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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size=4]你了解北京人吗？
来源：朝鲜日报

　　我为了学习考古学从地方来到北京生活，转眼间已经过了20年。现在想一想，我去过的地方不只是八达岭长城，与考古学有关的北京名胜古迹，大部分我都去过。而且我还是一边听考古学教授们的讲解一边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古迹终究还是古迹。据说曾经有恐龙生活的北京西南部的龙骨山，也不过是龙骨山而已。重要的是北京现在的生活。只有现在的生活才可以改变灵魂。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将这座城市与自己的精神体系相结合，在这座城市如何生活下去。只有与人的想法融为一体，城市才能朝气蓬勃，只有读过有关这座城市的书才能充实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是一本。北京这座城市让我感到充满魅力，并不是因为它的名胜古迹，而是因为北京的书店。不论你多么频繁地出入北京的书店，店主们也不会说一句话，而且不必把书买下来，因为站在书店里也可以随便看。

　　我只去过一次八达岭长城，巧的是在我从八达岭回来以后读到了明末史学家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书中的顾炎武的心境给我脑海中的万里长城染了颜色，而染色的顾炎武的想法继续对我造成了影响。顾炎武试图通过《昌平山水记》来讲述天下兴亡。

　　离不开北京，就意味着你要成为北京人。仔细想想我所说的“北京人”，就会觉得可笑。在我小的时候，家乡的小孩子都说“不想成为北京人”。那些孩子所说的“北京人”是指“猿猴”。造成这种印象，是上世纪初在位于北京西南部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以后。当时，孩子们本能地排斥陈旧、古老的东西，因此才不愿意成为猿猴的后代。就是说在进化论非常受尊重的那个年代，孩子们也宁愿坚信自己的祖先是人而绝不是猿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曾读过一本禁书，是郭小川写的《昆仑行》。这本书对北京描写说：“在北京的生活既繁忙又甜蜜。”这句话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高中生来说很难理解，但时间一长，就可以亲身体会和理解。在北京的生活很像北京的风光。在八达岭长城就能很好地体会北京的风光，给人一种壮观的感觉。但北京人都太忙，没有时间去感受这种体会。永远不能休息，在不满足中体会满足，在满足中体会不满足，这样的城市就是北京。想到这里，我似乎觉得自己也在逐渐成为北京人。但另一方面，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即使我怎样改变，也不能成为数十万年以后孩子们眼中的耍小聪明的猴子。今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北京，但又有谁能看到真正的北京呢？有谁能真正了解绝对不想成为像耍小聪明的猴子一样的人们所生活的北京。（作者 尹吉男）[/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北京干预物价体现问题敏感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当局表示，为遏制包括食物在内的生活必须品价格上涨，将采取暂时干预市场的措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当局采取这个显得不同寻常的举动，凸现了物价问题的敏感度。

　　总理温家宝9日主持了国务院会议，讨论如何稳定物价。根据会议的决定，生活必须品要提价，生产商必须事先得到批准，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将受到严格监管。违反规定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关键商品和服务，包括从燃料到公共交通以及医疗服务的价格，必须由政府来决定，不得随意上涨。一定要涨价的，必须事先得批准。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要提高价格，必须申报，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批发、零售企业调价必须备案。会议还决定加大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程度，加强对企业的教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

　　观察人士说，北京的最新做法显得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中国物价上涨是在全球市场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和石油，进口商支付的是国际市场价格，如果不能把价格的上升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们就无利可图。

　　在国内，生产商必须要以市场价格购买原材料。养猪的农民以市场价格购买饲料喂猪。政府人为压低价格，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利润。分析人士说，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控制物价，短时间内能稳定市场，但是并不能解决市场供需关系的根本问题。

　　生活必须品，比如猪肉价格的成倍上涨，对中国的富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就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些商品的价格本来就不高。但是对广大的一般收入的民众，情况就不一样了。许多家庭，每月的收入中，越来越多要花在食物上。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通胀引发社会动乱，在中国并不乏先例。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过节要吃肉。因为价格太高，许多人吃不起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绝对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官员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稳定市场，包括动用国家库存猪肉。对中国决策者来说，即将到来的新年不会是轻松的。（作者 伟亮）[/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古老的消遣吸引了一些中国人
来源：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

　　在第二届全国蟋蟀歌唱竞赛开始之前，主持人向竞争者发出严厉警告：不要让蟋蟀吃药，违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参加者在大盐瓶般的玻璃瓶子里排队。有些瓶子底部还有软垫，驱走12月末的寒气，认为大家知道蟋蟀在寒冷的时候不会唱歌。裁判挥舞着测量声音的仪器。

　　在蟋蟀的喧闹中，爱好者牛周（音译，Niu Zhou）表示，全世界有数十亿可以唱歌的蟋蟀，但只有一个帕瓦罗蒂。

　　在北京这座城市，蟋蟀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最好的品种可能值数千美元。但这并不完全关于钱。渴望欣赏自己文化中古老而独特部分的年轻北京人重新发掘了蟋蟀。这里的爱好者还组织了斗蟋蟀，而且蟋蟀歌唱大赛的发起者计划准备蟋蟀比美大赛。

　　参加这些活动的有男有女（大部分是男的），他们对自己的业余爱好热情洋溢，因此他们的手机铃声也是蟋蟀鸣叫般。这些年轻的蟋蟀爱好者在互联网论坛上分享他们宝贝的照片。

　　29岁的李雪原（音译，Li Xuegyan）表示，“蟋蟀已经变成一种风尚，在过去我们被告知我们应该只爱党爱国，我们不应该有业余爱好。现在人们喜欢蟋蟀，因为这是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李雪原总是随身带着他的宠物蟋蟀。

　　中国养蟋蟀的传统可以追溯倒7世纪的唐代，那时候这是被宠坏的王子们所喜爱的消遣。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后，蟋蟀被视为腐朽阶级的玩物，这个传统近乎于消失。

　　牛周表示，“自己的祖父过去就养蟋蟀，但受共产主义教育的父亲则不赞成。他告诉我养蟋蟀会让我腐化。”

　　牛周和李雪原的形象并不符合人们对蟋蟀爱好者形象的期望。他们个子高，衣着体面，留着稍长的运动型发式。牛周身穿牛仔裤和皮制飞行夹克，这是为了更好地给蟋蟀保暖。他还带着笔记本电脑包，用来装在市场买到的蟋蟀用品）。

　　牛周养蟋蟀的灵感部分来自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片中有年幼的溥仪皇帝玩蟋蟀的情节。牛周表示，同时代的人对西方文化的沉迷让他感到厌烦。他对电影、音乐和电子游戏都不感兴趣，他想要一种明显中国化的爱好。他发现这种小虫子独特的声音和复杂的钳形下颌及快速震动的翅膀令人着迷。“如果毕加索画过蟋蟀，你能想象那有多酷吗？”

　　蟋蟀爱好者与其说是蟋蟀迷不如说是鉴赏家。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且这群人和京剧爱好者之间有重叠——也许是因为对未经训练的耳朵而言，京剧的刺耳就和这些啁啾的昆虫一样。

　　一只斗蟋蟀价格可以高达一万美元——因为它们可以从赌客手中赢钱。但这项活动成为富人消遣不仅仅是因为蟋蟀的价格。爱好者们希望投资器具。而且和玩偶一样，配件才是真正最有意思的。经营蟋蟀用品店的赵伯光（音译，Zhao Boguang）表示生意很好。

　　现代技术让斗蟋蟀变得更容易观看。肉眼难以看清的对手在大屏幕上被放大，人们可以欣赏下颌的力量和蟋蟀把对手扔出场地的优美。（作者  Barbara Demick）[/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繁荣触摸不到的穷人生活
来源：美国《纽约时报》

　　当78岁的李恩兰生病的时候，她会在邻近地方采集中药，而不是买现代的药品。然而，这不是哲学选择的结果。她从来没去看过医生，和这个地区许多居民一样，她生活在匮乏的以物换物经济中，很少接触到钱。李女士表示，“我们总得吃，但从来就不够。至少我们不会挨饿。”

　　在这个位于河南省南部的地区，村民穷得无法取暖，而且缺乏自来水等基本的享受。而手机尽管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向上发展的象征，但在这里被视为不可能的奢侈品。这里的人们常常一开腔就是“我们穷”，这句话在当今中国仍然很常见。

　　在最近几十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让更多的人脱贫，但项河南省南部等地区仍然贫困，这和世界银行最近的发现一致：中国仍然有三亿穷人，比该行之前所预估的人数多两倍。

　　在中国的地理和社会边缘，无论是边缘的山区还是沙漠，还是少数民族主导的地区（由于文化和历史原因，他们从中国长久经济崛起中获得的利益远少于他人），贫困最为严峻。

　　但贫困也存在于河南等地区。河南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而且可笑的是，它距离沿海新财富只有一省之隔。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及中国贫困问题专家凯德尔（Albert Keidel）认为，河南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接近一亿人，这片土地不能支撑那样多的人口；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粮仓，但中国对粮食基地地区有重大的歧视；你可以从一公顷菜地或渔场或油类获得的利润就这么多。

　　其他专家认为河南和中国心脏地带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地区常常得不到沿海地区所得到的那种金融支持，而且那些地区的扶贫措施效果甚微。通常，那些地区的居民会讲，本来打算拨给他们的钱被腐败的地方官员挪用了，用于中饱私囊或转向商业投资。

　　荒谬的是，他们表示他们之所以被忽视恰恰是因为他们靠近东部那些大经济中心，在理论上，外出打工人员寄回家的钱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富滴流可以让他们对付着过，于是他们被迫自己照顾自己。

　　北京非政府组织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Wang Xiaolu）表示，之前的扶贫政策更关注西部更为贫困的甘肃、青海或贵州等地，此外，边境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岔子，那就不仅是贫困问题了，因此政策倾向于它们。

　　在河南固始县（Gushi County），140万农民中只有7.3万处于官方划分的94美元一年的贫困线下。王小鲁表示，应该记住这个贫困标准非常低。他的说法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应和。

　　在河南的这部分地区，更多的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长期使用的一美元一天贫困线之间。这里的农民会首先告诉访客，不管数据说什么，他们仍然陷于深深的贫困。村民会说，中央政府最近一些受到高度赞扬的、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废除农业税、取消学费以及新的养老及卫生保健计划，在纸面上，这些措施似乎对农村穷人更大方。

　　由于这里大多数的农民与现金经济接触不多，免税措施基本上是无关紧要的。许多人表示，即使有废止学费的措施，但学校的其他费用还在压迫他们。还有人表示，他们的经济实力无法支付参加养老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的费用。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中央政府脱离他们这些地方的农村现实，而地方政府又满是腐败官员，他们把用于农村扶贫的预算大把地撒在城镇，或直接拿走这些钱。

　　世界银行驻北京官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对中央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性轻描淡写，他认为省级的成果跟地方官员能否成功创造吸引投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仍然贫困的许多人中包括缺少外出劳动力或身体健全工人的家庭。在很多时候，贫困是一个跟健康震荡或受伤或缺少健全的人相关的问题。在传统上，中国政府的办法一直是帮助农村成长，但如果那里没有几个身体健全的人，你就不得不在保障网络问题上下功夫。

　　然而，在固始县，即使是那些有成员到东部打工的家庭也仍然陷于贫困，而且农民工本人的状况也常常不稳定。（作者 HOWARD W. FRENCH）[/size][/color]

[color=Blue][size=4]杨帆事件引发的教育制度争论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继续发酵，公开声援学生的副教授萧翰宣布辞职，引发两种教育制度和师生关系的争论进一步扩大。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翰日前发表声明，辞去中国政法大学的教职。他在声明中说，他在杨帆教授与学生的冲突中“说了一些本来合适、但因国情而不合适的话……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极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

    萧翰表示，他在网上发表的《学生有逃课的自由》那篇文章已经导致社会上广泛的误解和许多批评。他说，为了不伤及学校的名誉，为了“让这个混乱的社会清醒，”他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1月4日在课堂上看到学生缺席很多而大发雷霆，除了长时间辱骂学生之外，还和一位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一网上称之为“杨帆门”的事件引发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就事件本身以及大学的教育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接连发表文章，支持学生选课和听课的自由，呼吁对大学教育体制实行改革。萧翰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压力很大。“网上无数的人在骂我，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中国大量的人对于什么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并不懂。比如说我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连逃课都不能逃，那还能算是大学吗？很多人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把大学完全当成中学和小学来理解，于是认为我很偏颇。他们要尊师重道。”

    扬帆连日来也在网上发表文章并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这次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教师与学生的冲突问题，它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我的行为是在维护中国式的师生关系的底线。我希望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让大家来讨论它所引发出来的道理。我认为，中国式师生关系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师道尊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滕彪认为，师道尊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师道”。如果教师“无道”，那就自然也没有“尊严”。他说，不能断章取意地理解萧翰所说的“学生有逃课的自由”。“当学生发现老师不是在讲课，不是在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咆哮、骂人的时候，他当然有权利离开，也有权利提出质疑。”

    滕彪认为，目前围绕著“杨帆事件”出现的争论反映了两种教育观念的冲突，涉及到中国的大学应该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教育体制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教师王建勋、何兵等人也分别发表声明，呼吁学校当局力挽萧翰老师，尽快解决杨帆事件。王建勋认为，杨帆事件其实反映了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危机，无论杨帆事件的处理结果如何，人们都不能停止对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反思。

    他对表示：“中国许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大学的治理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体制。大学自治就是学校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外部机构或组织的经常性干预；所谓教授治校就是学校的重要事务应该有教授委员会来治理，由他们做出决策，而不是仅由一、两名行政人员来决定学校的事务。”

    杨帆事件发生后整整十天过去了，中国政法大学官方没有做出任何表态。但是王建勋老师透露，学校当局一两天内将会做出决定。[/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世界的目光2008将集中在中国
来源：墨西哥《每日报》

　　在开放和经济持续飞速发展30年之际，中国以举办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其大国风范。北京不仅将此视为一场体育盛会，更视为历史性名誉恢复和民族奋进的体现，并以此证明共产党领导人30年前选择的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冷战时期，中国一直被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今年中国不仅要找回它在体坛上的位置和分量，还希望在奖牌榜上占据榜首。

　　在赢得北京奥运会举办权这件事上，中国投入的资金、时间和耐心绝不亚于它为取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身份所付出的努力。成为国际贸易俱乐部的伙伴国和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体育赛事的东道主这两件事，代表了近些年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世界上最令人满意，同时也是代价高昂的公共关系运作的成功案例。

　　与此同时，北京运用中国儒家传统观念正在构筑起作为21世纪城市社会理想典范的形象。与2004丰雅典奥运会不同的是，北京所有的奥运场馆建设都可按时完工。这些场馆设施集精湛技巧与庄严性于一身。过去5年来，一支真正的工程与建设大军忙碌在各个场馆建设工地上。这一次，中国人毫不犹豫地聘请了世界顶尖级的建筑设计和工程企业，目的就是保证所有设施的国际一流水平。

　　然而，在奥运会开幕前这几个月里，中国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这种风险并非来自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压力也不在于北京承办奥运会的资金运作及其高收益率，它来自其它方面，是任何事物都有的两面性，也是北京为世界烹制出的奥运节日高汤中的一点瑕疵。

　　环境是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就在去年8月北京开始了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后，这座城市遭遇了最糟糕的大雾和重度污染天气，以至于国际奥委会威胁说要暂停举办几项露天赛事。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们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不到8年的时间里，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翻了一番，每天行驶在大街小巷中的350万辆机动车无疑就是有毒气体的制造工厂，毫无节制的城市化扩张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为了遏制这一状况，北京政府下令在奥运会前夕将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保证每天有一半的车辆不上路。这样的举措只能是对问题的缓解，一些质疑的人认为单双号措施不能保证北京在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

　　刚刚开始的一年，世界的目光将集中在中国。2008奥运年，中国将从置身于外，一跃成为毫无争议的主角；从被排斥在外，到其发展模式被认同，并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开辟一个新的篇章。这一年，中国和北京同时所具备的中心位置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功绩，将在今年夏天迎来它的巅峰时刻。

　　2008年8月8日晚8时8分8秒，奥运火炬将在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点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弓”意味着好运。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无疑都是最需要这种象征意义的。2008年，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奥运年中的一个成员。（作者墨西哥驻华文化参赞爱德华多·贝尔梅霍·莫拉）[/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神话
来源：澳大利亚《澳洲人报》

　　许多人从外部观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这关键的奥运年，他们在探寻一个熟悉的阶层。他们希望可以在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中找到中产阶级，古德曼（David Goodman）在《中国新贵：未来统治者的今生（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中如是说。

　　他表示，在那些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等同于和平自由民主体的崛起的人们眼中，中国的转型是有希望的。“这些人们的论点是‘就和我们一样’，这是非常诱人的，尤其是如果这种表达不带有一丝讽刺。”但古德曼有说服力地辩称，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的造物（尽管并不完全是故意的），而不是经济自由或自由思维上涌的成果。

　　古德曼表示，中国自三十年前开始改革时期以来的发展常被拿来和欧美的工业化时代作对比。

　　起初，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工业化进程创造的新兴中产阶级。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化，现代国家变得更复杂，产生管理和专业阶层，它们组成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并不持有资产，也不控制国家，但从服务和管理中取得收入和地位。

　　19世纪上半叶北欧拓展公民权的要求以及自由民主的崛起常被视为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结果。而随后的20世纪上半叶的管理革命是大众社会、大众政治和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产阶级的行为，特别是在消费模式方面，被预计为全球商业主义的一个功能。Gucci、Loewe和LV品牌瞄准米兰和纽约的富裕消费者，也瞄准北京和上海的富人。

　　但古德曼坚称中国新兴的富裕企业家与其说是新兴中产阶级，不如说是未来统治阶级的核心部分。他们跟19世纪的欧洲资本家很不一样，从既定政治体系中崛起，并仍然与之关系密切。

　　因为这不是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潮流，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邓小平从一个内爆的农业国家召唤出非凡的工业化机器。古德曼指出，在共和国时期（1912年后），在军阀统治和殖民影响下的中国各地就不断有现代化的尝试。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来源于外部或由外资所有，因此19世纪20年代初，部分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比80年代时更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现代化和工业化。管理和专业岗位增加，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那些岗位的人们变成中国新兴党国的“骨干中产阶级”。在十年文革期间，这个阶级中的很多人遭到清算，但随着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后来恢复，“因此，中产阶级的声誉也再次崛起。”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变成新型的企业家，特别是他们获得资产的特权带来机遇。

　　在更近的时期崛起的企业家又是什么？古德曼强调新企业家和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既不独立于也不被排除出政策制度，相反积极与之融合。这是江泽民的主要革新。他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许多观察家错误地把这解释为他们将接管党。当然，事实刚好相反。

　　古德曼认为在过去二十年，国家资产的重新配置有时候不那么明确区分所有权与管理。在杭州，当一位企业家被问到是否要为他所控制的国家资产付钱。他的答案是清楚的：没有必要，这些以前就是全体人民的资产，而我们就是人民。

　　古德曼认为尽管官方已经承认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这个差距仍然是被低估了，因为倾向于融入国家机器的中国商人享受着“成本较低”的资源准入和别人无法获得的有效津贴收入。

　　古德曼认为，与英美的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更接近德国、日本和俄罗斯19世纪末的模式。在那些国家，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古德曼认为，在当今中国，新兴企业家如今发现他们完全被纳入了，而且许多新兴企业家似乎依赖植根于当过的家族势力网络。

　　许多新兴企业家来自专业和管理的中产阶级。而另外一些真正更独立的则被要求与国家合作，“如果他们渴望保持在增长轨道的话”。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可望取得地方领导地位，可能向政府交出一些资产。古德曼认为成功商人入党的需要日增。通常的世代模式是从农民中招募干部，到这些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建设父辈发展的地方关系和势力网络”。因此，在中国，“所有权、管理和控制权相互交织，越过了之前对中产阶级行为的分析。”

　　而且把新兴企业家和新兴富人提升为“新兴中间阶层”很符合当今的意识形态约束。中国所有的阶层越来越被描述为中间阶层，只是有些更中间而已。（作者 Rowan Callick）[/size][/color]

[color=Blue][size=4]都在中国快车上
来源：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凌晨5点，张存峰（音）在哈尔滨市的一家小干洗店淮时开门营业。12个小时后，一辆卡车开过来，在隔壁工厂门前的柏油路上卸下一车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关上店门，拿起铁锹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

　　时间已是晚上10点30分，天气异常寒冷，张存峰正努力把最后一点煤从窗户铲进工厂的锅炉房。

　　中国各地有数千万小企业老板、工人、出租车司机和体力劳动者兼职，有的是为了让孩子上大学，有的是为退休作准备，有的也许是为了攒钱买一台新电视机。

　　他们的共同力量使中国经济以令世界其它国家觉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张存峰这些人太勤奋了，让人来不及理解他们打造出来的新世界。

　　上个世纪的前半部分由英国主宰，后半部分由美国主宰。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分刚过了7年，却已经属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那些国家了。

　　众所周知，以煤炭为动力的中国经济抬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而鲜为人知的是，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量如今跟价格一样受亚洲控制。上一个财政年度，澳大利亚的对日出口是对美出口的3倍以上，对华出口是对美出口的两倍。

　　美国几年前曾经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现在已经下降到第五位。比韩国和印度的位次还要低。英国排名第七，位居台湾之后。

　　去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实际经济活动的近一半，更重要的是，全球GDP的增长有四分之三是靠这些国家创造的。

　　因此，澳大利亚决策者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于2001年，那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本国安然度过了美国经济萧条期。今年，随着美国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对本国的替代增长引擎有了更强的信心。

　　或许，最近几个月里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政策动向不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下调利率，而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似乎有了更多自由采取观察人士一直在呼吁的反通货膨胀重大举措。

　　中国的有些政策举动不合常理，比如简单地宣布冻结重要商品的价格和下令各银行停止放款。切断信贷丝毫无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长远效率，但可能会是解决通胀问题的有效办法。

　　更重要却并不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开始允许人民币向应有的水平上升，从而从根本上治理通胀。

　　对澳大利亚来说最重要的经济是中国经济，而中国经济看来可能会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不遭遇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格伦·史蒂文斯提醒注意的“路障”。

　　澳大利亚的经济环境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的公司和机构都跟不上它的步伐。但史蒂文斯、总理陆克文、必和必拓公司的马里厄斯·克洛拍斯、力拓集团的汤姆·阿尔巴内塞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集团公司的迈克·史密斯等新一代领袖，比他们的前任更有准备面对即将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作者：约翰·加诺特）[/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混乱的新劳动法
来源：美国《福布斯》杂志

　　中国2008年1月1日生效的新法试图给更多工人提供更大的保护和好处。但我们已经看到的却是雇主发挥创意规避新法，以避免承担更高的成本。

　　在过去12年，在雪崩般的经济机遇中，中国大约两亿农民走进城市，进入制造业、贸易和建筑岗位。（顺便提一下，在未来二十年，大约有三亿多工人做好准备、愿意并能够走进城市）。这大量的农民工淹没了试图让工作环境安全健全并确保提供合理赔偿和福利的监管当局。在中国，市场力量只能走这么远。众多关于工资支付和工作条件的惨剧可以证实，中国一贯监管松懈的政权还没能胜任这份工作。

　　结果是中国出台了新法，试图纠正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势力平衡。根据新法，雇主和雇员必须达成三种书面合同中的一种：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雇主必须支付社会保险。在目前，大多数私营公司不给雇员缴纳社会保险。很多工人没有签订任何类型的劳动合同。

　　根据新法，员工提前30天提出书面申请就可辞职。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公司破产、经营困难、证明员工无能）才可以裁减雇员。当劳动合同终止，雇主必须支付类似于遣散费——即使是有理由的终止。如果雇员连续为公司工作十年，如果雇员有要求，公司必须和该雇员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在目前，多数合同是每年更新的。

　　这些介于引起恐慌与鼓舞人心之间。对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而言，中国的工作环境确实可怕，这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相似。尽管有摩天大楼、贸易增长以及即将到来的奥运，但中国肯定仍然是一个新兴经济体。

　　但我认为新法走得太过了，这些保护超出了一个像中国这样有活力和快速变化的经济体的健康需求。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非常重要。尽管新法有许多有点，但雇用和解雇的灵活性大幅缩减，令劳动力成本猛升，可能变成创新和生产力的负累。新法引人注目地改变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势力平衡。

　　在原则上，小公司可能遭受最严重的打击。如果新法得到严格执行，像纺织、食品加工、建筑、贸易和基本材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发现劳动力成本增长20%。然而，我们知道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有几起旨在规避新规则的大裁员。尽管有些人感到忧心，但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成本增长和通胀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公司管理层会找到许多富于创造力的办法规避新法。中国的监管架构根本没有健全到可以非常快速地、实际地扭转劳动管理关系。

　　当然，越来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越南和其他地方以降低成本。中国的新劳动法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跨境制造运动是昂贵而复杂的，需要时间，并涉及非常根本的商业决定（例如基础设施、管理）。讽刺的是，这样一个运动将推动中国强调制造业爬升价值链以生产较高科技产品的长期战略。

　　劳动力市场看不到2007年年末混乱的迹象。我们看到新的劳动合同法，例如成立“新公司”做同样的工作， 2007年年末所谓的自愿辞职人员在2008年1月1日被重新雇用等等。谈谈创造性。别奇怪，即使在中国，雇主仍然比工人有更多的权力。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已经提供良好的工人保护和福利的大型外资公司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即使实行新劳动法，中国对外国公司仍然有吸引力，很少国家可以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有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个致力于增长的政府。我预知了那些粉碎新法的丰富创造力。这是中国法律撰写人员加强行动的一个经验教训，而且是中国雇主善于创造的注释——这两者与其说是令人沮丧不如说是令人鼓舞。（作者 Donald Straszheim）[/size][/color]

:excellence 这个帖子很不错啊，非常的客观全面。

[color=Blue][size=4]龙象握手 共创亚洲新格局
来源：侨报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13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三天的访程中，辛格没有参观长城， 不出北京，只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说， 绝对称得上低调。

　　但低调不代表轻视， 辛格此行， 与中方签订了五项协定， 经济合作成为首要议题。



中印互信不足



　　这是时隔5年之后印度总理的又一次访华。2003年， 时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前往北京，中印关系当时出现了小小的阳春。

　　不过，对于亚洲的两个重要邻国来说，五年的间隔实在太长了。无论当时的瓦杰帕伊还是现在的辛格， 都没有完全走出1962年边界战争的阴影。中印关系就像横跨在它们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一样，虽是邻居， 却似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1996年11月，江泽民对印度进行了两国自1976年恢复关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双方着手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信任。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在2003年后加速推进，2005年，温家宝访印期间就这一问题与印方达成政治指导原则协定。

　　如果说边界问题只是困扰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表面障碍，那么北京和新德里之间战略互信的缺乏则是影响中印关系深化的深层原因。

　　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在南亚、东南亚扩展影响力，担心中国与印度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并将其势力限制在南亚半岛。而中国则担心印度与美日联合，共同遏制中国崛起，其对印度在1998年将核爆理由明确指向自己还记忆犹新。

　　相对而言， 随着国力蒸蒸日上，中国在两国关系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大度和自信，这从中国领导人频繁踏上印度国土看得出来。而新德里则显得犹疑不决， 在印度国内， 对华敌视还有相当市场。就在辛格启程前， 《印度时报》还刊发评论文章， 宣称要“勇敢抵抗中国”。



两国开始打破僵局



　　值得欣慰的是，双方已认识到这一点， 并开始打破僵局。其中，经贸往来表现得最抢眼。2001年， 双边贸易额仅有25亿美元， 2007年则跃升至370亿。中国已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为了沟通边界贸易，中国重新开通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乃堆拉山口。这一次，身为经济学家的辛格把重点放在改善双边经济关系， 而非政治关系。

　　两国文化、教育、科技和人员交往也不断扩大。继2006年两国成功举办“中印友好年”后，2007年的“中印旅游友好年”也结出可喜成果。

　　更令外界瞩目的是，去年年初和年末，两国海军和陆军分别在中国境内进行了联合演习。海军的此类演习可追溯至2003年， 陆军却是首次。虽然规模都不大， 却表明双方在增强政治、安全互信上不断迈步向前。此外两国还实现了军事互访，并在11月进行了首次防务对话。根据2006年签署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军演和国防峰会此后将定期举行。印度总理办公室人士指，两国在今年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



中印关系超越双边



　　辛格在访华前表示，“印度不会成为任何所谓‘遏制中国联盟’的一员”， 此话让中国欣喜。但信服不仅需要口头上的承诺，更需要心贴心的交流。两国间毕竟隔着一个冰冷的山脉， 双方需要坦诚、再坦诚。

　　其实，中印同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分居世界前两位， 经济分居亚洲第二和第三位， 两国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 而具有全球意义。

　　除了两国在相同或相似的内部问题上可以相互学习外，双方在越来越多的涉外领域诸如全球化、国际贸易、反恐、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上也可以找到许多共同利益。

　　五十多年前，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维护第三世界利益；今天，中印在应对后冷战时代的多极格局上也可以携手。

　　借此访华之机，中印要走出历史的悲情和相互猜疑的阴影， 必须向前看，从亚洲和世界的格局来看待两国关系。如果两国始终让内部的民族主义狭隘视线左右自己的政策， 那么亚洲始终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同样地， 两国关系不和谐， 区域也难安稳。(作者 李因才[/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印中贸易的未来
来源：印度《经济时报》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迅速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要解决两国决策者最感兴趣的三个问题：印中贸易目前的规模是太大还是太小了？印度是否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ES）？印中之间的投资关系前景如何？

　　关于印中贸易的规模，可以列出一些观察。首先，两国贸易增长非常有力。两国各自的国际贸易额每年扩展23%到24%。在2002到2006年间，印中贸易增长50%，而且2007年间将再增长54%，达370亿美元。

　　第二，在进行伙伴GDP调整后（例如，用贸易伙伴的GDP除以双边贸易额），印度与中国的贸易比与日本、与美国或与整个世界的还要大。经过同样的调整后，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仅稍微次于比与日本、与美国或与整个世界的。

　　第三，中国已经是印度头号贸易伙伴。从中方看来，印度已经是它十大贸易伙伴之一。而且，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增长得比与其他九国的快。因此，对中国而言，印度迅速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

　　第四，以两国的绝对值以及相对于GDP的值来看来看，印度总体的国际贸易大大低于中国的。

　　第五，即使印中贸易增长率减少到25%每年（目前的年增长率超过50%），双边贸易到2010年将近750亿美元，2015年将达2250亿美元，和美中三年前的贸易一样。

　　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越来越平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应该是GDP的乘法功能。由于几乎可以肯定，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贸易必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目前炙手可热的一个问题：印度应不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相信正确答案是“是。”没错，中国的一些大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然而，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最符合印度的利益——以下是原因。

　　中国的一些产业仍然存在政府津贴的问题，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大部门的通病。而且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也已经享受市场经济地位。

　　一个国家无论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与中国的贸易平衡没有什么影响。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还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它的对华贸易赤字节节上涨。因此，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是否被授予市场经济地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那种价值完全是“象征性”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象征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将在2015到2016年左右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对中国来说，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象征价值逐年下降。如果印度现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是跟在日本、美国和欧盟之后，那么对中国的象征意义将要大得多。

　　而且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丝毫无损与印度提出反倾销申诉的权力。

　　如果印度够聪明的话，它应该利用赶在日本、美国和欧盟之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机会，以便在那些对印度意义重大的事情上获得中国对等的让步（例如边界纠纷）。在本质上，印度应该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视为几乎完全非经济问题。

　　我们认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给印度制造商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它们变得更有效率，并令印度政府加快消除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劣势。这种压力很可能有利而无害。印度的政治和商界领袖总能积极回应外部的经济压力和竞争。

　　关于印中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任何讨论中，必须记住贸易只是国家之间两大重要经济关系之一。另一种重大经济关系是投资。目前，两国之间的投资联系相对平淡。海尔和华为在印度有相当影响力，巴拉特锻造（Bharat Forg）、TCS和Infosys在中国也令人注目。

　　这类型不成熟的投资将继续成长。然而，当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更大的公司收购已经在对方国家有相当影响力的第三国公司（例如，印度汽车公司收购一家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西方汽车公司），将出现大飞跃。可以肯定，在未来五年，我们将看到印中公司越来越多的外国收购行为。随着这些收购的实现，印中之间的投资联系必然会快速增长。

　　世界正在入迷而敬畏地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加强经济联系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作者 Anil K Gupta）[/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北京之春
来源：印度时报

　　联合进步同盟（UPA）政府身段柔软且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政策值得称赞。在和美国谈判核协议后，总理辛格前往北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谈得很投机。北京已经宣布它有兴趣在国际承诺的基础上和印度进行核合作，这应该是对印度那些反对核协议的人的一个信号。

　　UPA政府赖以生存的左派，其反对意见的直接原因不是核协议本身（协议的内容非常有益于印度），而是担心新德里可能因此陷入与华盛顿的亲密战略关系。但北京的信号显示，它并不十分反对印度获准进入民用核圈子。左派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印美联合军演。但印度今年将和人民解放军举行联合军演，以顺应辛格这次访问与北京制定的加大接触计划。

　　印中贸易的纪录不断刷新。中国可能很快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辛格和同行的印度代表团也提出了一些困扰印度商业的问题：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匮乏（要推广进口自印度的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中国货币被低估。北京接受印度对不断膨胀的贸易赤字的不安。仅两个月前，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中国之旅生发了相当大量的友善气息，而且外交部长穆吉克（Pranab Mukherjee）也将很快进行访问。

　　左派担心新德里打算把外交政策孤注一掷美国。与北京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及关系升温应该减轻左派的忧惧。目前，新德里正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印度专门的安全保障协定。

　　如果协议谈判成功，为审议核协议而设立的UPA－左派委员会将考虑及通过协议，然后协议将进入核供应国组织。鉴于中国有兴趣与印度进行核合作，它不大可能在这个阶段出手阻挠。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核协议的前景相当光明。[/size][/color]

[color=Blue][size=4]北京用贸易和援助赢得朋友及影响
来源：亚洲新闻

　　日前，中国政府政府宣布与马拉维正式建交。而后者，是中华民国仅剩的二十四个邦交国之一。这一流传很久的消息，充分表明了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不断成为与华盛顿抗衡的力量。



　　12月28日，北京和马拉维政府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1月初，马拉维拒绝了台湾外长的访问。马拉维是承认中华民国的二十四个国家中最大的国家。目前，台湾的邦交国减少为二十三个。其中，主要是非洲、中美洲和太平洋贫困小国。



　　极度贫困的非洲国家马拉维，否认北京为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有报道称共计六十亿美元）。但是，台湾副外长坚持这一说法。马拉维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起事件，应在北京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的广泛视野下予以解读。一家美国研究机构发表报告指出，此类影响力扩张是通过“外交、贸易和投资援助”来实现的。而对东南亚地区等美国历来“不重视”的地区则尤其明显。此外，海外华人团体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长期以来，在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1997年至2006年期间，美国从上述地区的进口仅增长了57%，达至1110亿美元。而中国的进口额却增加了674%，2006年达到了895亿美元。而且，很快会超越这一数字。



　　学者约舒亚·科兰兹克就此向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正在逐渐取代美国，形成全球性的影响力。这是一种针对东南亚地区的门罗主义，各国的利益应屈从于中国、在支持美国前要好好地掂量掂量”。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宣告，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


　　长期以来，北京给予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地区贫困国家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此外，还为越南提供优惠贷款建造铁路、水电工程、促进造船业发展。



　　911后，美国试图与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建立良好关系。但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希洛于2005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声明》。同时，北京向雅加达提供大约三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甚至华盛顿历来的盟友菲律宾，也同北京签定了十分重要的经济贸易协议。[/size][/color]

[color=Blue][size=4]能不能剥夺县官手中的司法权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落实国家对贫困学生的补助款，找县长崔博签字，县长正要外出开会，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两次打开县长座驾车门，说：“签个字就这么难，你今天非得签这个字不可。”

　　按国家财政部、教育部2007年年中出台的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国家助学金，应该在开学一个月内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绥德职业中学直到年底仍未给学生发放这笔钱，校长依据程序，最后找到县长要求签字发钱，县长却忙着去开会，认为要签字的单据上只有文件号而没有付文件，要校长暂时“放一放”。不久，县长竟然让县公安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七天暂缓处理的处罚，还让县教育局对校长高勇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

　　校长心里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那些贫困学生一直拿不到助学款。审核签发贫困学生助学金是县长的法定义务，他应该感谢校长的催促办理，自己行政不作为，还要求下属公安局、教育局乱作为，这样的县长还是勤政为民吗？这类事，人们已经听得太多了：



称霸地方



　　隶属于北京《法制日报》报社的《法人》杂志，在元旦日刊发了记者朱文娜的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披露了辽宁省西丰县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的拆迁行为，编发短信讽刺中共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法院判处赵犯诽谤罪、偷税罪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处罚金十七万元。

　　文章发表后三天，即一月四日，县宣传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率两名县公安局警察，以朱文娜涉嫌诽谤罪为由，携带公安局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位于北京望京花家地的《法制日报》报社拘传记者朱文娜。当日没能见到朱，离去前声称七日将再次前来拘传记者朱文娜。公安的这一行动遭《法制日报》报社抵制。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员秦中飞，喜欢舞文弄墨。一天午休，闲暇之余，他摆弄手机短信，翻阅到一则朋友给他的反映彭水县现状的词《虞美人》短信，觉得有点意思，但文学性差。他顿时诗兴勃发，花了二十分钟，将那首更像打油诗的《虞美人》改填为《沁园春o彭水》：“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煲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他用手机短信和QQ转发给几个朋友。

　　半月后，警察找上门来，他自信只是一首涂鸦之作，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却招来牢狱之灾。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将他刑事拘留一个月。他们认为词的开篇隐喻了一些县级官员。公安局对其下达逮捕令，在押期间，他始终不明白自己究竟诽谤了谁。他妻子和律师为他奔走申冤，而后他被取保候审。

　　河北省围场县妇联副主席齐凤雁，中共党员。一天，她托侄子买了一张联通公司电话卡，此卡不慎丢失。有人拾到这电话卡后发了一些短信。几天后，公安干警将她侄子带到公安局问话，询问那张电话卡发出一些内容有“严重问题”的短信，涉及围场县委书记陈志乃问题。那侄子说，电话卡买来就给了齐凤雁。齐凤雁被公安传讯，以涉嫌侮辱诽谤罪刑事拘留34天。她被认定涉嫌“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无法无天



　　这些案件中，大部分在众多传媒、网民关注和舆论的压力下，成为公共社会事件，先后得到纠正，但在全国各地没有被披露的此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舆论大多关注的是，或什么才是诽谤罪，或案件的程序是否违法，或民众对官员行政是否有表达权，或如何对待传媒的舆论监督，这些都不错，但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思考呢？

　　中国各地诸侯的执政能力弱化，引发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令中南海高层疲于应对。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虽然还不到三个月，总书记胡锦涛已在多个场合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有“危机意识”，必须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学习会上，胡锦涛要求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要从“完善立法、严格立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

　　中国的最基本问题，最基层问题，主要是县一级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国目前有县级市374个，县1642个。中南海认为政治改革敏感，三权分立敏感，多党制问题敏感，撇开这些不谈，只说一点：剥夺县委县政府手中掌有的司法权，公安、法院、检察院脱离地方政府管辖，归上一级政府主管。这一改革方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提出的。上周，他接受笔者采访时表述了他近年来的这一思考。

　　他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无法无天，因为掌握了司法，说要抓人，下面就必须去抓人﹔二是干部被派来此地，上任都不带老婆来。于建嵘有个统计，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任职，平均只呆2.08年，两年多就离开了，这地方不是自己长期工作地，从来没想过这里是自己的家。思想正一点的，是要做出政绩，可以被提拔升官﹔思想歪一点的，就是自己搞钱。县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只要把所有县的事情办好了，中国就有希望了。县级政权要由本地的人按本地的意志管理本地的事，即所谓“改流归土”。现在都是流动的，他认为，要归回本土，塑造地方政治家，但关键的是一定要将司法权脱离地方政府，司法领域的官位不归你管，都属于你上面的，你对我就没办法了，你犯法了，我就能对付你。这无疑是个良策。（作者 江迅）[/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亚洲最大胆地产商在上海建101层大厦
来源：美国《财富》双周刊

　　在接手父亲的地产开发事业之前，森稔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在他1993年参观上海回国之后兴奋地跟别人谈论起他打算在上海贫困的浦东区盖一座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时候，他的日本竞争对手们都暗中嘲笑森稔又犯了写小说的瘾头。在他们看来，当时在上海建一座摩天大楼简直是“大方夜谭”。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泥谭。森稔木胆提出要和中方合作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流通，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投资被严格限制，而股市刚刚起步还不到两年。最糟糕的是，这座大楼要落在浦东区。而当时的浦东还是远离上海市中心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新开发区。

　　很多外国投资者都回绝了上海市邀请他们到浦东投资的盛意。只有森稔独具慧眼。15年之后，他在中国投下的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今年春天，森稔在浦东兴建的1614英尺高的上海世界金融中心大厦即将开业。这座101层的庞然大物将在浦东拥挤的摩天大楼群里雄踞霸主。上海也因此可以暂时声称拥有世界最高的大楼。因为不久之后在阿联酋的迪拜会有一座更高的大厦完工。

　　上海世界金融中心设计了地下购物中心、3层会议中心、70层的商用办公空间以及一座有1800个房间的豪华酒店。

　　面对世界金融大厦的蓝图，这位73岁的房地产大亨信心满怀。他说：“我一直在进取。上海的前景非常光明。”

　　森稔的摩天大楼也有批评者。美国设计师本·伍德设计的低层上海新天地大厦获得一片喝彩声。他批评森稔的“大家伙”“和现代城市规划的一切规则背道而驰”。

　　但是这些指责都误解了森稔。为了满足中国决策者的要求，森稔建造的这座大楼必须绝对现代，并且能代表上海日益蓬勃的雄心大志。

　　至少上海世界金融中心捍卫了森稔亚洲最大胆开发商的称号。通过这座大厦，森稔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巨无霸”大厦不仅能美轮美奂，还能提高城市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而不是毁了我们的生活。

　　1996年，《财富》周刊的记者造访浦东的时侯，浦东还是一片荒凉的新开发区。尽管地价低廉还有慷慨的减免税优惠，还是有50%的地是没有公司租用的。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农田和农民。所有的办公楼都被占得满满的。新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在规划建造当中。

　　现在，即使是从一个大厦到另外一个大厦也是让人头疼的。世界金融大厦和金茂大厦之间有一条宽达330英尺的世纪大道。伍德说：“中国决策者现划浦东的时侯，油价只有30美元一桶，而中国人当时又对汽车着了迷。现在所有原先设计的前提都过时了。”

　　森稔说，他已经放弃了建设一条包括餐馆、商店和公园甚至单轨铁路的步行街通向世界金融中心的想法，而是打算帮助政府在大厦地下建立一个零售大卖场。看着这个地方，森稔说：“世界变化得很快。”（作者：克莱·钱德勒）[/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信用缺乏使中国的消费受阻
来源：彭博新闻社网站

　　中国政府试图把经济增长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型转向国内消费拉动型，这种努力显然没产生效果。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说，2007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大概降到了只有36%左右，这是20年来的最低点。

　　报告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持续走高，抑制了其它方面的消费。

　　毫无疑问，房价越来越高。官方关于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数字显示，去年11月房价比2O06年同期上涨了10.5%，创涨幅新高。

　　另外，尽管贷款利率不断提高，但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仍是负值。大家为什么愿意减少消费而买房产呢？去年存款年利率调整为4.14%，而年通货膨胀率为6.9%。办理按揭贷款何尝不是明智之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马科斯·夏蒙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最近在一份关于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日益升高的报告中指出：“工资保持上涨趋势，寻求消费平稳的家庭应当贷款消费，尤其是实际存款利率很低的时候。”

　　夏蒙和普拉萨德说，2005年中国只有5%的家庭贷款购房。

　　金融业水平差的问题不仅仅影响住房贷款。由于信用检查马马虎虎，信用卡消费限额低，人们不太接受。汽车金融业还处于初创时期。著名的咨询公司毕马威公司（KPMG）和搞市场研究的TNS公司去年一月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25%的购车家庭可以贷款买车，但实际上几乎没人这么做。

　　促进消费、减少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贸易顺差，抑制重污染行业的发展，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开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中国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战略的一部分。

　　个人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去年所说，在几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这个比例可能是最低的。经济学家们对此给出了多种解释。

　　首先，中国为以后存钱的意识很强。国营企业过去曾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多种补贴。如今非为“改革”的一部分企业取消了各种补贴，尤其是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方面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家庭现在比以前更想存钱。

　　据世界银行说，工人工资收入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3%降到了2005年的41%。企业以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取巨大利润，这也阻碍了中国消费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贾汉吉尔·阿齐兹在去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想要平衡其经济增长，增加家庭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那么，调整企业利润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分配份额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安迪·慕克吉）[/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中国农村“荒废”情况日益严重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的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摩天大楼，富裕的人们驾驶着汽车外出。然而，中国13亿人口有70%居住在农村，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恩惠。

　　中国政府对农村和城市差距的急剧扩大不可能坐视不管。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作为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

解决“三农问题”出台系列政策

　　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从2008年开始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但实际上在2006年就提前废除了农业税。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农村中抗议重税和干部腐败的群体事件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对此感到惊愕的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怀柔政策。

　　其次一个重要举措是免收农村义务教育费。虽然中国的义务教育原则上不收费，但是过去各种“杂费”的征收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财政困难的农村地区，学校建设和教师工资都依靠农民来负担。对此，中国政府在2005年作出了农村义务教育不收费的决定，提出要在2010年以前分阶段在全国农村彻底实现免费义务教育。

　　此外，中国政府还从2003年开始建立起了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新型医疗制度。通过个人缴纳、地区扶持、政府补助的形式来筹集保险金，农民在患病住院时可以免交一部分医疗费。这一措施将用10年在全国推广实施。此外，农村还将逐步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在全国农村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耕地荒芜给农业罩上阴影

　　不过，根据在农村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取消农业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此后肥料、农药、汽油费等价格持续上涨，总体来说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取消义务教育收费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日常生活都很困难的农民来说意义不大。虽然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在一些地区实施起来，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享受到这一实惠。

　　这些农村政策显然都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在今天的中国，农业作为产业自立还很困难，农民离开了土地就无法生存，这些都是实情。因此，政府应该尽快采取增收措施，鼓励人员到大城市务工。现在，中国有大约1.25亿农民工，包括在农村企业工作的人员在内，据说离开土地的农民人数已达2亿人。

　　这种状况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只能见到老人和孩子的异样景象，许多耕地荒芜。这给中国农业的未来笼罩上了阴影、中国农业养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水资源仅相当于28%左右。今后，随着城市化和荒漠化的推进，耕地面积将不断减少，水资源枯竭将对中国农业构成很大威胁。

　　虽然政府鼓励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务工，但是，农民在城市定居却很困难。因此，农村依然拥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轻而易举。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为97%，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还很低，如果中国稍稍提高粮食进口比率，那么就会给国际市场造成很大压力，引起世界性的价格波动。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增加基础建设和机械化来提高生产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属集体所有，一些地方干部在未经农民允许的情况下随意转让土地的情况屡屡发生，一些开发商任意圈地。

新自由主义经济忽视农民利益

　　由此可见，农村荒废和农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而造成的，中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程度超过了美国，对农民的利益视而不见。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接受了减少农业补贴的条件，其幅度超过了普通发展中国家。在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方面也对撤销农业关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在其它国家是无法想像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界人士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建立农民协会的要求，但是一次也没有得到批准。最近，政府开始允许成立“经济专业协会”等一些仅限于经济目的的农民团体，这些团体代表农民的利益。相比之下，得到政府承认的全国总工会拥有1亿以上的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特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沦为“二等公民”。身为农业户口的人不享有像城市户口的人那样在城市定居、接受教育、正规就业的权利。他们居住在廉价的住宅里，没权享受社会保障。

城市与农村双重结构带来弊病

　　农村人口人均所得仅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民比城市居民承担着更童的租税负担。鉴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最近对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以说带有弥补的性质。

　　的确，在一些地方，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已经放缓，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统一成“居民户口”的尝试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些都没有与财政措施挂钩来保障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取消对农民工蔑视和歧视的做法。但是，这些已经离开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的人员至今仍被称为“农民工”。

　　资本主义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已经将农民从封建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把他们变成了现代的劳动者。随着劳动市场的形成，自由竞争带动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但是，上世纪50年代人为制造的身份制度至今仍在束缚着中国的农民，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自由竞争。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的原因，多年来中国的企业一直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向国外洪水般出口产品。

　　共产党政府一直满足于这种产业结构，实行了倾销本国劳动力的廉价人民币政策。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结构——将城市和农村居民隔开的这种政策，扭曲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为这个大国的持续增长留下了一个大的问号。[/size][/color]

[color=Blue][size=4]运动员避开北京去日本备战奥运
来源：英国《卫报》

　　日本《读卖新闻》14日称，由于担心北京的污染和食品安全，英国游泳选手在明年奥运之前将在日本受训。尽管会涉及额外的费用和旅程，来自另外七个国家（包括美国、德国和爱尔兰）的运动员也已经安排到日本备战奥运，这对奥运组织者而言是进一步的打击。

　　该报援用日本奥组委的消息人士的话，称另外至少还有十几个国家可能把部分运动员安排到日本。

　　英国奥运游泳选手将在日本大阪准备。据报道，英国游泳队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忧虑”北京的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然后就有了在日本准备的安排。但英国游泳发言人理查兹表示，选择大阪是因为许多英国运动员之前曾使用过那里的设施。而且从大阪有直航……而且这让运动员可以早上训练，然后在下午飞往北京，这限制了训练时间的损失。“大阪训练场地的熟悉、质量和便利非常符合运动员的最佳利益。”

　　据说日本城镇在G8峰会的筹备会议期间游说几个国家大使，有的提出支付运动员的交通和其他费用。

　　据报道，一些国家的体育官员表示他们情愿让自己的运动员回避中国首都，直至奥运开始。据说芬兰一位赛艇队官员表示，希望回避长时间逗留北京的风险。同时，瑞典计划派出19项运动的150名运动员前往日本福冈。

　　离亚洲20年来第一次举办的夏季奥运开幕还有两百多天，对北京组织者来说，那些回避当地训练场地的决定令人困窘。

　　按照惯例，运动员会在奥运主办国训练，以适应环境和熟悉设施，但北京声名狼藉的烟雾威胁让更多运动员前往日本训练。

　　北京表示它正在对付污染问题，不过英国的户外竞赛运动员在训练和热身阶段将戴着专门设计的防护面罩。中国当局13日表示他们已经响应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完成了一次全面的食品安全运动，并表示只有获批准的公司才可以为奥运会供应食品。（作者 Justin McCurry，Paul Kelso）[/size][/color]

[color=Blue][size=4]上海人“散步”反对延建磁悬浮
来源：德国之声

　　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的一条具有商业用途的上海磁悬浮延长路段的优化线路草图在上海市规划局网站刊登后，引起了优化线路沿途数十个小区居民的集体抗议。千余市民从上周开始在上海各地区以“散步”的方式反对政府对线路图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居民根本来不及作出任何反馈，规划图就从网站上撤消了。同时谴责新磁悬浮路线会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各种隐患危害。德国之声就有关情况采访了几位“散步” 的上海市民。

　　从1月6日开始，上海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以“和谐散步”方式持续了近一周不分昼夜的散步抗议行为。到目前为止共有30个受扰小区的千余名市民在上海的几处繁华地区高呼“反对磁悬浮，团结起来，人人加入，反对磁悬浮”。

　　上周日下午，上海市民照旧呼喊着口号聚集在上海市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前。一位参加当天散步的张姓男子向记者表示，“抗议没有发生大的骚乱。但有几位群众被先后带上了停在一旁的205号公交车上。”而在 德新社上海记者当天的报道中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报道中称：“抗议只进行了约5分钟就被周围的警察用高音喇叭疏散了。其中还有一个男人被警察拉扯着上了车，边走边朝这名男子的背后击打。” 群众纷纷投诉警察的粗野行为，还有一名参加抗议的女子高呼：“我们不害怕。”

　　2006年，上海市民曾集体对修建从浦东国际机场—经龙阳路站—延长至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磁悬浮延长路段提出过抗议，结果政府决定将原有的路段缩短到目前的优化线路31.8公里。优化后的路段虽然不再经过老路段沿途的小区居民，但却引起了优化线路后磁悬浮路段沿途居民们的抗议。离新路段不远的居民卢仁川先生表示：“修改路线是不是和以前路段周围居民的抗议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修改后的路段的确是不经过那些小区了。”



民众谴责信息不够公开



　　与2006年相同，沪杭磁悬浮上海路段示意图是在上海市规划局的网站上实行公示的。但很多居民抱怨，政府给出的信息力度宣传不够。“很多人都是在网站刊登出线路图后的1周才得到消息的。但是大概公示图在网站上只停留了2周。”卢仁川很遗憾没能在当地的报纸、广播或是电视台看到政府对该计划的具体措施。大多市民是因为无法得到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过于恐慌才采取“和谐散步”的方式，希望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呼声。

　　散步的队列中中共政府还为居民们提供一本小册子，上面介绍了磁悬浮的电子辐射小到对人体没有任何危害的有关知识。对此，许多人发出谴责：“明白人拍拍脑袋就能知道，优化路线离住宅区只有20多米，没有辐射，也有噪音呀。对人体，对环境的危害显而易见。政府怎么能这么设计。”



德专家说磁悬浮辐射不同寻常



　　2001年，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保护协会的专家桑德拉·帕维卡曾以“磁悬浮在慕尼黑？”为题分析了1994年以来慕尼黑提出要建磁悬浮几大具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教授对关于磁悬浮是否对人体有危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文章中指出, 德国磁悬浮设备试验中心在其网站中出具的结果显示：“磁悬浮放射的磁效应是正常的地球磁场效应。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在网站出具的图表数据结果显示磁悬浮放射的磁场效应是地球磁场效应的2.5倍。而真正对人体产生影响的是火车以外放射的磁场辐射，这个数值才对人体最有影响。而该网站并没有出具这方面的具体数据。报告并没有对磁悬浮的辐射是否对乘客及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有影响做出最终结果。

　　在德国磁悬浮列车中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记者也读到了一些相关问题的解答。例如，网站中对磁悬浮带来的噪音是这样定义的：“磁悬浮可以200公里/时的速度悬浮穿梭于市区，其声音却比市内轨道交通安静。” 但是网站并没有说安静多少，据卢仁川反映，他家小区马路对面不到30米的地方就是将要规划的优化线路。

　　中国官方对新路段的修建计划曾表示, 新路段会尽量避免离居民住宅区太近。新的磁悬浮延长路段每公里耗资5亿元人民币（约合4.66千万欧元），31公里共计超过150亿欧元的花费。据悉，计划中的175公里长的上海到杭州磁悬浮路段也在筹划中。[/size][/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