数去年仍然上涨了将近一倍。

　　几个月来，中国股市总的来说呈现下滑的趋势，目前已经比高峰时期下跌了20%以上。仅仅这个星期二一天，沪深股市的跌幅就超过7%。2008年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中国股市今年的前景如何呢？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8年经济信息绿皮书表示，今年中国的A股市场将具有宽幅剧烈震荡的特点。这份名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的绿皮书认为，今年，中国的主要股指将难以保持明确上行的趋势。报告说，不排除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行情，但在市场资金等压力下将很难持久，并将以大幅度的下跌为代价。

　　报告还认为，股市整体性上行的机会将难以再现。报告说，随着A股市场估值水平升至历史高位，特别是相当部分中小盘上市公司市盈率已高达上百倍，在高估值和解禁限售流通股减持等重重压力下，相当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价已难以再度上升。

　　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州立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郑竹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这份绿皮书对中国股市的分析。郑竹园指出，中国股市近来的下挫是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国际大形势使然。

　　他说：“美国的股票跌得很惨，今年开始以来跌了两、三千点，香港也跌得很厉害。所以，在国际环境之下、在香港股票大跌之下，大陆(股市)必然要下跌。”

　　郑竹园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对股市不利，中国央行最近把银行的准备金率调高到15%，这是相当高的水平，这种做法显然控制了资金的流量。

　　中国经济专家郑竹园说，由于中国的物价现在上涨得很厉害，中国政府现在主要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如果股市继续上涨，可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基本上是紧缩银根的措施。

　　郑竹园说：“股民还是小部分人，而通货膨胀影响到所有的人。所以，控制通货膨胀重于保护股市。”

　　因此，郑竹园认为，尽管北京今年要举办奥运会，中国当局不一定会采取护盘的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绿皮书认为，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08年中国A股市场整体运行重心将会在2007年9月的基础上再上升一定的幅度。但是，印第安纳博尔州立大学的郑竹园教授说，能恢复到去年高峰期的水平就不错了，从现在来看还不一定能上升到这个水平。（作者 若思）[/size][/color]

[color=Blue][size=4]看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非常了不起”
来源：德国之声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保持2位数增长，2007年，经济发展速度更高达11.4%，创下13年来的最高纪录。中国外贸和外汇储备的发展也极强劲，已超出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虽然2007年估计中国经济总量还没有超过德国，但中国经济局长对记者们说了两个“非常了不起”。这两个“非常了不起”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报导中为什么要“省略”它们呢？德国之声记者在德广联驻中国记者发回的报导基础上略作分析。
德广联记者报导：两个“非常了不起”

　　中国200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4%，与此同时，第四季度的经济发展略有降温。中国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北京记者会上以骄傲的语调公布了相关数字。他说，中国平稳快速的发展持续了5年，5年平均增长数字达到10.6%，“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年度之间的波幅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也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谢伏瞻认为，去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小幅下降标志着中国政府多年来抑制经济增长的努力首次获得了成功。
　　
　　除了防止经济过热，中国还必须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多年来通货膨胀首次让中国人感到担忧。2007年夏年，以猪肉为首的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其结果是消费价格指数增加了4.8%，创下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为此，中国央行去年将基准利率提高了6倍，并要求信贷机构减少贷款发放。2008年中国还会实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谢伏瞻表示：”消费的比重还偏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投资拉动。内外结构中，我们经济的增长对外需的依赖还比较强劲。我们需要更多地通过国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很大程度是由于食品价格的增长。谢伏瞻认为，中国价格的上涨也是全球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中国政府的价格干预措施很快会收到成效。在回答中国能否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时，谢伏瞻表示：”我估算至少2007年还不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强调一下，无论中国是排第三还是排第四，这都不重要。中国经济的总量即使排在了德国之前，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人均水平仍然比较低。“

　　谢伏瞻也强调，他对于中国经济在奥运年继续强劲增长持乐观态度。德国工商会驻上海代表处的爱娃·施温哈默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使德国企业获益。



德国媒体报导的中国对外经济数字



　　德国媒体在惊呼中国经济增长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更重视中国外贸的发展。据emfis网报导，中国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21730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23.5%，增幅比上年降低了0.3%。其中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增长了25.7%，比上年增幅减了1.5%。进口达9558亿美元，增长了20.8%，比上年增加了0.8%的增长率。尽管如此，2007年中国的外贸顺差仍然高达2622亿美元，比2006年的顺差增加了847亿。

　　2007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额达826.6亿美元，比2006年增了13.8%。中国外汇储备2007年底达15200亿美元，比2006年底激增了43.3%。

　　德国各媒体的报导中，普遍突出中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伙伴这件事：据日本财政部通报，2007年日本输往中国（含香港）的商品总值达174000亿日元（合1080亿欧元），而输入美国的商品总值则减少了0.2%，达169000亿日元（合1050亿欧元），因此，中国首次成了日本最大出口伙伴。


两个“非常了不起”和相关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骄傲地”说了两个“非常了不起”，但中国报导时（见新华社相关报导）却给“省略”掉了。就此，德国之声记者分析如下。

　　首先要看到一点：中国取代了美国的世界景气火车头地位。其实，谢伏瞻说“非常了不起”，似乎是一种情不自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德国媒体的报导标题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惊呼（惊呼中国再次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只有法新社的报导标题叫“尽管增长了，中国仍拉在德国后面”。德国“证券市场在线”网站说：“占压倒多数的国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今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景气火车头”。

　　这是一个重大转折。中国在此之前一般被认为是最有力度的发展市场，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景气火车头，是今年的事，也可以说是刚刚、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新年伊始，世界股市剧烈动荡，美国面临经济衰退，中国的稳定作用已经被全世界看好，并已经显示出来。世界经济没有因此而动荡到深渊里去，就是一个明证。因此，谢伏瞻说“非常了不起”，中国官方大可不必紧张。日前有报导说，广东省委副书记喝断官员的讲话说：不要讲官话了。这是个好事。中国官员们说话要反复掂量，瞻前顾后，坏话不敢说，好话也不敢说足的现象应该结束了。是“了不起”，就是“了不起”，是“崛起”就是“崛起”（这话也是前一阵不敢说，不让说的），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

　　其次：中国已经默认了两位数的增长。当然了，说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非常了不起”，也表明了一点：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甚至内心盼望着两位数的增长能够保持，对经济过热的危险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在中国也是一件“摸着石子过河”的事情。在朱镕基时代，坚决地要把速度降到8％左右，尽管没有完全做到，但也差不太多。专家们普遍担心，过快的增长会通过能源、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瓶颈导致经济崩溃。但最近5年，连续过10％，虽然不断出现能源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的问题，但在基础设施也在飞快发展、能源采购大步国际化的情况下，似乎总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于是，这种担心化为了一种新的认识。

　　谢伏瞻说，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10.2%。作为预期，就已经在两位数，这似乎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然，谢伏瞻也说了要防止过热的话，但并没有说速度一定要降到一位数。他说：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依然存在。也就是说，现在还只是“偏快”，而没有“过热”。而且他指出，2007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了下来。德国“证券市场在线”也持类似的看法：“我们的估计：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价格上涨的强势得到缓解，是一个好信号，因为中国过热的危险减轻了。世界景气的软化对中国经济完全可能是个积极事件，因为通过出口需求的降低，它可以为政府所希望的景气软着陆作出贡献。但风险仍然存在着。”

　　第三：几大风险领域绝不可忽视。谢伏瞻突出强调了“价格上涨压力”的问题。新华社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的话说：“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较快。”又引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话说，通胀是当前全球的普遍现象，“中国仍然低于平均水平”。引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话说，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总体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从2007年数字看，全年通胀率是4.8%，最后两个月从6.9%的基础上开始往下走。跟经济增长率相比，这个通胀率确实不高，甚至6.9%也不高，说是“高增长低通胀”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这个问题的社会敏感度却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所可以相比的。已有中国国内媒体报导了广州有人高叫“价格涨得太高了”而跳楼自杀的事。还有股市的起伏与此也相似。这些都与许多老百姓悉悉相关。也有人拍摄了绝望的股民（报导中是这样说的）站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顶上要自杀的连续镜头。这几个领域能否在年内得到控制与引导，对中国的社会安定是很重要的，当然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四：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推迟一年。谢伏瞻说，据他个人估算，中国经济总量2007年还不会超过德国。法新社比较了一下：中国公布的2007年经济总量是24万7千亿元，合约2万3300亿欧元；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德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是2万4200亿欧元。按中国今年官方的估计增长值10.2％计，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万5700亿欧元；德国按政府预测增长值1.7%计，将达到2万4600亿欧元。看来，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出德国已几乎无可怀疑。

　　第五：汇率、顺差、外汇储备三个不好办。谢伏瞻简单地“拖”了一句，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没超过德国是“由于汇率原因”。2007年，中国对美元汇率看上去涨了不少，但欧元同样强劲。最近有个海外华文媒体比较了一下，发现2005年至今，中国人民币对澳大利亚元、英镑、欧元等西方主要货币都“不升反降”，只对美元涨了。这个发现是很有启发的。其实，欧元区的人也有两种说法，有说欧元太强的，有说美元太弱的。反过头来看，中国只对美元涨，对其它主要外汇都没涨，说明中国实际上只是落实了货币一揽子计划。你可以说它是“忽悠”世界人民，但也可以解释成：人民币本来也可以坚持跟美元独家挂靠的呀？不也是进步吗？但是，认识到这个现象总之是个好事，至少中国今后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可以参考与修正。最近有中国媒体认为，中国应该告别“顺差情节”了。还有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到了惊人的地步。汇率、顺差、外汇储备这几个东西都是双刃刀，处理得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软着陆，也可以帮助中国弱势群体脱离通货膨胀之苦，可以有很多用处的。但需要有大的手笔。（作者 平心）[/size][/color]

[color=Blue][size=4]通胀可能迫使中国改变发展模式
来源：亚洲新闻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4%。但是，鉴于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抑制通货膨胀、劳动力增值等因素，预计今年将呈放缓趋势。专家指出，中国在放宽价格控制之前应该重新审视其发展模式。

　　近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6%。北京为钳制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是，美国次级债推动下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降低。2007年，中国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大约三分之一。

　　北京正在采取极其严格的控制通货膨胀措施。中国建设银行专家赵钦明（译音）向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介绍说，经济学家们期待看到三月之内国内消费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投资减少。8月奥运前，政府希望避免可能的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危险仍然存在。去年12月，消费品价格暴涨了6.5%；仅略低于11月的6.9%。2007年，北京六次加息；下令银行降低贷款。1月，冻结了能源产品、交通运输以及食品价格，并至少要持续到2月7日传统的春节之际。价格上涨导致社会群体抗议增加，因为，城市（2007年，人均收入为13,786元人民币）和农村（年收入仅为4,140元）人口中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与此同时，廉价劳动力日益减少。珠江三角洲地区急需至少两百万名工人，即当地民工总数的10%。工厂被迫加薪、改善劳动条件。东莞一家纺织厂管理人员徐松园（译音）表示，两年前，工人的月薪是八百元人民币。“现在，我们要支付1,600元，并给予免费的住宿、上社保”。预计春节后，他的66名员工中的五分之一都不会再回来打工了。一些公司甚至为工人提供了春节后回程的火车票。通常，春节的假期为七到十三天。台资电子企业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Foxconn提高了工人工资、提供免费的工作服、卫生设施、带有热水的宿舍、交通和社保。

　　但是，仍有大批工人陆续离开这一地区。因为，他们在其它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市给熟练木工支付的月薪为两千元人民币。许多工厂，多年低薪剥削民工。为此，提高工资加剧了通货膨胀。总之，多位专家认为，由此将推动国内消费能力的增加，从而促进直接出口前的产品吸收。

　　中国希望增加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2007年，北京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达1636亿美元。但是，绝大部分的货物是出口美国和欧洲的，最终出口了通货膨胀。

　　为此，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张氏专家认为，“应继续对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至少要在短期内维持现状。因为，经济增长幅度仍然过高、通货膨胀继续增加。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通货膨胀降低了，这一严格的措施可在第二季度降低”。[/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期望什么样的美国总统？
来源：侨报

　　全球化时代， 经济趋向一体化， 政治也在趋向一体化， 其必然结果是：一个超越国界、直接建立在全球社会之上的全球政治权力中心正在形成。这个中心目前处在自然形成状态，遵从“丛林规则”， 美国企图使其单极化， 其他一些大国努力令其多极化， 一个多方博弈正在激烈进行当中。

　　围绕全球权力博弈作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不妨比作一个联邦共和国之内的各大州围绕联邦最高权力的角逐。当前的形势是：“美国州”是“全球联邦”中最大最强的一个州， 也一直在主动代行“全球联邦政府”的职能， 该州州长具有“全球联邦总统”的实际权力， 因此其州长选举必然受到联邦各州尤其是各大州的密切关注。

　　考虑到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庞大的金融债务和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都掌握在“美国州”州长的手里， 再考虑到布什这位“州长”执政期间给“全球联邦”造成的影响， 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美国州”州长手中的权力到底应当与全球社会的责任相匹配， 还是仅仅对3亿“美国州”州民负责？

　　“中国州”正在成为“全球联邦”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现在是“全球联邦”的利益攸关者。考虑到“中国州”目前的发展利益与“全球联邦”的稳定与合理秩序越来越密切相关，“中国州”实际上也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权力对“全球联邦”进行有效管治。

　　这样类比地看下来，中国实际上对于美国全球权力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一个潜在而又真切的期望，同时也对什么样的美国总统有着一个潜在而又真切的期望。

　　第一，中国期望一个懂得将美国实际上的全球权力与全球责任相匹配的美国总统，不希望看到一个只为了部分美国选民甚至某一集团利益而滥用全球权力的总统；第二，中国期望一个有能力对“全球联邦”实行有效管治的美国总统，不希望看到一个只听凭部分美国选民或某一利益集团摆布而无力应对天下大乱的总统；第三，中国期望一个致力于全球权力中心和新秩序建设的美国总统，不希望看到一个沉迷于单极化、拒绝多边主义和多元权力结构的总统。

　　民主党有意创造历史，或产生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或产生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但这个主要以美国本国历史和国内政治为背景的游戏与全球政治形势基本无关。在当前形势下，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女性总统或非裔总统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希拉里·克林顿为了向国内的男性选民显示自己“比男人更男人”，奥巴马为了向国内的白人选民显示自己“比白人更白人”， 仅这种心理冲动就有可能诱发极端政策出台， 最终又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

　　共和党处在相对不利的竞争位置上，但希望接替布什的共和党总统必然要靠否定“布什主义”路线的承诺来上台， 鉴于布什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已被当作重大教训，新任共和党总统重建多边合作机制的政策可以预期。

　　另外还应看到，仅就美中双边关系而言，布什执政期间没有犯很大的错误，而且还有所建树，一个在美中关系上继续保持现有局面和发展势头的新任美国总统符合中国利益。

　　不妨直言，较为符合中国当前期望的美国总统， 还是更有可能在男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保守派这样一个人群交集内产生。当然，“较为符合中国当前期望”、“更有可能”都只是简单判断， 不涉及其他含义。（作者 文扬 ）[/size][/color]

[color=Blue][size=4]2030年中国主导世界
来源：韩联社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评选的“全球青年领袖”们认为，“2030年左右，中国将会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1月14日透露，在该论坛针对665名“全球青年领袖”进行的问卷调查，88％的受访者作出了前述回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2004年创建全球青年领袖论坛，每年从全世界约3500名精英青年领袖候选人中推选出200～300位充满活力的青年领袖。

　　2007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名单中，共有22位中国杰出青年精英获此殊荣，包括刘翔和姚明等体育明星和网易总裁丁磊等12名商界人士，还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导演贾樟柯等文化艺术界人士。俄罗斯有4人入选，包括莫斯科银行行长安德烈·博罗金、MTS移动电话服务公司的总裁列昂尼德·梅拉梅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俄罗斯伙伴亚历山大·伊夫列夫和诗人、钢琴家和作曲家列拉·奥尔巴赫。

　　这份调查结果认为，中国于2030年左右将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美国、印度、俄罗斯将排在其后，德国、法国和英国将明显失去力量。同时，59％的“全球青年领袖”认为，届时，气候变化将是人类最大的挑战。

　　调查中69％的受访者还认为，2030年左右，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国家将会丧失力量，但在克服严峻挑战方面，这些国家仍会是最具影响力的主体。另外，有64％的受访者认为，到2030年，包括恐怖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将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电荒”折射深层矛盾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正面临着暂时的电力短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则可能会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连锁效应。造成中国大范围电力短缺的原因很多，但核心问题是定价和分配体制已经难以跟上中国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周三宣布，已经建立了协调机制解决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敦促发电厂和煤炭生产企业努力缓解短缺局面。中国的大部分电力都来自于燃煤电厂。

　　监管部门周三表示，包括重要工业和出口中心广东省在内的13个省级电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全国总计有近7,000万千瓦的电力缺口，约占中国总发电能力的十分之一，几乎相当于英国的全部发电能力。分析师称，煤炭储备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下。

　　中国一直在努力满足电力需求的不断上升，去年共新增了1亿千瓦的发电能力，几乎相当于每周建成一座发电站。但根据规划，中国还需建设数百座电站。

　　分析师和业内人士表示，当气温回升、供暖压力缓解后，电力短缺局面就会得到缓解。不过夏季将带来另一个用电高峰，因为到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将使用空调度过酷暑。除非普遍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中国的电网将再度面临考验。

　　中国持续的电力紧张可能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2004年时，中国对原油的需求增长了近16%，不仅震惊了全球市场，还推动国际油价大幅走高。当时需求飙升的主要原因就是大范围的电力短缺迫使许多中国工厂使用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营。

　　尽管美国的信贷危机对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油价也从每桶100美元的高点回落，但中国对原油需求的大幅增长可能会推动油价重新回到令人难以接受的高位。

　　目前尚不清楚今年中国的电力短缺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但这次的麻烦又多了一样：中国正在成为煤炭进口大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78%的电力都来自于燃煤电厂。在此前很多年里，中国的煤炭生产不仅能做到自给自足，还颇有盈余以供出口，而现在中国已经需要进口煤炭了，尤其是为满足那些远离北方产煤中心的南方消费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其运输基础设施相形见绌：中国缺乏车皮、港口以及输变电线路，难以将电力分配到最需要的地区。

　　这可能会推高澳大利亚、印尼和南非等煤炭出口国的煤价，并有可能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影响范围甚至会波及远在欧洲的消费者。

　　瑞士银行(UBS)驻香港的高级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最初的影响或许局限于周边地区，但其影响却可能蔓延开来。

　　华中地区15年来最严重的降雪损坏了主要的输变电线路，干旱也降低了中国数千座大坝的发电量。水电占中国总发电量的16%。

　　分析师则将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价格控制。中国已开始对国有电网和供给体制进行改革。政府从2006年起放开了煤炭价格，允许煤炭价格此后每年上浮10%。但与此同时，主管部门却把电价控制在原位，甚至进行了下调，因为政府担心如果电价涨幅过高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社会不满。

　　这挤压了发电厂和输变电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有些电力企业宁可停业，也不愿再购买昂贵的煤炭，在亏损状态下经营。中国国有炼油企业去年秋天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眼见柴油供应短缺威胁到了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被迫同意提高油价。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问题不在于供应，而在于定价。他说，有足够的煤炭，也有足够的装机容量。

　　监管部门与生产商之间的不同看法也揭示了中国体制中的另一个矛盾。尽管大部分电厂和输变电企业都归政府所有，但这些企业的独立性正在增强，它们一直在想方设法提高利润，即便与政府下达的政策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中国最主要的两家电网运营商──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 Corp.)和规模较小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Co.)──都希望能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作者 Shai Oster / David Winning）[/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走“软硬”兼施之路
来源：朝鲜日报

　　中国一度是向全世界企业大量供应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工厂”。如今中国一边高喊着“走出去”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向国外出口商品乃至资本和文化。中国奔向“中华帝国”的脚步没有停息，而且非常直接、迅疾。中国自称这种现象是“复兴”。早在1820年，中国就独占了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28.7%)。因此中国认为这不过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中国还在高喊“世界经营”。正所谓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都要感冒的时代到来了。

　　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历史纪实片《大国崛起》在最后一集“21世纪大国之路”说了这样一句话——如今已不能通过战争或争夺霸权成为大国。这也反映出中国的世界经营战略所发生的变化。

　　中国已不再仅仅依赖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主的硬实力(hard power)战略，由微笑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组成的软实力(soft power)战略已浮出水面。



中国为东帝汶建造总统府



　　东帝汶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与韩国江原道相当，人口不足100万。首都帝力因内战仅剩下被熏黑的废墟和一些铁皮房了。

　　　但城市里仍有一个用大理石装饰的华丽建筑正接近完工。这里是外交部大楼，原本在2层旧楼里借用其它部门场地办公的东帝汶外交部职员即将搬进能看到椰子树摇曳的3层新楼了。新建的大楼内还将装上东帝汶有史以来的首部电梯。

　　投入600万美元建造东帝汶外交楼的正是中国。工地的外墙上还挂着很显眼的竖条幅“中国人民共和国献给东帝汶外交部”。工程施工方是山东省的一家建筑公司。

　　去年12月记者到达工地时，80多名中国技术工人正在忙于搅拌混凝土、打磨大理石、焊接。工地的工人艾尔迈斯-阿杜说：“中国给我了一份为期一年、月薪80美元的工作。”

　　在帝力处处可见中国政府发包的工程正在施工或准备施工。距外交部大楼1公里处的海边，兴建中国大使馆新楼的工程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驱车10分钟后，记者到了东帝汶总统府的建设用地。这里的面积有4个足球场大小，场内还搭起了用于开工后工人居住的帐篷。这里也是中国投资了600万美元。东帝汶连建筑机械也很匮乏，因此计划从山东省运来挖掘机。甚么连围起工地的篱笆也是用中国运来的竹子做成的。

　　东帝汶外交部长扎卡里亚-阿尔巴诺说：“中国还决定为我们建造军队大楼、警察大楼。不是好邻居不会做这些。”中国为东帝汶贡献的不只是建筑物。2002年东帝汶脱离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中国是最先与之建交的国家。

　　中国还出资为非洲的苏丹建造总统府。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员朴荣浩说：“中国为非洲各国兴建了政府大楼、体育馆、国立剧院、国际展览馆等，涉及了各个领域。”



“中国是老大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去年一月在宿雾岛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言时说：“很高兴有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哥。”可以说说，这是三年来中国提供60亿美元贷款的“回礼”。当然此消息令美国一时紧张。

　　去年年初，向柬埔寨投资的中国一家水力发电企业发表说，在柬埔寨南海岸甘再地区将建设一座水电站(193MW)，总投资额为2.18亿美元。这是外国人向柬埔寨投资额度最大的项目。中国还在10年来向柬埔寨提供了2万亿韩元的无偿援助。中国如此关注柬埔寨是因为看上柬埔寨的丰富资源。

　　中国的对外援助，如同快速发展的经济其规模急剧增大。去年中国邀请非洲49国首脑开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表示，今后3年内将在非洲建设30所治疗疟疾的医院、100所农村学校和10所农业技术中心。

　　中国已经继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援助大国。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仅在2006年一年就给非洲提供了80亿美元援助资金。



中国的文化外交



　　英国伦敦市的拉塞尔广场对面的Faber大厦，是四层建筑，现为伦敦大学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学院，曾经是被称为英国文学产房的Faber＆Faber出版社的地址。

　　但现在却传出朗朗的汉语声。因为四层是中国孔子学院之一的伦敦孔子学院。

　　“我天天看电视的天天是什么意思？”1月4日第一学期汉语初级班最后一堂课。SOAS学院二年级的苏姗-史米斯在PDA上输入汉语简体字书写法，把每个字跟着写50次，以准确地掌握汉字笔划。她说：“要找到好工作当然得学习汉语。”

　　英国是个保持高度文化尊严的国度，以至曾扬言“不会拿莎士比亚换印度”。可时下在这里却掀起了学汉语热。去年一年伦敦大学SOAS语言学院的语言课中，汉语课为1万课时，按时间计算可谓一年(8760课时)未断过读汉语的声音。

　　中国并非只把钱撒给世界。汉语和中国文化也是武器。其中孔子学院项目就是一个标志。孔子学院模仿了1951年德国推出的“歌德学院”，现在60多个国家建了200多所。首尔孔子学院院长洪淳孝说：“歌德学院50多年在世界只建了80多所，而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简直令人惊讶。”

　　伦敦孔子学院支持汉语课本和教师，以中学的汉语教师为对象进行研修，也附带教书法、太极拳等中国文化。伦敦孔子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朱丹说：“由于要学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英国人急剧增加，现在供不应求。”[/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来源：联合早报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一个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的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及其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去年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60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之上。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想看到的民主。



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规则的产生只能在政治精英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三种民主因素的结合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宪政民主予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见，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作者 郑永年）[/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就是一个矛盾共同体”
来源：美国《财经纵横》

　　中国持续而迅猛的经济发展震动了世界。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集权化则成了有关中国的最富争议的话题。美国学者帕伦勃认为，中国大而复杂，要对中国的发展趋势做出客观的评价就不能按照西方的标准，而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



　　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评论的中心。无论在那里，人们总在不断地评论着中国。有人称赞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发展机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也有人批评中国说，中国践踏人权，排斥民主，压制异议人士，依然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最近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名字叫作《中国现代化，是威胁还是模式？》。他提出，中国幅员广大，情况复杂，不能使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去对中国进行简单判断。

　　在中国观察人士中间，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看法分歧比较小。无论喜欢中国的人还是不喜欢中国的人都承认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的快速经济成长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一涉及到法制、人权、民主等问题，分歧就非常明显了。反对和批评者在各种研讨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帕伦勃教授说：“如果拿中国跟美国、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与此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相关性都非常高，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确实不够好。中国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比其它国家要多，相关制度也比较薄弱，腐败行为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可以估计到的。”

　　但是，帕伦勃指出，如果把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表现跟其它和中国人均收入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结论就不同了。帕伦勃在他的新书中进行了大量的一手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帕伦勃说，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外，其它各项对比中，中国的表现都高于平均水平。对比采用的其它项目包括：政治稳定，行政管理，法制以及腐败控制等。

　　在西方，甚至是联合国，中国的制度性侵犯人权的行为经常受到人们的指责，而印度则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常常受到广泛的赞扬，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从来没有点名批评过印度的人权状况，但中国则常常是榜上有名。

不过，帕伦勃的研究发现，就人权而言，印度的表现就远不如中国，当然两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特点并不相同。

　　帕伦勃认为，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对印度和中国采取双重标准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进行评判，忽视了没有采取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好于采取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二是媒体和人权观察组织容易关注那些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特殊现象，而忽略了这个制度下的普遍的人权状况。三是，西方一些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影响的扩大的需要而批评中国。四是外国人对中国的制度管理情况不了解。

　　帕伦勃指出，中国从一个共产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全国上下出现了很多的利益团体，相互竞争，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的决策往往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妥协产物，而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某个信仰。
　　
　　“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人们对改革会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很难达成一种共识，即使是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各部门之间为争夺权力而激烈竞争。比如，司法系统希望司法独立，但人代会则希望加强对法院的监督。而法院则极力抵制。反垄断议案出来之后也受到各方反对，人们对如何执行反垄断法分歧很大。”

　　帕伦勃说，中国就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矛盾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同时也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改革步履艰难，但人们还在期待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外部的贸易挫折增加，但主导的意见依然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政策法规需要进一步透明。

　　帕伦勃表示，不少外国人士担心中国的保护主义会改变中国开放的势头。但他的研究给他提供了乐观根据。他相信，中国的改革会继续深化，开放将继续扩大。（作者 木风）（原题：美国学者帕伦勃 标新立异论中国）[/size][/color]

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实在是破不得已啊
但也很失败！~
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要负担两个老人，
结婚后两个人要负担4个老人。甚至更多，
中国政府怎么不往长远想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