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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新中国（1/3）

1949新中国

周口市市长赖常兴第二天赶到了郑州。他知道，这次的漏子桶得大了。赖常兴并不是新右翼，他是刘主席一派的小角色。本来在山东工作，后来调到了河南。上任市长艾乐罗升迁之后，周口市市长就成了诸多人争夺的肥差。

新右翼并不想把自己的干将放在这个其实并不需要继续开拓的职位上，所以在上面的说项之下，他们最终把这个职位交给了赖常兴。花花轿子人人抬，这也是官场上的潜规则，新右翼已经十分显眼了，利益的均衡是非常必须的。

赖常兴倒真的没想在这个位置上干太久，为了能够继续升迁，他需要搞好各方的关系。至少他认为，得让市里的同僚们满意，得在全国造成自己的良好口碑。只要能够干完这一任，然后升迁。收尾工作怎么都好说。更别说自己开拓了这个渠道，为以后的各任市长弄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可他真的没想到，河南的刁民们敢这么挑战政府的权威。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次起来领头闹事的还真的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这些年，政府很注意打击地方宗族势力。村干部，民兵队长都是退伍军人。农业机械化，新兴的养殖业作为农村主流经济模式以来，以技术水平而非血缘为评定标准的新型组织模式，已经迅速弱化了传统宗族领袖的地位。那些年轻人对老族长的服从性大大降低。妇女解放运动，又对宗族赖以维持稳固的重要手段——“联姻”，破坏的够呛。这些人嘴上不敢说什么，实际上早已非常不满了。

这次乱收费，正好给了各地宗族势力以借口。村干部并不敢直接对抗行政命令，打着维护村民利益的旗号，这些老族长再次成功的将村民号召在了自己旗下。

听完主线为“旧封建思想借着维权名义沉渣泛起”的报告后，杨柳和尚书仍旧没有发火的迹象。赖常兴的报告终于拼出了事件的大概形态。杨柳和尚书都不认为多收五块钱，能够在周口弄出这么大的事情。背后肯定有人在煽动。他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次煽动的主力不是民众，而是对党的政策不满的一些宗族首领。如果这次起来反抗的是民众，那就证明河南人民真的觉醒了，哪怕是煽动是右派分子，这也说明了有人真的想通过民众运动搞事。至少能够提高民众对自己权益保护的概念。可偏偏起来闹事的家伙们，和搞乱收费的家伙们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没一个是从保护民众利益为自己出发点的。本来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变成了狗咬狗的一场闹剧。收拾完了市长赖常兴，还得对那帮宗族长老秋后算账，这大大的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杨柳和尚书都感到挺泄气。

但是，事情出来了，也不能不去解决。艾乐罗紧急调回周口主持工作，赖常兴就地停职。尚书本来想去亲自押阵，可最后省委又觉得这么搞太过于声张。所以只派了省委组织部的协助把问题搞清。除了乱收费之外，关于下面那些不在编制的临时部门，也需要组织部的人去搞清楚来龙去脉。

杨柳和尚书要把主要精力投在已经开始的经济改制上，这次经济会议，各省在国资委的协调下，终于确定了地域不能够限制产业联合的主导方针。这个方针也被领袖所认同。那么接下来，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现有的国家实验室资源，提高自己产品的水平，河南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不过也需要不断继续强化才行。尚书看上的机会就是国家实验室的基础实验项目。

说起基础实验。讲白了就是同一个实验内容，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记录其参数。例如，轴承耐磨实验，一批不同规格的轴承，开始运转，隔一定时间，测量一次数据。

看似简单，但是对于实验设计，实验安排，以及测量手段，都有极高的要求。自从开发出了微型收音机之后，郑州收音机厂，就开始紧锣密鼓的研发便携式卡带收录机。这个产品的关键，就是要耐用。那种大型的卡带收录机倒无所谓，各个部件都够粗大，形变有限。可是一旦微缩成能装进口袋的程度，零件的体积都变得极小，部件疲劳形变会变得非常厉害。这对整体设计是一种强有力的考验。

说起来十分可笑，开发出的微型收音机，最大的单采购居然来自美国军方。美国军人的装备素来追求尽可能的完善。这种收音机算正好能满足了军方的采购标准。他们一批就买了十万台。另二批五十万台的订单，正在谈判中，眼看就能够拿下。

美国人要求共和国长期大量提供能够接收短波的微型收音机。价格好商量。河南收音机厂自然是毫无问题，结果在1966年6月，他们就以每台三美元的价格，先后四批，提供了共七百万台短波收音机。总贸易额达到两千一百万元美元。郑州收音机厂利用这笔钱建起了五条生产线，可日产收音机，收录机三十万台。同年七月，苏联和东欧各国正式通过使馆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质询。因为在苏联和东欧各地，都出现了美国人空投的短波收音机，鼓励当地居民收听美国人的短波频道。在那些频道中，美国人号召锻炼和东欧人民起来反抗“共产主义暴政”。这些外形精美的收音机都是中国货。

共和国政府表示，共和国的企业只进行正常贸易活动，至于这些产品被用来做什么，就不是共和国企业能够干涉的事情。

当共和国政府费力解释——这次不幸事件并不意味着共和国加入了欧美集团的同事。周口的乱收费问题也最终到了处理的关键时期。













赖常兴被免去一切行政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回老家种地。周口市税务局局长，副局长，主管财务的副市长，也被开除党籍，免去一切职务。不过赖常兴这家伙还真的是块滚刀肉，竟然一力承担了所有责任。尚书也不想大开杀戒，毕竟法不责众，既然周口所有的官员都参与了公款吃喝，总不能都给免职了。所以，副科级以上的所有官员，统统降级，暂时继续从事先前的职位。震惊河南官场的周口乱收费事件，就这么暂时画上了句号。

杨柳除了委派纪委严查其他市的乱收费情况之外，还依照了河南的惯例，向领袖详细汇报了具体情况。当天，他就收到了通知，领袖命令杨柳进京述职。

每次在这位伟人，这位半神面前，杨柳都感到很不自在。或许是每次杨柳都把实际情况详细认真地进行了汇报，立场不偏不倚，从不刻意隐瞒任何情况。所以和这位半神的交谈，话语简洁明快，直指问题中心。领袖太聪明了，他甚至比杨柳本人更清楚杨柳自己的想法。这种交谈让杨柳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悚然。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杨柳按时前去觐见领袖。进入中南海之后，来来往往的大员很多，级别至少也是副部级官员。他们看向杨柳的眼神颇为微妙。杨柳知道这种眼神中蕴含着不少恶意和轻蔑。或者那些领袖的老战友们眼中，领袖更接近于组织的领导。但是，在杨柳眼中，领袖就是唯一的最高领导。这倒不是杨柳本人有什么谄媚的本能，第一，新右翼根基太薄，没有领袖支持，他们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第二，不少并不喜欢新右翼的理论者将新右翼定义为“一群穿着马克思外衣的儒家信徒”，这个说法或许并不错。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中，对于“圣王”的某种渴望，也让他们对待领袖的态度，和别的老元勋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过，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没有丝毫转向的可能。杨柳默默承受着饱含了各种意味的眼光，径直向领袖的居所走去。

领袖的心情看来并不好，他首先直接询问杨柳是否对乱收费有过明确的禁令。杨柳如实回答，以前没有做过禁止。接着，领袖又询问，这种情况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杨柳又如实回答，在以前就没有听说过，经过调查，在河南各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领袖只冷冷的警告杨柳，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令行禁止”，在于基层党员们对党的命令绝对的服从。他让杨柳自己考虑明白这件事情。

杨柳被这个性质严重的警告吓出了一身冷汗。本来，他只是从政府和人民争利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虽然严重，但是和领袖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但是，一旦被定性为党纪问题，那么就要严重的多。下级违反上级命令，在党的眼中，是性质最严重的行径。要是把这个罪名给坐实了，整个河南的官员中，怕是一半以上都要倒霉。

领袖倒也没有继续给杨柳施加压力，他话题一转，直奔经济问题而去。他想听听杨柳对于经济走势的观点。

“现在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熬的时期。从历史各国情况看，工业升级，会带来很多负面冲击。共和国底子薄，如果要全面达到苏联的水平，最少就需要十五年。关键是工业标准问题。想提高产品的整体精度和设计水平，需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来锤炼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经过更多高水平的实验和尝试来积累经验。必须有着为革命负责到底的心态，专心致志的积累经验，摸索规律。其间的投入将比现在的投入大十倍不止。如果把那些工业国的水平比成一面墙，共和国现在水平，也就是窗纱的程度。缺的地方很多。要补的课也很多。”

“也不过是稳健论。”领袖有些不以为然，他摸出根烟点上，杨柳连忙凑上去帮他点燃。

“但是，熬过这十几年，等共和国的积累突破了临界点，我们就可以建成自己的一套完整标准。那时候，共和国就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和老牌工业强国并驾齐驱。”杨柳继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

“那时候，工业国也会继续进步。差距只是在缩小，而无法赶上吧？”领袖问道。

“他们的所谓的进步，只是把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重新组合包装，就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只有口味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业升级，则是量变到质变的不同。两者没有可比性。”杨柳对此到是非常有信心。

“我知道你，最看重稳定。什么都想通过一套制度来慢慢解决。发动群众也从来是缩手缩脚。我本来对你们实行基层普选很看好，觉得至少你们能够让群众觉悟提高。把革命工作搞好。可是这次的事情，觉悟的不是群众，觉悟的那批人是谁，你很清楚。你在经济上很有一套，但是省委书记的工作里面，经济只是一方面而已。革命的工作中，经济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甚至不是决定性的部分。经济搞好了，革命工作却未必能搞好。革命工作搞好了，经济必然能够搞好。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谁是我们现阶段的朋友，谁是我们现阶段的敌人，这才是你作为省委书记要弄明白的问题。不要和党内有些人一样，满脑子官僚主义思想。在我们获得革命胜利的今天，却总想走资产阶级路线。我们依靠的是群众，我们也只能够依靠群众。这次的事情，一定要发动群众，从革命的角度让他们理解此事件的意义。”

杨柳刚落下去的冷汗再次冒了出来。领袖严厉的指责中，“满脑子官僚思想”“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大帽子，扣在谁头上，谁的政治前途就彻底毁于一旦。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居然是“走群众路线”，这让杨柳不算敏感的政治嗅觉，也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杀机。党内的问题，居然要走群众路线来解决，“公愤”一上来，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领袖倒也没有继续延续这个话题的意思，他只是鼓励杨柳要多学习，多看书。甚至打趣地说道：“我上次在会议上就说过，三天不学习，比不上刘主席。你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比起我，你是年轻了，可比你年轻的同志还多着呢。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一段段轻松的话语把杨柳骇得三魂出窍，以往，杨柳总是能忍耐着自己的不适感，努力向领袖多请教一些问题。可是今天，他只想早早离去。北京太危险了，共和国政治中心的风暴，可不是他这种幸进后辈能够承担得起的。

不过杨柳能当上省委书记，也不是政治白痴。这种心情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分钟。他整理了一下思路，尝试着按照领袖的思路来推导该进行何种群众运动。最后，他勉强提出以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自行其事”的运动，让群众监督中央的政令是否在地方政府得到了贯彻执行。发动群众深刻体会中央的各种政策精神，监督地方政府的工作。

到此，杨柳才感受到领袖有点放过他的意思，让他回去之后好好整理思路，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计划。

这次觐见时间不长，但是杨柳走出中南海的时候，有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本来他来之前还想拜访北京的几个朋友，现在杨柳叫上秘书，直奔售票中心，定了最近一趟回郑州的火车，仓皇逃窜。



因为走的仓促，杨柳只订到了一张普通硬座。他的秘书私下向列车长出示了杨柳和自己的工作证，希望找一个卧铺车厢。列车长很客气，表示等过了石家庄，就有人下卧铺车厢。那时候可以安排，但是现在，他也爱莫能助。杨柳倒没有生气，甚至对列车长终于职守的态度很赞赏。等卧铺的期间，杨柳靠在车座上想着心事。秘书看着在火车站买的报纸。刚打开头版看了几眼，秘书连忙把报纸递给杨柳。杨柳接过来，头版头条赫然是“广东袁隆平同志打破外国水稻无杂交优势的断言，开发出高产杂交水稻。亩产可达800斤。”

杨柳从公文包中抽出笔记本，在第二天的日志上记下，“向广东要求杂交水稻合作。”然后就把报纸递回给秘书。

这是晚上九点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郑州。车厢里人很多，穿着也各不相同，大多数是农民。这几年，河南发展的不错，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少。作为代表，就是模仿美国牛仔布的耐磨布料，在农村销售的极好。这种被称为“劳动布”的料子，多数染成深蓝色。在工作中，极方便。充满美国风味的剪裁模式，让不少人干脆平时也穿这种衣服。这已经是河南的一种地方特色。车厢里，一半人都穿“劳动布”。这么多人到北京去干嘛呢？杨柳有些奇怪。

坐在杨柳对面的，看长相是一对农民父子。小孩子熬不了瞌睡，靠在父亲身边睡了。杨柳拉家常的问道：“恁是河南的吧。”

年长农民从耳朵上拽下了耳机，说道：“是。你是郑州的吧？”

“你咋知道的？能听出来？”杨柳有些奇怪。

“是看你的衣服。也就郑州人会这么穿。”那位年长的说道。杨柳看了看自己的中山装，想想也是。

“老乡，你是哪儿嘞？你去北京做啥？”

听到杨柳问，“俺家周口嘞，这不放暑假了么，带小孩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逛逛颐和园。顺便坐火车过过瘾。”老乡笑道。杨柳注意到，周围很多人都转过头看过来，但是貌似并不是惊讶，而是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农村现在都能够去旅游了？杨柳觉得一头雾水。这几年，农村收入不错。家家一年都能挣近两千块。来北京一趟，一人也就是花不到两百块。倒也不是多位难得事情。不过，农民居然能够自费旅行，实在是令杨柳想不通。

“咋想起来出来旅行嘞？”杨柳问。

对面的年长男子想了想，“看电影看多了，光瞅见北京，说北京多好多好。就想来看看，其实来了，也就那样。除了一些房子看住怪气派，其他的木啥了不起的。商店的东西还没咱郑州的好嘞。”

杨柳听了之后，差点忍不住大笑起来。北京的确没啥了不起的，不过真说起来消费品，郑州这些年的产品受大众欢迎，可不是自己吹的。主要是那帮海外的朋友，有啥新流行，立马就把样式寄回来。河南相应厂家立刻开始仿造。充满异国情调的盗版欧美时尚产品，外观上适当加入中国元素，从一开始就深受大家的欢迎。

“来北京这一圈能花多少钱？老弟可真舍得啊。周口都这样么？”杨柳还是想弄明白这只是遇到了与众不同的个人，还是某种仅仅开始流行的风尚。

“没多少钱。反正这几年，周口这边经常坐火车去郑州买东西。总是那几个地方跑，我也烦了。干脆就带小孩跑趟远的。”年长的男子说道。

“买东西在周口不中？咋会跑到郑州来买？”杨柳很奇怪。

“你是郑州的，不知道那个自由市场？”男子反问。

杨柳还真不知道郑州自由市场，他看了看秘书。秘书摇摇头，他也不知道。

“郑州这几年在五里堡，有个自由市场。”男子说道。

“哦……，我知道了。”杨柳恍然大悟。当年的舶来品，特别是一些小家电，服装之类的。郑州的第一批仿造货，会在五里堡市场上出售。以收集消费者的反应。不过那个市场并不算大。

“那市场不大啊。没想到周口都知道了。”杨柳笑道。

“那不算大，啥算大？”对面的男子奇怪的问。“方圆好几里都是在那里卖各种东西的。我觉得比北京的商场大多了。东西也多，方便的很。啥都有，比周口的还便宜。”

杨柳脸上的笑容顷刻消失的干干净净。这几年，他总是在跑工业，没空管商业。市区也很少去生活区那边。就是去了，也不过是坐着汽车走马观花。尽管听说过“灯下黑”这一说，却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撞上。杨柳顷刻间就想到了，这些年试投放的商品极多，如果这些厂的职业经理人随便在这个所谓“自由市场”上多投放一些量，以郑州的模仿速度……

“为啥叫做自由市场呢？可奇怪啊？”杨柳接着问。

“叫习惯了，以前凭票供应的时候，不要票的市场，不都是这么叫的么。”

这个回答让杨柳松了口气。刚挨了一顿批，杨柳可不想再搞出什么“自由市场”事件。在现在的形势下，任何“自由”都太危险了。

回到郑州，杨柳并没有找新右翼的同僚商量，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开始写报告。但是对于杨柳这种毫无运动经验的新手来说，这份报告的难度太高。搞了一上午，杨柳到下午还是放弃了。他把尚书找来，详细介绍了和领袖会谈的经过。

“这样啊。”尚书脸色倒很轻松，“不用怕，直接搞起来就行。哪里管得了这么多。群众运动本来就无法精确控制。能精确控制的，还叫做群众运动么？”

“我知道，但是我希望把损害降低到最小。”杨柳略带沮丧的说。领袖的话语中，暗示杨柳下台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一直以来，杨柳始终认为自己对官位并不留恋，可到了事头上，他发现，自己还是不甘心就这么被赶下台。但是，让他真的搞起一个不受控制的群众运动，杨柳还不甘心。

“当局者迷。你现在担心什么？如果想把你拉下台，又何必让你这么搞运动？除非，让你搞运动，就是为了把新右翼给一网打尽。那样的话，你搞不搞都无所谓。借口多的是。”尚书看着杨柳略带苦闷的神情，实在忍不住，居然笑了起来，“新右翼是靠了领袖的支持才有今天的影响力。所以，对我们来说，领袖必须高于党，高于国家。不然的话，我们以前做的一切岂不是毫无意义么？”

这话太尖锐了，杨柳一时语塞。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尚书的话直指中心。

“我记得你上次对我说，已经准备好了下台。既然你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头，那就根本不要有别的考虑，按照你想的做就行了。”尚书接着说。

“你的意思是，深化群众民众？”杨柳试探着问。

这个解决办法，杨柳不是没有想过。但是，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其结果很可能是新右翼垮台，已经启动的群众监督权再次落空。

尚书知道杨柳的想法，他说道：“第一，领袖希望搞群众运动，是用来对付谁的？”

杨柳答道：“对付官僚系统。”

“那么，我们搞的这个基层普选目的何在？”尚书接着问道。

“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不要让官僚们太过份。”杨柳轻轻点点头，自己接着说了下去，“领袖现在希望能够凌驾在官僚体系之上，但是官僚体系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只有靠了自己的威望，发动人民来制衡，压倒这个体系。但是，这又牵扯到，打倒一批旧官僚，也仅仅是创造一批新官僚。而这些新官僚们的工作能力却根本比不上现在这批。”

尚书点点头，“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如果要划分被打倒的顺序，现在也根本轮不到我们。导游另一种可能，如果真的要清除旧官僚，我们倒有可能更进一步。顶替那些家伙的位置。”

“这可就是胡搞了。”杨柳颓然靠回到了椅子里。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把群众监督真正的推行下去。既然最终肯定要被打倒，那么我们何必先当小人呢？就这么正正派派的被打倒不好么？更何况，我们做什么都是没用的，要看上面如何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现在已经被绑在领袖的船上了。”

“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呢？”杨柳有些失望。

“切，”尚书冷笑一声，“我们为什么要下重手收拾周口的官员？”

“这和群众运动不同。我们是在维持制度。”杨柳还是想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没丝毫不同，完全一样。如果你不把主席看作政府的最高领导者，而是一位皇帝的话，就能够非常理解这个问题了。我们不做，迟早有人要做。那还不如我们来按照自己的思路作。主席的意思就事让我们推行他的绝对权威，在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路下，运作共和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活动。我认为这就是领袖所希望的。”

“这么搞的话，领袖也未必能够成功的达成目的。”杨柳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

尚书笑了笑，“但是我向你保证，领袖至少在他在世的期间，能够控制住大概局面。这点上毋庸置疑。”

“但这结果……”杨柳仍然解不开心节。

“所以我才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动这次运动。我们要走正道。”尚书的语气终于有点意兴阑珊的感觉。“风暴就要来了，谁都避不过的。让我们为共和国多保留一些元气吧。”

杨柳看着这位同党的样子，试探着问，“你认为领袖最后会失败？”

“你我都不信共产主义，但是领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革命对他来说，就是唯一的道路。”尚书一面说，一面闭上了眼睛。




1966年下半年开始，河南发动了“加强民主”的运动。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中央的领导们都知道河南要搞事。但是，无论是刘主席，总理，还是领袖对此都保持了缄默。所有的质疑和反对声，并没有在政治局常委中引发任何回应。这种异乎寻常的态势，让所有批评者很快闭上了嘴。

河南本来的政治结构就比较趋向于省委领导，这是领袖默许的特权。河南省委和政府充分利用了手中的特权，先从经济入手，为这轮活动打下社会基础。

河南这些年一直在搞人口集中，郑州工业中心集中起了95%以上的工业企业。农村随着公社的推广，不断地把小村落集中成较大的乡镇。在允许自由经商的同时，新一轮的人口集中同时进行。一支支工作队奔行在山间，说服山民放弃贫瘠的土地，到山下去。而较为贫瘠地区的民众，则被半强迫的往肥沃的平原迁移。

期间的悲喜剧在二十多年后，被编写成各种小说。但这些东西，在以杨柳和尚书为代表的新右翼眼中，只是单纯的数字而已。他们是铁了心，那怕把河南搞得天翻地覆，也要贯彻自己的思路了。

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在集中，1967年底，报告中显示，河南总人口4900万，城镇人口高达2500万，已经超过了50%。山区和贫困地区的人口，降低到了400万。这400万人的生产模式也从传统农业转为林业。因为大力发展农副饲养业而显得劳动力不足的农村也再度充盈了劳动力。在1966年，在开始人口集中的同时，河南省政府发出“基础铁路建设向德国水平看齐”的号召。以前铁路仅仅连接各个城市，现在，铁路不仅仅要覆盖所有县城，各个城镇同样要同铁路。

这消息传到了全国各地，引起了一场轰动。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所需要到资金可想而知，河南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这成了诸多大员猜测的对象。很快，他们就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河南那帮疯子彻底放开了商业流通领域，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同样允许参与商业活动。说白了就是，只要交税，在河南谁都可以经商。

“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说法立时在党内流传开来。私营商业，这种唯利是图的产业是资本主义的标志性产业。河南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放商业领域，真的是震惊了天下。不过河南省委发布了一条辩解，“社会主义人民从事正常的商业，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来和资本主义有关系。与其花大力气取缔黑市，还不如把商业行为规范到社会主义商业中来。”

杨柳还是按照惯例，将河南新右翼的设想作了一个详细报告提交给领袖。领袖简单批复“知道了。”这个从容地态度让杨柳放了心。如果想搞群众监督，而且要行之有效，那就必须解决“山高皇帝远”的问题，社会主义大工业生产，不需要过多的分散，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集中，集中，再集中”才是唯一的方向。分散那就是生产效率继续提高，到了临界点之后的事情了，现在远谈不上。

集中意味着效率，意味着纪律，意味着国家掌控能力的提高。一千支工作队和一百支工作队，无疑后者更容易控制。领袖喜欢一句话，“大乱之后有大治”。现在不怕乱，就怕乱的无法控制，集中无疑在创造“乱”，然后就可以着手“治”了。创造矛盾，解决矛盾，这他*的是阳谋。

正当杨柳放手大干的时候，领袖突然间命令杨柳和尚书进京。两人和河南的新右翼分子们早已做好接受任何打击的准备，所以这次他们丝毫没有胆怯的感觉。

接待杨柳的并不是领袖，而是商业部的同志。他带了话，就不必去见领袖了，两边都忙，等忙完了再说。从这话里可以看得出，对这种“大乱大治”的做法，领袖嘴里虽然不支持，但心里并不厌恶。商业部找杨柳他们来的目的和河南正在搞的运动无关，而是关于国家采购问题。共和国已经决定加大对越南的援助，东北工业中心承接了一部分，柴油机和一部分轻型坦克，以急军需后勤用产品，则向郑州工业中心和山东工业中心采购。这单买卖不用现金交易，而采用钢铁调拨来平帐。杨柳和尚书此时恨不得热泪盈眶。虽然他们很清楚，在河南狂搞铁路网，意味着共和国最关键的铁路枢纽凭空多出了数百种临时线路，这对于战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好事素来不成双，铁道部部长随即赶来会晤，他以军队的名义通知，郑州铁路局主持工作的林继诚副局长，将恢复现役并且即日调走。铁道部现在仍旧隶属于军队，林继诚修了十几年铁路，又在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郑州铁路局主持了几年工作，作为负责支援越南的铁路方面的人才，最为合适。可在河南准备大展拳脚修建铁路的今天，把这位“爷字辈”的高人调走，等于是在河南背后插刀子。杨柳当然不会同意。但是军队系统可不是他这位没扛过枪，没渡过江的文人省委书记能够对抗或者说动的。铁道部部长笑容可掬，越看越可恨。他表示很明白河南此时对林继诚少将的重视，但是军队更需要这位人才。人才难得，所以才需要人才在更能够发挥力量的地方工作。杨柳突然怀疑这位铁道部长是不是对河南有意见，这摆明了是要拆台。

“咱们准备在越南修什么样的铁路工程，需要这位神仙亲自去呢？”一肚子气的省长尚书问道，“林局长更擅长的是统筹安排，如果说仅仅是修一条铁路，怎么也用不上这么高级的人才吧？”

“军事方面的问题，需要保密。”铁道部部长仍旧笑容可掬。

“越南才多大点地方？修铁路用得着林局长么？林局长这几年一直在温带平原修铁路，你让他去热带雨林修铁路，明显专业也不对口啊。”杨柳做着无力的说服。他心里知道是根本无法说服铁道部部长的，还得去见领袖。不，走领袖的路子怕是不行，恐怕得拜访一下总理才行。至于刘主席，那就算了，接下来的运动，搞不好就要和刘主席对着干，现在还是别和刘主席有什么纠葛。不过，这次调动幕后的背景……。很不好猜测啊。

铁道部部长刚走，杨柳和尚书就申请见总理。总理很给面子，白天没空，晚上请他们两人吃饭。国务院办公厅的小餐厅很雅致，三人在包间里吃着简单的饭菜。

“总理，您看起来瘦了点。这几年河南让您多费心了。”杨柳和尚书对总理非常敬重，作为政府的领导者，总理在文职官员们的心目中地位非常崇高。

“河南工作搞得好，我只有高兴。”总理什么时候看上去都温文儒雅，精力充沛。共和国这些年国力增长的很快，在世界上分量越来越重，作为共和国外交的最高主管者，总理不得不频繁出国。他的风范征服了诸多国家的上层。美国人虽然对共和国很有敌意，但是他们中间颇有修养的外交老手也曾经感慨地说道：“和他（总理）比较起来，我们都是些野蛮人。”

杨柳母亲家和南京政府高层颇多来往，他很小的时候听他们说起过总理，感叹总理这样的人才都跑到了共产党那边。这些年两人交道打得不多，但杨柳对总理始终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试探了总理对河南最新动作的品评，总理很有技巧的表示不愿意评论。杨柳也不再纠缠，直入主题，“总理，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并且请求您的帮助。”

总理点头示意他说下去，杨柳说了林继诚调动的情况。并且希望总理能够从中斡旋一下，毕竟林继诚对河南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而且他的能力和威望也绝对被大家认可。当然，杨柳心知肚明，如果总理参与斡旋此事，在官场上也意味着一种表态，是支持河南，支持河南省委省政府近期的动作。

这种政治上的表态非常重要，如果河南以后倒了霉，总理也意味要跟着背些责任。虽然绝大多数人不会也不敢直接对总理发难，但是总难免有些心怀不轨的家伙会借此做些文章。

虽然这么做本来就唐突，不过杨柳没有人脉能够直通军队系统，为了此事找领袖也根本不合适，所以他除了找总理这根救命稻草之外，也有私下试探总理态度的意思。

如杨柳所想，总理让他们写个汇报给国务院。并且批评两人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军队调人走的是正规渠道，杨柳这种提出私下斡旋的非正式渠道，就根本是一种越权行为。杨柳立刻表示知错。同时心里凉了一半。虽然没有希望总理能够真的明确表示支持，但是被自己崇敬的人这么拒绝，杨柳也有点失望。

回到河南，尚书就向国务院办公厅，铁道部，军委正式发函，请求留下林继诚。结果，一个月后，铁道部表示，同意林继诚留在郑州了。尚书试探口风，居然是刘主席在背后帮的忙。这让尚书非常诧异。新右翼的骨干们思忖了很久，也想不明白。最后干脆选择性遗忘了此事。

1967年初，河南省向其他各个工业中心发函，通告河南市场今后不再进行调拨，各项采购统统进行全国招标，各大工业中心都可以来河南竞争各项招标。

同年，郑州出现了模仿欧美的大型商场。改建后的郑州第一百货商场大楼正式开放，商场共有七层楼，卖场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特别是各个楼层间的自动手扶电梯在市民当中引发了轰动。同时，各个市，县，镇的大型集贸也都开始投放使用。大批的前黑市商人加盟商场摊位。随即，河南省政府对残存黑市进行了严厉的扫荡。在人口集中进行的同时，河南开始了“治乱”的运动。

1967年，共和国根据和越南签署的友好合作协议，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援助。从肯尼迪第一任总同时期，就在围堵共产主义扩张的行动，选择了冷战中的“热点”——越南。自1964年以来，美国人对南越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北部湾事件之后，美国对北越深投入南方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打击。北越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伤亡。

胡志明主席所期盼的共和国援助正式展开的第一年，也就是1967年，4月末至10月初的五个多月内，按照共和国标准，40个步兵师，以及三个轻型坦克师的装备运抵河内。共和国按照当年抗法援越的指导团模式，派遣了大批军官和士官帮助越南接收装备和训练部队。

美国人在1967年8月，发现共和国在越南建成了三个地面卫星信号接收站。并且于1967年八月，发射了三枚间谍卫星和三枚通讯卫星，提供卫星通扫描以及讯导定位服务。

苏联则支援给越南萨姆地对空导弹。帮助北越对抗美国的空袭。共和国则支援了最新研发的“红鸟”系列肩扛反直升机导弹。

这一系列的援助，让越南人民军的战争能力迅速提升。美国军方则不断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再限制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在此之前，为了不使战争升级，美国空军不允许轰炸中国和苏联所在的军事目标。每次轰炸前，政府都要对美国空军的出动方案进行严格审查。

“12000英里外的文官们指定轰炸方案”，本来就让越南前线指挥官十分郁闷，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是郁闷，而是怒不可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