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弟弟 2008-1-9 15:17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传奇
1944年12月23日的黄昏，坐落于默兹河畔悬崖峭壁旁的比利时小城迪囊（Dinant）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这一天刚好是冬至，暗灰色的比利时天空一片浑浊，空气阴森寒冷，仿佛要刺穿人的皮肤。担任防卫迪囊任务的是英国第29装甲旅下辖的一支装甲分队，美国陆军辎重兵部队的几百名黑人司机，以及若干工兵、宪兵、未受过作战训练的陆军航空队成员等等。
此时德军第2装甲师正通过阿登森林，向默兹河的桥梁展开猛烈的进攻。自从“突出部战役”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7天，德军好象一把插入黄油的刀子，在西线撕开了一个缺口。一旦德军装甲部队占领了迪囊附近的默兹河大桥，通往西欧第一大港安特卫普的通路将豁然洞开，兵力已经贫乏不堪的盟军将无力抵挡，1940年的局面势必重演。迪囊守军在英军指挥官A·W·布劳恩上校的指挥下，紧绷着神经，静候德军的到来。午夜零时快到了，突然从树林中传出一阵引擎的声音，检查站的哨兵握紧了手中的步枪。突然间一辆搭载着4名美军士兵的吉普车突然冒了出来，不理睬哨兵挥手停车的示意，有如一道电光般冲过了检查站，向迪囊方向疾驰而去。仅仅一分钟之后，这辆吉普车就触道了盟军敷设的地雷，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吉普车顿时四分五裂，变成了一堆废铁。美英士兵一窝蜂似的涌向出事的吉普车残害。现场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在吉普车碎片之间，躺卧着四肢不全的士兵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军的制服。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英士兵呆站在路旁，默然不知所措：这就是战争造成的悲剧，自家的弟兄竟然死于自己敷设的地雷。这时一名军士突然心血来潮，蹲下来准备为死去的士兵验尸。他借着一把手电筒的亮光，扯开了第一具尸体的衣领，准备摘下他的身份识别牌。不看犹可，这一瞧差不多把这位好心的军士吓晕过去。在深绿色美军冬季服装里面，赫然别着党卫队的双闪电标志，这四个遇难的“美国兵”原来是德国人！
从“突出部战役”最初的几天起，在长达130公里的阿登战线各处，美英部队就时常遇到这样的怪事。类似的报告纷纷上报到各部队司令部，其中还搀杂着盟军士兵自己编出来的小道消息，让盟军司令部头疼不已。这样的消息不仅遍布前线，连后方也不断传来发现化装的德国人的消息：300名伪装为美军士兵的德国伞兵在巴黎的贝丝咖啡馆里秘密集结，准备攻打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生擒盟军最高统帅；布列塔尼的老农绘声绘色地说一大批身穿美军制服的德国佬趁夜从半空中降落下来；甚至在伦敦也有人说有乔装成英军的大批德国士兵已经潜入英伦三岛，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入了战俘营，准备解救里面的德国战俘，并在英国人的大后方展开大规模的暴动……这样，在德军于阿登地区发动反攻的第一周内，盟军后方出现了战争史上不曾有过的恐怖气氛，这是两个月之前柏林方面仓促地制订“格里芬计划”时候所不曾寄予厚望的。制订这一作战方案的党卫队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以其大胆心细的风格又一次赢得了空前的成功，上了当的盟军士兵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始称呼他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学生时代
不过，少年时代的斯科尔兹内一点也看不出“危险”的痕迹。1908年6月12日，斯科尔兹内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中等家庭里。他的祖先是斯拉夫民族，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斯科尔兹内的家庭原本也算富裕，但是与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受到一战结束后“最恶劣的时期”的痛击——当时奥地利经济低迷，物价飞涨，发行的纸币面额甚至无法买到与纸币相同大小的纸张。斯科尔兹内家象当时许多奥地利家庭一样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才勉强活下来，小奥托直到13岁才尝到牛油的滋味。身为工程师的老斯科尔兹内不断地鼓励儿子，不妨趁此逆境锻炼自己的身心和意志，他的口头禅是“贫困的生活并不会危害人，最可悲的是不能适应逆境”。对正在成长中的十几岁少年来说，父亲的这句口头禅对其影响甚大。1926年，18岁的斯科尔兹内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工程学，此时他已是身高1·92米的强壮小伙子。当时奥地利的大学击剑决斗的传统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学生们集结到维也纳郊外的饭店举行决斗仪式，借此观摩剑技，以增技能，然后再牛饮一大杯一大杯的啤酒。斯科尔兹内也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决斗社团，并成为其热心会员。在刚入学的那一年，他便参加了一次决斗，其紧张和刺激让其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心脏忐忑地跳个不已，透过面罩，只能模糊地看见对方的脸孔而已。那种使用真刀真剑的激烈决斗实在是叫人兴奋又紧张……那时我只有在消毒刀刃的时候才能有片刻的休息。进入第七回合后，我的头部感到一阵激痛……然而使我惊异的是伤口并不大，我这么一惊，使自己退缩胆怯了好几天，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整个大学期间斯科尔兹内先后14次参加决斗，其中第10次决斗在其左颊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剑伤，被称为“荣誉之疤”，这也成了他最具特点的个人标志，后来盟军士兵给了他一个形象的外号——“刀疤脸”。这些决斗给斯科尔兹内带来的不仅是伤疤，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无数次身心锻炼，使我能够临危不惧，即使在烽火弥天的大战之中，我仍能够泰然自若，毫不感到惊慌……有如持剑决斗一样，在混乱的战争中，痛击敌人的话是非集中精神不可的，我们不能为了闪避敌人而浪费时间，必须牢牢地抓住目标，然后全力地向它痛击。”
参加纳粹精锐的行列
1931年，大学毕业的斯科尔兹内加入了奥地利纳粹组织，并成为一名冲锋队员，其1米92的大块头使其在德奥合并前夜的街头混战中成为纳粹的一名出色打手。1939年二战爆发时，斯科尔兹内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工程设计办公室，在维也纳小有名气。当时已31岁的斯科尔兹内具有单发飞机的驾驶经验，所以很想当一名飞行员，但在经过5个月训练后，德国空军拒绝了他，理由是年龄偏大、而且个头超标。不过空军的人暗示斯科尔兹内说他适合参加地面部队。于是斯科尔兹内在1940年2月转而报名参加被称为“希特勒贴身保镖”的党卫队第1“阿道夫·希特勒”师，从数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被分配到该师的“月光中队”（该中队因其指挥官喜欢在夜晚训练而得名），在同一批录取的12名青年中，斯科尔兹内年龄最大，但不久便因其强壮的体格和因决斗而练得的无畏精神而脱颖而出，升至候补军官行列，并转至党卫队第2“帝国”师。
1942年4月，斯科尔兹内随帝国师参加了德军入侵巴尔干的行动，终于体会到真枪真弹战斗的滋味。1941年8月后，他被调到苏联前线，其间因作战勇猛获铁十字勋章。同年冬季，斯科尔兹内在一次战斗中被“喀秋莎”火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虽然伤口不久便长好，但是头部神经却受到了损伤，到当年12月，剧烈不间断的头痛加上胆囊炎引起的腹痛终于迫使斯科尔兹内返回德国接受治疗。他对同僚们保证不久就能够回来与他们并肩作战。此时他不曾料到日后再也没有在野战部队中服役的机会了。
组建德国第一支特种部队
由于斯科尔兹内在东线时常带领部下在战斗中采用狡黠而非常规的作战方式的行为，却引起了党卫队一些高层官员的注意。1942年初，斯科尔兹内从维也纳的病院返回柏林，被调至党卫队第1装甲师在柏林郊外莱布施塔特的军械库，担任技术勤务和维修工作。忙碌而单调的工作令生性好斗的斯科尔兹内感到百无聊赖，但他还是咬牙强忍了6个月。
不久后，斯科尔兹内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接到一道命令，要求他去武装党卫队司令部报道。此时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希特勒突然对英国的特种部队产生了浓厚兴趣。英军往往在不能对付大规模的德军部队时派出小股特种部队，展开变化多端的攻击行动，而且总是获胜的场合较多。希特勒喜欢读卡尔·梅（19世纪德国作家，写过多部冒险小说）的作品，并对一战时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奇功的英国游击战大师“阿拉伯的劳伦斯”崇拜得五体投地，此时希特勒告诉希姆莱，他也想组建一支类似英国特种部队的小分队，以便随时完成由他本人直接赋予的特殊任务。而且希特勒坚持这支部队要按照英国人的方式组建，连名字也完全模仿英国特种部队的名字“突击队”（Commando）。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很多成员对于又组建这样一支非正统部队表示不安，因为军官团一向把军人职业看作是贵族、容克和骑士们的禁脔，特种部队“偷偷摸摸搞破坏”的行动不够光明正大，有损德意志军队的荣誉，是对军人职业的亵渎。而且出于希特勒的“灵机一动”而成立的这种怪部队已经不少，他们特别担心这种部队由于可以和希特勒直接接触而变得非常有权势。最高统帅部最后提出的标准很简单：首先需要一位胆大敢为、精力充沛又具有技术基础的指挥官，但是其次这个人也必须是个头脑比较简单、易受支配的庸人，他必须没有政治野心，不会像当年由小人物爬到党卫队头子的希姆莱那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又一个王侯。由于党卫队中一位朋友的举荐，正在修理厂担任维修军官的斯科尔兹内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注意。1943年4月18日，他被提升为上尉，并被新上任的党卫队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头头、其奥地利同乡卡尔登布隆纳任命为德国第一支特殊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Friedenthal Jagdverbande）的指挥官。
通过从武装党卫队、“勃兰登堡部队”（德国谍报局的特种部队）、空军和其他军种中招募志愿者，斯科尔兹内组建了两个营的兵力。这些志愿者大多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至少精通两种欧洲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加入突击队后，斯科尔兹内又对他们进行了强化训练。不过，虽然官兵素质优良，但是却缺乏特种作战所需的装备，如带消音装置的冲锋枪、塑胶炸药、可发射绳索的火箭筒等等。这些英国特种部队所拥有的装备，斯科尔兹内几乎一无所有。经过多方打探，他得知希特勒绝对不会浪费战争资源去迫使德国的兵器制造商生产这些昂贵而需求数量不大的装具。通过其上司RSHA外国情报处处长瓦尔特·舒伦堡提供的情报，斯科尔兹内得知英国空军经常向荷兰的地下组织空投游击战所需的特种器材，这些东西正是他梦寐以求的。通过在荷兰的双重间谍，斯科尔兹内获得了大量英国制造的塑胶炸药、地雷、消音冲锋枪和无线电装置。他在柏林郊外的一个湖泊旁向一群参观弗雷登塔尔部队的国防军将校演示了英制消音冲锋枪的卓越性能，射杀了湖面上一大群野鸭，令将校们大开眼界。在此之后德国军方也准备仿制这种英国武器，但是却遭到了希特勒的禁止，因为他相信德国武器一定比英国的更为精良。
“橡树行动”——德军历史上最为大胆的营救行动
1943年7月25日下午，斯科尔兹内与维也纳时代的老友在柏林最豪华的阿德隆酒店举行聚会活动。当天他穿着一身平民服装，举杯畅饮，欢快地交谈着，把战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没过多久，阿德隆酒店的侍者就悄悄地走了过来，小声地告诉他弗雷登塔尔的司令部有急事找他。斯科尔兹内向朋友们道了歉，随侍者走到电话间。电话接通之后，他的女秘书用半狂乱的语调罗罗嗦嗦地说了一大堆话。她说两个小时之前基地的全部人员就到处寻找他，斯科尔兹内问女秘书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一来她的声调更是高昂了起来：“队长！元首正在大本营里等你哩！一架飞机正停留在坦普尔霍夫机场，准备于下午5点载你起飞哩！”
这么一来，斯科尔兹内的轻松感顿时消失了。由秘书的声音推断，整个基地可能已经掀起了一场骚动。在着之前，大本营从未召见过特种部队的任何成员。这么看来，是有活儿到手了！斯科尔兹内命令秘书：“叫拉德尔立刻来柏林。顺便替我带来梳洗用具和军服！”末了他又问了女秘书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对方的回答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斯科尔兹内匆匆向朋友话别，连跑带跳地冲出饭店，跳上汽车，一溜烟的工夫就到了坦普尔霍夫机场，只见拉德尔和1架空军的Fw-200专机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按照拉德尔的说法，“可能是意大利政府有了某种变化”。1943年7月10日，美英盟军发动了“雪橇犬”行动，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岛上的德、意军队连连败退,很显然，该岛将成为盟军进一步占领意大利的基地。6天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联合广播讲话，要求墨索里尼投降，并号召意大利人民起来反抗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的拒绝换来的是7月17日超过500架盟军轰炸机对罗马军事设施和工厂的狂轰滥炸。在意大利本土，由于物资匮乏和贪污横行，各地都发生了针对法西斯政府的闹事事件，在罗马，不满的妇女和市民甚至闯进了法西斯党的总部。墨索里尼本人健康状况早已不佳，尽管政府发布了“领袖因公务繁重而劳累”的声明，但老百姓纷纷议论说墨索里尼大人恐怕是已经得了梅毒。
在这样的局势下，甚至连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人害怕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主张单独与盟国媾和，并计划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使意大利退出战争。7月13日，反墨派首领之一格兰第伯爵（Dino Grandi）向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在7月24日星期六下午召开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会议。格兰第伯爵将在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明确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的国王、最高委员会、政府和议会的职能，并要求墨索里尼将最高国务决策权和军队的指挥权奉还给国王。他秘密串通了参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元老德·波诺将军（Emilo de Bono）和德·费奇将军（Cesare de Vecchi），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Galeazo Ciano）、大部分内阁成员和最高委员会委员也对此表示赞同，其余的人虽不支持反墨索里尼政变，但也不会妨碍。虽然密谋集团的秘密协商工作取得了进展，但是党的总书记斯科尔扎（Carlo Scorza）却把决议案的内容通报给了墨索里尼。7月22日下午5时，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召见了格兰第伯爵，听了他的想法后淡淡地说：“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意大利战败了，就把全部权力奉还给国王。可是德国正在研制新武器，若近期内完成，战况将为之一变。其他事情在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再商量吧。”
当格兰第离开墨索里尼办公室时，惊讶地发现德国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等在门外，格兰第猜测墨索里尼此时接见凯塞林可能是为了借助德军的力量逮捕反对派，以保住自己的地位。7月24日到了，格兰第下了决心，在教堂做完了祷告和忏悔，给妻子写好了遗嘱，把手枪藏在衣袋里，提包里放了两颗手榴弹，前去参加最高委员会会议。齐亚诺伯爵也同样在衣袋里藏了两颗手榴弹出了家门。下午5点时，28位政府成员先后到会，等待墨索里尼的到来。威尼斯宫外面的广场上布置了大量宪兵和法西斯国民军士兵，来回巡逻警戒。5点15分，墨索里尼身穿法西斯国民军最高司令官的淡绿色军服，板着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走了进来，大会开始了。在接下来两个小时杂乱无章的讲演里，他提到军方作战不力，批评了指挥上的失误，把责任全推给了部下。他还提到了人事和政府职位问题，说道在内外严峻的形势下舆论正在公开或暗地里指责他，但他认为在暴风骤雨中弃船逃生是错误的，所以他将不准备辞职。另外，为了避免遭到指责，墨索里尼没有透露5天前他与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费尔特雷别墅举行的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希特勒要求墨索里尼将全部意大利军队置于德军指挥之下）。他的发言刚一结束，便遭到了格兰第等人滔滔不绝的攻击，并要求将其决议付诸表决。墨索里尼脸上冒着虚汗，带着疲惫不堪的神态聆听对他的指责。午夜过后，墨索里尼要求休会，但格兰第不同意，于是只休息10分钟。墨索里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桌子上的电报看了一遍，喝了杯牛奶润润嗓子。最高委员会中一位他的支持者走进来劝他逮捕反对派，但墨索里尼只是默默地听听了之。休息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墨索里尼强调自己是得到国王信任的，斯科尔扎也发表了支持墨索里尼的讲话，而反对派的攻击也越来越激烈，会场陷入了混乱状态。25日凌晨2时15分，最高委员会开始就格兰第的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19人赞成，7人反对，2人弃权，会议以墨索里尼的失败而告终。他站起来走到门旁说：“你们使政府陷入了危机。”说完便转身离去。
7月25日清晨，墨索里尼仍象往常一样到办公室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还接见了日本大使日高，请日本帮助调停德苏战争。斯科尔扎劝他将投票反对他的19人逮捕起来，但墨索里尼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当天下午，墨索里尼按计划前往萨伏伊宫觐见国王维克多·埃曼纽尔三世，他的妻子预感不祥，劝他不要去，但墨索里尼坚持进宫，说道：“20年来国王很信任我，不会有丝毫危险。”然后坐上汽车向王宫驶去。这是一个宁静而闷热的星期天，国王亲自在萨伏伊宫门口迎接墨索里尼。他一反常态，身穿意大利元帅服，而且还在宫殿里布置了警察，这架势墨索里尼还是第一次见到，心中不禁忐忑不安。在同国王会谈时，墨索里尼汇报了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但只字未提投票结果。不大一会儿，国王对他说：“亲爱的领袖，现在内外形势面临严峻罐头，军队士气低落，最高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现在人们都恨你，我成了你唯一的支持者。我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来保护你吧！”墨索里尼听到这番话后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国王还要讲点什么，但墨索里尼打断了他的话头，嘟哝着说“一切全完了！” 接见仅仅进行了几分钟，墨索里尼同秘书一同走出了王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这时，宫廷卫队长向他走来，说“国王陛下命令我保护你，请跟我来。”说罢把他带进了一辆开着后门的救护车。救护车载着被逮捕的墨索里尼全速向科因奇诺·塞拉大街的宪兵兵营驶去。当天罗马市内谣言四起，有说墨索里尼已经被带到德国的，有说他已经被暗杀的，德国大使冯·马肯森也向本国发去电报，称“墨索里尼于上午10时与国王一起被监禁。”
7月25日晚上10时45分，罗马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说“国王已经批准了政府首脑本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辞职，并任命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这一消息顿时在全国传开，尽管广播没说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人们仍然走上街头，高呼“战争结束了！”“法西斯灭亡了！”，悬挂在各处的墨索里尼头像或被摘下、或被焚烧、或被撕碎。接任的巴多里奥元帅下令将墨索里尼秘密关押起来，并准备与盟国签订停战协议。
墨索里尼在哪里？
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柏林，希特勒非常震怒，意大利的倒戈无疑将在德国欧洲堡垒的腹部撕开一个大缺口。实际上，在此之前，德国人并非没有觉察到意大利在向盟军暗送秋波，他们的反应是向意大利输入更多兵力和资源，以撑住这块“欧洲的软腹部”。然而，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导致意大利背叛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个人因素，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朋友被投靠盟军的人关押，认为必须救出墨索里尼，使之重掌意大利政权并继续为法西斯效命，为此希特勒下令德军迅速采取行动占领意大利（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说此时的意大利仍是德国的盟国），总参谋部很快便制定出方案，包括4个计划：“轴心行动”（Operation Achse），命令意大利的德军接管、夺取或摧毁意大利舰队；“黑色行动”（Operation Schwarz），命令驻意德军全面占领意大利并解除意军武装；“斯图登特行动”（Operation Student），负责人为德军伞兵部队指挥官库特·斯图登特将军，命令其指挥德军占领罗马并配合营救墨索里尼；“橡树行动”（Operation Wache），组织突击队，救出墨索里尼。
7月25日深夜，斯科尔兹内赶到了腊斯登堡的大本营，但是一直等7月29日才受到希特勒的接见。与他一同接受召见的还有其他5位军官，希特勒进来后问他们：“哪位熟悉意大利？”只有斯科尔兹内一人答道：“我熟悉！我曾经到过意大利两次，骑着摩托车一直跑到那不勒斯。”希特勒点了点头。“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意大利人如何？”接受召见的军官按照军衔高低一个个回答希特勒的问题，有的说“是轴心国的朋友”，有的说“是反共产国际条约的伙伴”，有的说“是自己人”，而斯科尔兹内却回答说“我是奥地利人！”
斯科尔兹内认为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是奥地利人，对一战以后意大利夺去奥地利领土南提罗尔一定有与他相同的感慨。希特勒好象马上醒悟了似的，两眼盯着这个维也纳出生的大个子年轻人，说：“斯科尔兹内上尉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屋里只剩两人后，希特勒向斯科尔兹内讲述了刚刚在意大利发生的政变，命令他负责“橡树行动”，并且告知伞兵部队司令斯图登特将军（Kurt Student）将配合其完成任务，随时为其提供兵员、飞机及所需要的一切。
第二天，斯科尔兹内及其副手拉德尔带领若干“弗雷登塔尔”突击队员飞抵罗马，以副官身份接受斯图登特的指挥。营救行动的首要问题是查明墨索里尼的去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法西斯领袖究竟在哪里？墨索里尼被押到科因奇诺·塞拉大街的宪兵兵营后，只在那里休息了一个小时，旋即被送到莱尼亚诺大街的警察宿舍，在那里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墨索里尼脉搏紊乱，脸色苍白，晚饭一口也没吃，一直折腾到夜里11时才睡着。两个小时后他又被叫醒，有人给他送来了巴多格里奥的信，里面说现在外面流传着要暗杀墨索里尼的风声，政府为其人身安全起见才拘留了他，现在允许他到想去的地方。墨索里尼稍加思考后向来使口述了四点：希望回到故乡罗马涅地区的普雷达皮奥；今后保证对巴多格里奥元帅尽力合作；期待新政权获得成功；今后仍为国王效忠。但是当巴多格里奥接到墨索里尼的回信时又改变了主意，此时他已开始与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而盟国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拘捕墨索里尼。于是他以“罗马涅地区不安全”为由，密令海军情报部长马乌盖里提将墨索里尼秘密转移到那不勒斯西边加埃塔湾内的蓬察岛（Isole Ponziane）上，那里有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7月27日，墨索里尼被塞进汽车运到了加埃塔，次日乘船抵达蓬察岛。
斯科尔兹内受命营救墨索里尼后，于7月26日乘飞机抵达罗马。虽然罗马发布了戒严令，但气氛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两三天后拉德尔带着从第七空降团一营挑选出来的60名伞兵和10名谍报专家也赶到了罗马，准备开始营救工作。但是罗马市内关于墨索里尼下落众说纷纭，都不可信，斯科尔兹内了解到的只是他被带出宫后就用救护车送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德国人都认为即使墨索里尼被诱拐到什么地方，意大利人仍会信守轴心国盟约的规定，继续与盟国作战。由于抱有这样的想法，斯科尔兹内一行在寻找消失的法西斯领袖时仍然显得轻松自在，也并未采取任何粗鲁的手法。结果营救部队经过三个星期的打探仍然没有一点线索，最后连希姆莱都叹道“只能去算卦了！”就在绝望之时，斯科尔兹内突然从以前认识的一个水果商人那里探听到了一条有用的情报。
这个水果商人家在加埃塔湾附近的一个小镇，据他说该地一个大主顾家的女佣和蓬察岛上看押政治犯的一个警察订了婚，他们最近已经有两三周没有约会了。斯科尔兹内从这一情况推断岛上可能突然关进了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几天以后，他又从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海军军官那里获得了进一步核实的情报，这位军官说他亲眼看见自己服役的猎潜艇搭载着墨索里尼从拉斯佩齐亚军港驶到了蓬察岛。
这些情况上报后，斯科尔兹内很快便接到希特勒的命令：“搭乘意大利巡洋舰（当时德国在地中海没巡洋舰可派），救出被监禁的人！”战后斯科尔兹内这样回忆当时他的感觉：“这项任务足足烦了我24小时。在意大利船员死盯着我们的眼皮底下，我如何去救出墨索里尼？”这个难题第二天就解决了。当天德国人又获得了新的情报，墨索里尼早已不在蓬察岛上了。意大利政府怕德国人来解救他，早在8月6日便将其转移到了撒丁岛，先是将其幽禁在该岛北端的一个小村子里，然后转到了距撒丁岛5公里、有强兵把守的海军基地玛达莱娜岛（La Maddalena），被囚禁在岛上一座叫“科隆山庄”的公馆里。为核实这一最新情报，斯科尔兹内带人装扮成船员前往撒丁岛，从驻在这里的德国海军分遣队那里借了1艘摩托艇，绕着玛达莱娜岛侦察海岸地形，其手下则从每天往玛达莱娜岛送蔬菜水果的老农那里得到了墨索里尼就在岛上的情报。
科隆山庄由地面部队的重型火力严密把守，斯科尔兹内计划避开正面攻击，用伞兵袭击的方式救出墨索里尼。为了实行这一计划，他返回德国召集手下的队员，首先对玛达莱娜岛进行空中侦察。8月18日星期三，斯科尔兹内带着手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是他们的He-111飞机在撒丁岛上空遭到英国巡逻战斗机的截击，虽然逃脱了英机的射击，但却因左发动机停车而在海面上迫降。机上人员虽然都幸免于难，但斯科尔兹内却被撞断了3根肋骨。所幸他们不久被一艘意大利船救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船偏偏是巴多格里奥政府派来警戒海面、执行保护墨索里尼的任务的。
带着断掉的肋骨返回柏林后，斯科尔兹内立即当面向希特勒提出一个大胆的营救方案——对玛达莱娜岛的港口发起海上突击。具体方法是先派一艘德国军舰“礼节性访问” 玛达莱娜岛，然后派出由一支R艇（高速扫雷艇）小舰队进港停泊。翌日清晨，载有突击队员的R艇在港内德舰的支援下冲向栈桥，让队员上岸，在舰炮支援下冲向科隆山庄，守卫这里的意大利军人势必被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吓得抱头鼠窜，无法抵抗。希特勒立即为这一冒险行动打开了绿灯，最后告诫他“意大利还是德国的盟邦，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不可侵犯意大利的主权。这次尝试如能成功，你将会受到赞赏，倘若失败则会招致谴责，那时便容不得你辩解，我将不得不解除你的职务。”
谒见希特勒后，斯科尔兹内又带着手下返回玛达莱娜岛。这一天是8月28日，次日就将展开营救行动。他们向科隆山庄附近的一个洗衣店走去，那里是他们的观察点。斯科尔兹内在这里意外地碰到了一个科隆山庄的看守，于是用话套他，说“听说墨索里尼好象死了？”看守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不，他没有死，今天早晨我刚看见了他。他坐着一架白色的水上飞机飞走了。”这一消息令斯科尔兹内大失所望，袭击计划又落了空。几天后，斯图登特将军在访问设在距罗马约51公里的布拉齐亚诺空军基地时，偶然听到该部队指挥官说“不久前有过一次空袭警报，其间一架白色水上飞机在这里降落。有几个人从飞机下来，然后被一辆救护车带走。”斯图登特知道，看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卫兵每次打算将其转移之前，都会拉响一次假的空袭警报，因此他很有可能再次被转移至大陆，但是在什么地方？
追踪似乎陷入了僵局，此时斯科尔兹内等人跟踪着墨索里尼的足迹，已几乎走遍了意大利半岛。9月初的一天，这种“猫捉老鼠”般的追踪寻找终于有了新的线索。德军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发给意大利内政部的电文，内容是“大萨索山附近的警卫部队布置完毕”，发信者的名字“古易利”（Giuseppe Gueli）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此人是意大利警方的一名将军，一向负责墨索里尼的安全保卫。斯科尔兹内的目光立即转向了罗马东北约160公里的大萨索山（Gran Sasso）。这里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战争爆发前夕意大利人在海拔2,000米的半山腰处修建了一处冬季滑雪旅游地，山上建有一座饭店，名叫“坎波·因帕莱塔”（Campo Imperator）。经过对各种情报的综合分析，认为墨索里尼很有可能就拘禁于此饭店内。斯图登特和斯科尔兹内都想找到关于该饭店的更多信息，但几乎一无所获，因为饭店建于二战爆发前不久，在所有军事地图上都没有标注，斯科尔兹内与副官拉德尔立即开始驾机空中侦察，发现坎波饭店位于亚平宁山脉最高峰蒙特柯诺南坡高约1,800米处，十分巧妙地修建在一个陡峭的悬崖顶部，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缆车与下方100多米外的山谷相连，饭店周围约有250名士兵把守，通往这个山区地带的每条道路都被意大利军队封锁着。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由下往上攻打，需要一个师的兵力，而且其间墨索里尼有可能被看守他的士兵杀掉。为确定墨索里尼确实被软禁于这一易守难攻、现成的“没有栅栏的监狱”，斯图登特将军颇费了点心计。他派出一名军医前往饭店侦察，借口是为患了疟疾的伞兵寻找养病的地方，但这名军医甚至都未能登上缆车， 在缆车站下方就被一名凶悍的军官拦住，命令他离开该地区，否则会被逮捕。种种迹象都更坚定了斯科尔兹内的判断。
空降大萨索山
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驻扎在那里的德军迅速解除了昔日盟友的武装，成了意大利的主宰者。同一天，斯科尔兹内采取更为直接的手段，乘坐一架He-111侦察机再次在大萨索山地区进行空中侦察，但飞机上的自动照相机却失灵了。在大萨索山上空5,000米高度，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助手拉德尔不得不轮流探身出去，顶着冰冷的气流，手持莱卡相机向下拍照。虽然冲洗出来的照片很不清楚，但却可以看见饭店后方有一小块三角形平地。
斯科尔兹内立即开始制定营救计划，他感到这块三角地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险峻的地形使得从地面进入已不可能，而由于高山上空气稀薄和狂风不断，普通的伞兵部队又无法在此海拔高度降落。于是斯科尔兹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12架滑翔机，每架运载10名突击队员（包括驾驶员在内）从天而降，以这块三角地为降落点，强攻饭店并救出墨索里尼，并以同样方式让突击队员在山谷一带降落，攻占缆车站台，阻止意军向山顶增援，然后将墨索里尼送到山脉低地的阿奎拉机场，在那里换机送往希特勒的统帅部。
营救计划报到斯图登特将军处，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见了也不禁暗暗吃惊。他将计划交司令部讨论，几乎无人相信能够成功，但别人一时间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又不愿得罪希特勒亲自指派的突击队长。最后斯图登特还是调来已在意大利作战的第1伞兵师第7团的一个营为攻击提供兵力。该营的2个连由营长莫尔斯少校（Otto Harald Mors）指挥，将通过公路到达大萨索山，并占领下面山谷里的缆车站。第3连由独眼的冯·贝尔普施中校（Georg von Berlepsch）指挥，将乘滑翔机降落并攻打饭店，同时提出派兵攻占阿奎拉机场。第二滑翔机联队第I大队（I·/LLG 2）则为行动提供所需的飞机。
然而斯科尔兹内认为I·/LLG 2的Go 242滑翔机体积太大，无法在饭店旁的地面降落。斯图登特为此立即命令将第1滑翔机联队第III大队（III·/LLG 1）的DFS 230滑翔机从位于法国南部的基地调来。在用以执行任务的12架DFS 230突击滑翔机中，每架都可以运载9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这样共可运送108名士兵，相当于饭店守军的2/3。在斯图登特看来，突然袭击的战术以及德军更具优势的火力完全可以弥补人员上的不足。大家一致同意由斯科尔兹内带队在饭店里寻找墨索里尼，贝尔普施手下的伞兵负责压制守军。斯图登特将3号和4号滑翔机分配给斯科尔兹内和他的手下。
这无疑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行动。在行动开始前的一天夜里，斯科尔兹内召集队员们说：“这次行动充满危险，随时可能丧生。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参加，可以离开，我绝不会对此做任何记录，也不会因此而蔑视你们。我将亲自参加并指挥这次行动，愿意参加的人请向前迈一步。”结果所有队员都向前走了一步，这令斯科尔兹内非常满意。
行动计划于9月12日（星期日）的黎明时分开始，但却因故推迟了几个小时。因为12·/LLG 1的亨舍尔Hs-126拖曳机航程较短，从法国南部的瓦朗斯基地飞到罗马的途中需作几次停留，直到当天上午10:00才到达罗马南郊的普拉提卡空军基地（Pratica di Mare）。不过推迟起飞时间也有好处，因为这样抵达大萨索山将是中午，而意大利人皆有午睡的习惯，势必减少遇到抵抗的可能。斯科尔兹内利用这段时间，派其副官拉德尔到罗马请来了对德军素有好感的索莱蒂将军（Carabinieri Soleti），认为这位亲德的意大利高官与攻击部队一起出现在饭店将有助于规劝守军放弃抵抗。对于这位将军是否情愿参加此次行动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资料称他很愿意充当中间人，只是在听了他们的计划后目瞪口呆，但仍同意一同前往，并与斯科尔兹内同乘一架飞机；也有报道却称他是在斯科尔兹内的手枪威逼下登上滑翔机的。9月12日上午11点整,从法国飞来的第一队滑翔机到达机场，斯图登特简短地向滑翔机驾驶员们介绍了他们的任务（这些飞行员原本以为是来参加攻打盟军登陆地萨莱诺滩头的！）Hs-126牵引飞机很快便注满了燃料，滑翔机队排好顺序准备起飞，然而12:00时机场上空却响起了空袭警报，不一会儿，一队美国B-25轰炸机掠过机场上空，投下了10多枚炸弹。值得庆幸的是地面上的飞机没有一架受损。13时05分，领头的一对Hs-126牵引机终于拖着1号和2号滑翔机起飞了，之后每隔2分钟起飞一组，又起飞了5对。除最后起飞的11号和12号滑翔机撞毁在跑道上的弹坑里外，其余滑翔机都顺利升空。
在领头1号牵引机内，坐在驾驶员后面的是斯图登特的情报官朗格特上尉（Gerhard Langguth），4天前他已经与斯科尔兹内一起乘坐He-111进行了空中侦察，因此他也是牵引机乘员中唯一一位真正见到过降落区域的人。然而，牵引1、2号滑翔机的两架飞机在浓雾和厚云层中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半途返回。这样斯科尔兹内与索莱蒂乘坐的3号滑翔机成了领航机。飞机时起时伏地在云层中飞行，滑翔机内的视野不好，而且非常闷热，索莱蒂将军和几名队员已出现晕机反应。斯科尔兹内果断地拔出随身带的伞兵刀，将滑翔机的布质机壁割出几个洞，让清凉的空气进入机舱，并通过这个破口观察地面，不时将正确的航线通知驾驶员。约1小时后，机群抵达预定地区，斯科尔兹内命令滑翔机与牵引机脱钩，8架滑翔机开始从3,600米高空下降，在距地面约1,000米时，兵分两路扑向各自的目标。
就在斯科尔兹内的座机即将着陆时，驾驶员发现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不仅布满了石头，而且坡度也比以前估计的大，而意大利人在战前的那本假日手册上竟然充满诗意地将此处描述成滑雪道的一部分！场地不平意味着降落时的危险性远远大于事先的预计，3号机驾驶员海因里希中尉有些不知所措，这时身后的斯科尔兹内大喊起来：“快降落！在离饭店尽可能近的地方降落！”驾驶员事后回忆降落时的情景说：“视野中的小黑点很快变成了一栋大建筑。尽管滑翔机的机头装有减速装置，但我们很难降低速度，于是我改变航向，顶着来自山脊的强劲上升气流接近了降落区。我向外望去，希望看到敌人的活动情况，但开始时一切都保持着平静。当我飞到饭店上方150米左右时，饭店里的士兵像被捅了窝巢的蚂蚁一样涌了出来。不过他们看上去并没有多大敌意，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群仿佛从刺眼的阳光中落下的袭击者。”
“经过迅速判断，我将沉重的滑翔机向左急转，并再次打开减速火箭，这一次飞机迅速降低高度，机头朝着饭店方向落下去。当绕在着陆滑橇上的带刺铁丝网（目的是减短着陆滑跑的距离）像根细绳一样被地面上的碎石头划断后，整架飞机剧烈振动起来，并在距饭店大门台阶仅4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斯科尔兹内指挥部下迅速制服了饭店周围的意大利卫兵，随后推着索莱蒂将军向饭店冲去。这时，他看见墨索里尼的面孔出现在二楼的一个窗户旁，急忙对他喊道：“退回去！离开窗户！”面色铁青的索莱蒂则对意大利卫兵大喊：“不要开枪！我们不需要流血！”这些卫兵中有的放下武器站住不动，有的则四下逃进山林。
当其他滑翔机陆续降落时，斯科尔兹内那一组人员已带着冲锋枪冲进饭店，首先制服了饭店内的无线电通讯员，用枪托将无线通讯设备砸坏。饭店里的意大利卫兵乱作一团，随着更多突击队员的拥入，意兵举手投降。随后，斯科尔兹内直奔关押墨索里尼的房间，饭店以前的舞厅。在墨索里尼的劝说下，房间内负责看管他的两名意大利军官也没有反抗便举手投降了。整个营救过程非常迅速，从第一架滑翔机（3号机）着陆到控制饭店只用了4分钟，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未开一枪便救出了墨索里尼。这个胡子拉碴的法西斯领袖紧紧地抱住斯科尔兹内，声音哽咽地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没有抛弃我！”当所有事态平息之后，突击队的6号和7号滑翔机才刚刚着陆，最后降落的8号机滑行时狠狠地撞在旅馆外隆起的山坡上，飞机严重毁坏，机上乘员也全部受伤，这也是这次行动中唯一受伤的人员。
救出墨索里尼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其安全送走。缆车站已经被德军占领，但山谷对面仍有大批意军防守，无法突围下山。由于所有的无线电装置都被破坏，他们也无法与罗马联系，不知道德军是否已经占领阿奎拉机场。作为备用方案，斯科尔兹内在行动前曾安排一架Hs-126飞机负责带墨索里尼离开，但该机着陆时受损，机上燃油漏光，无法再起飞。到此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正在饭店上空盘旋侦察的一架小型单发菲斯勒“鹳”式侦察机上。这架飞机是斯图登特将军专门派来观察营救行动的情况的，其驾驶员是德国王牌飞行员格拉赫上尉（Heinrich Gerlach），他也是斯图登特的副官兼私人驾驶员。当斯图登特从无线电中得知斯科尔兹内已得手的消息时，还有些半信半疑，但他命令格拉赫想办法帮助突击队。接到命令后，格拉赫开始压低飞行高度，在山头上盘旋，准备降落。
斯科尔兹内指挥突击队员和已经投降的意大利士兵将旅馆后的滑翔机推到一边，并粗略修整一下地面，为侦察机的降落做准备。此时，跟随伞兵第一营占领山下索道站的几名德国战地记者得到允许，经索道来到山上，这几个不知名的记者用他们的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其中就包括格拉赫上尉小心翼翼地将飞机降落在这个临时跑道上的镜头飞机降落后，众人上前七手八脚将这架只能载运两人的轻型飞机推到预定的起飞位置。当得知斯科尔兹内要与墨索里尼一起乘这架飞机离开时，格拉赫非常坚决地表示拒绝。因为这种飞机设计载运2人，若搭载90公斤重的墨索里尼后再加上同样90公斤重的突击队长，飞机是否能起飞已令人怀疑。但斯科尔兹尼坚持自己要亲自护送墨索里尼抵达安全地点，并暗示这是希特勒的指示后，格拉赫妥协了。12名突击队员站在飞机尾部紧紧拖住飞机，直到格拉赫举起手臂示意发动机转数到达理想位置可以起飞时，大家才放手。飞机飞速在临时休整的空地里蹦蹦跳跳地滑行，差一点撞上一块大岩石，但在经验丰富的格拉赫操纵下，飞机摇摇晃晃地爬升到天空中，围绕旅馆上空盘旋一周，然后径直飞往罗马郊外的普拉提卡机场。平安降落后，斯科尔兹内护送着墨索里尼上了一架He-111飞机转往维也纳，“橡树行动”大功告成。
抵达维也纳后，墨索里尼于13日飞往慕尼黑，在那里见到了逃出意大利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并于9月17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萨洛再度粉墨登场，建立了完全由德国人操纵的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斯科尔兹内则在维也纳和柏林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也因此一夜成名。欧洲各国的广播电台都在一遍遍地播放着关于这次营救的新闻，他的名字也以最大号的醒目字体出现在报纸上，甚至连丘吉尔也在下院演说中提到了斯科尔兹内的名字，称“这是英勇无畏的表现……这无疑表明，在现代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展示人们的勇敢精神。”
虽然营救墨索里尼行动本身对德国的战略意义并不大，但德国的宣传部门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宣传效果，在他们的大力渲染下，斯科尔兹内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戈培尔还派了一个电影摄制组去大萨索山重拍营救过程，斯科尔兹内本人也被提升为少校，并获骑士十字勋章。
格里芬行动
1944年，随着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战势日渐对德国不利。希特勒计划于12月发起阿登反击战，旨在切断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联系，并夺取安特卫普港。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一再强调占领默兹河桥梁的重要性，这些桥梁对包围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对各种方案的仔细分析，希特勒决定组建一支特殊部队——第150装甲旅，为其配备缴获的美国战车、武器和服装及相关证件，其任务是身穿盟军服装混入默兹河附近的盟军部队中，出其不意地夺占桥梁，并在敌军中制造混乱，为德军开辟一条到达胜利的道路，这一计划被称为“格里芬行动”。在希特勒心中，最适合担任这个新部队的指挥官非斯科尔兹内莫属。1944年10月22日，希特勒再次召见斯科尔兹内，将其晋升为上校，并向其简单介绍了情况。事后，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他（希特勒）告诉我已拥有的物资的数量，我记得他说我们将在阿登部署6,000门火炮，此外，德国空军将派出约2,0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新型喷气机。然后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率领一个装甲旅开往默兹河的桥梁，并完整无缺地占领它们。”
斯科尔兹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特殊部队，他立即投入工作。10月26日，最初的筹建方案呈交给约德尔将军——需要3,300人，分为3个营。他希望能够拥有150辆缴获的“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近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但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最后只获得了2辆“谢尔曼”，2辆美国装甲车，不到100辆吉普和卡车，其余全是德国装备——5辆“豹”式坦克，6辆装甲车，6辆装甲运兵车及5辆突击炮。这些战车全都涂上白星，伪装成美国装备，然而连斯科尔兹内自己也承认，这些伪美国装备只能“在非常远的距离或者在晚上迷惑非常年轻的美国兵。”
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在所有陆军部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一项秘密行动，要求报名者会讲英语。在招募来的2,500名志愿者中,500人来自党卫队，800人来自空军，1200人来自陆军。但最令斯科尔兹内难受的是，他发现这些志愿者中只有约400人会讲小学生式的英语，只有10人能够讲流利的美国俚语。“其余的英语水平大都只是会讲‘Yes’和‘OK’”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欺骗美国人，甚至连聋子也骗不了。”单兵装备同样短缺，尽管德国战俘管理局局长接到命令为150装甲旅提供美军战俘的制服，但到11月中旬，150旅仍然缺少1,500个美式头盔，许多士兵只领到了夏季的美兵制服，上边还带着战俘标志。
志愿者们首先被集中于一个训练中心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首先强化英语口语，有的还被送到战俘营练习英语水平。他们还要学习美军士兵的一些习惯，甚至说粗口时的腔调，嚼口香糖的动作，吊儿郎当的懒散站立姿势等。其中最后一项任务最难训练，因为德国士兵在和上级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并拢脚跟立正聆听，而在美军中上下级关系很散漫，这种习惯会要了他们的命。此外这些还要学习驾驶美国车辆，使用美制武器等。训练的内容极其机密，据法国历史学家说，有一位参加训练的士兵因为违反了保密规定，在家信中描述了近况而被枪毙了。斯科尔兹内从经过训练后的志愿者中挑出44名英语最流利的士兵，组成一支特殊突击队，作为第150旅主要部队的先头部队。
除斯科尔兹内外，第150装甲旅中没有人知道该旅的真正任务，甚至各营指挥官也不得其详。队伍中开始出现关于作战目的各种传言，流传最广的是认为该旅的任务是绑架艾森豪威尔。德方也不对这些传言进行解释或辟谣，目的是使盟军的情报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目的，不过战后斯科尔兹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防止被己方误伤，150旅的士兵都戴着蓝色或粉红色的领巾，解开军服的第二个纽扣，手持发红光（晚上）或蓝光（白天）的手电筒。车辆的保险杠特定位置画上白色的C、D、X、Y、Z等特定字母，坦克的后部则画上一个黄色三角形，或将炮塔转至9点钟方向。不过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因为德军其他常规部队的士兵们自然也会被告知这些识别方法，毫无疑问盟军的情报人员也会通过审讯战俘获知这些情报。
照希特勒的计划，“格里芬行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派出先遣突击队，他们在德军制服上再套上一件美军的野战夹克，乘坐美军吉普车，趁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小组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渗透到其后方，摧毁燃料供应站、桥梁附近的弹药库，或渗透到盟军占领的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盟军中散布假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第二部分为第150装甲旅主部，他们将以美式伪装加入到美国的撤退中，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
12月14日，第150旅抵达出发阵位，两天后阿登反击战开始。负责执行“格里芬行动”的第150装甲旅分成3个作战分队，跟随在德军先头部队——党卫队第1、第12装甲师和第12国民掷弹兵师之后，一旦突破敌防线，要求该旅立即脱下外面罩着的德军伞兵服，冒充美军占领3座桥梁，并在到达目标前尽量避免与敌人交火。
“格里芬行动”行动的第一部分基本获得了成功。阿登反击战开始的前一天，斯科尔兹内派出了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至少有44名队员混入美军后方到处制造混乱，然后返回，有2名突击队员甚至驾驶吉普车沿默兹河往返一次。这次行动在第一天只损失了8名士兵，其中3人因答不出口令被美军宪兵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军人供应证、900美元、1000英镑（全是伪钞）、2支消音冲锋枪、2把自动手枪、1把德国手枪和6颗美军手榴弹。12月16日，一个突击队在经过第32骑兵大队时候暴露了身份——他们的长统马靴引起了怀疑，在接受询问时自称是“E Company”（E连）的骑兵,而美军的骑兵单位不称为“company”，而称为“troop”。这件事证实事先无论怎样仔细准备和训练，有一些情况是无法事先预料并排练好的。这个突击队的18名士兵被捕后全部被当作间谍处死。
然而，“格里芬行动”的第二部分计划却未能实施。第150装甲旅的主部队与参加反攻战的部队一起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直到反击开始2天后，即12月18日，党卫队第1装甲集群才抵达进攻出发点。该集群提供给第150装甲旅的美国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尚不及所需的零头，不足之数必须以伪装的德国车辆来充数。而且德军在第150旅待命的地区又始终不曾有明确的突破，因此其推进时间一再拖延，斯科尔兹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部分计划，并同意陆军第6装甲集群将其部队当作常规军使用,任务是保卫马尔梅迪（Malmedy）公路交汇处的安全,使得党卫队第1和第12装甲师可以继续移动。在策划这次进攻时,斯科尔兹内并不知道原来只有一个盟军工兵团驻守着的马尔梅迪现在的兵力已多于一个师。
12月20日，第150装甲旅开始向马尔梅迪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斯科尔兹内本计划发起一次突袭。不幸的是他的一名士兵被盟军抓住，交待了整个作战计划。21日进攻时，第150装甲旅遭到了强烈的炮击，一些“豹”式坦克触雷损坏，虽然装甲步兵们几乎到达美军的阵地，但在夜幕降临时，不得不撤回。第150装甲旅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宣告结束。12月28日，该旅由第18国民掷弹兵师换班，撤回后方后解散，总损失率为15%。
战后的一些报道对第150旅的战果情况极为夸大，将其描述为一支拥有无尽资源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其装备根本不足，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战斗成果。不过，“格里芬行动”行动确实在盟军中引起了恐慌，几天之内，阿登战线上的盟军各部队均接到了关于“穿着美国军服的德军”的报告，各种传言也在盟军中不径而走，并且不断夸大，一时间盟军中几乎谈“斯”色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成了盟军中谈论最多的话题。美国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时都会彼此怀疑对方是敌人。各部队开始严格警戒，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任何官阶、证件和抗议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经过一个叉道时得以免受严格的查询。除要求对方回答口令外，还会询问一些美国的风土人情，如橄榄球队的比分或棒球明星的名字等。一旦认为回答可疑便立即扣押，结果却往往误抓己方。战后斯科尔兹内就遇到了几位曾被误抓的美军官兵，其中一名陆军上尉仅仅因为穿了“可疑”的长统靴就被宪兵不由分说逮了起来。
有一天，英国负责对德心理战的“加来电台”照常用德语向德军官兵广播，声称当天盟军逮捕了250名身着美军制服的德兵，斯科尔兹内听后不禁哑然失笑——他这几天一直都没有派出破坏分队，如果是那样，说明盟军误抓了自己的士兵。还有一次，两名美国士兵在别的部队用餐时因说了一句“味道不错！”而被审查，因为几乎所有美军士兵都认为军营里的伙食非常难吃，认为其美味必然可疑。美军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也被自己人误抓，被关在一个仓库里达5小时之久，当他脱口辱骂囚禁自己的宪兵时，那宪兵皮笑肉不笑地说：“忍耐一些吧，将军！纳粹正想收容您哩！”
最后，甚至连美第12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上将也亲身经历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检查。一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去拜访赫吉斯中将，短短的旅途中遭到多次盘查，尽管他每次都表明身份，但各路口的哨兵仍不时问他一些有关美国的事情，回答稍有迟疑便会引来警觉的目光。事后布雷德回忆说：“最初一位检查人员问我，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儿，我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伊利诺伊州首府），没想到他‘纠正’我说应该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岗哨的士兵问我电影明星蓓蒂·格拉伯（美兵的偶像）的现任丈夫是谁？我立即回答说是哈里·詹姆斯，结果令他们颇为满意。”布雷德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有五十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简直如猫见了耗子一般，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怀疑着对方。”
根据被俘突击队员的“交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全成了盟军最担心的问题，盟军司令部里也一度人心惶惶，甚至草木皆兵。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一名激动不已的上校坚持认为杀害我的计划千真万确，甚至还说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他的结论得到了保安参谋们的支持……保安军官们如此紧张，立刻把司令部布置成要塞一样，到处都张满了铁丝网，甚至停放了数辆坦克，卫兵也增加到平时的两倍、三倍、四倍……一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各办公室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我频频接到各界的电话，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安在……”最后不厌其烦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离开当时居住的、离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远的别墅（因为几年前这里曾是龙德斯泰德元帅的司令部，德军对这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转移到凡尔赛附近，出入总有一个中队的卫兵跟随，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同软禁的状况持续了数周时间，令他大为头痛和不耐烦。
曲终人散
1945年3月7日，美军意外地在莱茵河的雷马根地区夺占了没有来得及被炸掉的鲁登道夫大桥。为了挽回颓势，希特勒密令约德尔，让斯科尔兹内派出蛙人将这座大桥炸掉。斯科尔兹内立刻向约德尔提出了抗议，因为几个月前他在荷兰的奈梅亨干过同样的活儿，去炸横跨马斯河的一座大桥，结果损失惨重。目前正是早春，莱茵河的河水只有零度上下，而且美军也吸取了奈梅亨的教训，在上游几公里处便设置了桥头堡，德国蛙人无法偷偷下水。日后斯科尔兹内这样写道：“这是我头一次拒绝命令。”不过最后他向约德尔答应说可以试一试。
结果斯科尔兹内的预料完全成了现实。几名蛙人游进了湍急冰冷的河水后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另外几位蛙人则被两岸的美军用探照灯发现，乖乖地举手投降了。鲁登道夫大桥自己在几天后轰然垮塌，不过这是德国工兵撤退前炸了一次的结果，跟斯科尔兹内的蛙人部队没有一点关系了。
不久之后，斯科尔兹内又被召到元首大本营，这一次他发现希特勒脱离实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希特勒看到自己心爱的指挥官时劈头说道：“亲爱的斯科尔兹内，你在奥得河干得不错，我到现在还没感谢你哩！……每天我都可以听到很多新闻，但是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新闻总是来自你的战线。我准备发给你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而且亲手为你佩带！……关于上一次的任务，你可以慢慢地向我说明，今后我仍将借重于你，好自为之！”说完之后，希特勒缓慢地站了起来，佝偻着后背，仿佛是一个万病缠身的老头。自这次召见之后斯科尔兹内就再也没有见到希特勒了。
其后不久，斯科尔兹内只身前往南德意志和奥地利，一面报告当地的一般局势，一面奉命增强“阿尔卑斯要塞”的兵力。“阿尔卑斯要塞”是德国人最后幻想出来的空中楼阁，一小群死忠的纳粹分子决定以此为根据地进行最后的顽抗。路过维也纳时，他决定到自己的家乡再看上一眼。此时在维也纳附近的公路上已经挤满了西逃的难民和士兵，斯科尔兹内狂按着喇叭，试图在人潮中开出一条通路。忽然他发现一个健康的军士赶着马车招摇而过，车上装着家具和包裹，周围一群伤兵却在步行，斯科尔兹内猛地停下车来，拦住马车，然而赶车的军士却无动于衷，于是斯科尔兹内一把将他拎下车来，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大吼着说：“把车上的东西都丢下来！给伤兵腾出位置！”在斯科尔兹内的吼叫下那名军士乖乖地听从了命令。为了使他彻底遵守命令，斯科尔兹内将其解除武装，把他的手枪递给一名伤兵，嘱咐道：“监视着他！让他尽量载满伤兵！”
看到此景，斯科尔兹内意识到东线算是完蛋了。日后他如此写道：“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剧变之下，人类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起见，自私的弱点暴露无遗……”等他最终赶到维也纳时天已黄昏，此时到处谣传说苏军已经开进了维也纳城。斯科尔兹内来到了母亲的住所，迎接他的是遍地的残瓦和倚斜的梁柱。邻居说两天之前斯科尔兹内太太就和家人疏散了。他又来到弟弟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最后斯科尔兹内来到上过班的工厂，发现厂子仍在全力工作。他在市中心的疯人塔（Narrenturm）附近拦住两位上了年纪的警察，询问战况，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警察答道：“中校阁下，我们就是维也纳最后的防御队了！”在维也纳城防司令部，斯科尔兹内意外地见到了城防司令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后者曾是纳粹青年运动的领袖。他失望地发现席腊赫除了空喊口号外什么也不会干，于是匆匆地离开了维也纳，前往阿尔卑斯山，时间是4月11日。
在阿尔卑斯山，斯科尔兹内和从柏林赶来的拉德尔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寻找希特勒和戈培尔吹了半天牛皮的“国民堡垒”，但找到的只是运来补给品的马车和卡车，一两处钢筋水泥工事，已经早已生了锈的兵工厂机器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斯科尔兹内悲痛万分，认为万事已休了。如今斯科尔兹内必须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了。一个相熟的空军飞行员要把他带到西班牙，但是遭到了拒绝，斯科尔兹内拒绝抛弃手下独自逃命。他解散了手下，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志愿者，还发给他们一些从柏林带出来的美元和珠宝作为逃命路费，之后与拉德尔等人一起藏在山中的滑雪小屋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入狱·审判·逃亡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此时斯科尔兹内仍在山间小屋里平安地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山谷间的农民来报告说美军正在全力搜捕他，斯科尔兹内才下决心向美军投降。他给附近的美军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让这位农民带去，然而这信却如泥牛入海，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结果仍是毫无动静，讽刺的是此时美军仍在通过电台和报纸在全欧洲通缉他。最后斯科尔兹内决定带着拉德尔和另外两名手下下山投降。
在第42师的司令部，没人对斯科尔兹内一行表示出有兴趣的样子，还让他们靠边站。然而在他们的身份被核实后情况就不同了，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一下子从房间的四个房门里出来四个士兵，都把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我。”在美军司令部里，斯科尔兹内先被搜身检查毒药，然后反绑着双手牵到了记者招待会上。他的投降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1947年8月18日，已在战俘营中度过了2年时光的斯科尔兹内与其他10名党卫队战犯一起被带到达豪接受审判。美军军事法庭对斯科尔兹内的指控主要有两点：1、指使第150装甲旅的士兵伪装成美军，使用美军的旗帜、徽章和制服，混入盟军队伍中制造混乱，这违反了国际法中关于“在实际交战中，交战双方必须明确身份”的原则；2、企图谋杀艾森豪威尔。
斯科尔兹内的辩护律师罗伯特·达斯多则强调，第150旅的士兵们只是在夜幕中前往目标的过程中身穿美军制服，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立即脱掉美国军服，恢复德军装扮。而关于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敌方制服方面，当时的相关法律中的规定并不明确。达斯多认为，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敌方军服，而只是强调“禁止不恰当地使用”，因此，相关规则应理解为：“士兵在偷偷潜入敌方侦察或为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时，可以穿着敌方军服，但在实际交战时，必须穿戴与敌人有明显区别的服装或徽章。”负责审判的美陆军上校罗森福尔德却不赞同达斯多的辩护理由，认为其士兵在被敌人发现后，在向对方开枪前脱下伪装的行为毫无意义，因为对方已经被欺骗，在战斗中已处于不公平的弱势。但达斯多辩护说，盟军在战争中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执行一些任务，并且请到了英国空军传奇性的特种部队指挥官福雷斯特·托马斯中校作证，证实他们为营救被德军关押的战友，也曾让部下带着武器、身穿德军制服、用伪造的德军证件到德军监狱里活动，并承认，若暴露身份或感到有危险，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托马斯的证词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斯科尔兹内的这项控罪撤销。对他的第2项控罪也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然而，宣布无罪后的斯科尔兹内并没有获释，不久之后，他被送到德国中部达姆施塔特的“非纳粹化”战俘营。其间盟军有6次准备将他释放，但都因政治原因或者官僚文牍而拖延了。斯科尔兹内此时已经熬不下去了，他写信给托马斯上校征求意见，后者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逃跑！”。1948年7月27日，斯科尔兹内再次发挥了特种兵的才能，躲进一辆货车里逃出了战俘营。货车在离达姆施塔特16公里的森林中停了下来，那里有人拿着衣箱等着他的到来。斯科尔兹内迅速换上平民服装，搭乘货车前往斯图加特。第二天他来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隐藏起来。其间他曾写信给西德政府征求意见，西德政府非正式地统治他隐藏起来，不要随意露面。为逃避盟国和犹太人的追踪，他隐姓埋名，还把棕红色的头发染成了黄色。
东躲西藏了18个月后，斯科尔兹内手拿罗马教廷签发的“难民”护照来到西班牙，在那里得到了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庇护，获得了西班牙护照，并恢复了其战前的身份——工程师。他向朋友借了一笔金钱，开设了一家工业技术公司，在1952年成交了一笔当时西班牙最大的买卖，将价值500万美元的铁路车辆和工具卖给西班牙。
同是在1952年，联邦德国政府终于宣布斯科尔兹内并未犯下战争罪，他终于可以在各国间游走。此后斯科尔兹内曾以顾问的身份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工作，随后又来到阿根廷，与庇隆总统关系密切。他帮助庇隆组建了南美最凶残的秘密警察力量，还担任庇隆夫人的贴身保镖，至少挫败了一次暗杀阴谋。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回报——庇隆夫人从其名下基金会（极有可能是鲍曼自德国转移出的纳粹财富）的财产中划拨了一部分给斯科尔兹内。
画外音：要做买卖吗？
此外，他还致力于帮助尚在狱中的前纳粹军官们获释或逃跑，其中最知名的有派珀（Joachim Peiper）、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和迈耶（Kurt “Panze” Meyer）。曾有报道称斯科尔兹内手中握有丘吉尔与墨索里尼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秘密谈判的证据或文件，他曾威胁丘吉尔，如果不释放这些战俘，他将把证据公诸于世。在斯科尔兹内的帮助下，有超过500名纳粹军官经西班牙逃往南美。
此后关于斯科尔兹内的流言继续满天飞。有消息称苏伊士战争期间他曾经训练埃及蛙人去炸英法的军舰；有人说他接受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1961年叙利亚，1971年重新恢复“埃及”旧名）的委托，以50万英镑的代价绑架摩洛哥国王；还有传言称，斯科尔兹内于1952年利用所谓的“敖得萨组织”（ODESSA，意为“前党卫队成员组织”，实际名称为Die Spinne）基金，在南美洲重新建立了纳粹组织；还有人说他曾在60年代帮助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行动，但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证实。
在阿根廷盘垣数年后，斯科尔兹内又回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70年10月，斯科尔兹内在汉堡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脊椎外科手术，摘除肿瘤，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75年7月5日，“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兹内卒于马德里，终年67岁。按照他的遗愿，斯科尔兹内被埋葬在维也纳的多布林格公墓，长伴于其母亲身侧。
wuyj1213 2008-1-9 23:46
辛苦了,嘿嘿
谢谢楼主分享,嘿嘿,做你的忠实读者哦,呵呵呵呵...
395215169 2009-10-1 15:53
辛苦了
斯科尔兹好像是在执行完任务后才从少校的
再就是他也不是党卫军
而是国防军
德国国防军的军事理论相当高常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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