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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 对我们而言，印度比中国更重要!

中国是现在的；印度是下一个。今年世界的目光将落在中国——当然，奥运，但还有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点位置，在全球低迷中，中国的需求继续猛增，但也把商品价格推得更高。但也将会有这么一年，我们会听到更多关于另一个觉醒的巨人——印度的说法。

　　毕竟，到那一年，印度公司塔塔将控制福特的捷豹（Jaguar）和路虎（Land Rover）。现在正在谈论细节。它去年接管了出自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的哥鲁氏（Corus）。印度人能否令这些英国标志起死回生？如果它们可以，那情况如期说是帝国反击，不如说是这个帝国拯救了它的前统治者。我在圣诞假期去了印度一趟，从与美国观点相反的英国人观点来看，印度未来十年发生的事情将甚至比中国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我们肯定更愿意让印度公司投资英国，因为我们对印度有如同在家中的亲切感觉，而对中国我们没有这种感觉。

　　在未来十年，印度很可能成为比英国更大的经济体，这是英联邦中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确实，那将意味着一个有趣的权力变化。去年它的增长率大约是9%，几乎是英国增长率的三倍，而且我一直关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一些预测，这些预测显示，在未来十年，在正确的改革下，它的年增长率可达10%。但当然，任何经济分析都比不上实地的感受，特别是在它最大的城市以及商业之都孟买。

　　印度经济起飞的最明显迹象可见于道路。孟买仍然有五十年代菲亚特式的计程车，三年前，路上以这种样式为主，但如今，它们要和大量丰田、奔驰、本田和4x4一起挤。孟买甚至有劳斯莱斯的陈列室。橱窗不仅有通常的幻影版（Phantom），还有新的变形金刚版。

　　孟买惊人的消费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和我一起的印度顶级外科医生告诉我，他觉得在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却有人可以花25万英镑买车令人感到不对劲。诚然，塔塔集团目前的领袖拉丹·塔塔（Ratan Tata）在孟买的单身公寓里过着恭谦的生活，而且集团把很多利润投入它自己的慈善基金。但另一方面，另外一些印度工业家过着相当不同的生活。

　　由于塔塔的主动，今年印度的经济进步会有更多象征，而且捷豹和路虎的数量无疑会增加。不过，这个象征将是“十万卢比的汽车（one lakh car）”。十万卢比大约相当于1275英镑，塔塔要在今年发布这个价位的新车。因此印度新兴的、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有能力把家里的四五辆摩托车换成一辆真正的汽车。它将等同于二战后欧洲的菲亚特500和雪铁龙 2CV。

　　它说明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所采取的路线与中国的相当不同。在中国，汽车是大型的（比这里一般的型号要大），为了容纳它们，需要大笔的基础设施投资。去上海或北京，你就会发现多车道高速路到处扩展，但立即被汽车挤满。

　　而相反，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落后，这是该国面临的两大严重挑战之一（还有教育）。与上海相比，孟买给人的感觉是一塌糊涂。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人数差不多，大约是17万，但在上海，你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充分发达的国家，而在孟买，你非常清楚自己身处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棚户区，在上海是不允许这种情况的。

　　如果说印度的发展和中国的相比还要走更远的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继续走得更远。其一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迅速老化。尽管印度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替换率。大约在三十年内，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中国的投资增长引人注目，但将走到尽头，而印度在未来两代、三代、甚至更长时间里会继续投资。高盛的预测显示，从现代起的20年内，印度的增长将超过中国。

　　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英国和印度的关系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关系。它对我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塔塔似乎比福特更有可能保住捷豹和路虎的就业，还在于势力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亚洲。

　　这个转变几乎和200年前工业革命掀起的势力转变（从亚洲转向英国，然后转向欧洲，然后转向美国）一样重要。透过我们在亚洲的朋友，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力将会日增。我们需要继续搭建和中国的关系，而且现在英国有很多中国青年学生（比美国还多），真是太好了。但可能我们还没有足够关注印度——即使印度现在将关注我们，给我们最著名的两个汽车品牌注入新生命。（作者 Hamish McRae）

印度的情况十分不了解，对世界的接触可能比中国要多些，毕竟是英联邦国家。

我觉得这样也是合理的，当一个国家经历过发展高峰期后，发展速度减缓是必然的，就像现在的 中国和美国，中国发展得比美国快，你也不能说中国比美国强大不是？等那天印度发展速度超过我们，和中国依然是存在差距的

一个专制政权，因为有好的决策人，可以最大限度的动用国家资源和人力，最快速度的实现既定目标，这就是战时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因为战争，国家可以发布紧急状态法，无条件动用国家资源，但这只是战时的需要，因为这个动用必然伴随着民众财产和人权的消灭，但这是生存的需要。战争过后就必须停止战时经济的动员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带来快速的增长甚至飞跃，但却是失调和畸形的，因此调整到正常状况是必需的方式，这一方式的根本表现就是首先剥夺执政者也就是最高集权者在战时所拥有的特权和越过国家议会、司法的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命令，恢复经济活动的固有的规则和程序，减少或停止对国家经济活动的政治或行政干预、命令。
   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习惯了完全命令和干预的政权会很不舒服，甚至振振有词：在这样的集权命令下，效率和成绩显而易见。这是专权者博得民众支持和同情的重要宣传方式。
    然而这样的专权如果继续下去，民众就要祈求老天爷开眼了，因为决策者要不断的更换，而如果碰上一个糟糕的决策者，手中大权在握，就可以动用国家资源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疾驶，国家在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上演了数次！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你不能靠青天大老爷来为你做主，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集权者都是善良、宽容体恤民众的。你要建立一个机制，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权利象征的岗位上，不可能做出大恶的坏事！
    中国的强权社会可以在眼下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发展，那时国家依然残留着战时经济学的精髓：可以无条件的利用强权使用国家资源，来实现既定目标。我们在庆幸这个道路还算正确的同时也在无限的犯愁：哪一天上来一群很张狂的家伙们，会轻易的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走向更大的强权和腐败！。
   印度的情况是另一个榜样，在民主体制和土邦结构双重体制下，体现出了民主的低效率和土邦利益阶层的阻力，但这样的政治结构体制不失为相对稳定的结构，反而有利于经济的持久发展，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