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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size=4]北京魅力大过悉尼与雅典
来源：德国之声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可售门票总量约为750万张，最后共售出670万张，销售创下历届之最。北京奥运会此次预计总共发售超过900万张门票，将肯定超过悉尼奥运。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和民众对奥运会的热情，对08年北京奥运门票的需求量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08奥运门票一票难求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德国之声中文网综合报道如下：

　　从丹麦到德国再到美国，所有国家的奥委会都在抱怨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奥组委分配给他们的门票，只有他们期待值的一半左右，也许连参赛运动员的家人和朋友都将不得不呆在家里看电视。丹麦奥委会的拉尔森对此到也表示理解：“奥运会上你不可能得到你们想得到的所有门票，几乎各个国家的奥委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得到的门票比期待的少。”

　　2007年4月份的时候，北京奥组委曾经宣称，将会有75％、接近720万张门票在本土销售，其余25％在海外销售，这也意味着，总的门票销售数量将在900万张左右。但上周五，北京奥组委方面又公开宣布，将本土门票的销售比例下调到50％，使得有更多的门票能在海外销售。

　　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三周前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欧洲奥委会第36次会议上，北京奥委会的官员就被一再追问为何会出现票量不足的情况，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奥委会官员称：“近几次奥运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北京奥运这样缺票的情况。”负责奥组委国际联络部全面工作的赵会民解释说，这是由于供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北京方面宣称，分配给各奥委会的门票大约有100万张，几乎是全部门票销量的14％，而雅典奥运会期间只有57万张，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方面是做足了准备了的：“2008年的门票分配紧张，是因为人们对北京奥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雅典和悉尼奥运，门票销售也是奥运筹备工作中最敏感的话题。”与此同时，各国奥委会对门票的需求又都集中在了一些热门比赛项目上，比如说游泳、体操、篮球以及田径，这也造成了门票供不应求的状况。

　　中国国内对奥运门票的需求是史无前例的：第二阶段180万张门票去年10月下旬刚开始启动销售的第一个小时，票务中心的点击量就达到了800万次，同时热线电话超过200万个，这导致了整个票务系统瘫痪，不得不在关闭了几天之后才又重新开放。

　　尽管北京的大气污染和糟糕的交通状况臭名远扬，但事实证明，北京还是比雅典和悉尼更有吸引力，德国奥委会的一名官员舍普（Michael Schirp）说：“我们本以为对于中欧的人来说，到雅典远远比去北京容易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许多人而言，奥运会给了他们一个到中国旅游的理由，因此对门票的需求量是巨大的。”美国方面则面临着和德国同样的问题，美国奥委会官员称：“对门票的需求超过了任何一次在美国境外所进行的奥运会，北京奥运门票已经成为了体育史上最走俏的商品。”

　　也有人士认为，北京奥运门票之所以旺销，与门票定价过低有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最低200元，最高5000元，两者均价仅为悉尼的55%左右。在门票总销售收入上，北京奥运会预期为1.4亿美元，同悉尼奥运会5.51亿美元的奥运会门票历史销售纪录差距相当明显。即便是与雅典奥运不景气的2.6亿美元门票销售收入相比，也是有差距的。（作者 子江)[/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应为香港2017普选特首鼓掌
来源：环球华报

　　2007年12月28日晚上，我是透CNN的电邮获悉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给与香港在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首长的新闻，我当时的感受既意外又兴奋。

　　次晨，我翻阅报纸的港闻版，令我再次感到意外的是，我感受不到来自香港的喜悦。民主派声言要继续争取2012双普选，对人大常委会给与香港普选特首和立法会亳不领情，更有民主派人仕提出要搅抗争，包括“四罢”（即罢工：罢市、罢课和罢开立法会）、杯葛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等激烈行动。

　　在不久之前，我们听到民主派的领袖人物表示对2012不存奢望，所提出的要求亦降低到希望中央能给与普选的时间表。陈方安生去年访温哥华时，也只是提倡在2012年的选举中增加多一点点的民主成份，从而保住基本法的循序渐进要求。

　　但当人大宣布香港可在2017年普选特首之后，香港民主派却马上把目标集中在争取2012双普选。这是十分不智的决策，亦平白浪费了民主派与中央建立关系的大好机会，更坏的后果更可能令2017普选成为泡影。

　　试想想，若果民主派在人大公布《决定》后的反应不是批评、绝食和提出要搞对抗，而是庆祝香港市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选出特首，并且表示愿意与特区政府和中央一同合力落实双普选，为香港和中国树立历史里程碑的话，形势相信会很不一样。

　　首先，民主派以善意回应，民主派和中央的关系可能因此而“破冰”。由于基本法有三分之二立法会通过的要求，中央的《决定》也需要有民主派的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因此，民主派与中央建立沟通合作关系是可行的，而这也是为香港争取建立民主政制的最好方法。民主派要成为香港的执政派，必须获得中央认可。

　　香港已经回归十年，今日的民主派根本便无能力与中央交手。除非能够发动一百万市民上街要求2012双普选，否则中央根本不可能自掌嘴巴推翻2017年的《决定》。民主派若果真有这个能力，早已在人大开会前上街了。香港市民真的那么在意2012还是2017吗？会因此集体站起来抗争吗？没有董建华，如何激发那么多人上街？

　　事实上，2017普选特首和2020普选所有立法会议员也不是大坏事。由于基本法有循序渐进的要求，一下子双普选似乎并不合乎循序渐进的条件。特首普选经过一届过渡，先在2012年搅好符合民主的候选人甄选制度，到了2017年才让普罗市民投票选出特首，也合情理。

　　立法会要经过2012（要修改2008年可能已晚了点）、2016才到2020，循序渐进的时间是长了，2016应该更合适，但中间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从现时30-30席直选-功能组别过渡到60席直选，若果平均循序渐进，2016年50席直选已经是大多数。

　　香港能否有真正的民主普选，关键有两大项，第一是能否真的落实2017和2020？民主派虽没有能力提前，却有能力推倒。若民主派坚持2012的话就不会有2017，若果迟下要面对现实转軚，今天又何必搞对抗？

　　第二项关键是在双普选的细节，就正如当年司徒华和李柱铭参与草拟基本法一样，能够在桌上参与自然比在门外示威有效用。但民主派的领袖们能够摆脱过去十多年与中央对抗的思维吗？继续对抗真的有助香港达成双普选？

　　就正如半杯水有不同的看法，香港在回归后50年不变的第二个十年达至普选特首，是值得庆祝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香港达至双普选对中国的意义则更重大。香港的经验若果成功，将会在内地带来示范作用，促使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改革。香港普选对内地的影响，北京当然不会不知道，因此，人大《决定》的意义不单纯是为香港民主化开绿灯，同时亦显示出中国未来的方向。（作者 姚永安）[/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崛起与在中亚军扩的战略意涵
来源：台湾《东森新闻报》

　　去（200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穿着全副军装巡视解放军海军，并且宣示要建立一支“迈向国际的远洋海军舰队”。10月22日，中国十七大闭幕前正式选出新一届的中央军委，胡锦涛稳坐中央军委主席宝座，几位副主席与中央军委包括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陈炳德与常万全等人，除了反映出胡锦涛的军事领导全面到位之外，也显示出胡锦涛的决策角色。若用以持续观察近年来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整体经营与军力扩张，更能显示出其战略意涵。

　　中亚地处亚洲中心地带，与中国及俄罗斯因地缘关系，战略位置重要。狭义的中亚，意指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与乌兹别克等五国。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丰富的能源、水力资源、运输交通与广大的市场，早就显现强烈的战略意图，并且企图掌控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相形之下，美国在中亚国家已渐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近年来对中亚国家的经营与扩张，与中国主导“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的运作具有密切的关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以中、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与乌兹别克六国为基础，并以反恐、区域合作与建立地区新秩序为前提，也极重视军事的交流与合作。目前，则仅有土库曼一国尚未加入上合组织。

　　去年8月9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自公元2005年首度军演－“和平使命2005”演习以来，再度进行“和平使命2007”演习，并进一步扩大为上合组织六国联合演习，为期9天，引起周边国家高度重视。演习中，除了假想新疆发生暴动之外，也计划中亚某国因发生由回教激进分子领导的大规模暴动及内战，中国借着边境部署与借道中亚，迅速弭平了暴乱。

　　由此观之，中国扩张中亚的战略意涵，呈现了下列的面向与趋势：

　　第一、“软硬兼施”的策略掌握中亚主导权：“软权力”（soft power）包括经济、贸易、外援与投资，“硬权力”（hard power）包括军力、演习与安全议题。中国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不仅成功联合俄罗斯排挤美国，连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扩张也渐瞠乎其后。

　　第二、与美国在东亚与南亚的势力分庭抗礼：美国近年来不断调整驻日与驻韩军事部署，也努力改善与印度关系，意在确保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的算盘是，在美国意图箝制其扩张的氛围下，站在“地缘战略”的制高点，保持在中亚的自由进出。

　　第三、在反恐战争上取得发球权与有利位置：“911事件”后，美国强力将全球反恐形塑为普世价值。中国深知，美国最担心“盖达组织”以地利之便，借着中亚将恐怖活动在亚洲普及化。中国在中亚取得关键位置，有利于在国际政治与反恐议题上掌握交易权。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遇害，势将影响美国在中亚与南亚问题上的战略格局与部署。

　　去年2月间，美国前任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与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奈伊（Joseph S. Nye）共同完成一份名为“美日同盟－迈向2020年的正途”（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的报告，当中就指陈“世界的重心已转移到亚洲”。目前，中国不仅在整体国力上迅速崛起，也展现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等不同区块之间积极介入主导区域安全议题的企图。不可讳言地，中国也早已认知到，亚太的区域安全与互动关系，牵涉了包括中国自身态度在内的美、日、俄、澳、纽、南朝鲜与印巴之间明显的军事实力消长。

　　从中国大陆在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扩张的战略意涵来看，台湾应该密切观察、谨慎应对，并进而研析台湾在未来崭新的战略情势下必要的认知与调整，以充分肆应变化，不要成为国际政治上的“边缘人”！(作者 廖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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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size=4]全球变暖撞击中国
来源：美国《福布斯》杂志

　　鲜有比中国江西鄱阳湖目前的健康状况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气候变化例子了。在夏季，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的水面面积已经从夏季顶峰期的超过三千平方公里缩小到五十平方公里。湖面面积在夏日洪水期与冬季干旱期的巨大波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然而，江西省水文局的报道，去年冬天的湖面面积是300到500平方公里，是今年面积的十倍。水文局在去年12月初表示水位接近历史最低位，不足八米。鉴于旱季将持续到3月，肯定会刷新纪录。

　　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很难描述鄱阳湖目前的实际状况。新华社已经发了一些文章报道周边地区有十万人遭受饮用水短缺之苦。但没有进一步的新闻更新，部分是由于海外媒体没有迅速表现出对鄱阳湖困境的兴趣，部分是因为新华社记者不被鼓励发掘太深。

　　当被问及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这显然的危机，一位官员仅仅回答说“采取各种措施”。政府没有宣传任何补救措施以规范周围工厂对鄱阳湖水的应用。顽固地追求经济增长恶化了环境问题。

　　湖面消失将给湖中的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严重的程度。人们担心湖里的江豚可能会步白暨豚的后尘。而且根据世界鹤类基金会的说法，这个湖也是世界98%的西伯利鹤过冬的地方。

　　对当地村民的后果也不仅是口渴。学者认为血吸虫病病例的潜在增长和鄱阳湖的水文变化有关。

　　鄱阳湖的问题在于它指望长江水的补给，而长江正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这条中国最长河还面临政府雄心勃勃的南水北调工程所带来的额外负担。长江沿线大坝建设带来的压力就更不用说了。姜彤（Jiang Tong）表示，由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开发，在未来的旱季，流入河里的径流和长江水给湖泊的补给都将不足。

　　鄱阳湖仅仅是中国水灾难的旗手之一。新华社2007年不时报道全国各地破纪录的干旱以及土地无法耕种的故事。

　　局面并没有随新年的开始而好转，官方认为2008年甚至可能更悲惨，农产品失收助长通胀。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已经表示目前的干旱影响到几乎整个国家，而且是十年里最严重的。

　　但最灾难性的水预警来自国务院，它上月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开发完一切可利用的水资源。我们被留下来思考二十年内冬季的鄱阳湖将会是什么样子。（作者 Chris O'Brien）[/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要预防未成年少女怀孕
来源：日本《日本时报》

　　中国性革命与经济改革平行发展，特别是在未成年当中，这对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深远的后果。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将决定青少年能否或如何克服严重问题。

　　从封建时代开始，性就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即使在今天，尽管许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中国人，视性为不体面或肮脏的事物，拒绝讨论。对性活动，年轻人和父母的意见有很大差异。同时，男孩女孩性成熟的年龄提前，而且提前变得性活跃。

　　越来越多中国青少年从事婚前的、无防御措施的性活动。因此，意外怀孕和堕胎的数量以及性病（包括爱滋病）传染情况也平行增长。中国如今处于爱滋病大蔓延的早期阶段。

　　估计中国年龄介于15到24岁之间的人超过2.4亿，每年都有2000多万人进入青春期。这部分人口对信息的需求（特别是性方面的信息）应该予以解决。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七千名年龄介于15到49岁的人当中，89.2%的城市受访者和74.6%的农村受访者认为高中应该提供性教育课程。然而，第一本性教育教科书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版并在学校发行。

　　许多女性在遭遇意外怀孕时就采取堕胎。估计未成年人怀孕的比率在上涨，而且怀孕的年龄比前些年要小。在有些医院，高达40%的堕胎手术是针对未婚妈妈施行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1400名少女生育孩子，大约有440万名少女堕胎。根据2001年中国卫生年鉴，中国每年实际的堕胎数大约是1000万，当中大约20%到30%是未婚少女堕胎。

　　根据中国的法律，19岁以下少女堕胎之前须的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而许多怀孕少女担心父母的反应而到那些隐蔽的诊所堕胎，这些庸医骗子可能令少女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一些风险因素会增加未成年怀孕的机率，例如家庭不稳定，姐妹或母亲在未成年时期怀孕，朋友的压力、社会经济水平低、对自身生理的无知、没有正确使用避孕方法、与父母缺乏沟通、缺乏行问题的讨论。

　　未成年人意外怀孕有着灾难性的效果，因为这可能造成个人发展的延迟或停顿。由于一个人变得更依赖父母，其自主能力就会有所损失，而且由于怀孕而无法继续学校活动或正常的劳动，群体关系被打断。

　　教育仍然是教育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为此，性教材必须定期检讨，其信息要适应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由于长期依赖性在中国社会是禁忌话题，一些父母本身也应该接受教育，学习性知识以及如何和子女进行积极性对话，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开放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而且要通过大众传媒沟通，这有助于消除对青少年性征的禁忌，重新定义社会规范，从而纠正态度和行为。

　　父母、教师和卫生及社会工作者之间应该持续讨论未成年人的相关计划。年轻人应该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可以给影响他们健康及生活质量的项目的设计带来能量和激情。（作者 CESAR CHELALA）[/size][/color]

[color=Blue][size=4]新法实施可能遭遇执行不力
来源：法新社

　　分析人士说，刚刚施行的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看上去将使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但最终结果可能并非如此。

　　他们认为，在发展迅速但混乱的中国，任何法律都可能执行不力，甚至完全得不到执行，同样，旨在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为劳动者提供更多保护的新法律的影响也可能遭到削弱。

　　摩根大通银行的经济学家王黔说：“法律往往遭到地方政府、雇主甚至执法部门的忽视。”

　　从表面上看，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似乎会使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大幅上升。例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在一个工作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劳动者有权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这些规定对劳动力大军中那些情况最糟糕的成员几乎毫无慰藉。例如，对建筑业和底层服务业中那些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合同的期限很少超过两年。

　　而且，中国劳动市场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最为恶劣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缺少法律，而是因为执法中存在缺陷、例如，在2007年于一些偏远地区发现的“黑砖窑”中，劳动者过着中世纪奴隶般的生活。

　　王黔说：“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新法津施行前这样做是合法的，而是因为中国的执法体系非常薄弱。”

　　类似的是，中国2007年颇有声势地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但这些新法规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观察。但目前为止，外企方面的反应相对还算温和。[/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公众对滥权容忍度降低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

　　中国辽宁省一个县的政府官员对杂志批评他们一位党委书记的报道感到不满，因此他们跋涉近五百英里进京逮捕这篇报道的作者。周二（1月8日），此事引起全国注意，新闻媒体大喊此举违规，许多中国人通过互联网传达他们的不满。

　　北京媒体的社论说西丰县的官员滥用权力。连党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都发表署名社论表示处理诽谤的方式是上法庭而不是动用高压的行政权力。

　　逮捕记者的意图是一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提醒，提醒人们在独立司法系统缺席的情况下，地方党官员和他们的警察平日无法无天的程度。但社论和网上评论的呼声也显示，中国公众对这种不受管束的权力的接受意愿可能正在减弱。

　　中国主席胡锦涛最近一再承诺要让党更加诚实，更顺应人民的需要，强化了民众在这方面的期望。

　　一位自称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网友表示，“我一直想知道这些干部是什么做的，尽管受党教育和培训多年，他们的表现还是不正常，无视上级，自大地挑战中央媒体。他们的自信和力量源自何处？这显示基层缺乏民主和法治。”

　　西丰县那位党委书记和北京的《新京报》联系，说他并没有下令西丰警方去逮捕那位记者，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跑到了北京。官方的新华社来报道说针对那位记者的调查已经取消。但这个回拉举动并没能减轻互联网上的批评。

　　在1月8日发表评论的三万多名网民中，有人指出这个事件充分显示了社会的弊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地方所谓的司法机关其实就是当地官员的工具，“这和封建皇帝有什么区别？”（原标题：在中国，逮捕记者的举动引起激烈的反对；作者：Edward Cody）[/size][/color]

比国内的新闻有看头些，没有千篇一律的形势大好，民众的精神和物质有多么的富足。让人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

[color=Blue][size=4]中美日-全球最重要的关系
来源：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

　　作者认为，中美日是当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过去几年，三国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多边磋商可以让备方共同受益，因此，三国应该加强交流，开展更多的合作

　　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地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与日俱增的开放性、流动性和民主化正在改变中美日关系。对中美日关系来说，未来十年有望成为乐观的十年，只有国内政治或激进民族主义能破坏这种前景。

三国都没有扩张倾向

　　中国仍在迅猛发展，并从中获得巨大影响力，从而扮演新的世界角色。但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将于2009年初上台的下一任美国总统，很可能会继承至少两场战争。美国可能难以恢复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共和党和民主党参选人及其外交政策顾问仍然保持着20世纪的论调，迷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深刻变化，盯住中国崛起不放。但当前的经济衰退致使美国的影响力和全球角色变得更加复杂。

　　日本仍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角，但它的经济缺乏动力。日本迟迟无法为自己确定一个适宜的全球角色。它希望摆脱战后受到的防务限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尚未获得这种身份。

美应与亚洲“互谅互让”

　　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近年得到了改善，尽管其间经历了一些波动。不管贸易引发了怎样的政治问题，中美在重要问题上还是评始了实质性合作，建设性对话也正在进行中。最重要的是，中日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贸易发展迅速，高层访问得以恢复，虽然还存在领土争议，但两国都认识到了遏制民族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华盛顿主要是从战略和军事角度来看待东亚的。美国仍然是东北亚防务的重要支柱，大多数亚洲国家将它的存在视为一个平衡因素而予以欢迎。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占有重要地位，但美国在采取任何政策时都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减弱，这也是亚洲经济体崛起的积极结果。亚洲国家不只是经济竞争对手，也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所在地。因此，它们与美国的关系自然变得更加平衡。权力的分散要求美国把重点放在自己有竞争力的领域，在能源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要用一种互谅互让的方式与亚洲打交道。

　　作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构成所依据的两个现存防务问题，朝鲜和中国也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轨道都指向某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美国的防务重点应该是缓和中美特别是中日紧张关系，寻求持续合作的框架。贸易、金融、文化的持续全球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也引发了不满情绪和经济民族主义。因此，领导作用是关键，正如布什政府在反对国会的保护主义做法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反华联盟”无济于事

　　可育以足进三边关系的其他措施还包括：

　　美国和日本不应该谋求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一个“价值观联盟”。这基本上是一种漫无目标的反华行为，对威慑中国或改善地区防务毫无帮助。

　　另一方面，日本理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不要再予以反对。中国这样做能够改变东亚和世界的氛围，遗憾的是它不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做。

　　中美日三国能够从磋商论坛中获益，包括一个三边论坛，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如果关系发展到位的话，这样一个论坛就可能成为（例如）八国集团会议的分支，中国将很快成为它的一个正式成员。除了朝鲜问题之外，中国、日本和美国还有很多问题可谈。

　　深化并确立更加正式的东亚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努力一直拖沓不前，原因在于这一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中日在如何组织该地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迈向东亚经济共同体（而不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进程，为建立东亚和平防务体系提供了最佳载体。

　　20世纪末期主要被冷战这样双雄争霸的局面所占据。21世纪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要求采取多边政策方针。中国、日本和美国再加上印度和俄罗斯，亚洲很快就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大国关系的“零地带”。让我们期待磋商和一体化赢得胜利。（作者：美国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北京拟定派兵进入朝鲜应急措施？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的两个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已经制定了应急方案，在朝鲜发生动荡的情况下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对朝鲜的核武器感到不放心。

　　中国和朝鲜一度是紧密的同盟。双方尽管也有龃龉或暗下的相互不满、相互抱怨，但是，双方在表面上一直坚持声称双方是鲜血凝成的牢固的友谊。但是，近年来，随著朝鲜反复公开宣扬谋求制造核武器、试验核武器，并以炫耀核武器为基本的外交政策内容，中国显然开始对朝鲜感到越来越不满。

　　尽管如此，在有关朝鲜核武器项目的6方会谈中，中国一直避免直接公开批评朝鲜。然而，在前年10月，在朝鲜公开宣扬成功地试验核武器之后，中国对朝鲜的不满终于公开表现出来。中国在朝鲜宣布试验了核武器之后发表了表示批评的声明，并在声明中使用了“悍然”这个一般用于形容敌方粗暴野蛮的词藻。

　　本星期早些后，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两个著名的国际政策研究和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和平研究所联合发表专家报告。报告说，根这两个研究机构和美国亚洲基金会的专家在去年6月到中国访问，跟中国专家进行交谈，他们得知中国打算在朝鲜发生动乱、政权迅速崩溃的情况下，跟联合国磋商，尽可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对朝鲜进行干预。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不排除单方面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朝鲜。

　　日本三菱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杨中美博士说，其实，在两年前，他本人通过其他渠道，就已经得知，中国对朝鲜可能发生动乱的情况感到非常担忧。中国担心在动乱发生的情况下，会有大批难民涌入中国。因此中国已经加强了边界地区的警备，并在边境线一带架设铁丝网。

　　另外，杨中美博士说，他先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中国担心，朝鲜政权崩溃，美国和韩国接管朝鲜，从而使美国的力量逼到中国边界，对中国形成威胁，因此，中国不得不考虑向朝鲜派遣军队的问题。

　　他说：“中国出于自己的安全的考虑，必须跟美国保持一个安全隔离的空间。中国为这种情况制定了应变的方案，也就是迅速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地区支配起来，使朝鲜被支配地区跟美国进行对峙，从而跟美国进行有利的讨价还价，不影响中国大陆的安全。”

　　朝鲜被认为拥有多达10颗原子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和平研究所联合发表的专家报告说，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研究人员的说法，中国向朝鲜派遣军队的应急方案包括3项可能的任务，这就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维持和平，还有控制环境。所谓的控制环境，指的是中国打算在靠近中国朝鲜边界地区的地方清理朝鲜核设施遭受打击之后出现的核污染。（作者 齐之丰）[/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东南亚能为中日关系供什么参考
来源：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在1月2日的社论“中日关系迎来了春天？”中，客观的描述了中日关系的近期发展，并以正面的基调评论了日本福田康夫首相于12月底对中国的访问。次日，黄彬华前辈发表的“中日关系迎来春天了吗？”也对福田首相的北大演讲加以评论。之后陆续见报见网的有关评论，也以正面的居多。

　　对于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据了解中国是给于现场直播的高规格接待。这或许在某方面体现了它近期酝酿而成的“对日新思维”，以及看准了福田访中的契机而对他产生某种期待。

　　而福田首相的北大演讲，可说是他访中之行一个很好的缩影与反映，除了政经合作，环保，节能，反恐，以及加强交流等话题以外，更从大局着眼分析中日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其中提到“自豪”，“反省”，“谦虚”等字眼。在警惕因为相互不理解，缺乏大局观，感情用事而造成的危险之余，福田首相更通过行动，访问孔子的故乡曲阜，以表其对儒学的敬仰与亲切。这一切，恰恰体现了其作为政治领袖的修养与智慧。



两条外交路线



　　30年前，现任福田康夫首相的父亲，当时的福田赳夫首相，同中国缔结了划时代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虽然叫好，但一路走来颠颠簸簸，才有今日必须修复的局面。

　　大约同个时期而稍前的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也一改其对东南亚的外交路线，在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英文为“Fukuda Doctrine”，日文为“福田宣言”）, 虽未震惊国际，却为以务实为前提的东南亚各国所接受，一路来安稳前进，得以发展。

　　几乎同时开展的日本两条外交路线，30年后的今天，展现了什么不同点呢？



“福田主义三原则”



　　“福田主义三原则”是怎么回事呢？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对日思维上有何不同呢？

　　从二战历史说起，东南亚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被军国主义下的日本入侵过，经历了黑暗的岁月。

　　战后，为了修复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日本策划了它与东南亚各国发展外交的新方向，由当时的福田赳夫首相在历访东南亚各国之后在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旨在对症下药的提出了下列三点：

　　一、日本决心不再成为军事大国，并为东南亚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二、除了政治，经济以外，也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广泛的建立起真心诚意的，互信互赖的接触；

　　三、以对等伙伴的立场，与亚细安各国积极合作，并力促其与印度支那各国达成理解，对东南亚整体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注：中印半岛各国当时还未成为亚细安的一部分）

　　由于东南亚各国与日本均以理性务实态度出发，基本上政治与民间感情问题得以理顺了，因而能安于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

　　30年后，在去年11月，新加坡东亚研究院还主办了一个研讨会，广邀各国代表针对“福田主义三原则”作了一个回顾，并瞻望将来。

　　“福田主义三原则”发表后一个侧面的发展，是东南亚原本各国的留日毕业生协会，借此契机，组成联盟，形成有组织的，能与日方对话的团体。而福田赳夫首相，也成了这个交流平台的日方大后台，持续多年。在福田赳夫先生过世后，由福田康夫先生继承遗志，多年来大力支持与发扬这个精神，在多个场合亲临出席交流。



新加坡的例子



　　作为“小红点”的新加坡，没多少能耐惊世骇俗，但作为一个模式，一点参考或许还可以。

　　打从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开始，它经历了三年六个月的黑暗时期。作为一个城市，其间的惨痛日子，或许并不亚于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

　　新加坡怎么吸取这一段历史教训呢？怎么疏导难以避免的仇日，反日情绪呢？

　　新加坡的政治领袖是以理智，务实的态度对待它的。首先，新加坡借此认清自己的脆弱性，从而加强防卫意识，并把2月15日定为“全面防卫日”加以宣扬，既纪念战争的苦难，又加强防卫的建设。将反日的负面情绪化为防卫的正面意识。

　　其次，在原则上有必要坚持的还是不能放松。耸立于市中心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1970年代曾经受外来压力要迫其迁移到偏远地方，但当时新加坡坚定不移，因为这一段历史不容抹煞。

　　再次，面对日本战后在科技与经济上奇迹般的迅速崛起，这是借以发展的良机。新加坡努力引入日本与世界先进的投资，积极利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吸收其先进之制造水平，对品质高超要求的精神，以带动自身的经济发展。

　　其成果，是显现眼前，有目共睹的。



中日问题



　　当然，中国的状况与东南亚和新加坡是有不同的，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甚至是更加错综复杂的。

　　从理论上说，无论中日关系冷热如何，即便撇开日本不谈，今日中国的崛起与其迅速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令世人刮目相看的。

　　然而，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不得不时时刻刻的互相协调，谋求解决各自的，或相互牵连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什么才是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呢？



交流与理解



　　除了技术的层次，或结构层面上的原则问题以外，解决问题的智慧与关键，就要放在“人”上面了。所谓“智者，知人也”，以现代的观念来说，要“知人”就必须加强交流与理解。

　　福田首相的北大演讲里，以相当大的篇幅，概括了“相互理解与信赖”的课题上。他提议了大量的青少年交流，知识上的交流与安全保障上的交流。

　　对福田首相大力提倡交流的主张，以上提到过，笔者在多个场合是见识过的。作为留日毕业生的代表，笔者有幸在福田先生出任首相前有着不少机会与他直接接触讨教，他是大力鼓吹日本加强吸收海外留学生的。

　　只有相互间深入对方的国度，亲身体验其生活，品尝其中的甜酸苦辣，不停的观察，思考并反思，才能真正有所理解与领悟。(作者 陈永力 为新加坡留日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size][/color]

[color=Blue][size=4]美中日俄间 李明博力图平衡
来源：侨报

　　虽然韩国新科总统李明博尚未入主青瓦台， 但已明确定下新一届政府将以“效率性”、“经济总统”为特色。在外交方面， 李明博更是先声夺人， 决定从本月中旬开始陆续向美日中俄派遣特使团， 以开创所谓“四强外交”。

　　李明博的这一举措， 凸显其大国平衡外交思路， 以舒缓韩国在东北亚地缘博弈中的“三明治”尴尬。



消弭中俄误解，稳固国益



　　舆论认为， 李明博重视美日韩战略同盟的色彩明显。一方面， 他具有亲日的家族传统，其出生于日本大阪， 名字也被认为带有日本色彩；另一方面， 他的很多言论也被视作亲日，譬如2006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就批评亚洲的一些领导人“被历史束缚， 令未来变得黑暗”。

　　此外， 李明博在胜选后第一时间就同美日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以示加强三方关系。此前在汉城市长任上， 他力主将“汉城”更名为“首尔”。其从政经历很容易被观察家们解读为亲美、亲日、疏华。

　　虽然俄罗斯在远东的利益仅限于地缘象征意义， 但因始终参与“六方会谈”， 其战略作用不可忽视。李明博开启“四强外交”， 无疑是在消弭中俄对其偏重美日的忧虑， 期冀由特使全面阐述其新政府面对中俄的战略选择。

　　李明博派遣特使， 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韩国的核心利益。朝核问题使朝鲜半岛处于大国博弈的中心地带，因而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牵一发而动全局。所以， 无论金大中、卢武铉还是李明博， 在内政上或有不同选项， 但在外交上都摆脱不了“四强外交”的大格局。

　　近日， 首尔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河英善指出， 要想正确编织“全球韩国”这个巨大的网络， 就必须把美中日俄、东亚及地球上各种“网眼”完美结合起来。向来保守且倾向加强美韩同盟的《朝鲜日报》近来也频频发表社论， 强调加强“四强外交”的重要性。



特使特别甄选，意味深长



　　李明博派遣特使可谓煞费苦心、意味深长。据悉， 他初定出访中美俄日四国的特使分别是：朴槿惠、郑梦准、李在五和李相得。

　　朴槿惠是大国家党前主席， 其父乃前总统朴正熙。朴槿惠曾于2005年到访中国， 受到胡锦涛接见。朴正熙的“新村政策”至今仍为中国人称道。故而， 李明博认为朴氏在华有人脉， 希望她原生态地传递下届政府升华两国关系的期望。

　　郑梦准的国际影响力高， 有亲美倾向，李明博期望李氏能够修复卢武铉时代若即若离的美韩关系。

　　李明博派其兄李相得出使日本， 乃是传递一种情感， 因为李明博家族与日本有着血脉情结。

　　李在五名不见经传， 却得李明博亲信， 因而出使俄国名实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 四国特使还兼有为新总统出访四国打前站的使命。不过，特使的反馈未必是其所想。就美国而言， 由于美韩同盟的军事性质明显， 一不小心就会激化半岛局势， 并使韩国陷入“亚洲北约”阻遏中国的陷阱。李明博纵然亲美， 也不敢涉足带有冷战色彩的对抗。

　　由于福田康夫实行“知亚”政策， 中日关系迎来“春天”， 相信韩日关系会逐渐修好。但由于李明博在处理独（竹）岛主权争议上立场偏软， 可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韩国国民的抗议。

　　中国虽乐见朴槿惠女士， 但也忧虑李明博政府亲美亲日的战略抉择， 则会将更多的忧虑和质疑交由朴氏传递给李明博。

　　所以， 虽然李明博在“四强外交”的特使选择上兼顾了各方利益， 但这种形式外交暂时难免只能起到象征意义。



平衡当有侧重，中美为先



　　笔者认为，平衡外交不是等距离外交。李明博依然需要做出调整， 即在四强中不该侧重美日而应着眼于中美。虽然卢武铉疏美近华的外交战略近年来为韩国民众诟病，但也是韩国战略选择之必然。

　　一方面，韩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朝核， 而朝鲜最大的对手是美日，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自然要延续金大中的“阳光路线”， 客观上也要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中国对朝具有第一影响力，且是“六方会谈”的主持者， 这对韩国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 中美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有共同利益， 现任总统卢武铉的战略布局其实还是与中美同步。

　　李明博重构更紧密的美韩同盟关系无可厚非，深化已建立的美韩同盟也攸关韩国利益。但这种同盟关系要维持在理性范畴内， 不可以损害第三方利益， 尤其是中国利益。

　　事实上，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已超越美国。据统计， 2007年中韩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 中国现为韩国最大的投资伙伴。曾做过现代集团CEO（首席执行官）的李明博深知中国经济对韩的重要性。近两个月， 韩国外贸开始出现逆差， 就已引起韩国媒体和经济界人士惊呼， 强调未来政府必须重视中韩关系。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深川由起子7日在《朝鲜日报》撰文认为， “韩国追赶日本的时代已结束， 在全球化浪潮中，日本将韩国视为先行指标的‘地位逆转’时代已拉开帷幕”。

　　在此情势下， 韩国外交布局的重点理所应当是中美。在朝鲜对李明博政治色彩充满敌视的背景下， 韩国更应加强同中国合作， 迫使朝鲜沿着去核功能化路线图继续走下去。而这也是希望朝核危机得以尽快解决的美国所乐见的。

　　总之， 李明博固然有着亲美亲日的倾向， 但四强平衡外交的启航，决定了其外交政策较卢武铉时代不会有质变。（作者 张敬伟）[/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对闲置土地征费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政府为了抑制居高不下的房价，出台了新的土地管理政策。根据国务院下发的通知，在城市地区用于建设住宅或写字楼的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上地闲置费。此举可望通过减少闲置土地，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从而增加住宅和写字楼的供应量，避免严重的不动产泡沫倾向。

　　根据中国7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

　　政府之所以出台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不但是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同时也是为了消除泡沫。2007年11月，中国70个主要城市的房地产销售价格平均比去年同月上涨了10.5%。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2.2%。大城市的住宅价格上涨，已经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市场过热的背后，存在以转卖牟利为日的的囤积土地现象。这次国务院的通知，针对的就是闲置土地，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闲置土地，增加土地的供应量，稳定房地产的价格。

　　今年8月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北京市中心地区的空地已经凤毛磷角。而就在某繁华商业街附近，却有一块近1万平方米的闲置土地，被周围的人当作免费停车场使用。

　　中国去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了进一步抑制经济偏快、控制通胀，决定在2008年进一步强化紧缩金融的方针。这次的通知，就是执行和贯彻该方针的一项措施。

　　此前，中国政府也曾采取多种对策应对房价上涨，但收效甚微，所以才出台了对闲置土地征费这一更进一步的措施。

　　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为了抑制泡沫，过分控制土地政策，导致房地产价格暴跌，反而引起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膨胀，让日本经济陷于长期停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有人认为，今后中国在采取紧缩政策时会更加慎重。（作者：高桥哲史）[/size][/color]

[color=Blue][size=4]豪华品牌落户中国
来源：华尔街日报

　　在中国，富人们的消费选择急剧增多，其增速与这个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的新贵涌现速度不相上下。

　　中国的富人群体正在崛起，对国际品牌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最近自称是面向巨富的极品杂志《罗博报告》(Robb Report)进驻中国，推出了自己的中文版。《罗博报告》以月刊形式推出，每期有200多页，内容涵盖新闻以及产品推介，在这里还能看到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旗下布加迪(Bugatti)跑车，以及乐顺(Lurssen)游艇等豪华品牌打出的广告，而仅仅在20多年前，中国民众还以“飞鸽”和“永久”这两个品牌的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近些年来，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和出口型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个人财富，并造就了一批“新贵”。虽然目前中国名义上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已有几十万中国人拥有了百万美元资产，而亿万富翁也有百人左右。这些人都成了以超级富翁为潜在客户的公司难以抗拒的目标。

　　游艇和飞机制造商看到中国不断积聚的财富造就了一批周末开开飞机，驾驾游艇的富人。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旗下的超豪华汽车迈巴赫(Maybach)在中国大陆有两家经销商，而宝马汽车公司(BMW AG)旗下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知名度更胜一筹，它在中国大陆有四家经销商，其中一家位于西南部城市成都。去年10月份，LVMH Moe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SA(LVMH)旗下由卡尔?拉格斐尔德(Karl Lagerfeld)设计的芬迪(Fendi)系列服饰在长城上举行了时装展。也是差不多那时候，上海艺术博览会把一幅雷诺阿(Renoir)的画标上了210万美元的价钱，旁边有数颗杏仁般大小的钻石在熠熠生辉。私人财富顾问们也有的忙，想方设法说服这些新贵们把钱交给银行来打理。

　　《罗博报告》认定其追求奢侈生活方式的主题能在中国找到市场，吸引那些仍在学习奢华消费细节的有钱人。《罗博报告》首席执行长金骏(Jacky Jin)说，中国大部分富人对高端奢侈品都一无所知；通过引入豪华品牌和文化，他们希望能让读者对高尚生活有进一步的理解。

　　每期《罗博报告》的封面都由一位中国艺术家设计，该杂志即将发行第四期，发行量为3万册。金骏说这本标价13.50美元的杂志将只向特定人群发售，既不会免费赠阅也不会现身于街头报摊。后者已经为一些介绍“中产”生活方式的杂志所占据，例如《Shanghai Tatler》和《时尚》(Vogue)等。

　　《罗博报告》中文版的内容主要译自加州马里布的CurtCo Robb Media LLC出版的英文版《罗博报告》。不过中文版杂志是由中国国家旅游局下属公司单独出版的。除此之外，《罗博报告》还有俄文版。

　　Merrill Lynch-CapGemini 200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6年时有34.5万中国人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的资产，较上年增加了7.8%，比印度的百万富翁人数多了两倍有余。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只有登上了英国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编制的富豪榜才能算是真正的富翁。1999年，驻上海的会计师胡润开创了一项蒸蒸日上产业──介绍富人，并向他们展开营销。2007年的胡润榜显示中国大陆有91位亿万富翁，而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则有106位，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超级富豪人数最多的地方。

　　占据最近一期胡润百富榜前两位的都是女性。第一名是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 Holdings Co. Ltd)的继承人、现年26岁的杨惠妍，目前资产为175亿美元。第二名是玖龙纸业有限公司(Nine Dragons Paper Industries Co.)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长张茵，目前资产达100亿美元。

　　据HSBC-MasterCard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年收入只要达到2.5万美元，就可以过上时不时地打场高尔夫球，或是拥有一辆不错的车这样的“富足”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富豪们的财富似乎就拥有了更高的含金量。这对香奈尔(Chanel)、PPR SA旗下的古琦(Gucci)和LVMH旗下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来说是好消息。Bain & Co.的一项调查显示上述名牌正是中国人最心仪的奢侈品品牌。

　　那些向往《罗博报告》所定位生活方式的人群也喜欢一些独特的“玩具”，而这类“玩具”在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在上海举行的2007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上，签下了52笔外国产游艇订单，几乎相当于全国每个船坞一艘。去年意大利游艇制造商Azimut-Benetti SpA在中国接获了四笔大订单，其中一艘30米长游艇的售价超过了600万美元。虽然目前中国持有私人飞机驾照的人数只有70名，不过位列其一的远大空调有限公司(Broad Air Conditioning Co.)创始人张跃宣称自己拥有一架Bell 427直升机、两架赛斯纳(Cessna)喷气机和三架小型赛斯纳飞机。

　　中国狂热的消费热情并不总能与中共领导层相安无事，他们担心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一边是少数巨富，另一边则是广大贫困而不满的普通民众。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类似状况，当时引发了一场革命，最终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推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宣言并没能挫伤富人群体的“淘金热”。即便中国对进口珠宝、高档女装和豪华汽车征收了20%到30%的重税，这也只是令中国富豪们选择出国购物而已。

　　金骏说，富人群体向来都是决策者，即使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这样，消费不断诱惑着有钱人，从1,000美元一天的西藏豪华列车游，到造价4,500美元的山崎梦舟(Yamazaki Mushu)钢笔。

　　M1NT俱乐部的创始人阿里斯泰尔?佩顿(Alistair Paton)说，M1NT在上海滩的一家酒店俱乐部即将开业，提供超级富豪欣赏的所有东西。M1NT只对会员开放，在伦敦、香港和法国的嘎纳都有分部。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意味着览胜(Range Rover)豪华轿车的接送服务和销售单上的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豪华车。据M1NT称，伦敦和香港俱乐部的会员已经买下了大约20辆阿斯顿马丁。

　　尽管中国热不断升温，但加州贝弗利希尔斯的艺术品交易商、安德森画廊(Anderson Galleries)总裁凯文?安德森(Kevin Zweyer Anderson)指出，他还未看到品位的提升，中国富豪不象二十年前日本新兴富人群体所表现的那样，1987年一位东京保险公司高管花4,000万美元买下了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名画《向日葵》。他回忆说，在去年10月份的上海艺术博览会上，一位潜在客户欲以一半的价格买下雷诺阿1895年画的一幅画，当时该画的标价为210万美元。安德森不屑地说，他们还差的很远，出价只有标价的一半是不行的。这幅画至今尚未卖出。[/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加强闲置土地管理
来源：华尔街日报

　　就在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开始显现成效之际，中国政府又出新举，要对仍在增长的房地产业采取进一步的控制措施，这次的目标是那些囤积土地的开发商。

　　随着中国一、二级城市黄金地段建设用地的日益稀少，近年来海外开发商和投资基金纷纷买地囤积，所购土地有时被闲置数年之久。这种囤积建设用地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市场土地供应稀缺，进而助长了全国各地房价的上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快速增长，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已成为中国政府挥之不去的隐忧。

　　现在，根据刚刚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政府将对开发商从地方政府购买的、闲置未用的土地进行征税乃至收缴。通知规定，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地方政府应无偿收回。

　　过去政府也曾尝试过类似的方法，但收效甚微。不过此次发布的通知显示出政府已重新下定决心要抑制土地价格的飙升。目前还不清楚该规定是否具有追溯力。

　　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驻北京合伙人、大中华区建筑法律业务负责人艾浩利(Ashley Howlett)说，与以往不同的是，通知中的措辞出现了变化，原来所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行动如今变成了“必须”采取行动，这样一个重要变化表明中国政府此番的行动力度可能会显著增大。

　　艾浩利说，目前这是个热门话题，中央政府也似乎非常重视，因此他预期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确保新规定的实施。

　　如果该规定能够收到预期成效，住房市场的房源供应将会增加，房价将会出现下降，同时开发商投资尚无能力立即开发的土地的热情也将随之降低，由此，土地价格急速飙升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土地价格在房地产开发中所占成本比重最大，也是决定房屋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1月中国全国房价较前一年同期上涨了10.5%。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房地产业务部的陶德?舒伯特(Todd Schubert)将这个通知称为北京加大改变土地供应市场格局力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说，这是中国政府配合提高准备金率等宏观经济措施采取的又一项举措。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中，土地囤积重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新规定显示出政府希望这些建设项目尽早完工，以增加房源供应。

　　当然，开发商们常常能找到方法规避新的规定，而国务院此次下发的这个通知中也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实施方法。此外，事实证明市场对政府的各种紧缩措施也具有相当大的抗御能力。中央政府去年将刚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提高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限制外国人投资国内房地产市场等。

　　业界专家称，以往的措施很多是针对需求方的。这些措施既未对购房热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未能增加市场的供应。和以往一样，此番努力能否取得成效要看具体的执行情况。地方政府官员通常会从适合自己的角度去解读中央政府的政策。

　　新规定的推出正值观察人士认为近年来不断推出的紧缩措施开始初见成效之际。虽然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房价仍在不断上涨，但中国南方两大城市广州和深圳的房屋交易量和房价已开始有所下降。

　　去年年底两次大规模国债发行被取消，充分显示出严峻的市场环境已使筹资难度大大增加。面对这种形势，再加上政府此次采取的措施，那些手中没有存地的开发商将会身陷更加艰难的境地。

　　对土地囤积的进一步限制可能还会迫使外国房地产基金调整土地购买和囤积方式。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的艾浩利说，随着北京不断出台各种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外国开发商将不得不从长计议，考虑如何调整投资结构从而使自己全身而退。（作者 Jonathan Cheng）[/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医保体系关系社会稳定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卫生部长表示，中国的医疗保健跟不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速度，医疗体系在维护13亿中国民众健康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专家表示，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成功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路透社指出，中国在30年前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放弃了全民医保的福利制度，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高速发展的经济甩在了后头。

　　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星期一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探索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他还在政府网站的评论中坦率地承认，中国的医疗保健工作离开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巨大的差距。

　　美国西东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黄延中教授说，中国医疗改革面临两个最明显、最突出的问题。

　　他说：“我们通常说的主要问题就是两句话，一个是看病难、一个是看病贵的问题。报怨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是农村收入比较低的阶层，在城市里面也是收入低的阶层。这部分人群可以说是体制的受害者。”

　　中国医疗改革实行市场机制以后，看病和吃药的费用猛增，卫生部撤销对医疗企业的部分限制规定的做法导致大量出现过高收费、次药假药以及医药界其他不良行为等丑闻，导致医民之间的矛盾增加，冲突不断。观察人士认为，看病、住院的费用对很多人来说是承受不了的，普通民众得不到医疗保健照顾的同时又出现医务界的腐败传闻，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美国西东大学的黄延中教授说，医疗保健问题的增加附带着很多社会悲剧的上演。

　　他说：“前几年我们不断听到有些人有病住不起医院，有很多人自杀甚至有很多极端的例子，还有一些医患冲突，很多患者穷其一生的积蓄去看病，但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治好，又加上收了很多钱，觉得很不公平，就跟医生发生很多类似冲突。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中国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对它政权的长治久安、政治稳定是一个隐患。”

　　中国为了挽救医疗保健体系一直在斥巨资来投入这个系统，路透社的报导引述中国卫生部长陈竺的话说，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去年增加到了631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加了277%。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很多传染病和慢性病仍然是民众健康的威胁。

　　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誓言要推广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到2020年全面落实到所有民众。（作者 齐勇明）[/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巩固独生子女政策
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中国官员开除了中国中部湖北省500多名共产党员的党籍，以惩罚他们违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开除党籍会使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很难或不可能获得提升，甚至无法保住工作。

　　中国政府试图巩固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自20世纪7D年代末开始实施的政策规定大多数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提倡推广小家庭。罚款是其常见的惩罚手段。

　　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有旺在接受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来，更多的党员、知名人士以及生活富裕的人违反政策，这严重破坏了社会平等。”新华社7日对湖北省的惩处行动进行了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官员发现93084人违反政策多生孩子，其中包括1678名官员和党员。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中共领导人开始担心有钱有权的人享受特殊待遇可能使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并动摇其统治权。

　　独生子女政策因其严厉和强制性受到批评，同时，这种政策控制激增人口的务实手段又令人敬畏。如今，中国人口超过13亿，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研究独生子女政策的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周晓说：“政府方面担心情况失控，使有钱有势的人不断违反这项政策：富人只需（为违反这项法规）缴纳罚金而不受其他惩罚。”

　　周晓教授经过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交不起罚金的夫妇，政府也许还是会强迫女方接受绝育手术并没收财产。

　　仍然有报道揭露计划生育官员强迫妇女流产的事情。这些官员往往受到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们确保所在地区的新生儿数量不超过一定限额。

　　据新华社报道，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查出7名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候选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因而取消了他们的资格。（作者：尼古拉斯·扎米什卡）[/size][/color]

[color=Blue][size=4]科特布斯让中国队颜面尽失
来源：德国之声

　　12月20日，科特布斯在中国的第二场热身赛以2比0完胜中国国家队，尽管邵佳一恪守他在赛前承诺的自己不破国家队大门的诺言，但是，他的队友则毫不留情地给中国队下马威。“真的很遗憾，但是，这只是一场热身赛，不要太看重胜负结果。”赛后，邵佳一安慰国家队的队友，只是，他心里也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言语都已经无法挽回国家队丢尽的面子。德国之声中文网体育记者发来如下报导。

　　两天之前，科特布斯在第一场比赛里以1比1逼平国奥队。经过长途旅行，并且不会在比赛里完全投入的科特布斯队给了国奥队逃生的机会，何况这只是一支国奥队，客队没人会把输赢放在眼里。经过两天的休息，科特布斯开始认真对待与中国国家队的比赛。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将面对的是一支实力一般甚至还不如国奥队的中国二队。

　　12月20日晚上，1万多名现场球迷在比赛的开始非常卖力地为中国队助威加油，但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愤怒的球迷一起反戈喝起倒彩。科特布斯于第10、68分钟相继攻入两球后，全场球迷开始呼喊“科特布斯加油再进一球，3比0。”这样的场面让人哑口无言。也是在这场比赛结束，球迷第一次对中国足球的两个塞尔维亚主教练杜伊和福拉多说出了“不”字，“杜伊下课。”“福拉多下课”的喊声经久不息。

　　邵佳一作为这两场比赛的焦点人物，因为伤病而没有太大的亮点。第一场与国奥队的比赛只踢了上半场，第二场与国家队的比赛，邵佳一于下半场第76分钟才获得替补上场的机会。邵佳一在比赛前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公开表示过自己不会攻破国家队的大门，因此，15分钟的比赛，邵佳一更多的精力是考虑如何保护自己，不要让伤势来得更加严重。即使偶尔与中国球员的对抗，邵佳一也都是非常礼貌地退让。

　　“国家队的状态确实不好，可能有许多原因。不过，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热身赛，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要看得太重。最重要的是国家队下一步的备战，当然还有一点是国家队主力队员都到齐时，那时的热身赛可能更有意义。”邵佳一接受德国之声的记者采访时说道，关于他自己伤势的情况，邵佳一认为还要一段时间的治疗。“第一场比赛结束后，不管是我们队的主教练还是国家队的两个主教练，他们都认为我要好好养病，明年不管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都需要我的帮助。我的队友返回德国后，我也到北京一边进行治疗，一边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到冬歇期的备战训练还有两个星期，我希望这两星期的时间能让我的脚伤得到充分的恢复。”

　　邵佳一本来计划过完圣诞就返回德国，但是，为了在北京能让水平较高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因此，邵佳一有可能更改机票，在北京过完元旦后再飞到德国直接参加球队的训练。（作者 李绍州）[/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从文革走来的中国“不寻常一代”
来源：纽约时报

　　1977年秋，中国经过10年文革动乱逐渐恢复平静。同数百万来自城市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安平在插队的地方劳动，向农民学习。

　　这位将军的女儿离开了北京，在一个公社养猪养鸡、种庄稼，住在没有暖气的宿舍，吃不饱肚子。她在那里已经呆了两年。

　　1977年10月底，村里宣布了中国要举行中止高考10多年以来的首次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考虑到年轻人失去了十几年的机会，允许13岁到37岁的人参加考试。

　　对于安平和整整一代下乡插队的知青来说，这是第一个逃脱像是无期徒刑的单调艰苦生活的机会。1977年冬天，570万人参加了考试，被禁锢压抑的聪明才智和雄心壮志释放出来。这次考试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入学考试。

　　被录取者占参加考试人数的4.7％，即27.3万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被称为77级的学生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人。相比之下，随着教育机会的大大增加，2007年900万考生的录取率超过58％。

　　如今，才智与刚毅结合的强大力量使这个精英群体中的许多人跻身政界、教育界、文艺界和商界的最高层。从77级的人中脱颖而出的文艺人才包括作家陈村以及导演张艺谋等。

　　《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部主任罗斌说：“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是10年来第一批凭自己的才能进入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断取得成功。”

　　但在1977年，多数人只有很短的几周来准备这场会改变他们生活的考试。对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紧迫。在全国各地，学生到处寻找教科书，寻求以前的老师的帮助，极力回忆记不太清的公式。

　　安平当时就是夸大了背部受伤的严重程度，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来学习。她说：“我必须成功。”她现在在纽约工作，是“美国华裔百人会”的公关部主任。

　　当时有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法语的范昊益(音)说：“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是不寻常的一代，我们有学习的激情。”

　　许多入学者说，他们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决心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现年50岁的南京审计学院教授韩锡明(音)说：“我们不仅有天赋，我们还真的非常努力。”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抓住了这次高考的机会。

　　此前数年只有高干子女或者出身好的人才能得到优待和机会，因此许多人怀疑考试的公正；另一些人则不愿放弃尽管很低的工作保障。

　　1978年的学年开始时，进入全国大学的新生非常成熟。韩锡明说，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有的年纪是她的两倍。她说：“我有一个同学是4个孩子的父亲。”

　　许多人开始学习时，充满了理想以及为自己和国家开创崭新未来的热情。

　　韩说：“这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对未来的希望的时代。”

　　30年以后，许多人对发展的方向表达了复杂的情感。一些人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对政冶改革的速良表示失望；另一些人则抱怨迅速的物质进步造成贪婪。

　　曾经在农村插队的李希跃(音译)说：“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许多事情现在成为现实，但看到那么多腐败，令人痛心。”(原题：1977年的高考打开了逃离农村进入中国精英阶层的道路)[/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人大代表说“水过留痕”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日前，在议论香港人大代表选举问题时，听一位大商家身份的香港人大代表，讲了一个“水过留痕”的故事。她说：

　　一个小女孩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一天，奶奶拿着浇花用的水壶，从厨房走向阳台，小女孩亦步亦趋跟在奶奶身后。奶奶侧倾移动水壶，从莲花喷嘴里流出丝丝水柱，洒落在花叶之间。

　　小女孩发现，今天奶奶的手似乎出了点毛病，水壶的水并没有对准花盆洒水，一些水珠洒在花盆外的地上了。小女孩又发现，奶奶从厨房走出来的地板上，也留下一长串水滴。

　　小女孩稚声问：“奶奶，你的手不如以前那样利落了，是不是手不舒服？”



　　奶奶笑了，说：“水洒得到处都是，那是我故意的。我的手没有问题。我是要告诉你一个现象：水过留痕。从厨房到阳台，我故意漏一些水，你看，水到的地方都留下痕迹。你再看，水到过的花瓣和花叶，有亮晶晶的水珠作证﹔水到过花盆，有湿湿的泥土作证﹔水到过花盆四周的地板，有雾状的水影作证。这就是水的特征，凡是到过的地方，水必定留下痕迹。一个人也是这样。”

　　这个小女孩就是说这个故事的香港成功女商人。

　　故事讲完了，她又接着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任期五年，每个代表，每个委员都应该留下自己的痕迹，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遗憾的是，有些香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任期内一片空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参政、议政、问政



　　1月3日，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举行大会。5日至16日港区人大代表选举接受提名。25日正式选举。

　　约1200名选举团成员每人最多可提名36人，候选人需获得至少600票才能当选，否则便要作第二轮投票，最高票的36名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预计会有100多人参选。当下，选情激烈，这是以往各届从未有过的。

　　政协只是“花瓶”，人大只是“橡皮图章”，这是人们很多年前形容人大和政协的贬义词，如今很少听到了。

　　几天前，看电视新闻，香港一位女人大代表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说，人大代表在中国大陆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和尊重，每次外出视察，前后警车开道……（大意）从电视上看她的神态，似乎还陶醉在享受特权的光环中。



　　再过两个月，是中国的“议政季节”，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这是当选的新一届港区人大代表和新出任的政协委员，反映民意、筹划中国政治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场所。



五年一度



　　一届五年，香港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留下什么痕迹呢？以往香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似乎有规定，在北京两会上，不议论香港的事香港的问题，只议论中国内地的事，以免留下北京干涉香港事务，近年，香港与内地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这种禁忌似乎越来越淡了。

　　不过，无论是人大的议案，还是政协的提案，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只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比如，两地经贸问题，再比如，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这些当然重要，但恐怕还是“小政”。只议论“小政”，成了一种现象。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政”就是“政治”，应该参与“大政”，议论“大政”。

　　记得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郎友兴说过：以政协而言，政治协商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协商与对话，公民个人行使民主权利或社会舆论监督等形式是有区别的。首要的区别是其"政治性"。

　　从这个角度看，政协工作不仅仅是具体性的事务工作，更不是技术工作。

　　多年来，政协的非政治化倾向相当明显，具体的事务与细节，淹没了政治协商本身的政治性，许多政治协商工作已失去它原有的政治涵义。所谓政治，如有关监督机制、人事体制改革，对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如政党政治，都很少或根本不涉及。这才是“大政”。

　　日前，香港电视新闻播出记者访问香港金融界一位翘首，记者问她为什么想参选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希望以自己在内地证监的工作经验，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她在香港和内地金融证券界确实颇具影响力，但人大和政协更需要议政判断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的人。

　　人大和政协以往的标准是这个候选人的“成就”如何，把社会各个领域成就突出的人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明星巩俐的成就，谁都不会否认，但2007年3月她递交的有关环保的提案，被网民们讥为“小学作文”，像巩俐那样某领域的好手，没有必要走进“政治圈子”。



政治改革



　　议政机构的人员构成，应当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最主要的应该看议大政的能力如何。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年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起步的。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第一股投资热潮，从资金到人才到项目，都是居住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人掀起的。

　　30年后的今天，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大陆要求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响亮，涌现众多政治改革的亮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甚至提出，深圳应当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验田。毗邻深圳的香港正具备特殊的推动力。

　　一周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2017年香港“可以”实行普选的决议。

　　当下，不少人发问：香港可以，为什么大陆不可以，大陆也可以拿出一张普选时间表。不管普选的门坎多高，路线图如何弯曲，香港至少10年后就能普选特首，那么大陆20年、30年、甚至40年后能不能也实行普选？

　　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香港的特殊意义非同小可。香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参政议政，参的应该是“大政”，议的应该是“大政”，他们能不能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交出关于"大政"的议案或者提案？

　　水过留痕。香港区新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这五年的任职期间，留下真正问政、参政、议政的痕迹，这才是香港人最为企盼的。（作者 江迅）[/size][/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