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海外媒体看中国（每日更新.....）

谢谢楼主！　让我集中看到了不同的反响　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好贴，了解别国对敝国的看法，有助于加深双边了解，增进信任。

非常好的帖子，搂主有心了。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看众多海外媒体如何评论我们，足可引以为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中国能源问题的清晰图景
来源：香港《南华早报》

　　大陆发布的首份能源白皮书令人不快但却无可否认地诚实。大陆承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数量不断增多，而今后在减少污染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将面临很大问题。

　　大陆认为，这不仅仅只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而是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中国将尽全力寻找替代能源和开发国内能源，但开展国际合作是实现有效平衡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今后的能源需求问题上，诚实是最佳策略。

　　在大陆经济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所处的地位似乎不难推断。中国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签订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协议受到详尽报道，并且这些协议的规模一直在扩大，签订协议也越来越频繁。驶往中国港口的油轮数量在增多，运载的化石燃料也越来越多。大陆对自身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量统计，在能源产量和燃料消耗方面并不缺乏事实和数据。

　　例如，中国最大的炼油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月说，到2010年，大陆一半以上的石油供应将依赖进口原油。12且10日，中石化和伊朗签署价值20亿美元的协议，开发伊朗南部油田。

　　然而，中国在替代能源开发方面的频繁声明使能源局面变得不明朗。中国常常宣称，到2020年，由较为清洁的原料——如氢和核能——生产的能源将占15%。中国还常常承诺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度；如在联合国最近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有关全球变暖的会议上。煤炭是污染最严重的燃料，燃煤发电占中国发电量的70%。

　　如今，大陆表明了态度。通过扶持高科技等部门的节电产业和发展公交系统来降低能耗将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但是，尽管有关当局承诺尽快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加大在国内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力度，但他们也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煤炭仍然将是电力的主要来源。他们说，在找到较为清洁的燃煤方法和开始生产替代能源前，必须容忍一定的污染程度。这不是担心全球变暖对全世界气候系统和环境造成的影响的人希望听到的话。尽管如此，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话更好地阐明如下讯息，即在中周作为工业驱动力的全球化世界里，合作至关重要。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
来源：美国《新闻周刊》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二年，我哥哥光远只有7岁。此前，父母于20世纪40年代远赴美国，把他托付给苏州的亲属照顾。其实父母原本只想在美国念完大学，并没有想与哥哥失散。但是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回国了。

　　光远在苏州外祖母家长大，而我与其他两个兄弟则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成长。能与哥哥相见，始终是我的梦想。

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日，机会终于来到，美国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没人能肯定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因此我立刻就申请了签证。2月20日傍晚，我抱着沉重的旅行箱，带着给亲戚们的礼物，踏上了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简陋的硬卧车厢中缭绕着香烟的烟雾，其他乘客都好奇地盯着我看。他们用来装行李的不是廉价的旅行袋，就是破布片缝成的挎包、天气寒冷，但一些人只穿着旧式的布鞋。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兴致盎然地想听我讲美国的事情。

　　从北京到苏州共有700英里，这趟列车却走了21个小时。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一见到我就围着我团团转，嘴里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的话。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面积在12平方英尺左右的区域，没有卫生间，只有夜壶。哥哥知识分子气很重，说话轻声细语，生性乐观。他在一家丝绸厂做夜班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家里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个能养点鸡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所有藏书。

　　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改革派强人邓小平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前一年的夏天，党的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到与香港接壤的地方参加一个奠基典礼。而我当时就是驻香港的记者。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是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自己开始伟大实验的区域。深圳随后成为了一个准资本主义、具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特区”。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不屑一顾地看着这片代表中国未来的泥泞地，很多人把这样的设想看成笑话。然而，30年之后，深圳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居民的大都市。当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大楼。

　　如此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各个地区发生。30年前，中国到处都是废墟，人民愚昧而贫穷，那是想改造中国社会的毛泽东采取了错误措施后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

　　我很幸运，从当年乘坐119次列车开始，中国这段时期内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苏州之旅的第二年，邓小平放宽了控制，《新闻周刊》聘用我负责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那是共产党掌权之后，美国杂志首次在北京设点。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对于推动中国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崛起的诸多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概括。但是，通过观察这些力量对个人生活的改变（譬如我的和光远的），是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影响和规模的。

市场改革

　　1980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前门的一家饭店里面，每写完一条新闻，我就要跳上自行车，狂奔到几英里外的电报大楼去，然后在古老的电码机上重新把新闻稿打一遍，最后把打好孔的纸带子，送到大厅另一头的柜台上，再恳请工作人员做他的分内之事：把电报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出现意外，我一般会坐在那望等到电报发完，有时坐在长凳上都会打起盹来。整个过程要花费几个小时，当然不包括我写报道的时间。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我采访了一些从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控制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发现“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生产单位后，带来的变化令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侮，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当局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一代就必须回来帮助他们。”

致富时代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全家游览了一趟云南，因为昆明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遇到母亲的地方。

　　昆明已经因为商业发展而变得熙熙攘攘。道路两旁尽是小型私营小摊。在石林风景区，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士围着我母亲，向她兜售家庭制作的装饰品。不过，母亲唯一的不满是说，昆明的天空已经不像她记忆当中那么蓝了。

　　如今，生活在北京必然会与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为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增长，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们蜂拥而至，他们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在国内建厂。1992年，邓小平趁视察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机会，向外界暗示了这样的信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致富光荣”。

　　对此，千百万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动员。1992年我去了深圳，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就是“下海”风潮。下海的意思是辞去国家分配的工作，进入私营企业工作。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加速。1995年，在路过成都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虽然毛泽东的大型雕塑依然竖立在市中心、但周围尽是彩色气球和广告牌，雕塑伸出的手臂下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标语的英文版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周围，已经被美发厅和卡拉OK厅占领，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西藏朋友说，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普通话，以便找个好工作。

　　对于大陆经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台湾人利用其机会的热情非常高。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至少达到了240亿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居住。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学读书，台北现在甚至有了专门出售大陆商品的市场。

香港回归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我感到惊讶。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将在香港报道主权回归的重大事件。他当时已是耄耄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说：“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起来很荒唐。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再说，他为什么要庆祝香港回归？他从来没有为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做过什么，但他坚持要去。他说，他只是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中国收回这块在软弱无能的满清时代丧失的领土。他说：“小时候，大人反复给我讲过鸦片战争的历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为此憎恨英国。”他回想起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眼看到包头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殴打中国乞丐和妓女。

　　父亲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我记得查尔斯王子表情僵硬地致了告别辞，汗水涔涔而下。参加降旗的是3名高矮参差、步态不一、衣着杂乱的英国士兵。中国的仪仗兵则姿态挺拔，动作一致，制服笔挺，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共产党领导人化身为国家的捍卫者。他们要抚平历史的创伤，恢复民族尊严。香港只是第一步。随后是澳门。接着将是台湾。一年前，北京在台湾海峡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演习。如今，中国海军坚称对南中国海上的沙洲和沙礁拥有主权。这些举措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赞许。

“海归”感受

　　2001年7月13日，大批民众涌上了北京街头。焰火和激光照亮了夜空。20万名狂欢者聚集在天安门。汽车行进在长安街上，里面坐满了挥舞红旗的年轻人：中国刚刚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国家终于作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得到了承认。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机会。他们需要不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以此争取民众的信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航天员送人太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水库和海拔最高的铁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都怀有重现昔日辉煌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巨人猛醒会令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恐惧。中国迅速发动了一场国际“魅力攻势”。疲于应付一连串国际危机的美国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在国内，领导人也更加积极解决民众提出的关于污染、劳动者待遇、拆迁的问题。老百姓现在敢讲话了。一年前，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国记者的旧有规定。在2008年10月份之前，我们不需征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就可以与所有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交谈。我担心形势会在10月份之后发生变化。奥组委的高级官员屠明德告诉我：“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也许他是对的。从我的厨房窗户向外张望人们正在建设国家的未来。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的工程不断取得进展房边是不可思议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我在朝西的阳台上看到，公园、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楼取代了从前低矮杂乱的平房。

　　社会像城市面貌一样日新月异。从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尽管是华裔）被视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国可以找到各种称心如意的工作。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做了牧师，为中国新人主持婚礼。不过，形势发生变化的真正标志是大批中国人从西方返回祖国。大家称他们为“海归”。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海外的时间过长，就会错过最新的发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长大，但还是惊讶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他说：“我在短短几年后从美国回来，就听不懂朋友们的谈话内容了。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到2007年圣诞节就满91岁了。他坚持要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我们的许多亲戚肯定在盼望他的到来。光远的女儿乔伊丝一家就是“海归”，如今生活在北京。光远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州。他和妻子在美国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有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高级公寓。他们在家乡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过，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作者：刘美远）

中国新领导班子面对老问题
来源：澳大利亚《澳洲人报》

　　中国以新的政府阵容进入2008年，但所面临的重点矛盾和2007年折磨它的一样：要增长快又要减少污染，要在世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又要加强国内控制。

　　这套新班子产生于两个月前五年一度的党代会，人们认为这套班子在技术上比他们的前任更有能力。

　　这场革新以两颗政治新星跃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开端：习近平和李克强。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晋升证实，走向中国之巅的路途经省领导经历，而不是在北京中央政府内部担任高位的经历。自党代会以来，以新来者取代将在六十多岁退休的官员们的需要产生了广泛的改组，这次改组将持续到3月5日开始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

　　鉴于澳中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自由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对澳大利亚而言，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变化是商务部部长的变化。之前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Bo Xilai）在担任大连市长期间表现出色，但在贸易方面分量不足，他已经被推到一边，成为重庆市委书记。新的商务部长陈德明（Chen Deming）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工作被视为是成功的，预料他会收拾该部的斗争派系：贸易保护主义者与自由贸易者相斗。

　　汪洋（Wang Yang）离开重庆，成为最近有前途的干部，他将接受艰巨任务，担任管束广东的省委书记。这个省份位于中国南边，一直把“山高皇帝远”当作座右铭。

　　导弹专家、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Yu Zhengsheng）从湖北省委书记变成上海市委委员，运作上海同样是棘手的任务。

　　江西省前省委书记孟建柱（Meng Jianzhu）已经去北京担任强有力的公安部部长之职。他取代了周永康（Zhou Yongkang）。周永康加入了政治局常委，在那里，他的能源专业知识将受到重视。

　　前央行行长戴相龙（Dai Xianglong）要离开天津了。他曾经在这座毗邻北京的港口城市担任市长，在温家宝领导的国务院下无疑担任重要的经济角色。他被副市长黄兴国（Huang Xingguo）取代。

　　正值奥运进入最后八个月倒计时之时，郭金龙（Guo Jinlong）接替王岐山（Wang Qishan）成为北京市长。郭金龙在进京之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刘淇（Liu Qi）继续担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作者 Rowan Callick）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url]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url],25197,22991611-2703,00.html

爱中国的五件事
来源：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报》

　　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常常受到中国对话者的批评——因为侧重关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而不那么注重中国好的方面。

　　一位中国官员曾经强烈地向我抱怨我的一些报道过分批评中国。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从印度观点报道中国的记者，以及作为一名印度读者，我强烈地感到中国的许多问题和印度面临的那些问题相似，我试图在作品中反映出这一点。但由于印度媒体和社会的开放精神，我也以公众的批评元素观察中国无可置疑的经济崛起的黑暗面，以及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但，嘿，这是喜庆的季节，新年到了——中国希望在这新的一年举办前所未有的隆重的奥运。在最近游历中国南方后，在和中国百姓热烈互动后，我对中国充满了好感。本着这一精神，我想在此列出让我毫无保留地热爱中国的五件事。

　　没有宗教或世袭战争：没错，中国每年都有超过8万起“群体事件”，在宗教自由方面也不理想。而且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造势甜得令人晕倒。但中国没有发生以宗教或世袭为名义的流血事件，而你在印度却不时看到。作为必然的结果，在中国你不会看到政治家散布冲突或世袭的毒药，以仇恨作为竞选纲领。你也不会看到网球明星的裙子上印着疯狂毛拉的伊斯兰教令，如此等等。

　　项目的实施（而不是政治）：在印度，从建一座桥到和其他国家签署核协议，一切事件都被恶毒地政治化，并永久冻结。而中国与此相反，中国完成了事情。重点在于项目的执行，哪怕方法未必无可非议，这和印度的方式形成巨大的反差。

　　妇女可以安全地工作：无论你在中国何处，你都看到妇女在工作，作为生产力参与经济。妇女不仅参与传统的行业，而且可以成为公共汽车司机、收费站工作人员、工厂工人，以及从事接待服务或者新世纪产业。她们当中很多人离开家乡，离开家庭，到城市里工作，住在宿舍里，一年才回两次家。（印度也有这种情况，但规模要小得多。）

　　而且尽管妇女从事的接待服务完全商品化，但在中国的城镇街头，妇女并没有遭到强奸或者性骚扰，这跟印度不一样。我曾经在许多城镇看到妇女在深夜里独自骑自行车而无须担心性骚扰，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

　　运动超级大国：今年的北京奥运将确定中国在国际体坛的优势。中国在这方面与印度反差令你不得不好奇：为什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普遍存在匮乏问题，但中国为何表现优异，可以击败比自己更有分量的对手？

　　陌生人的热心：可能我爱中国的最有力理由是中国百姓无法形容的热心和善良。无论你到哪里旅行，你都会被那种真诚的好客所感动。当然，说句公道话，在印度的部分地区你也可以体现到那种好客。只要你可以说一点点中文，并加入他们周日早晨在公园的歌咏（或太极）聚会，或者打上一圈麻将，或者下一盘中国象棋，你就会发现自己被他们的好客盛情和欢呼包围。这就足以令你高唱“我爱中国”了。（作者 Venkatesan Vembu）

英文原文：[url]http://www.dnaindia.com/report.asp?newsid=1142676[/url]

中美军事关系面临三大障碍
来源：侨报

　 台湾问题、美国法律限制和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已成为中美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三大障碍。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钱利华日前在华府直言不讳：这三大障碍造成中美军事关系发展滞后于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表现在两军交往局限于高层互访、院校交流等人员往来的机制化交流，实质性、可供相互学习借鉴的交流则受到限制。

　　这是中国军方高官首次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滞后的因素对媒体做明确的宣示。

　　率领9人代表团前来参加第九次中美防务磋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海军中将，周一也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德尔曼转告了同样的意思：近年来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上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军事法律、军事档案、流行病防控等新领域的合作有所拓展，但当前还有阻碍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严重影响两军互信与交流；美方《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对两军正常交往构成法律障碍；美方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等。

　　美方也承认，当前美中军事关系面临一些困难，今年下半年原定的一些互访安排没有实现。

　　近来，中方对美国对台出售反导系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怒。钱利华指出，台湾问题是当前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最大障碍。他进一步阐释，美国国防部近年来与台湾保持军事往来，并提升军事交流层次，还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相反，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却在12个领域对美中军事交往进行限制。

　　钱利华表示，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中方要求美方按照“817公报”，逐渐减少直至取消对台军售。

　　与以往任何一次中美高层交往一样，台湾问题是中方关切的头号议题。马晓天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台海局势复杂敏感，美方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和敏感性。他敦促美方采取实际行动，约束陈水扁的“法理台独”，停止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售台先进武器，不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

　　埃德尔曼回应：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从未改变。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台独”，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他还重申了美国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

　　观察家注意到，导弹防御被列入此次磋商的议题，而中方派出二炮副参谋长杨智国与会。钱利华承认，这与中美核战略对话有关，中美双方都希望就核战略、核力量发展、核政策坦诚交换意见。中方对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表示关切，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特别反对与台湾共同开发反导系统。

　　至于风传已久却不见成行的二炮司令员靖志远访美，钱利华称，靖志远日程安排很紧，何时来还不敢肯定。他说：“靖志远访美涉及两国核战略和核政策，双方应当为靖司令来访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这样靖志远访美才会有成果。”

　　何为良好宽松环境？钱利华委婉回答：两军关系还面临一些障碍，其中自然涉及核战略问题。(作者 余东晖)

中委石油合作各怀心事
来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一个国家的动机是政治，另一个国家的动机是务实。委内瑞拉正在寻觅战略地缘政治同盟，中国渴望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

　　两国之间达成新的石油开采协议，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海外能源项目投资。这个协议也令美国官方紧张。但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由于中国和委内瑞拉的目的如此对比鲜明，华盛顿无须担心太平洋至加勒比海升起新的反美轴心。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已经把这60亿美元的协议当作反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又一击。北京对这个协议则持有更为务实看法。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江时学（Jiang Shixue）表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中国人，中国需要更多的石油，而且将走遍世界寻找石油。

　　按照11月份的协议，中国将拿出40亿美元投入一个开发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60亿美元基金，换取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地区的石油开采权，这个地区可能是世界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三年后，该协议将需要续签。

　　委内瑞拉还宣布它打算到2011年每天向中国提供一百万桶原油（目前是每日35万桶），并在中国建三家炼油厂。

　　由于去年加拉加斯河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难怪在协议签署前，美国官方就向中国表明他们对这项协议持的保留态度。委内瑞拉目前是美国五大石油供应国之一。一些观察家认为，如果查韦斯可以找到新市场，让委内瑞拉原油出口多样化，那他可能会对宿敌及其公司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去年夏天，查韦斯要求六家外国石油公司放弃大部分所有权，交给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予以拒绝。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的专家拉特里夫（William Ratliff）表示，查韦斯希望（从中国）获得他驱赶康菲石油时所损失的经济支持和专知；当然委内瑞拉心中盘算，与中国（及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可以让它减少对大型国际公司的依赖。

　　在PDVSA网站的声明上，查韦斯毫不讳言他给这个协议附加的政治意义。他宣布，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应该处于最高战略水平，而且应该在战场前线。华盛顿“全美洲对话”资深合作人埃里克森（Dan Erikson）表示，委内瑞拉真的在寻求中国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但尽管查韦斯喋喋不休创建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中国的驱动力主要是对初级产品的需要，从非洲到拉美，到任何其他有它所需要的原材料的地方，中国吞噬着它们的产品，以推动快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当然有兴趣扩大国际关系的基础。弗吉尼亚州咨询公司博思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的中国拉美关系专家埃利斯（Evan Ellis）认为，中国认识到，在崛起过程中它要回避一个由美国主导机制的世界，在美国没有巩固控制的世界，中国的地位就得到加强。

　　然而，中国无意加入查韦斯式的口头战争，因为它有很多要顾忌的地方。PFC 能源的拉美总监提斯特（Roger Tissot）表示，中国要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要成为美国的威胁。江时学认为，美国和委内瑞拉会打架，但中国想置身事外，美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是重中之重。

　　即使对委内瑞拉而言，卖石油给中国而不是给美国并不一定有商业意义。ODH咨询集团的国际分析师塔扎（Abelardo Daza）表示，卖石油给美国，船运时间为五到六天，平均每桶的运输成本是3美元；而到中国运输时间要三十天，运输成本就要加倍，“如果向中国出售更多的石油，收入将会减少。”

　　许多分析家还警告说中国以及委内瑞拉正在搞关系的其他国家缺乏提炼委内瑞拉奥里诺科地区不同寻常的重原油的技术知识。（作者 Sara Miller Llana，Peter Ford）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url]http://www.csmonitor.com/2008/0103/p06s01-woam.html[/url]

有人对向中国出售技术提出质疑
来源：美国《纽约时报》

　　六个月前，布什政府悄悄放宽了有关对华出口某些敏感技术的限制。此举旨在帮助美国企业增加对华高技术的出口，尽管美官方对交流可能会产生军事影响的技术实行了严格限制。

　　不过，布什政府今天却面临一些武器专家就某些装备——即新近授权向华盛顿认为可信任的中国企业出口的装备——最终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问题提出的质疑。这些武器专家指出，同样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与伊朗和叙利亚分享这种技术。

　　这些技术包括先进的飞机发动机部件、导航系统、电信设备、先进的复合材料等。

　　有关布什政府新政策的质疑是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在定于本周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来的。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是一家独立的研究基金会，反对美国武器技术的扩散。

　　布什政府这项新举措是其为获得扩大对华技术出口许可证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的清单包括飞机发动机、航空材料、激光、电信以及中国军方感兴趣的其它领域的技术。

　　但是，尽管对转让这些技术实施了许可证制度，可布什政府还是确定了某些中国企业可以在不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进口上述技术。

　　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商务部副部长马里奥·曼库索说，这项新制度——即扩大需要许可证但可信任企业无需许可证的技术出口——实行的结果将是更加有效地对敏感技术进行保护。

　　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确立的这项制度将确保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与我们促进民用品合法出口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奉行的是一项连贯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策，旨在防止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

　　但是，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将发表的这篇报告则认为，确认两家可信任的中国企业其实是具有高风险的，因为它们与中国政府、人民解放军和过去被指责与叙利亚和伊朗有关系的中国实体有联系。

　　其中一家中国公司波海航空复合材料部件有限公司由美国波音公司和一家航空材料制造商赫克塞尔公司各拥有40%的股份，其余20%的股份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所拥有。

　　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华盛顿地区负责人加里·米尔霍林说：“原则上你可以找到不容怀疑的公司，但这一次他们却没有办到。只要看一下这些公司与外界的关系，你就会对它们深表怀疑，而不是不容怀疑。”

　　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还指责波音公司和赫克塞尔公司过去就有过忽略出口许可证的过失。

另一个香港的2008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过去二三十年，香港已经一分为二了：一个是罗湖桥往南、原来边境线以内的香港，另一个则是罗湖桥以北的香港。原来的香港还是那么样，但已不是香港的全部﹔而另外那个新生出来的香港，早已向中国全境无边无际扩散开来，经济规模难以估算。

　　单单广东省的一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七万家港资企业，投资和产值都以千亿美元来计，全部雇工数量恐已超出整个香港就业人口。近年来一些香港人不断抱怨珠三角的发展加重了香港污染，他们却忘记了更加重要的事实：正是因为香港企业大举北上，那个原来的香港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过。（附带说一句，在另外的那个香港，不会说普通话、不能写别人看得明白的中文，生存会有困难。）

　　2008年到来之际，原来那个香港最关心的事情除了股市、楼市的前景，应该就是普选与政制改革的纷争了。除了商界人士，没有多少港人会注意另外那个香港过去一年是如何度过的，新的一年又将面对怎样的境遇，对“老香港”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寻常的一年



　　实际上，过去一年应该是内地港资企业很不寻常的一年，其中一些企业甚至已处在生死关头。人民币两年多来已升值一成，出口退税的大幅削减，报关的"靠帐"保证金由空转实，招工难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能源和原材料持续涨价，环保条件进一步收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美国企业接连召回中国制造的产品------珠三角地区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港资中小企业，遭受经营压力之大应为前所未见，甚至有人形容为“2007年是在刀丛中走过的一年”。多年从事玩具生产和出口的香港商人张树鸿先生因产品出了问题而自杀身亡（见笔者07年九月的文字），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事例。

　　那么2008年又会如何呢？人民币可能加快升值的步子，一般估计将从目前的一美元兑换7.3元人民币升至6.8至6.5元水平﹔物价普遍上涨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会加快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增加﹔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内企外企一视同仁，外资企业原先享受的税收优惠到此结束﹔美国选举年可能使中美贸易关系更易产生摩擦，中国的出口标准也会越来越严格------港资企业究竟何去何从，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

　　港资企业最集中的广东省，2007年的GDP已经超过台湾，其中台资、港资功不可没。但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中南海新的发展思路，都使广东省必须寻找新的方向和空间，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势在必行。笔者年尾时分去到珠三角的东莞、中山、深圳三地，行前听闻那里已有成百上千的港资、台资企业倒闭，仅东莞一地的鞋厂就关近一千家。但到了那里同官员和金融界人士交谈起来，却感受不到明显的紧迫、焦虑情绪。



负起责任



　　某银行分行的副行长道出了原因：一是这里本来每年都会有不少企业倒闭，那是正常的现象﹔二是现在倒闭的那些企业，本来就应该关门的，符合当地政府的经济转型意图。如佛山市就打算把污染严重的传统陶瓷工业全数外迁，为新型产业腾出空间。作为“中国制造”重镇的东莞，短短十几年已变成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外来打工仔占了一大半），近数年除了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和服务业，光五星级饭店就开出二三十家，更新辟出松山湖高科技开发区，吸引深圳及香港的创新产业前往投资。深圳则大手笔投资东部的龙岗地区，为筹建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场馆，就将在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资五十个亿的资金，把龙岗建成又一个深圳。

　　在当前的环境中，珠三角的港资企业再靠减少盈利、压价竞争已难以为继，最后只有倒闭。未来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不断提高生产率以控制成本上升，为技术和产品的升级赢得时间，要么就是把工厂搬迁到中国内地省份。尽管像湖南等地已向珠三角的企业伸出欢迎之手，但搬迁并不容易，因为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业早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单一厂商很难独自内迁，何况他们的竞争能力本来就已不行了。

　　由此看来，香港特区政府在多个方面都应该承担起责任。一是帮助内地的港资企业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率，或者帮助香港厂商把某些传统加工业整个内迁到中国其它省份。再就是要为珠三角地区数以千计的港资中小企业可能倒闭预作准备，除了给以救援，更要防止对香港本身的经济造成冲击。总之，必须把罗湖桥以北的那个香港，当作香港本身的事情来处理。从长远来看，那是香港与珠三角经济全面融合的基础。珠三角的港资企业最终能不能平稳度过2008这一难关，对香港的未来，也许与如何选特首同等重要。（作者 曹景行)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在过去的2007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没有有效的举措来应付这些变化。这里释放出来的既有积极的信息，也有负面的信息。

　　从积极面看，经过了将近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从负面看，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受一切约束，政府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

　　这三种权力内部各自存在着巨大的变迁动力，都会随时打破现存的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各种权力内部及其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加以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资本时代，资本就是一切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一直主导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还在努力探索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希望在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从而是社会权力）之间达到均衡，那么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一个“资本的时代”，就是说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得到完全的确立。

　　在“资本的时代”，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政府本身兼任资本的角色，就是学界所说的公司类型政府的确立。在这里，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就是资本的主体。

　　其二，政府为资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亲商”政府的确立。几乎是全国各地，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

其三，是否为资本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标。主要表现在GDP主义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因为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地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

　　到今天，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态势。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对这么短时间里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响力，也为历史所少见。



农民权利再次被剥夺



　　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为了当然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人民的土地经常被剥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廉价土地和劳工力对资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这种吸引力有市场的因素（尤其在发展的早期），但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压低了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工业化，农民成为被剥夺者。但在这个资本主导的时代，农民再一次被剥夺。

　　当然这一次是“自愿”被剥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走于全国各地，为资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毫无保障。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劳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是二等公民。

　　当然，三种权力的失衡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当资本和政治权力走在一起的时候，环境也显得软弱无力。

　　尽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异常的严峻，但除了一些官员和社会群体微弱的呼唤之外，没有出现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

　　但是，当资本过于霸道的时候，政治权力本身也必然成为牺牲品。在同资本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

个体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社会的支持。

　　政治和资本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无穷尽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中国的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

　　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轻易实现财富的转移。



须要规范资本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了驾驭和管制资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和资本的紧密关系，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

　　资本霸道的情况甚至也并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如果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的情况不可持续。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本身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创新，通过创新提高竞争能力。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急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往往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失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党内民主就是要节制政治权力。

社会民主在提高社会权力的同时构成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但是，如何节制资本的权力呢？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一个大思路。

　　这方面中国可从俄罗斯学到一些经验。俄罗斯在耶尔辛时代形成经济和政治寡头。到普京时代，通过大力整治经济寡头，不仅巩固了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且更使得俄罗斯走上了健康的经济发展道路。普京之所以能够整治寡头，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民主）的结合是关键。

　　但同样的重要的是要对节制资本有个科学的理解。节制资本并非不要资本，消灭资本。这个沉痛的教训中国本身已经经历过。节制资本就是要规范资本的行为。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是说，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规必须有能力来规范资本的行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个原始的阶段，资本还是毫无节制。

　　从资本时代转型到三种权力均衡状态，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发展要持续，社会要和谐，这条路不得不走。（作者 郑永年）

三峡大坝如何结缘加拿大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三峡大坝项目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富争议的工程项目之一。加拿大政府在此项目中鲜为人知的角色折射出外国政府和公司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三峡计划提上日程之初，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政府都拒绝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水坝项目提供帮助。是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反水”，为大坝项目提供支持。在此之后，西方企业便开始向中国输出昂贵的高技术设备，某些政府甚至还通过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补贴。

　　虽然大坝项目归根结底是由中国政府拍板，但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却在整件事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当初加拿大国内爆发政治危机时，其政府不顾本国工程师关于大坝高度的警告，义无反顾地为三峡项目提供了大力协助。

　　大约二十年前，中国在加拿大出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对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坝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当时加拿大对水电推崇备至，因为水电在该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在1988年出炉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想法给予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点，那就是水深不能超过160米。

　　曾研究过三峡工程的Hydro-Quebec工程师皮埃尔?森尼克(Pierre Senecal)表示，我们认为150米到160米的蓄水深度是可行的，但不能肯定170或180米是否可行，因此当时建议不要超过160米。

　　而三年之后中国决定上马三峡项目，并不顾自己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将蓄水深度定在180米。目前三峡水库的蓄水深度已经达到156.6米，并且还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三峡库区的滑坡现象日益频繁，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需要搬迁疏散。眼下距离预定水深目标还有20多米，外界日益担心三峡大坝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蓄水深度已成为大坝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数百万居民重新安置、成本膨胀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中国从少数支持三峡项目的西方国家那里获得了相关技术，就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不再考虑上马大型水电项目之际，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建水坝。

　　加拿大环保组织Probe International的帕特?亚当斯(Pat Adams)指出，三峡项目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与中国有关，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责任。

　　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是三峡项目的主要负责部门。该部门拒绝对当初加拿大协助进行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关于蓄水深度的建议发表具体评论。但该委员会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外国专家对180米乃至超过这一数字的深度都给予了认可。该委员会公关部门负责人Li Feng谈到，鉴于大坝具有的多项功能，中国相关规划部门认为目标蓄水深度是“合适的”。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一批工程专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在改革初期成果的鼓舞下，他们构想出一幅壮阔的蓝图──建设一座长度堪比苏必利尔湖的水库，发电量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水电站。但这一提议在中国领导人及群众间遭遇了空前强烈的反对。

　　于是这些中国工程专家向加拿大求助，后者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友好国家，而且因为建设了一些全球最大的水利项目而成为水电领域的领先国家。最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同意资助这项耗资1,400万美元的研究。

　　这项研究由加拿大几家知名的能源企业承揽，其中包括Hydro-Quebec。这些公司总部均设于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而魁北克这个地方后来又与三峡工程产生了瓜葛。

　　这份篇幅浩繁的调查报告于1988年提交给中国政府，它是三峡大坝唯一的一份官方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拿大人支持中国工程师的大多数设想──甚至一座大坝可以将防洪、发电和改善航运等互不相关的目标一并实现的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但报告中关于蓄水高度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中国工程师想让水库蓄水达到180米，从而产生更多电力，并使中国得以向缺水的北方调水。

　　加拿大工程师森尼克周一说：“只需一点经验，就很容易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个收益递减的问题。”

　　一开始，对蓄水高度的争论似乎是学术性的。1989年，中国全国人大否决了政府修建大坝的行动，建议暂缓五年。

　　然而到了1992年，李鹏总理又旧事重提。水电工程师出身的李鹏支持修建180米的多功能大坝。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建设项目。大坝的建设定于1994年启动。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较低，也没有修建如此复杂大坝的技术。至于发电所需的巨型涡轮以及传输电力所需的高压电缆，中国也缺乏制造技术。

　　最初，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项目避之犹恐不及。1992年，当初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资金的加拿大开发机构以担心该项目的寿命和社会影响为由，决定不再继续参与。世界银行也认为该项目经济上难以维持，因而没有提供资金。1993年，美国政府表示不再认为这类大坝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好事，因此也不再建议其他国家考虑兴建，因而撤消了对该项目的支持，由此为美国对三峡工程50年之久的兴趣划上了句号。

　　而之后不久加拿大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1994年，新当选的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带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克雷蒂安所在的自由党于1993年当政，之前一直反对加拿大参与三峡建设。但在访问中国时，克雷蒂安正面临其家乡魁北克省的政治动荡，当时魁北克要求从加拿大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魁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水电业的中心，也是许多跨国电力公司的总部所在。

　　克雷蒂安的内阁成员、后来任贸易部长的塞吉奥?马奇(Sergio Marchi)说，代表团的本意是让加拿大人明了：凝成一体会比分裂拥有更好的未来。在那次访问中，克雷蒂安大出加拿大国内民众意料，宣布他的政府将支持三峡大坝工程。

　　随之而来的就是销售合同。1997年，中国给了蒙特利尔的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nada)及两家德国公司价值3.20亿美元的涡轮制造合同。（加拿大通用电气及其母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均拒绝置评。）几个月后，加拿大国有企业出口开发公司(Export Development Corp.)为这桩交易提供了1.6亿美元的担保。

　　这为其他公司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所需产品开了先河，它们共售出总价值逾15亿美元的重要高科技产品。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借助外国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售出的，此类信贷为中国政府购买这些产品提供了低息或无息贷款。除加拿大以外，德国、瑞士、瑞典和法国为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相关设备都对华提供了出口信贷──这种由它们本国纳税人买单的出口补贴实际上起到了减轻三峡工程建造成本的作用。

　　由于加拿大当初中途撤销了对三峡项目的支持，使得中国只凭加拿大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具的可行性报告便开始了工程建设。加拿大后来虽然又向中国出售水电设备，但由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不再支持三峡项目，这意味着加方提供的技术援助也停止了。而后续性研究如果得以继续进行的话，加拿大人当初的一些设想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加拿大工程师大多只在Hydro-Quebec承建的James Bay大坝有十来年的工作经验。这座大坝位于魁北克北部人烟稀少的多岩石地带，地理环境异于粉砂土地质、人口稠密的三峡地区。加拿大现政府的官员拒绝置评该项目，称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前政府。

　　加拿大工程师当初曾预计，如果大坝蓄水160米，只有70万人需要移民。但现在已有140万人被重新安置，而大坝蓄水还仅为156.6米。最近宣布的计划可能要求三峡库区的另外数百万人口再次移民。（作者 Ian Johnson）

中日走近，首尔应务实
来源：韩国《韩国时报》

　　上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标志着这一对亚洲对手之间的关系到达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次访问被称为双边关系升温的春之旅。它之前有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10月的“破冰之旅”以及中国总理温家宝2007年4月的“融冰之旅”。

　　我们希望北京和东京的关系改善将给亚洲，特别是给朝鲜半岛，带来积极的影响。中国和日本今年将享受“温暖的春日”，因为两国都积极改善关系。在12月28日，福田和中国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达成协议，把2008年定为中日关系飞跃年。胡锦涛同意在今春访问日本，两国发誓要解决东海天然气开发的纠纷。

　　去年是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35周年。特别是，福田的访问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他的父亲，前首相福田赳夫在1978年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为扩大双边贸易作出贡献。两个亚洲大国希望在今年进一步改善关系，日本将在北海道举办G8峰会，而中国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

　　两个对手间的关系解冻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希望日中关系的改善将带来地区稳定及和平。特别是，韩国此时正需要和中日合作，让朝鲜放弃核野心，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政权，韩国欢迎中日这样的关系改善。

　　无疑，没有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帮助，韩国不能实现朝鲜完全非核化并迎来永久和平。总统当选人李明博透露自己打算在2月就职后访问这四国，加强与它们的关系，加快朝鲜核裁军的进程。

　　李明博已经承诺恢复传统的韩美同盟（批评家认为在卢武铉政府下，这个同盟遭到削弱）。而且，下届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巩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亚洲快速崛起的经济大国。它还应该修补与日本的关系。由于日本试图掩饰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战时暴行，包括奴役无辜的妇女供前线日军泄欲，韩日关系出现磨损。

　　一些分析家担心，在中日韩三角关系中，韩国可能遭到冷落。李明博提倡基于务实的外交。我们希望他的外交政策将结出成果，不仅仅改善和这两个亚洲巨人的关系，而且应对它们在某种程度可能疏远韩国的蜜月。（原标题：中国关系更亲近）

英文原文：[url]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08/01/202_16518.html[/url]

中国面临高物价住房难两大难题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元旦前夕誓言千方百计稳定物价，并表示要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难度极大，绝非短期内所能完成。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元旦前夕到天津看望和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胡锦涛表示，中央政府对物价问题十分重视，把稳定物价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切实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胡锦涛还说，中央政府非常关注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难问题，已经作出部署，要求加快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努力使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1月份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6.9%，这是11年来的最高点。中国的食品价格11月份的上涨幅度为18.2%，成为拉动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扬的主要因素，其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幅度高达56%。

　　中国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是属于结构性的，并不是全面的通货膨胀。然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不仅面临着全面的通货膨胀，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胡星斗说：“在我看来，中国可能要经历长达10年左右的通货膨胀。原因在于资源价格肯定要提高，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的资源维持大规模的出口。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人均资源)的20%到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中国的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加大环保力度也是势在必行。”

　　胡星斗教授预计，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将大幅上涨，从而拉动物价上扬。他说，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是大约2000美元，中国的工资水平应当是目前水平的2倍到3倍。胡星斗认为，在通货膨胀势所难免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而言，关键在于两点：首先，必须提高一般民众的收入；第二，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

　　胡锦涛表示，中央政府决心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的房价不断猛涨，中央政府抑制房价的调控措施收效甚微，不但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而且很多一般收入水平的家庭也只能望房兴叹。专家指出，解决中国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涉及许多层面的问题，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认为，要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中央政府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切实保证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财政资金，第二是硬性规定开发商以低利润甚至无偿地建造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而建造廉租房应当被视为解决住房难问题的主要手段。

　　胡星斗说：“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廉租房的建设每增加5%，市场上商品房的房价就会下跌3%左右。所以，如果中国能够大规模建设廉租房，整个市场的房价都会下跌，这样既有利于中产阶级购房，也有利于那些比较贫困、但也希望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购房。”（作者 萧敬）

淡杂音增和声—中国外交
来源：美国《侨报》

　　2007年度即将过去， 中国外交呈现出良好态势， 可用“一片和谐”来概括。



继续拓展多边外交



　　中俄关系呈现出两个层次的飞跃。一方面两国政府高层互动良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流更加深入， “俄罗斯中国年”成功举办；另一方面是在“上合组织”内部实现了规模最大的“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事演习， 拓展和深化了以中俄为核心的“上合组织”战略功能。

　　中法关系开启新篇章。萨科齐虽然较前任亲美， 但同属知华派。在访华之旅中， 萨科齐在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对华采取了理解的支持的态度。北京则投桃报李， 给予萨科齐最隆重的外交礼遇和100多亿欧元的订单。同样， 在布朗接替布莱尔后， 中英关系继续在“最好”的基础上发展。

　　澳洲大选尘埃落定，“中国通”陆克文接替执政11年的霍华德， 中澳关系可期。中印两大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刚刚结束联合军事演习， 世界主要媒体纷纷报道其破冰意义，认为“军演将升华中印合作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 福田康夫春天般的访华之旅，中日双方的会谈坦诚且友好， 其融洽氛围为近年来罕见。对于中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艇上月21日访日， 本月在北京启动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本媒体普遍认为，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是这次中日会谈的立足点。



和谐理念深入国际



　　中国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呈现和谐态势， 实际上是中国长期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也使胡锦涛时代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这些成绩单是以中国的综合实力为后盾， 是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态度赢来的。

　　就经济层面而言，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年内综合经济实力从GDP数字上看与德国不相上下， 居世界第四， 外贸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二。中美、中日、中欧、中韩、中国与东盟这些世界主要贸易体均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之下， 美国经济增长陷入疲软。高盛公司认为， 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替代美国的独立的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中日韩三大亚洲经济体近日就亚洲货币体系进行协商， 也似乎佐证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强势经济体有意摆脱过度依赖美国的模式。

　　从政治层面而言， 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就世界热点问题举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主持的朝核“六方会谈”成为大国合作的范例， 给地缘关系复杂、意识形态冲突严重、利益主体众多的热点区域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思路。在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缅甸、中东等棘手问题上， 中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角色。这些无疑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化解了“中国威胁论”的杂音。

　　从攸关人类未来命运的永恒主题而言， 中国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的契机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发展主题， 期冀用这一体育盛宴唱响世界和谐的人类主旋律。由内及外， 中国在参与节能减排这样的世界性合作议题方面也体现出积极主动性。中国“嫦娥奔月”计划的实施， 也为人类探秘宇宙，提升人类认识广度提供了新的视野。



谨慎对待不谐之音



　　在中国外交整体和谐的大形势下也不乏一些不和谐音。

　　一是中德关系因为默克尔在不知会中国的情况下悍然接待西藏流亡分子达赖，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遗憾的是， 不仅默克尔总理继续坚持她的所谓“价值外交”， 近日德国官员再次指责中国间谍损害德国利益。据德国最新民调，有65%以上的民众支持默克尔。这意味着向来稳固的中德关系面临着威胁。

　　二是加拿大总理哈珀不仅对中国人权横加指责， 不久前哈珀和总督米切尔·琼还会见达赖， 使中加关系面临波折。

　　三是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制造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杂音等。

　　尽管如此， 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总体上呈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 这是方向性和全局性的，这也为中国下一年度的外交耕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 张敬伟）

中国提升个税起征点 民意仍非议
来源：中评社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明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人民币（下同）/月提高到2000元/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工作，研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这被认为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改的方向。

　　不过，此次由国家财政部主动提出的提升个税起征点的个税法修正案，尽管是看到了当前物价不断上涨的问题，也接纳了民间普遍存在的意见和呼声，却并未经过广泛公开地征求意见，通过召开听政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和建议，仅凭有关专家和官员们闭门研究测算出来的方案。似乎比两年前由800元调升到1600元的做法更显得简单快捷了许多。

　　上次是因为在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还实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800元提出了强烈批评，令财政部十分被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于10月份提出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起初拟出的个税起征点是提升到1500元。但舆论仍不依不饶，草案被迫交付民众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勉强上调至1600元。今次可说是变被动为主动，然而出台的时机和方式却比较耐人寻味。

　　细加分析便可知晓，明年3月将召开的是全国人大政协的换届会议，几套班子都要重新改选，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部署，政府机构和官员也必须大幅度调整，中国领导层显然不希望类似最能引起广泛舆论关注的具体民生问题，冲击两会的主题。所谓未雨绸缪，会前先行解决，而且就定在明年3月1日起实行新的起征标准，岂不皆大欢喜。问题在于，行事稍显粗糙，标准又缺乏说服力，以至各种非议纷至沓来。  

　　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有97%的受访者认为调整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还需要再调高。在很多专家此前的测算中，个税起征点都远高于2000元。结合今年以来物价上涨、CPI屡创新高的现状，个税起征点定在2000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更说不上什么“前瞻性”了。网上的一个调查显示，26.0%的受访者认为起征点应该是“2000-2500元”，70%认为应该是“3500元以上”，仅有2.0%的受访者认可“1900-2000元”的标准。网民们几乎一致认为此个税起征点上调400元的步子迈得太小了。

　　其实，人们之所以对这次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仍有诸多不同看法，除了认为2000元起征点太低、缺乏充分的前瞻性外，更主要的还是对这种“一刀切”的标准难以认同。

　　的确，同样是2000元的工资收入，在一些大城市只是一个很低的收入；而在一些中小城市，这样的收入相当不错了；至于乡镇、农村，月薪2000元无疑高收入了。所以，统一税制对于平均工资较低的贵州等省来说，大部分职工都能得益；而对于上海、北京、深圳等物价和工资双高的地区来说，工薪族基本上在“劫”难逃。哪怕是市里最苦、最累的农民工，也有相当部分不得不成为纳税人。这显然不符合公平税负的法则。虽然说按地区确定起征点会给税务部门增加工作量，也还会引起其他一些问题，但从更合理的公平计，值得考虑。  

　　此外，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收入与赡养人口数以及伤残有病受灾家庭的负担差距很大，实际生活水准明显有别。还有同样的工薪族，本地人的生活支出和外地打工的住房、孩子教育生活支出也大不相同。所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必要考虑家庭因素，宜以家庭的人均收入为标准计算个税起征点。

　　两年前，在个税起征标准由800元/月提高到1600元/月的立法修订中，有关部门曾做出“测算”，称实行该标准全国将减少个人所得税280亿元，工薪阶层纳税人将从占总人数的60%减少到26%。事实上，不仅政府个税收入没有减少，而且工薪纳税人更没有像预测所说的“减少到26%”。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全年完成2452亿，增长17.1%，同期职工平均薪酬仅增长14%；而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个税共征收2413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准。至于工薪纳税人比例，这次财政部公布的是50%比例，说明两年前所谓“减少到26%”的数字测算并不准确。当年个税起征标准成倍提高并没有导致财政收入下降，也没有降低纳税人比例。今次由1600元/月调到2000元/月，提高不过1/4（且不考虑物价的上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称工薪阶层纳税人数比例将由50%左右降至30%左右、财政收入会减少300亿，也很难取信于民了。  

　　因此，虽然有关部门担心财政收入锐减，但作为测算依据应当尽量科学严谨，否则，既不能找到一个真正切合民意和财税事实的个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同时无形中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以民为本，以民意为依归，乃决策的成败所在。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指出，本次国家调高个税起征点是在CPI创出新高后不久，这其实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向实施个税征收指数化迈进，本次调整可能就是一个试点。目前，百姓普遍觉得税负偏高，原因就是部分税收的增长超过了大家的预期。据统计，至2007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速已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其实，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只有6.5-7%”，“因此，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不能让税收影响到税本，从根本上减轻百姓的税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认为，中国目前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划分为11项，按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计征。工资收入、劳务收入等都按照不同的办法扣除。这种扣除方法的前提就不太合理，按照收入扣除，而不是按个人、家庭支出扣除，应该参考综合所得税模式。  

　　据瞭解，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最典型的是美国。在美国，标准扣除以家庭为基本纳税单位，实行自行申报。每年4月15日前，由纳税人将统一制发的表格填好后交税务局。至2007年，美国标准扣除的额度为5350美元/人/年。如果家庭人口为3人，则乘以3，以此类推。  

　　然而，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最重要的就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管理。目前，中国已实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但距离全民申报尚需时日。专家认为这是“制度的合理性和管理的可行性有矛盾，只能先从分类和综合所得税制度结合开始改革”。　

　　看来，如何合理地将个税起征点与居民收入变化、实际负担及通胀等因素挂钩，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使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实行不同年度浮动的个税起征点制度，建立健全个人应税的申报稽查制度，才能实现税负的真正公平。(作者 张沐)

西方年终如何看中国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动荡不安的2007年已经结束，西方媒体在报道分析过去一年国际形势与未来趋势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巨大变化十分关注，为此发表了大量评论。

　　有人把2007年称为“中国之年”，说一年来世人一直在瞪大眼睛看“中国奇迹”，惊叹“中国不断创造的世界第一”。有的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不再是一种预测，而已成为现实”。也有人以复杂的心态描绘中国，说它如今变成了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超级大国”。

　　无论赞叹也好，反感也好，反正谁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以一个实力强大的大国姿态崛起于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重要的国家了”。



回避中国成就的背景原因



　　西方这种反应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想当年中国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变化不过是空想。如今中国经济繁荣，国运昌隆，百业兴旺，商品行销全球，外汇储备多得令人犯愁。高原筑天路，“嫦娥”喜奔月，人间奇迹当惊世界殊。全方位外交顺利进展，赢得举世好评。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年终评论，有几点与往年不同：

　　一是担心中国超越西方。中国在过去一年与一代人时间内的发展，是与时间赛跑，以速度取胜。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在20多年内实现了欧洲200年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转型”。从短期看，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已比西方快三到四倍，如以世纪变化的速度来衡量，则更相当于10倍。

　　世界形势变化，主要是靠大国发展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实现。如果把大国竞赛比作一场历史马拉松，那么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漫长岁月里，贫穷落后的中国一直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而从20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中国加紧自强不息急起直追，一个又一个超越了西方大国。由于中国“超英赶美”不再是梦想，西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已经难掩其心头之殷忧。

　　二是回避中国成就的背景原因。西方可以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成就原因是什么却讳莫如深。因为中国成就并非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而是历经百年忧患，付出巨大代价，接受无数教训，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不断探索，才找到了明确方向，制定出有效政策，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改变了国家面貌。

　　中国是不断超越自己才能一步步超越别人。如果西方肯定中国的成就而又肯定它的方法与价值，那岂不等于否定西方本身的价值了吗？

　　三是少谈“中国威胁”，探讨如何对策。多年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甚嚣尘上。西方的年终评论，赤露露的威胁论已不占主导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论调。

　　美国《外交》双月刊在题为《中国崛起和西方未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会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虽然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较量中拥有一定“优势”，但美国可以“不试图阻止中国崛起，而是让它顺利地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与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可以避免与中国对抗，而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以便套住与影响中国。



“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



　　《纽约时报》则提出另一种观点。在世界银行最近按照购买力平价把中国经济规模有所调低之后，这家报纸认为，“如果不把中国说得如此富有如此强大，中国就不会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议员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理由向人民币汇率发难了”。英国《金融时报》也有类似看法，主张别把中国说得那么强大，使“那些将中国视为政治和经济威胁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放松”一些。

　　这无疑是点破了一个秘密，原来“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与散布者需要故意制造中国强盛的舆论，以便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借口。

　　总而言之，西方年终有关中国的评论，反映出决策者和舆论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不安。他们眼看形势不可遏制，但又捉摸不定究竟以何种手段来应付中国的崛起。如果要与中国冲突对抗，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力量对比变化与发展前景肯定会不利于西方。

　　回顾一二十年以前，美国与西方的对华政策只需要在交往与遏制之间进行选择。即通过交往以影响中国发展，或进行遏制。但是现在的形势比以往复杂得多，中国已经从当年美苏冷战时期“四两拨千斤”的四两变成了千斤，既有硬力量又有软力量，比苏联难对付得多。

　　在经贸关系与国际局势中，中国与西方已经形成了相互需要、全面合作的格局，任何企图以“胡萝卜加大棒”来施加压力的做法，必然引起对方的反压力，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唯有脱出意识形态的框框，面对现实，寻求合作，争取共赢。就连《外交》杂志这样不可一世的西方权威杂志，这回也作出了“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的结论。而纽约市长彭博则说得更好：“中国过去20年经济转型的进程，是一个具有魅力和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美国很多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而把中国拿来当替罪羊，称中国是我们的问题来源，我相信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好机会”。（作者 陈有为）

中国年2008的12个中国关注点
来源：德国之声

　　由于奥运，由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强势，有人已将2008年称为中国年。自然，中国首次主办奥运会，是世界关注的一件大事。但焦点问题还有很多，奥运会前后，世界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必然比以往更关注。德国之声记者在此试着归纳一下。



一. 德中关系能否改善



　　2007年9月默克尔总理会晤达赖喇嘛后，德中关系急转直下，几个部长级的会晤连续被取消，中国媒体对默克尔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所有人都说，德中关系降到了冰点。一些媒体把德中关系恶化列入了2007年世界十大事件之列。

　　据称，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的任期已经延长了一年，原因是：在德中关系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让谁来都不好处理。也就是说：把当前这么个“烂摊子”交给谁都不好办。还有一点原因没有说出来：中国现在是按原样派个副部级的大使来，还是降格派个正局级大使，这是个外交姿态问题，而这个姿态应该怎样，现在显然不好定局。

　　然而，日中如此“世仇”，前两年关系如此破裂，现在也能大和解，德中之间显然不存在这么大的恩怨。温家宝说过，默克尔如果道歉，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谁都知道，让默克尔总理公开道歉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就有两种办法，一是等到2009年德国大选结果出来再说，二是稍微比现在改善一点，一些部长级会晤恢复起来，一些活动继续进行。即使在德国大选之后，无论是默克尔连任还是谁代之，德中关系回到施罗德时代那种热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大局使然，包括中国地位的改变。改变地位后的中国能否改变姿态，也是世界关注的。



二. 北京奥运能否成功



　　所谓成功，要看好几个方面。体育成绩自然是一个方面。但从历史上看，4年一度的奥运会要进入当年世界10大事件并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情。除非在体育成绩方面有重大突破，比如中国的金牌总数首次超过美国，或者破世界纪录次数超历史纪录，才有可能。中国金牌总数第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个可能性不会太大。而且，要在体育总体实力上（奖牌总数）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保持金牌总数第二，奖牌总数在前三之内，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历史上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奥运会偏偏不是体育成绩使然的，而多半是负面的东西，比如跑出百米世界纪录的原来服了兴奋剂。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奥运会或许反而是柏林和慕尼黑那两次非体育负面因素和负面新闻轰动世界的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工作能否做得好，这才是影响最大的。前一阵有西方通讯社报导，西方获得情报，中国新疆东突激进者要在奥运期间搞爆炸。如果真的在奥运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影响会超过奥运本身。还有，中国运动员绝对不能出兴奋剂问题，否则也特别容易轰动。

　　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在观察北京是否实现奥运期间给予一定新闻自由的承诺。奥运前，世界各国媒体势必会加强对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报导。中国可能会采取一贯的所谓“外松内紧”策略，但仍然可能与外国媒体发生冲突。如何处理与境外媒体，包括境内媒体，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奥运后，临时性的采访放宽政策能否延续，甚至更宽松，对中国形象也是一个考验。

　　中国首次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如果到年底会是这么一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完全有可能进入世界各国的年度十大新闻之列，即使中国在金牌总数上仍然是第二。



三. 能否少出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



　　偌大一个中国，13亿以上的人口，每年出些天灾人祸自然难免。2007年在社会问题上就出了黑煤窑这样的大事，而华南虎照片之类的事情也进一步造成了民间的许多不满。

　　最近中国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言论，并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广泛传播。试列几条在此：“‘走进科学’终于揭开神农架野人之谜――原来这是一群买不起房的中国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中国同比没有增长的有：1.工资；2. 空气。”“政治朝鲜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工资非洲化！”“高昂的医疗费使老百姓得病直接进火葬场的可能将在三年内实现！”“山西－中国矿难事故的形象代言人！”“开发商买不起人民群众的房子就让法院强制执行，那么人民群众买不起开发商的房子是否也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从上面这些还不是其中最激烈的言论可以看出，现在在中国社会内一些人心中，情绪已经是很激烈的了。“和谐社会”的实现看来十分艰难。这些讽刺言论涉及的贫富差距、医疗保险问题等许多社会问题有待有力的措施。而象黑窑之类的社会大事件，在这么大的中国可能难免会出现，关键是出现以后如何举措，包括新闻报导如何掌握。



四. 股市房市如何发展



　　中国的股市和房市都有很大的泡沫，这是公认的事实。但这两个市都在高速地前进着。从目前的态势看，大量的境外资金仍然在涌入中国这两个市，现在外国人也可以买A股了，更会加强这一趋势；境内的资金也在大量往那里涌。已有专家预言，中国股市将来会到2万点。显然，目前看不出这两个市向下走的趋势，但股市一年内发生较大的动荡自然是难免的。房市的涨势也使一批人更买不起房。

　　中国的股市和房市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也是两个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了。这方面的中国网上讽刺言论也很多，比如：“2007年的中国股民：辛辛苦苦两三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家宝飚泪把戏演，南海剧组狂搂钱！”“股票赔得只能扮超人去打劫了！”“矿难在检讨中继续，楼价在控制中上升！”

　　单为了社会稳定，中国在近期内恐怕也还不得不控制着让股市继续上升，而对楼市，则应该是反向地控制稳定，不要涨得过快。


五. 新闻和诚信如何改观



　　在中国，新闻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大问题。而从网络讽刺言论看，这方面的社会情绪也是很激烈的。举例如下：“在国外，死人的矿难叫新闻；在国内，救出来的叫新闻！”“中国的新闻比小说还要精彩！”“什么节目充满了欺骗谎言却极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答：新闻联播！”

　　由此可见，老百姓对新闻的看法，也涉及到对政府的公信力的看法。象深入山西黑窑挖出社会大案的那样的记者，中国显然还是不多，当然这里有各方面的因素。这方面的情况并非只是境外媒体和人士关注，中国民众其实更关注。



六. 通货膨胀能否控制住



　　2007年的一件中国大事是：持续了许多年的通货紧缩结束，通货膨胀开始，而且是“步步高”。相对11％的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相对于城市居民的涨工资而言（据称2008年初工资又要涨了），百分之六点几的通胀率确实不算高，甚至不算什么。但是对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的人来说，这个百分之六点几却是难以承受的。

　　于是，便有了不少这方面的讽刺言论，比如：“现在广东的胖人都不敢出门，因为街上有数不清的眼睛都绿油油地盯着他身上的肉！”“随着肉价再次上涨，以前开玩笑说猪的‘四大理想’中的‘全国人民信回教’就快要实现了！”“CCTV1‘晚间新闻’：大陆10月物价上涨6.6%，群众一致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CCTV4‘海峡两岸’：台湾物价增长4.5%，民众大叫‘活不了了’！”

　　从社会稳定方面看，物价显然也成了一件大事。中国政府是否能采取措施控制住这个通货膨胀呢？自然引人关注。

　　此外，欧洲的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也在飞涨。中国的物价与欧洲的物价之间是否有个相互影响的关系存在呢？这一点目前还很少有人探索。欧洲只是说东西都让中国人、印度人买去了，却很少从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角度去探索。很简单的看法可以是：由于世界上到处都是中国货，中国物价指数的增长不可能不影响世界。还有，美国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这个大盘子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恐怕也是值得全年探讨的。



七. 中国人大将有什么动作



　　中共十七大上，曾庆红、吴仪等一批高级主管已经退出党的一线，习近平等一批接班人已经上场。接下来，在春天的人大上，政府班子的相应调整自然是肯定了的。倒退20年，西方世界只要搞清中国高层一、两个人名就满足了，邓小平以下的，西方人连名字都搞不清，也不关心。但现在中国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高层的变化自然会引起西方广泛的注意。

　　再就是，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真正“和谐”的大问题，恐怕也是中国人大所必须面对的。也将是世界关心的对象。



八. 陈良宇如何判决上海如何发展



　　据称2008年初将开始对陈良宇案的审判。这也是中国人和全世界关心的一件大事。近年来中国层次最高、牵涉面最广的大案，受到处理的不光是陈良宇，而是一大批人。中国领导层的反腐败决心是一回事，法律的适当与国际接轨又是一回事。据称，对陈良宇的最高刑可判死刑。是否会真判死刑，也牵涉到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对死刑的观念。

　　此外，陈良宇出事后，上海中高层干部群许多人被捕。这个大案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上海的未来发展。上海陈良宇等人原来可能太傲，可能不怎么把中央放在眼里，许多项目还没报批可能就上马了，许多项目中也许本身就含有许多个“私利”纠缠。据有关人士透露，上海许多大项目都已经停了下来。习近平在上海期间，这些项目工地是一个都不去。芦潮港新城，据说由于区委的要求，并非直接为了芦潮港，终于说动习书记去了。但他到了那里，一句话都没说。也许至少在陈良宇案结案之前，上海的诸多项目都不会再动起来。除了世博会、几条地铁线这些不得不动的项目，今后如何发展现在谁都不知道。磁悬浮线的延长可能也与此有关。



九. 中国汇率怎么走



　　这几年来，世界峰会总离不开中国汇率问题。美国和欧盟轮番对中国施压。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汇率这两年来已经涨了很多。但与此同时，欧元汇率也在涨，幅度跟人民币差不多。所以，美国不满，欧洲也不满。

　　2008年，中国汇率继续往上走是肯定的，但也可以基本肯定会按照至今的模式有控制地往上走。中国专家说，与世界汇率的差价到底是多少，谁也吃不准。也有专家说，2008年内中国汇率可能再涨10％。问题是，没有真正放开过，究竟是涨少了，还是涨多了，是否在什么时候已经超出了放开（自由兑换）情况下可能涨到的极限？谁也说不好。还有，中国汇率太高了，是否会给世界带来更坏的影响，也不好说。毕竟中国制造已经占领了世界，产品改从其它国家进口恐怕需要几年的适应期。在这期间，中国汇率高了，世界商品自然也就贵了。许多因素都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年内，各种峰会和访问中，对中国汇率的压力仍然会持续着。



十. 对德国的两大赶超能否实现



　　现代中国（前面的孩子）赶超古典德国（后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赶超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进取世界第3位。这一点，普遍认为中国在2007年应该已经做到了。但是，毕竟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这个证实就是中国和德国的统计数字。一般情况下，德国的统计数字出台更晚些，要到2008年3月左右估计才能证实中国经济总量占据了世界第3位的情况。

　　第二个赶超是超过德国的出口总额，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上奥地利报说，中国的出口量从70年代来翻了10倍，到2006年已经占了世界出口总量的8％。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占到了世界亚军的位置。德国联邦统计局估计中国将在2008年第2季度超出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德国外贸信息局估计，中国2008年的出口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而德国将以1.48亿退居第二。



十一. 中国的全球采购往哪里走



　　中国成立国家投资公司，是2007年的世界经济一件大事。尽管俄罗斯、东南亚、阿拉伯国家早有例在先，但中国的这个拿出2000亿来收购的举动却特别的震撼。德国和西方国家都很紧张，政府开会，欧盟讨论，要加强法律上的限制等等。原因很简单：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拿出来自然跟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就大不一样了。

　　所以，2008年中国投资公司和其它中国大公司往哪里下手，将会是世界经济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年底前，中国已经对摩根士丹利这样的金融大头下了手了。这还不是西方最担心的。最担心的应该是能源这样的方向。



十二. 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影响力如何发展



　　2007年末，世界局势的发展大量地集中在中国周边。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相当大的不定因素。

　　日本福田首相的上台和短期内即访华，使很长时间来冰封的中日关系忽然开春，中日双方甚至提出定2008年为中日关系突飞猛进年。韩国李明博当总统，据称李明博也是亲中国的。稍远一点的地方（或可称为中国的远周边），澳大利亚新总理不仅是中国通，据说也亲中国。俄罗斯换代，普京的位置虽然还没有定，但新总统对中国的态度显然不会变，而且有普京在侧，仍然会保持与中国近于盟国的那种姿态。因此可以说这下半年的一系列中国周边变化是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突飞猛进年”怎么个“突飞猛进”法（胡锦涛访日至少已定），李明博和陆克文是否真的亲华，如何亲法，梅德韦杰夫对中国究竟如何，都还有待观察。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有报导称中国可能会派军队去印尼保护自己的侨民。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将是中国对外政策进一步“大国化”的开始，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然而，继缅甸之后，中国周边又出现了一个危机地区，即年终时的巴基斯坦。在缅甸事件时，人们都呼吁中国多施加影响。在巴基斯坦危机这几天，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影响。但是，如果要国际上对巴基斯坦施加什么影响，人们早晚会想起巴基斯坦长年的盟友中国的。至于中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这一年会看到的。

　　伊朗和朝鲜，中国的作用已经很突出，这种作用自然还会保持，即使朝鲜真要甩开中国去亲美（有这种说法），也不会是彻底的甩开。

　　2007年，人们说到非洲，言必称中国，甚至说到拉美时也要提到中国。中国商品遍天下，中国利益遍天下，中国对能源的追求也遍天下（其实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这个能源至上，经济利益至上的年头，人们会在全世界看到中国的身影，经常提到中国的做法，是毫不奇怪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产品形象和与之相关的中国形象2008年能否改观。2007年，有毒牙膏、有毒玩具等弄得中国焦头烂额。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2008年必然会有很多人从世界各个角落“等着瞧”。

　　2008年是否定义为“中国年”并不重要，但对中国的观察、重视、报导，全年将遍及全世界的媒体，而且密度会越来越大，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有那么多与世界相关的事情，中国国内的许多事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注意，因此，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但不仅仅是奥运中国年。（作者 平心）

澳门光鲜的背后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新一年的元旦假期与往年不同，在中国大陆，这是取消“五一”黄金周后的第一个元旦假期，加上周六、周日的调动，共休息三天。于是短途迎新出境游成了热点选择，而澳门游更是大热门。

　　这些天，澳门的各大赌场“一望无际”，熙熙攘攘，人流如鲫，至少八成都是大陆游客。

　　中国人视黄赌毒为不良嗜好，比较而言，独对赌略带好感，认为小赌怡情，没听说小嫖养性，也没听说小毒有益。于是，从大陆来度假的观光客几乎人人都赌上一把。

　　日前在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住了三天，这酒店是美国拉斯韦加斯在澳门的翻版力作，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综合休闲场所，集娱乐、休闲、购物、会展、酒店等功能于一体，享乐尽在其中。

　　这度假村酒店，延续了美国拉斯韦加斯威尼斯度假村酒店的风格，唯美、浪漫、大气，巧妙之处，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

　　宛若宫殿般的酒店显得奢华，播放的音乐都是意大利歌剧，酒店室内还有一条人工河，与在欧洲见到的真正宫殿相比，又缺少了内涵，就说那些雕梁画栋、天顶绘画，只是写真喷绘而非真价实货。



“六国大封相”



　　由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何超琼私人公司，与美资博彩巨擘美高梅合资的赌场澳门美高梅金殿，12月18日开幕，金殿也相当出彩。何鸿燊旗下澳门博彩与澳门实德合作的澳门十六浦酒店赌场，也即将开幕。另一家美资财团澳门永利，现有赌场扩展部分也即将营运。

　　如此，澳门就新增605张赌靠，比9月底的3992张，增加了15%。澳门自2002年开放赌权以来，政府发放了3个赌牌，拓展成6个持牌人，如今，澳门6个赌牌牌主全部到位了，澳门赌业进入"六国大封相"的竞争格局。

　　被誉为“东方蒙地卡罗”的澳门，彷佛没有黑夜，赌场的霓虹灯没日没夜地闪个不停。人说，在澳门是全民皆赌，走在路上，一块招牌掉下来压死10个人，7个是荷官（俗称赌场工作的发牌员）。

　　澳门已经超越拉斯韦加斯，成为全球新的赌业中心。赌场由回归前的独此一家，发展到今日的28家。2006年澳门赌业营业收入上升22%，官方统计数字达69.5亿美元，居全球第一。2007年首3季高达589亿澳门元，超越2006年全年收入。2006年博彩税收达206亿澳门元，是回归前的4倍，2007年预计可增收四成。

　　赌业成了兴旺的同义词，不仅令旅游业受惠，整个澳门经济发展势头也变得甚为强劲。

　　澳门生产总值连续6年保持双位数增长。过去7年澳门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2%，2007年上半年更劲升20%。这个人口只有45万、面积比香港九龙半岛还要小的城市，创造了一个神话。

　　赌场娱乐场一间接一见开幕，员工的薪金直线上升。美高梅金殿赌场新聘了600多名员工。

　　洛风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林道夫透露，2008年澳门路□金光大道竣工，多家酒店开业，未来3年澳门需要9.3万名新血，2008年会先聘请一半人手。



繁荣的背后



　　其实，赌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就好像浴缸一样，在同一时间，有水流入，也有水流出，若水流出的速度比流入的速度快，浴缸迟早会干塘，但若水流入的速度过快，浴缸很快就会满泻。

　　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博彩业的兴旺，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有远见而睿智的政府应减少其经济对博彩业的依赖，支持其它行业的发展。

　　比如，在土地资源奇缺的环境下，如何着手兴建更多旅游景点，吸引游客延长留澳门时间，增加赌博以外的消费，着重人力资源培训，改善服务质素，让这个“浴缸”更大，政府对此不能不有所作为。

　　当下，澳门繁荣风光的背后却并非人人受惠，部分企业正面对人力资源紧张、租金不断攀升等问题，不少远离赌业赌场的传统旅游旺点，也因游客流失而一片萧条。

　　澳门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1998年至1999年，澳门坚尼系数为0.43﹔2002年至2003年，坚尼系数为0.45﹔到2006年，为0.48。

　　不与发达国家比，与澳门邻近的中国大陆（0.447）、韩国（0.316）、新加坡（0.425）的坚尼系数比较，澳门的坚尼系数明显偏高，可见，澳门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经济强劲增长，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这无疑关系到澳门的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

　　有澳门学者认为，从微观行为的制度约束来看，贫困是由于个人行为能力被剥夺和生存机会丧失的直接结果﹔而从宏观行为的制度约束来看，贫困是由于政府未能有效建立一个公平分配制度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的直接结果，或者是人民未能有效约束政府的结果。

　　在新经济强劲增长下，旧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个人能力发挥，形成新经济与旧制度的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就是新经济增长强劲，个人能力追不上，而制度残旧不变交织下的结果。

　　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一子──濠江澳门，别豪赌了自己的青春。（作者 江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