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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上土墙的草鸡：细品“经国”号战斗机

飞上土墙的草鸡：细品“经国”号战斗机[url=http://360.bolaa.com/UploadFile/blogimg/2386245/2008_1/4/Mul_080104110814203.jpg][img]http://360.bolaa.com/UploadFile/blogimg/2386245/2008_1/4/Mul_080104110814203.jpg[/img][/url]
对于台湾的IDF“经国”号战斗机，许多网友都简单的斥之为“I don't fly”，以示不屑之意。但实际上，作为中国人研制的第一种第三代战斗机，“经国”在种种限制下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新年到来之际，特撰此文，以求有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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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政府已回绝了台湾方面提出的购买66架F-16C/D战斗机的请求，以惩戒台湾当局擅自发动的所谓“入联公投”。因此台湾空军已开始考虑购买汉翔航空新近研发的IDF（F-CK-1A/B）改进型——F-CK-1C/D“雄鹰”来替代F-16C/D。稍加分析后就可发现，这个所谓的“‘雄鹰’战机采购案”，与其说是另辟蹊径倒不如说是欲擒故纵——美国当年决定售台F-16A/B战斗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台湾已经可以自行生产与F-16性能接近的F-CK-1A/B，而今日台湾空军的“以F-CK-1C/D替代F-16C/D”，则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在台湾空军精心谋划的这一次“以退为进”中，F-CK-1C/D又一次无奈的扮演了F-CK-1A/B曾充当过的政治筹码的角色。实际上，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IDF战斗机的话，那么这个词汇只能是“政治”，从该机的立项到具体研制，再到服役后的装备规模以及最近进行的改进工作，几乎都是在各种政治因素而非技战术因素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也正是这个“政治战机”的角色，决定了IDF系列战斗机最终的黯淡命运。
诞生：政治瓶颈下的“自制战机”
   IDF系列战斗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空军在分析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实战记录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大陆空军已经开始批量装备由米格-21仿制而来的歼-7战斗机,更新型的歼-8战斗机也已开始少量服役，而这些战斗机在综合性能上已不逊于台湾空军装备的F-104“星”和F-5E/F“虎”，台湾空军现有的战斗机队已不足以维持对大陆空军的空中优势，为了保住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台湾空军必须换装新一代战斗机。由于台湾当时完全不具备研发一种现代化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因此外购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台湾方面首先选中了当时还在研制中的美制F-16A/B战斗机，并向美方提出了购买申请，但很快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冷战的高峰期，在美国的整体战略中，一个可以有效牵制苏联以缓解北约在欧洲方向战略压力的大陆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台湾，美国不愿为了满足台湾的防务需要而正面触怒大陆。从美国购买新型战机的路子暂时被堵死了，面对日趋增大的防空压力，台湾在外购无门的情况下，开始考虑自行研制下一代战斗机的可能性。1978年夏季，台湾航发中心首次提出了自行研发超音速战斗机的构想，并将自研战机初步命名为XF-6（意为台湾自行研制的第6种飞机），这也就是IDF战斗机的最初雏形。
发展：暗渡陈仓，借腹生子
   1982年8月17日，中美正式签署了以限制美国对台售武为主要内容的《八.一七公报》，公报对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性能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八.一七公报的签署基本断绝了台湾从美国直接获得F-16等先进战斗机的可能性。但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人在关闭了直接售台武器大门的同时，却为台湾的战斗机自研计划打开了一扇窗。美国外交向来奉行实用主义，在美国看来，一方面，中国大陆是美国抗衡苏联的一个关键盟友，但另一方面，这个在当时已经表现出高速崛起征兆的东方大国同时也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之一，必须要加以遏制！考虑到制衡苏联的需要，这种针对中国的遏制在具体的手段上必须保证足够的灵活性——既要能有效地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又要有足够的隐蔽性以避免给大陆太过强烈的刺激。这种牵制策略反映到具体的对台军售上就表现为：在政府层面全面限制和收缩的对台武器出口的同时，却逐步放开了美国公司的对台军事技术出口。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这种做法的好处最起码有以下几点：首先，这种技术援助属于美国公司自发的“民间行为”，与美国政府“无关”，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在与大陆发生纠纷时将所有责任推到这些“民营公司”头上；第二、和直接售武相比，技术出口的弹性更大，美方可以利用技术援助的形式来为台湾量身定做各种武器装备以加强控制；第三、采用这种模式，可以为更多地美国公司提供商机和就业机会，有丰厚的利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F-16的母公司——通用动力开始按照美国政府的授意全面介入台湾的战斗机研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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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三视图
   1982年8月，也就是《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当月，通用动力就派出技术人员赴台开始与台湾航发中心商讨双方合作研制战斗机的具体事宜，同年9月双方既达成了合作研制1种轻型战斗机的初步协议。1983年初，为便于统一协调，台湾方面将航发中心转归台“中山科学院”管辖，同年2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安翔计划”全面启动。从1983年至1984年，通用动力在美国为新机研发进行了大量的风洞试验工作，并广泛借鉴了其研发F-16过程中获得的相关经验，基本确定了新机的气动外形，1984年8月，新机被正式命名为IDF。此后新机的主要研制工作由美国转回台湾，开始由台湾方面负责进行最后的总体设计和原型机制造工作，但通用动力和其他几家美国公司仍以“技术援助”和“设备出口”的名义广泛介入。1988年底，IDF的首架原型机组装完成，并被命名为“经国”号。1989年5月28日，A1号原型机（单座型）首飞成功，1992年3月9日，第1架IDF生产型交付台湾空军，1994年年底，台湾空军正式举行IDF战斗机的“成军典礼”。通过和美方合作“借腹生子”的方式，台湾仅用了12年时间就完成了1种第三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其速度之快几乎可以用“奇迹”二字形容。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航空工业雄厚的技术储备和科研能力无疑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总体设计直接借鉴已经大量服役的F-16，包括动力和航电在内的子系统则广泛使用美方提供的现成设备，几乎没有因任何一个子系统而拖延整机的研发进度。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研发思路，保证了IDF战斗机研制工作的如期完成。不过，也正是因为美方广泛而深度的介入，使得台方在整个“安翔计划”中都没有掌握各项核心技术，这也就为日后的受制于人埋下了伏笔。
性能：IDF，D字为先
    正式服役后的IDF战斗机的编号为F-CK-1A/B（A为单座，B为双座），但在大陆，仍习惯性的将其称之为IDF——IndigenousDefenceFighter，即“自制防御战斗机”。而在这3个英文词汇中，Fighter的含义无需讨论，Indigenous基本是句空谈——对一种从总体设计到发动机、武备、雷达航电等各个关键子系统基本上都来自于技术援助或直接进口的战斗机而言，“自制”的提法几乎就是一种讽刺！事实上，在I、D、F三个字母中真正具备重大意义的只有一个“D”——defence，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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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对台政策可以用下面这8个字来形容——不统不独不战不和，也就是竭力让两岸维持现状以互相制衡，体现在军事上就是通过适度的军援以保持两岸的军力平衡。正是从这种维持平衡的角度出发，美方在援助台湾开发IDF的同时，就已经给该机作出了明确的定位——1种具备较优秀空战能力，但缺乏远程攻击能力的纯防御性战斗机。用美方的话讲，就是该机的航程不可超过F-5E，对地攻击能力不可超过F-16。注意，这里的F-16指的是最早的F-16A型。
   在双方合作之初，通用动力就根据美国当时已经完善的第三代战斗机理论，为IDF确定了重点强化中低空机动性而非高空高速性能的设计思路，并大量借鉴了其在F-16研发过程中取得的技术成果，IDF在总体设计上所采用的边条翼布局和翼身融合设计，肋部进气，单垂尾等都依稀可以看到F-16的影子。仅从气动布局方面讲，IDF已经达到了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
   IDF的航电和武备也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准，为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大陆，美方在为IDF提供航电、武备、动力等关键子系统的过程中尽量避免选用美军的现役型号，所提供的设备基本以美国军方用作技术储备的为主，或者采用“合作研发”的名义在现有型号的基础上为台湾量身定做。但并没有进入美军服役并不意味着着技术水平低，以火控雷达为例，IDF上装备的“金龙”-53脉冲多普勒雷达实际上就是通用电气为诺思罗普F-20“虎鲨”研制的AN/APG-67雷达的台湾版本。该雷达虽然不是美军的现役装备，但却具有维修简单、可靠性高等一系列优点，合计共有15种工作模式，其中空/空模式10种，另外还拥有实波束地形测绘、画面“冻结”、高分辨多普勒波束锐化地形测绘等空/地、空/海工作模式。该雷达的对空/对地功能均较优秀，整体性能和F-16A/B上只用的AN/APG-66相当。除了火控雷达外，IDF上所采用的APX-113（V）敌我识别系统、ALR-85（V1）威胁告警设备、ALE-47无源干扰系统等设备，要么是美军的现役装备，要么就性能相当美军现役装备相当，该机的座舱布局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平双下”的布局，人机功效颇佳。在武器系统方面，IDF采用了一门美军战斗机标配的M61A1型20毫米加特林机炮，以及台湾“自行研制”的“天剑”-1型近距格斗弹和“天剑”-2型中距拦射弹，这两种导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美制“响尾蛇”和“麻雀”导弹的台湾版本，其中“天剑”-1系由台湾空军大量装备的美制AIM-9P型格斗弹改进而来，采用了更新型的火箭发动机，导引头用新型制冷锑化铟光敏元件替换了AIM-9P旧有的硫化铅光敏元件，“天剑”-1的主要性能已经不逊于美军装备的AIM-9L。关于“天剑”-2，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判断，该型导弹采用了摩托罗拉公司提供的主动导引头，整体性能应和美军装备的AIM-7M“麻雀”接近，但可靠性要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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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座舱
   总体来看，IDF战斗机在气动布局、航电和武备上均接近F-16A，但在关键的动力系统上，IDF和F-16却有着明显的差距。正如前文所讲，美方要为台湾量身定制的是一种缺乏攻击能力的“防御性”战斗机，而这种“防御化限制”在技术层面则集中在了IDF的动力系统上。在合作之初，通用动力就很干脆的拒绝了台湾方面采用F404型涡扇发动机作为IDF动力的建议，并为其选用了美国加雷特公司的TFE-1042-70加力式涡扇发动机。仅从发动机本身的角度讲，TFE-1042-70不但无可指摘甚至还堪称优秀，该发动机是严格按照美军标和军用发动机设计规范设计的，并采用了全权限数字电子发动机控制系统、单元体结构设计等先进技术。时至今日，该发动机仍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小推力涡扇发动机，美军也为该发动机赋予了F125的正式编号。从IDF的实际装机使用情况看，TFE-1042-70的故障率低，易于保障，特别是全权限数字电子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采用，提高了反应速度，降低了燃油消耗，发动机的瞬间特性佳，从慢车到最大推力只需5秒，有效地提高了IDF的格斗能力。据台湾空军内部使用经验表明，IDF号在中低空、跨音速阶段的格斗能力基本达到了F-16的水准，全面优于大陆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8系列战斗机，甚至在面对苏-27时也可以放手一搏。但在超音速飞行能力上，TFE-1042-70的表现就只能说是乏善可陈，该发动机的最大加力推力只有42.08千牛，对于IDF这样一种正常起飞重量为9500千克的战斗机而言明显偏低。而且因为IDF采用了在轻型战斗机中相当少见的双发布局，增大了飞行阻力，再加上IDF所采用的固定式正激波进气道设计，进一步恶化了IDF原本就不甚突出的超音速飞行性能，使得IDF号基本丧失了进行高空高速截击作战的能力。
   此外，由于材料和工艺的原因，IDF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一直都受困于结构超重，再加上发动机推力不足，为了保证格斗性能，IDF只能采用减油的手段来保证足够的推重比，IDF的载油系数只有0.21，远低于第三代战斗机0.283的平均值，这种做法直接牺牲了IDF的载重系数和续航能力，IDF的外挂能力只相当于第二代战斗机的水平，最大航程更只有区区1150公里，从某种角度讲，IDF比米格-29更有资格获得“世界上最好的保卫机场围墙的战斗机”的桂冠。
服役：遭遇“联合绞杀”
   除了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外，IDF在服役后不久又再度遭遇了来自岛外的政治阻击。1992年，法国社会党政府为缓解国内经济形势以力拼大选，便不惜以牺牲中法外交关系为代价，正式批准了向台湾出口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的军购合同，同年12月，美国政府也同台湾当局签订了出口150架F-16A/B战斗机的合同——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最主要的一个同盟纽带已告断裂，这也就为美台之间更深层次的武器出口和军事合作打开了大门。对于长期以来一直依靠F-5E/F“虎”式战斗机苦苦支撑的台湾空军而言，幻影2000-5和F-16的到来可谓是“久旱逢甘露”。但对于IDF和开发商汉翔航空来讲，这两份总数达210架的外购战机无异于晴天霹雳，不但IDF总产量被由原计划的250架削减到了130架，IDF在台湾空军中的地位也从老大跌至老三。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两型进口战机在1997、1998年先后形成战斗力，台湾空军的经营重点完全转移到了这两位会念经的“外来和尚”身上。在完成了IDF的生产任务后，汉翔航空再没有从台湾空军那里拿到1架战斗机的生产合同，这对于主要依靠政府订货和资金扶持的汉翔航空和台湾航空工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随之而来的人员流失更进一步戕害了台湾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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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治阴影，挥之不去
   在2000年台湾民进党政权上台后，其一系列分裂祖国的举措让两岸之间“擦枪走火”的几率大大增加，而面对快速成长的大陆空军，奉行“以武拒统”政策的台湾当局开始想当然的做起“反制”大陆的迷梦来。但在此时的台湾空军装备阵容中，F-16A/B的对地攻击能力匮乏，幻影-2000-5更是一种纯粹的制空战斗机。和这两种在技术上要受到层层牵制的进口型号相比，同属台湾空军“二代战机”阵容的IDF虽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毕竟是台湾参与研制的战斗机，更是台湾唯一具备独立整合能力的平台。政治氛围的变化又一次将沉寂多年的IDF请上了前台。2001年8月2日，台湾空军正式启动了代号为“翔升”的IDF战斗机的中期改进工作规划，从2001年开始，台湾空军在近6年的时间里，陆续投入70亿台币（约合2亿美元）的研制经费，为IDF战斗机更换了机上部分已经停产的子系统和相关设备，增装了保形邮箱。2006年，汉翔完成了航电系统升级的10005号验证机。2007年3月27日，完成包括机体与航电全部改进项目的10006号验证机也公开亮相，并由陈水扁亲自命名为“雄鹰”。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开篇处所提到的F-CK-1C/D型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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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与“经国”齐飞
   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和IDF基本型相比，“雄鹰”扩展了战斗能力和任务范围，已经由“单一的防空战斗机”发展成为了“以制空为主，兼顾对地攻击的多任务战斗机”，总体水平已经不逊于“F-16C/D战斗机”。且不论这样的评价中有多少水分，即便是“雄鹰”真的达到了这样的技术水准，只要美方的口风稍有变动，“雄鹰”估计也难逃一个折戟沉沙的结局，毕竟IDF殷鉴不远，对于奉行“挟洋自重”政策的台湾当局而言，会念经的永远都是“外来和尚”。在IDF的研发、服役和改进过程中，有着太过浓重的政治影响，在所有的第三代战斗机中，恐怕不会再有任何一种型号会像F-CK-1“经国”这样渗透着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政治干预，让IDF这个中国人参与研制和制造的第一种第三代战斗机命运多桀，最终只能留下一个黯淡的背影

F-CK-1“经国”总体水平已经不逊于“F-16C/D战斗机”。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但是以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能制造出IDF这样的飞机,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