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yu8011 2008-1-20 12:55
苏联大清洗内幕(资料难得，敬请收藏)zt
历史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代序）
陈启能
一
1988年6月，正当苏联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紧张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得知一
个意外的消息：这学期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了。从6岁至16岁的学生都可以从这项
决定中获益。他们不仅可以因此少开几次夜车，而且更重要的，可以少受一些欺骗。
这真是一项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苏联官方对迄今在中小学使用的
历史教科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沿用至今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一整套说法的态度。也
就是说，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当然不止是历史教科书，掩盖了苏联历史的真相，讲
给人们听的是许多谎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消息报》热情赞扬这次取
消历史课考试的决定，并尖锐地指责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
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不能再让谎言毒害广大中小学生了，这就是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原因。
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这是苏联当前进行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要明
白这个道理，就要弄清楚历史和现实，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改革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苏联今天存在的、
已成为改革对象的高度集权、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形
成于30年代斯大林时期，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中间有过赫鲁晓夫等的
改革尝试，但并未根本触动，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后期）反而得到加强和巩
固。由此可见，苏联的这套旧的体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
它不仅被舆论宣传为完美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从理论上（从哲学
上、经济学上等等）千方百计得到论证。更有甚者，这个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
史真相被掩盖了起来。人们知道的只是专为这个体制唱赞歌的，由斯大林审定、于1938
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了调的不真实的历史。
今天要改革斯大林的模式，就必须要正本清源，必须要弄清现行体制的历史根
源，必须要恢复历史真相，清除多年来制造的种种“历史神话”，总结70年来的历
史经验教训。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真正弄清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吸取教训，因
而当前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苏联的改革正式开展以来，有
关苏联历史的种种问题很快就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揭露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恢复历
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政策的
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公开性”，就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公众，敢于揭露存在的
问题，如果做错了就公开承认错误。这同样适用于历史。如果对历史真相遮遮掩掩，
不敢揭露，对历史上的错误不敢承认和纠正，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现实中贯彻“公
开性”原则了。因为历史和现实是分不开的。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
忘的人物和空白点”。此后，在苏联舆论界就掀起了“填补空白点”的热潮。在史
学界也开始了“史学改革”。
这次史学改革的先锋、莫斯科国立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尤里·阿法纳西
耶夫教授尖锐地指出，党史直到现在还是按《简明教程》的公式阐述的，只有它的
作者（指斯大林）一人头上罩着一贯正确的光圈，而其论敌全都被抹了黑。今天谁
都明白，《简明教程》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里面照出的人，一些是被不成比例地
过分夸大了，另一些却被漫画式地缩小了。里面只有巨人和矮子，其实巨人只有一
个，其他的都是侏儒、各种错误倾向分子和人民公敌。苏联作协会员、哲学博士F·
沃尔科夫认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在许许多多著作中被糟踏成了这种样子，以致于
满篇不是空白，就是黑焦油，已经到了无法再下笔修改的地步了，因而可行的办法
不是修订这部历史，而是彻底矫正这面哈哈镜。”
打碎这样的历史哈哈镜，换上一面真正的历史之镜，首先是为了现实的需要。
用沃尔科夫教授的话说：“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产生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
而恰恰是对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来说，‘真理’一经提出就变成了永不变化的公式，
变成了铁打铅铸的模式。”一位叫E·萨夫佐夫的副教授也认为：“需要了解事件
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是为过去一些诚实的名字恢复名誉，而首先是为了今天。这里
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怎样进行当今的改革。绝不能指望能把当今最先进
的思想长期地同《简明教程》中那种简单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我们走向何方——
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对1929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这些
事件的根源和真正含义能否搞清楚。”
我们看到，从1987年起，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历史热”，至今方兴未艾。许
多报刊杂志，其中《莫斯科新闻》周报、《星火》杂志等尤其引人注目，纷纷发表
各种历史题材的文章、专访、回忆、资料，揭露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或者对许多历
史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发表新的材料。看报成了许多苏联人每天要做的一件大事。
许多报亭前，人们排起长龙抢购有新鲜内容的报刊。科学家们也开始对历史上的许
多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历史学家为填补历史上的“空白点”，在努力收集资料，进
行研究。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1988年6月20日的电视讲
话，仅仅这个研究院的学者在填补“空白点”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搞清楚了100
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许多新的历史专著正在编纂中。譬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
夫上将将于1988年秋季完稿的斯大林政治传记《胜利与悲剧》，尚未出书，已经引
起国内外的注目。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及作者的文章《斯大林现象》在报刊上发表后
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此外，关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书，关于20年代权力斗
争的书等都在撰写中。新的苏共党史也正在编撰。一些过去被禁的著作纷纷开禁解
冻，得以问世。如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三部分，现在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其中一些章
节已在报刊上发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反对农业合作社给斯大林的信也首次得以发
表，等等。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可以说，这个问题
成了苏联当前对待改革不同态度的两种力量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以至戈尔巴乔夫
多次出面公开表示支持对历史真相的揭露。1987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
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对苏共和苏联历史作“真实的分析，必然会帮助我们
解决今天的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简言之，解决改革的紧迫
问题”。在1987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严厉驳
斥了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摒弃教条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
理”，是“给社会主义历史抹黑”。他指出，绝不能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并强调“这是与国家
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
二
在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中，在需要揭露的历史问题中，30年代和40年代末、SO年
代初的大清洗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被遗忘的人
物和空白点”应该被恢复和填补，这不是偶然的。试想，为什么会有“被遗忘的人
物”？为什么会出现“空白点”？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枪决
了，被赶出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空白点”。简言之，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
点”主要是由“大清洗”造成的。
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万百万。究竟有
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确切的数字恐怕还要历史学家去考订。但据苏联一
些人士估计，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譬如，苏联一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87
年12月22日在电视节目里说，他估计斯大林时期的被害人至少有1500万。如果加上
进劳改营、流放、剥夺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数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据一位
接近官方档案的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的数字，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120O万人被关在劳改营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处罚，
则有约7400万人。这些数字是否完全确凿，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
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仅被处死的就不计其数。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些
遭到清洗处死的是无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
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
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
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
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
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
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
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
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这样惨重的
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大清洗规模之大和性质之严重，所以就造成苏联历史上出现许多“被遗
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如果考虑到这许多“被遗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对苏联的
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有功勋的人（当然他们也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那末就不难想象，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的话，一部苏联历史如何能够完整、真实？
因此，如果要填补“空白点”，恢复“被遗忘的人物”的应有地位，恢复历史真相，
就绝不能回避大清洗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首先需要“正名”。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
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
历史。我们总习惯说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是如此。
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鲁晓
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例，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讲30年代和以后的清
洗。赫鲁晓夫说的是“镇压运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
“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等等。这同“肃反运动”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肃反运动”，
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
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
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不能全盘否定
。而苏联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
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
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上面这句话
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同时指出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和滥用权力”。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深入研究，苏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
不少文章，以后还会更多地发表。这里不去说它。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戈尔巴乔
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和罪行是作了区别的，而这样区别是有道理的。譬如，工业
化、农业集体化、建立高度集权的宫僚行政体制，乃至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的判断
和指挥错误以及外交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误，哪怕十分严重的，
恐伯还应归人“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来完全错了，也造成
很坏的后果（譬如1929至1931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还是多少可用在复
杂的历史条件下首次建设社会主义来解释。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方法、
判断、措施，乃至理论都错了。唯独“镇压运动”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简单的犯了
错误，而是罪行。因此，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运动”是不恰当的，这会给人
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是犯了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在事后判断斯大林时期的
“大清洗”时，称之为“镇压运动”的。这是就其实质而言的。可是在当时呢？在
当时难道不是作为“肃反运动”开展的？
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党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年代三次重大的
党内斗争，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或
称“反右倾斗争”，同30年代后期的“镇压运动”直接有关。“大清洗”是从1934
年12月基洛夫遇害以后开始的，实际进行主要是在1936—1938年。
且不说基洛夫被刺案本身疑窦重重，有许多迹象表明同斯大林有关。就从后来
事件发生的实际进程来说，基洛夫被刺案很快被用来作为镇压斯大林在20年代党内
斗争中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借口。基洛夫被刺被说成是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等人干的。从这里开始，许多骇人听闻、难以想象的罪名被加到过去
的反对派头上。大家知道，在30年代大清洗时期，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
大审判。这可以说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标记。第一次是在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所
谓“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
次在1937年1月，被审的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
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审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
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
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可以看得
很清楚，所有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都同过去的反对派有关，特别是同托洛茨基有
关（托洛茨基因为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因而只能缺席审判，无法把他枪毙，但他
后来在1940年也在墨西哥被暗杀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外国间谍，这是
为了加重罪行。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
在大清洗疯狂进行、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什么坏事不能
发生？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
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的告密、诽谤，有野心的人的抉嫌报
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害人的种种罪恶行径，
更是层出不穷。加上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然而，
总的说来，这次大清洗的主调还是要消灭党内的反对派和潜在的对手，还是同党内
斗争有关，主要是同党的领导层的斗争有关。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一大，1922年召
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1919
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O人死于党内斗争。
这难道是“肃反运动”？有谁能相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的建
立出生人死的革命者，到30年代统统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大清洗发生在1936年
以后，那时20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首领都已经公开承认错误，苏联也已宣布建成社会
主义，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獗？这是说不通的。
因此，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30年代的大清洗也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肃反运
动”，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需要发动一场运
动去肃清他们，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当然，关于30年代的大清洗，在苏联也
是刚刚开始揭开内幕，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
清楚的，即无论是基洛夫的被暗杀，还是以后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是有明确的
预定目标的，那就是要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和反对派。大清洗中的无数冤假错案，
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
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知道，对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政
治家、对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工作者和军人、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
政治控制和镇压措施，是精心策划的伪造的结果。”
至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清洗，当时虽然已经没有2O—3O年代的党内反对派，
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肃反运动”。这时期主要是两大案件，一是所谓“列宁格勒案
件”，被害的是当时身居要职并有上升趋势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见的干部。这样的
干部要被剪除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另一起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则是一件
典型的诬陷案。
只有这样理解“大清洗”的实质，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较
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这里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学者们去认真地研究。但
首要的是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敢于抛弃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
旧概念、旧的习惯看法。要根据客观实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论结论
和经验教训。这里一不要掩盖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抛弃旧的观念，建立符合
实际的新观念。在苏联，当前“公开性”的执行往往和“新思维”的推行分不开，
就不是偶然的了。
围绕着“大清洗”的问题，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进行分析。虽然也只是刚刚
开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学的布坚科教授在1988
年第9期《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
斗争问题。过去只把这种问题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格格
不人。可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苏联尖锐的党内斗争，难道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
斗争？苏联的大清洗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似乎很难说得通。布坚科教授对社会
主义制度下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个问题还刚提出，
很多方面还需要讨论研究。不见得这个说法就能解释许多问题。然而，重要的是，
敢于打破旧的框框，真正面向实际，大胆探索，并努力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思维。
三
1937年2月，布哈林在被捕前悲愤欲绝地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
的绝命信，请求他的妻子把这封信熟背记住。布哈林相信他的不白之冤在将来一定
会被洗清。他在信中高呼：“我向您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您们的历史
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怕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
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毁着党。”
布哈林是有远见的，他的坚定的信念使他相信，这团乱麻将来一定会被解开。
但不知他是否预想到，这团乱麻的解开是多么的不容易。
1956年2月，离布哈林的绝命信整整19年之后，在斯大林逝世后三年，作为
“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
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为解开这四乱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可惜的是，并没有
把这四乱麻完全解开。
赫鲁晓夫严厉地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残杀无辜、大搞恐怖活动的罪行
。在当时的确起了震聋发聘的作用。这个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做得不彻底，他的揭露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他对大清洗本身
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三次莫斯科审判没有触及，20年代反对派的问题没有动，这样
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
达可夫、拉狄克等都依然是反革命恐怖分子、间谍特务，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这
样一来，大清洗中的主要案子没有推倒，尽管也平反了许多冤案，毕竟还是留下了
个大口子。这样就不可能把问题彻底弄清。因为，给人的印象必然是：斯大林的清
洗还是肃清了不少真正的反革命，其错误在于“肃反扩大化”。同时，不给20年代
反对派首领们彻底平反，不仅大清洗的实质会被歪曲，而且也势必影响对20—30年
代整个历史真相的恢复，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化、
意识形态争论、党内斗争等）的正确评估。
第二，赫鲁晓夫把大清洗的原因归咎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把个人迷信的
产生又主要归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毫无疑问，大清洗同个人迷信是分不开的。但
是，不管是大清洗，还是个人迷信，都不能单从斯大林的个性上找原因。这里面还
有深刻得多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不触及
体制，只从斯大林个性上找原因，这样的揭露和批判是很肤浅的，因而也不可能根
本解决问题。
第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对大清洗的揭露，没有广泛发动群
众，没有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舆论的广泛发动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二十大
做的是秘密报告，事先既无很好的酝酿，事后又缺乏广泛的宣传讨论。直到今天这
个秘密报告还没有在苏联公开发表（有消息说苏联塘公布这个报告），而西方宣传
工具却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很快就全文公布了它的内容。这样反而造成了苏
联国内的思想混乱。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彻底解开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团由各种罪
行组成的可怕的乱麻，但他毕竟打开了缺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的发展本来
就是曲折的，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难题很轻易地就得到解决
。老实说，从赫鲁晓夫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如果不算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后曾经极短期（一共9
天）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外，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斯大林之后的第一任新的党的
领导人。布哈林寄于希望的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任，就能以对当时来说
相当大胆的作法为解开这团乱麻做出了努力，这是相当不简单的。这同时也说明，
斯大林在世时，他的统治虽然看似稳固，但由他的许多违反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
益的做法所造成和积累起来的矛盾实际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并没有彻底解开这团乱麻。就拿布哈林来说，虽然1962
年12月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佩洛夫（据说他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起
草者）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宣布布哈林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但1938年苏联最高
法院对布哈林判处死刑的判决并没有撤除。至于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人，
连这点松动都没有。乱麻，可能松开了一些，但依旧还是一团乱麻。
接着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长达20年，根本谈不上解开乱麻问题。
转机来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1988年，布哈林被枪决之后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在绝命书中向未来一代党的
领导者发出的呼吁才真正被听取，他的愿望（把他头上的污秽冲掉，宣告他无罪）
才完全实现。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撤销1938年对布哈林、季
可夫等十人的判决。在这之前，对同一案件中被牵涉的克列斯京斯基等另十人的判
决也被撤销。这样，在这个案件被判刑的21人中，只有雅哥达一人未被平反。雅哥
达何许人也？他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贝利亚的前任，直接参与
镇压的刽子手，后来被抛出作为替罪羊。如今，大清洗的受害者被平反昭雪，大清
洗的直接参与者依旧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遗臭万年。真所谓，善善恶恶，自有
天报。
接着，据3月26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正式撤销了1937年6月11
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罪名对图哈切夫斯基、亚
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八人的判决。在此之前，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也被彻底
平反。这次案件没有象莫斯科审判案那样举行公开审判，被害者沃兹涅先斯基、库
兹涅佐夫等也没被正式开除出党，只是收回了他们的党证。考虑到这个情况，苏共
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于2月26日作出决定，重新确认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
三人的苏共党员资格。
又一个重大行动是在6月13日作出的。这一天，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定，为当
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案中受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
可夫等33名老布尔什维克恢复名誉，宣布他们无罪。
最后剩下一个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因1929年被驱逐出苏
联，因此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没有被正式判刑，也未遭枪决。他1927年被开除出党，
并被加上许多罪名。因此，对托洛茨基自然也有一个平反的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对
他的许多活动的评价问题，当然对别的已被平反的政治家也有一个评价问题，但对
托洛茨基要更为复杂，因为他1929年出国以后还进行了许多活动。但不管怎么说，
公开性的原则、恢复历史真相的做法，对托洛茨基也应该是适用的。这是一个实事
求是的原则能否彻底贯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事求是
地对待托洛茨基，要为他平反。1988年6月17日，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
博士、著名改革派人物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政府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
就属于这些人之列。”他接着指出，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阿
法纳西耶夫说：“至于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将有所突破，但是，
这要取决于对我们的历史以及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
十天之后，6月27日，苏联《共产党人》副主编奥托·拉齐斯在一次记者招待
会上说，现在国家应该撤销对托洛茨基的间谍指控，苏联历史书中应当重新写上他
的名字。但是拉齐斯不主张为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他说：“我们应当停止
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书中勾掉的做法，给他在革命和（革命后的）内战中应有的地位
以及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地位。我们应当还他以本来面目，既不美化也不丑化。”
今天，大清洗中的主要冤案已经平反，20年代反对派首领的不白之冤已被推翻，
根据这种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真相的原则，原先的苏联历史必然要重写。在对苏联历
史没有作根本的改动之前，决定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课考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围绕着“公开性”政策，围绕着恢复历史真相
的做法，斗争十分激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
作者声称，当前报刊上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安德烈耶娃的文章
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
的革命性》，对《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上述文章进行迎头反击，尖锐地指出，安德
烈耶娃的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目前，这场争论虽然已经过去，但
斗争并未停止。
尼娜·安德烈耶娃断言，对大清洗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揭露，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和苏联人民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种思想恐怕
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如果真正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论是苏联人民几十年取
得的成就，还是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就象不承认问题的存在、甚
至千方百计加以掩盖并不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一样，客观存在的成就也是无法否认、
抹煞的。如果要否认、抹煞成就，也象要掩盖、否认问题一样，只会延缓历史的发
展，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并不能因为要实行公开性，要恢复历史真相，就一定
会否定和抹煞成就。现在的问题往往是，人们在成就的掩盖下。不敢去揭露问题；
或者怕否定成绩，就去讳言、掩饰问题。
一个社会也如同一个人一样。一个社会出现问题犹如一个人生了疾病。如果讳
疾忌医，人的毛病就无法治愈。社会也一样，社会的弊端和毛病，如果不揭露出来，
就无法找到治愈的方法。给人治病，并不是要把人治死。给社会治病也是一样。目
的都是为了挖掉病灶，使身体健康起来。如果说，社会和人在这方面还有区别的话，
那么，一般说来，人患了病，真正要想隐瞒病情不请医生的，恐怕还在少数。而一
个社会有了弊端，要下决心去揭露它、医治它，恐怕要困难得多。这里面的原因是
明显的，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利害关系。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不管多么困难，
有了病总得去治，早治比迟治好。
拿苏联来说，今天揭露历史上的问题，正是为了克服社会中的弊端，为了今天
的改革，为了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揭露大清洗的内幕，不仅是为了平反冤假
错案，为历史上无辜受害的无数正直的人平反昭雪（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
更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弄清出现大清洗悲剧的原因，挖掉根源，健全法制，发扬民
主，保证这类罪行以后不再发生。这件事情做好了，所得到的收益是无法比拟的。
在这一点上，社会也和人一样。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
程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任何社会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发展。
过去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自然而然都是好的，怎么可能
出现弊端和问题，甚至象大清洗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问题，
这原本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原则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
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出
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
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单独地出现的。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说就是苏联），
旧社会的痕迹自然更要比马克思设想的多得多。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初创的缺乏
经验，工作中的失误等种种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出现问题，甚至严重的问
题，是并不奇怪的。重要的是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头脑和比较现实的看法。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大工程，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总是估
计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总结。目前，搞
改革也是这样。但有一点十分重要。社会主义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笔财
富。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隐瞒，不夸大，必然会有助于解决当前
的问题，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苏联学者认为，在了解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了解为此所蒙受
的巨大灾难。如果回避历史上这些痛苦的问题，那就无助于今天所要解决的民主化、
公开性、遵守法纪、官僚主义等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如果以“成就”为斯大林的
罪行辩护，那就是为今天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斯大林所创造的“解决”争端问题的
方法，为他所创立的党和国家的结构、社会生活准则，最主要的是为专横武断的权
力辩护。
我们看到，在苏联当前的改革巾，十分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注意革除旧政治
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28日开幕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的长
篇报告中强调，在当前面临的许多复杂；司题中，“改革政治体制是最关键性的问
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参政和管理国家。为此，要采取一
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建立完整的法制体系、加强人民代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党政
职能分开、对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进行监督等等。这个改革纲领还只刚刚提
出，在实施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对公开
性政策的坚决执行，这是苏联当前改革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同苏联对
历史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上的黑幕的揭露，恐怕是分不开的。
苏联著名作家阿纳托里·雷巴科夫于1987年公开出版了他酝酿了十多年的长篇
小说《大清洗——阿尔巴托街的儿女们》。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很快
被抢购一空。雷巴科夫在谈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斯
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经济损失，但最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损失。
当人的生命贬值的时候，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丧失了，道德标准消逝了，心理气
氛改变了……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应当唾弃什么，我们必须摆脱什么样的桎
梏。”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幕前夕，苏联30个城市大约3万人签署了一份致这
次会议的呼吁书，呼吁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时期遭受镇压的牺牲者的纪念碑，
以及有关这些牺牲者的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内的信息研究和教育中心。
“纪念碑”倡议小组的代表、地质学家尤里·萨莫杜罗夫1988年6月22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法律自我意识和培养我国公民具有不与罪
恶与暴力相妥协的精神”。7月4日，苏共领导作出决定，在莫斯科建立这样的纪念
碑。
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论是功勋还是罪恶，都已经永
远逝去。但历史和今天又是不可分的。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
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也可以成为包袱。关键就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但如何前进，速度如何，曲折多大……都同人们如何对待
过去有关。
我们看到，今天，在苏联，历史又迈出了一步，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四
下面，再简单地谈一谈本书的情况。
1987年以来，苏联报刊十分活跃，发表了许多历史反思的文章、揭露历史问题
的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恐怕主要还不是历史学家，记者、哲学家、其他社
会科学家、党政工作者、作家、各行各业的干部……纷纷投书报刊。他们发表自己
的看法，披露自己知道的事实，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专访，回忆自己切身的经历，
公布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对不同观点进行热烈交锋……这是全民族的历史反思，
是为了当前的改革回首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这里面不仅有对过去黑幕的
揭露，有新鲜的历史事实的披露，更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
目前许多问题还没有定论，还在争论，还在探索。但重要的正是思想、启示、求索，
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对已有70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这个变化，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关心世界发展的人，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关心我国改革的人，都应该注视它，
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此，我们决心编译《苏联历史启示录》，选择苏联报刊上最新发表的文章资
料，尽快地奉献给我国读者。《苏联大清洗内幕》就是其中的第一本。
收入《苏联大清洗内幕》的文章，从内容上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有关在大清洗中受害人的案件情况的。这一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因为大清洗中
的案件太多，涉及党政军团科学文化各个领域，我们尽可能地各个主要领域都照顾
到，这样多少可以从中看到当年大清洗牵涉面之广。大清洗中的主要案件，如“布
哈林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等等，也都有收入。
第二类是关于揭露当时直接从事镇压活动的刽子手，主要是贝利亚的面目的。
除了贝利亚之外，象叶若夫，以及过去揭露较少的维辛斯基等也有所涉及。
第三类是分析大清洗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结合具体
事例进行分析的，文笔比较生动，并不是干巴巴的说理文章。
总的来说，可读性是所有这三类文章的共同特点。因为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学术
论文，而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报刊上的文章。文章的形式和文字都比较生动活泼。
很多是对当事人或家属的采访，加上对第一手资料的摘录。这样除了可读性之外，
还增加了这些文章内容的可信性。
但是文章牵涉到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可能会给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
者增加困难。为此，我们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以帮助读者阅读。另外，有些文章的
标题我们作了更动，有的加了副标题。
由于时间匆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在翻译、编排和注释方面肯定会有不少
纰缪，敬请读者们给予指正。
最后，应该指出，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苏涵、营特金、陈京宪等同志的
许多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1953～1955年间苏联内务部所属劳改营及劳改教养所中犯人数量变化及构成》
绝密，极其重要
……
截止到1953年1月1日劳改营、所中的犯人共2472247人。
……
内务部所属劳改营和教养所在押犯人的构成情况：（按占犯人总数的百分比）
1953.1.1
1）反革命罪犯 21.9%
2）盗匪及持械抢劫罪犯 7.7%
3）蓄意谋杀犯 1.7%
4）流氓罪犯 5.6%
5）根据1947年6月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
《关于盗窃国家及社会资
财罪犯的刑事责任》判刑
的罪犯（第1.3.5款） 11.3%
6）根据本命令第2.4款
判刑的罪犯（二次、团伙
及大金额犯罪） 18%
7）根据1947年6月4日
《关于加强保障公民私有财产》
的命令而判刑的罪犯
（第1.3款） 13%
8）根据1949年1月4日
《关于强奸罪的刑事责任》
命令被判刑的罪犯 0.5%
9）其他罪犯 20.3%
列夫·拉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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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作家列夫·拉兹贡今天所讲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真实一词的通用词意是：“实实在在地
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发生过。”这篇故事的作者是儿童
文学作家和批评家。这篇故事节录自他尚未发表的
作品。并非想象》，这部作品写的是他在监狱和集中
营17年（1938—1955年）里的所见所闻。斯大林的恐
怖和镇压政策牵涉到苏联整个社会、一切社会阶层
——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从克里姆林宫到最偏远的
原始森林中的乡村。《加里宁主席的妻子》中的悲惨
故事讲的正是这样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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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夏日的黄昏早已降临，我该上路了。每逢短暂的“周末”我都到沃扎叶利去。对从第一劳改营到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30公里徒步行走已经习以为常。一昼夜以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冬天，我这段路程可以走得很快。冬天的道路被踩得象柏油路一样坚实，空气令人神爽，所以这几乎是马拉松一样的路程我走起来倒也轻松，甚至没有什么疲劳感。一到夏天，路面经过卡车轮子的千碾万轧变成细小的流沙，走起路来就吃力多啦。所以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搭乘顺路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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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值班岗楼前停着一辆对旅行者颇具诱惑力的汽车。这是一部仿制美国“吉普”样式的“小山羊牌”轻型越野汽车。坐上这玩艺儿只消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沃扎叶利。几小时前这辆车载来了一位大医官：我们医务室主任带来了一位上校——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我干嘛不试一试和他们一起走呢？反正我好象还有点自由，因此也还是他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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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们从岗楼里出来走到自己的汽车边，我走到劳改营医务室主任跟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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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同志！如果您的车子里有空位置的话，请带我到沃扎叶利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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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室少校总的说来待人还不错，甚至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务行政首长。我指望的正是这点，结果没有失望。高个子上校戴着绿色肩章，上边有蛇形的医务标记。他对我彬彬有礼。我与他在车子后排并排坐下，我们的“小山羊”就沿着沙丘奔驰起来。少校和上校继续着在上车前显然已经开始了的谈话。少校大学毕业后在劳改营工作，上校则不同，他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不久。他毕业于军事医学院，一直在部队服役。当然，我从这两位上级军宫的对话中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上校会出现在古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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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说得多。他谈到自己在前线的工作，谈到同许多人的有趣的会见。他感到特别幸运的是所遇到的他的一个部下：当他在某军医处当领导时，处里的主治外科医生是加里宁的女婿。这不仅给这个军的军医处带来明显的好处，而且使和我这次同行的同伴有可能结识米哈尔·伊万诺维奇本人。他曾同加里宁的女婿一起出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被邀请到加里宁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著名的我国国家元首不拘礼节地吃饭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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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谈到加里宁的魅力、谦逊精神、原则性和在国内享有极大尊敬时，激动得声音颤抖。然后又去夸赞加里宁的女婿，遗憾地说，现在他们分开生活了，并对少校讲，他过去的这位部下目前在某地当军队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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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真是被鬼迷住了心窍！……我对上校说，加里宁的女婿现在是某条战线的主治外科医生，就在另一个城市……上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我，异常和蔼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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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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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我的人格对这种态度不能忍受。于是我非常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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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妻子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对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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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沉默了好一阵子，反复惦量着从一个过去历史清楚的人那里听到的这个意外的信息。他终于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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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一次原谅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什么时候对您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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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无处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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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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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校沉默的时间更长。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正在进行思考。显然，这种思考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他受不了这些问题的折磨，找不出合乎逻辑的回答，于是他再一次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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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纠缠不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哪儿对您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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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我为什么掺和进来？！而且我们的少校也在场！鬼才知道，这场愚蠢的谈话以后会惹出什么事端？可我现在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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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沃扎叶利对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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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上校反映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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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几乎什么也不懂！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在这儿能干什么，在沃扎叶利？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又为什么要到沃扎叶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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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象死人一样地保持沉默。我能回答什么？也许，这位上校不该知道这里人所众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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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您能否回答我这个问题？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在沃扎叶利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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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完全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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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来探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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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来探监的？！她来看谁？您是说来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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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关在我们这里的科梅丹茨克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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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中还很少看见过上校做出的这种休克性的反应。他双手抓头，说些含混不清的话，把头埋入两膝之间。然后象癫疯病突然发作，身子左右摇摆，嘴里吐出一连串不联贯的象一股湍急的河流似的歇斯底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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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天啊！……不，不，这不可理解！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加里宁的妻子！全国元首的妻子！不管她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要把加里宁的妻子关进监狱，关进普通的监狱、普通的劳改营啊！！！上帝啊！多么耻辱！多么不幸！！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又是为什么？能这样吗？！那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又干什么了？！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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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抬起头，几乎在车子里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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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我要认识她！您应当把我介绍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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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谈话在生自己的气。无论是上校歇斯底里发作的缘由，还是歇斯底里本身都没有使我特别发笑。但是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白痴般的话却差点儿没把我逗笑了。我一下子想象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怎样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怎样在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浴室里，以她独有的精细在为刚刚洗过的灰色囚衣用一块小玻璃片去清除虱卵，而在这时，上校走进来恭敬地向她做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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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替上校辩解，应该说，他的强烈的反应一般说来是自然的，有人情味的。国家首脑、极其令人尊敬的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妻子在一所平常的劳改营里过着一般的囚徒生活，对此，就连那些对一切都能适应的人也难以安之若素…·即使是比这位不久前才开始在劳改营工作的军医要更有知识的人，对这个消息也会感到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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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甚至也发生在莉卡的身上。正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我们的劳改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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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莉卡到我这儿第一劳改营作客，她说她和一个老年的女囚犯很要好。这位老妇人是从另一个劳改营转来的，她的覆历表上写着：她只能在看管下干活。但是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医生把她分到弱体力劳动一级，因而她得以在浴室中工作，清除内衣上的虱卵并发给洗澡的人。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住在被服间，多年的繁重劳动以后她终于有喘息的机会了。莉卡在办事处工作下班后每天都去她那里：给她捎点儿不是犯人吃的食物，和这位聪明的招人喜爱的老太太坐一会儿，说说话儿。她不是俄罗斯人，是波罗的海沿岸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很早就俄罗斯化了，不象是个女工，虽然她有一次曾说，她很久以前在工厂里作过工……对了，她的姓也完全是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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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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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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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妻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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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卡没有象上校那样歇斯底里发作，可也绝对不相信我的话是真的……首先，不可能！其次，凭她俩的关系，她不可能瞒着她。这样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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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敢肯定不会错。虽然我并不认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但她和我岳父母关系很好。1937年夏天我们家没人再来了，无数朋友和熟人远离开我们，电话铃声不响了，这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为数不多的继续探问我妻子奥克萨娜健康的人之一。她从克里姆林宫药房给我妻子弄来了普通凡人极不易搞到的药品。1937年底，这个援助的来源断了：我们听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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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无论是军医上校，还是莉卡，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关在监狱里而感到极度的困惑不解。归根结底，如果连政治局委员本人也可以随便地被逮捕和枪杀，那么他们的妻子为什么就会得到豁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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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斯大林怎样迷恋先进技术，但他总也摆脱不了旧的恶习：他的战友当中，很多人定该有亲人被捕。看来，最接近斯大林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的亲人（或近或远的亲人）是没有被捕过的。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一个被枪杀，一个被迫自杀；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的丈夫斯塔赫·加涅茨基被捕后被枪决；伏罗希洛夫的亲家（儿子的岳父母）被捕，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也差点被捕；众所周知，莫洛托夫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领导人）也被逮捕……这个名单还可以写下去……因此加里宁妻子的被捕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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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加里宁早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当我还自由的时候，他的最老最亲近的朋友、还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时的同志——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就被捕了。绍特曼一家和我很接近，我和他的儿子是朋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详情，不过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绍特曼不仅是加里宁的朋友、老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奥布霍夫厂自卫战”的领导人和接近列宁的人……他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在形式上他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无论如何他的被捕应当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形式上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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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却是：一天夜里一些人来到绍特曼家，头一件事是问：“有武器和列宁的文件吗？”就象过去常向老布尔什维克问的那样，然后就把老人抓走了。绍特曼的妻子苦熬到天亮后，立即给加里宁挂了一个电话。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对自己的老朋友打来电话甚为高兴，在电话里快乐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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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终于来电话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无论是你，还是舒罗契卡都没打电话来，这多不好呀，叫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喂，舒拉契卡的神经根炎好些了吗？孩子们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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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特曼的妻子打断了老朋友快乐平静的话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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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沙！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今天夜里舒拉给抓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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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电话加里宁不知要接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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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卡不听我的任何解释。于是我建议她下次见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时，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并以我的名义问她：知不知道绍特曼和他妻子的情况……第二天我接到从科梅丹茨克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莉卡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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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对的！一切都跟你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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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莉卡向我讲述了她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见面时的戏剧性场面……她来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浴室，结结巴巴地转达了我的那些话……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尽管具有爱沙尼亚人的耐性，但脸色还是变得惨白……莉卡于是失声痛哭起来，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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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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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下子搂住莉卡的脖子。两个人抱头大哭，就象世界上所有女人常做的那样。即使她们具有我们主席的妻子那样的耐性和经验，她们也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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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带走”的情节很平淡，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有人从她定制衣服的服装店给她往克里姆林宫打了一个电话，叫她去试衣服。服装店里已经有人在等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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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具有爱沙尼亚人的沉默寡言的特性，一位老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妻子的地下工作经验。她不愿意谈接到服装店打来的电话之后发生的一切。但我们知道，她被关押时的情况很糟。她的履历表几乎就是半部刑法典，其中包括最可怕的第58－8条——搞恐怖活动。她的履历表被打上一个叉，这意味着，她永远要受看管，只能在看押下进行重体力劳动。在被关押的十年中，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女劳改营中可、能有的最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她是一位很健壮的妇女，从孩提时起就习惯了劳动，所以这一切都经受住了。只是当她从一个战时解散的劳改营转到这里来以后，才得以干上一份“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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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生活开始出现好的变化。显然，这是加里宁为其妻不停地请求的结果。这一点也是加里宁不同于斯大林的其他“最亲密战友”的地方。莫洛托夫从不提及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女儿在人党的时候，当问及父母的情况的时候，她回答说，她的父亲是莫洛托夫，没有母亲……总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女儿尤娅和莉季娅经常去探望她。她们到来时，在居住区给她们拨出了一间房子，配置了漂亮的家俱，甚至还有地毯，她们毕竟是加里宁的女儿呀！被监禁的主席妻子也被允许在自己女儿的房间不受看管地过三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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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达第一次来的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通过莉卡邀我去“做客”。这样我就和莉达认识了。我坐着，喝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优质葡萄酒（它的味道我早已忘了），吃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美食，听着刚从莫斯科来的人讲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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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加里宁曾不断请求斯大林宽容他的生活伴侣，请求释放她，哪伯给他机会在临终前见上她一面……听到这些，甚至对于我来说，也感到有点可怕。有一天，苏联已经在战场上胜利挺进的时候，被老头子的眼泪弄得不耐烦的斯大林发了善心，答应说：好吧，算了吧，战争一结束就放了老太婆……加里宁一家比起其他苏联人带着更大的，也许是忐忑不安的焦躁心情盼着战争结束。就在这时，在一次这样的会见中，我知道了加里宁的女婿在什么地方，而正是这个消息引起了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心理上的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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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会见之后，被监禁的加里宁娜又被送回了劳改营。她又得重新拿起自己的劳动工具，用小玻璃片清除虱子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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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来的为伟大人物歌功颂德的小说家，要描写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的感情时，请他不要忘记在斯大林的善行中写上一笔：他没有忘记这样一件小事，即他给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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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战争结束后的正好一个月的时候，发来了释放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电报。可是电文中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释放她的，劳改营行政当局可以发给她一张给一般释放犯的等外身份证：不仅剥夺她回莫斯科的权利，而且还不能在其他170座城市居留……在匆忙向莫斯科询问之后，劳改营的头头笑容满面，殷勤地建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暂时住在他家里……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些天宁愿住在莉卡那儿。几天以后，头头们坐着一辆汽车来到莉卡栖身的破烂茅舍，他们把过去受自己管制的犯人的手提箱搬上车。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莉卡的陪伴下启程去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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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天，我去莫斯科休假时，去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几次。去她那里使我很为难，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她住在自己的女儿那里，而她女儿的房子正是我妻子奥克萨娜渡过自己短暂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我也曾在那里住过……莉季娅·加里宁娜正好住在我们过去住过的住宅的低层。每当穿过这所院子，过去的老习惯已成自然，往往要抬眼观看我们房间的窗户，而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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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我的造访很高兴。她不愿意到克里姆林宫她丈夫那儿去，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明白，她不需要这样做。显然，他自己在此时也已抛弃了某种幻想。当莉卡到莫斯科休假时，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来往很多，经常一起去剧院。当莉卡回到沃扎叶里后，不断收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封封亲切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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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愿意住在克里姆林宫。因为她怕什么时候会偶然遇到斯大林（虽然这种机会极少）。但她终究没有能避免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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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里宁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重病在身了。一年以后，在1946年夏天，他就病故了。当时我们还在乌斯季维姆拉格。我们怀着异样的心情在广播中听到和在报纸上看到，整段关于党、人民和斯大林如何爱戴这位死者的报道。在报上读到英国女王给一年前还在劳改营清除虱子卵的人发来的表示同情的电文时，心里更不是滋味……而在报刊上看到给加里宁送葬的照片时，已经使人完全感到可怕了。在灵柩后边走的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走在她旁边的是斯大林及其一班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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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他们还是相见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叫人无法忍受的闹剧场面终于没有避免，这种场面甚至连莎士比亚在自己的记事作品中也是意想不出来的……不管询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关于她在这次会面中的心情有多么不通人情，我还是要问一问，只要有机会能再见到她。可是我和莉卡自由的时间很短，而当50年代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不在人间了。
＊＊＊
有一次在《儿童文学》出版社历史编辑部我遇见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她要为孩子们出一本关于自己父亲的书。和她互致问候以后，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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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从前见过面，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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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我说看着您怎么面熟呢。咱们是在疗养院见面的。不记得是在“巴尔维赫”还是在“索斯纳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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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不是疗养院，那个地方叫“沃扎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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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眼里流露出悲伤和惊骇的目光，在沃扎叶里我就曾见到过这种目光。
——布勃诺夫及其女儿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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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马卡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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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记起了不知在哪里阅读过的一些故事，也可能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比方说是从少先队队会上作报告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听来的。故事讲到，一些被监禁在沙皇要塞和三角堡中的革命者凭着击敲墙壁的特别暗号，相互通报消息，还讲到如何通过从外面递东西，把便条放进烤馅饼里传进来，或者用类似的方法递送锯铁窗的小指甲锉。多么幼稚、陈旧的幻想！真有意思，谁还敢这样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深层地下室里逃跑，可婶婶凭着那张扶养卡，又能给她收拾些什么东西送来呢？不过两个葱头和半块黑面包而已。能照监狱的暗号敲墙吗？她该是多么高兴啊，要是能把有关自己的一点消息递给同她一块被捕的什么人，首先是她的丈夫和十数个同龄的朋友、同班同学，那些来自斯特拉斯路、特维尔林荫路、普希金大街和高尔基大街的邻居们，或是那怕从他们谁那儿得到一句问候的话，她也会感到幸福的。可是，要是大白天在看管员死盯不放的目光下连走近铺位也绝不可能，你又怎么能用你也不明白的符号试着敲墙呢！在夜间，在这隐秘的、唯一属于你的时间里，盒子似的牢房的墙壁不断开合着，人们不时被从床上喊起来，带去进行例行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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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员是一个姓罗多斯的人，个子不高，有一副健旺的体魄睛——她毕生都不会忘记他那火红的头发和深蓝色的眼睛——他与其说是审问，勿宁说是要她明白这一情况：1944年4月他们被逮捕的这伙年轻伙伴，曾计划实施一个恐怖行动——谋杀斯大林同志。侦察员的这种逻辑——真是空前绝后的发明：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每一个平日司空见惯的细节，任何一件生活琐事，他都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它什1变成意味深长的引人怀疑的细节。这些细节再被上挂下连，就造成一幅臆想出来的好象真实的、似乎不可推翻的恶毒阴谋的图画。同班同学嘛？这是明明白白的，意味着他们早就暗中串通好了。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采用他们圈子中通用的名字和绰号：布巴、奥古列茨、雷布卡。很明显，这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他们秘密的地下代号。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急救车”上的担架员，——由此可以无误地推断，在城里侦察时，他的职责是监视斯大林同志的汽车。她的丈夫沃洛佳是在战地医院躺了一年的残废军人，在战争中几乎失去了双脚，他被指控为在策划的谋杀案中从前线运回了机枪。侦查员让他们相信，他们打算从一个姑娘家里的窗口进行射击，这位姑娘就住在阿尔巴特区。可是，这姑娘家的窗户面向一个偏僻的院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汽车任何时候也未必会到这里来。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侦察员难为情。这一类把一般事情都想得十分凶险的纯属捏造的揣猜，根本不顾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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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指定的罪行是何等可怕，但又是这样单纯，原来她只是打听了国家机密——斯大林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路经阿尔巴特街的行车路线。不过，她的罪行的根据是更为充足的，是无需调查的，正象人们所说，她的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因为22岁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布勃诺娃，是被枪决的“人民敌人”、前教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和苏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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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俄罗斯联邦美术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会员、艺术理论家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布勃诺娃坐落在莫斯科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听她回忆着她在莫斯科监袱的单人牢房里所煞过的七年多的日日夜夜。在卢比扬卡、布特尔基、莱福尔托夫这些监袱里她都呆过。最可怕的是被隔离起来，在一个折磨人的小圈子里，充满着老是一个样子的纠缠不清的思想情绪，在生活中再也永远看不到亲近的什么人。应该说，就连在成熟的年纪这也是难以忍受的，但在那个年龄起码你已度过了不能勾销的大半生，可是在最无法自卫的青春的年华，当人还是向整个世界坦开胸怀的时候，这会如何呢？突然间，这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四壁秃墙。然而，甚至就连在这封闭的空间，你也不可能支配你自己，因为一个无形的监视者的声音仿佛是一种最高的神秘的力量，在命令着你——坐下或者站立，走动或者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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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的窗外还是那个莫斯科：过去是石榴胡同的休谢夫大街，先前曾是斯皮里多诺夫卡的阿·托尔斯泰大街，再稍往前去，猜得出是这样一些纵横交错的胡同：科津欣胡同、三池塘胡同、帕拉舍夫斯基胡同、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现在为纪念建筑学院土改名为若尔托夫斯基大街）。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监狱的高墙也阻挡不住的思想，把她从牢房中带到了这些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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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初级小学，这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女学生就是教育人民委员安·谢·布勃诺夫的女儿。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想检查一下“十月儿童”的政治常识，就问他们：你们说说，在我国谁是管理所有工厂的最主要的负责人？谁是管铁路和轮船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回答管理所有学校的最主要的负责人是谁时，她自豪地回答：“是我爸爸。”班上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这位女老师在奶奶面前责备了她，说这个小姑娘想法多么古怪。奶奶有些不好意恩，不过承认小姑娘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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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75中，所有的人自然都知道她是人民委员的女儿。她家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所在当时是很宽敞的，课后同班同学都爱在这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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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著名建筑师费·舍赫捷利建造的一所别致的独居住宅。当布勃诺夫一家从十月二十五日大街迁到这里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妈妈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她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有教养的、慷慨好客的家庭，从事艺术史研突，交往了一些艺术家朋友——很高兴有这所新住所，因为现在家里能够接待客人了。在那个年代，教育人民委员部不仅掌管高校和普通学校，所有文化事业都处在它的领导之下：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在父母的这所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什么人没有见过呢！老派的文质彬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易于激动的弗谢沃洛德·埃米尔耶维奇·梅耶霍尔德，阿列克塞·雅科夫列维奇·泰罗夫及其谜一般美丽的夫人阿利萨·科宁，总带着烟斗的阿历克谢·托尔斯泰，穿着海军坎肩的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以及文雅而可笑的米哈依尔·科利卓夫；还有约·奥尔别利院士、给列夫·托尔斯泰本人演奏过的小提琴家亚·戈登魏译尔和敏锐的艺术里手、画家伊·格拉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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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更经常的客人还有人民委员的亲近朋友，和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的令人吃惊的个人命运，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党报记者、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成了他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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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法布里齐乌斯、普里马科夫——这些被编成歌曲称颂的“红色元帅”、国内战争英雄，这些集团军长、师长、旅长，他们的名字为全国的所有孩子所狂热倾倒；可是对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说，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几乎是亲人。当然，他们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他曾同他们一起战斗在烈火熊熊的乌克兰草原，也曾同他们一起冒着疾风般的炮火在喀琅施塔得的冰面上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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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苏联历史上没有一次事件，它的参加者不曾在布勃诺夫家里以亲身的可靠经历提到过第一次俄国革命使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在家乡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同米哈伊尔·伏龙芝结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发动伊万诺夫和舒雅的织布工人投人罢工斗争，建立并训练了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直到这位传奇式的无产阶级统帅逝世以前，他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家庭问一直相互来往（有关这位统帅的过早的、奇怪而神秘的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早在小姑娘时就有所耳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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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为领导即将来临的起义选举出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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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铁路枢纽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具体地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17年10月25日早晨，关于工兵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电文就是由安·布勃诺夫签署后，由铁路电报局发出的。这个电报定是发给“所有一切人”，换句话说，是发给全俄罗斯和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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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安·布勃诺夫是接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本人而就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说起来可笑！可以料想，这种情况是把什么样的责任放到了这位文化部门新的领导人肩上！要求他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水平！需要他有何等实事求是的品质！然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没有白白用安·布勃诺夫的名字命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曾同布勃诺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一块工作不只一年。她有这样一段证言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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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把这样一个人放到了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上，他先前的全部工作、他先前的整个斗争经验，保证他能有党的视野，能有对工作不是图求形式而是注重实质的习惯，能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注重所有细节并检查执行情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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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可以说从其家庭生活的经验证实了这一评价的正确。父亲很喜欢她，但任何宽纵她的事也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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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但这幸福不是事事都能满足，不了解下层人的操劳这一古典的意义，而是意味着能有丰富的感受，能见到那时代卓越的人物，也意味着笼罩着全家的那种新世界的、革命的和国内战争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同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尊重、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对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的好客和民主主义，自然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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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她在这个令人羡慕的、在道德上同周围生活和谐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精神世界，成了在那可怕伤亡和丧失自由的年代她内心的唯一支柱和靠山。幸福的蕴积其大无比，纯洁的意志和希望潜力无穷，要不是这样，她就会在心灵上被摧毁，忍不住、也经受不了她所经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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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有着军人的气质，是一个意志坚强、有时甚至很严厉的人。他对心爱的女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锻炼她，让她做早操，同她一块作长时间滑雪行军，总而言之，训练她的独立能力。一当他沉浸于内心的另一些需要时，还几小时地给她读诗，放心爱的唱片，带她去博物馆，看图画展览会的预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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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也到第175中来，但不是凭着职务，不是为检查工作和作指示而来，而不过是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到这里同教师们推心置腹地聊聊天，同孩子们逗逗乐，聊一阵，还带着指挥员特有的那种周到的礼貌在学校的晚会上跳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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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中期，昔日那些古典中学的建筑在“红色首都”已经所剩不多了。标准的新型中学的建筑一幢接一幢地在深宅大院中拔地而起，教育人民委员为这用红砖建成的每一层楼的出现而高兴。他也经常带着女儿到列宁图书馆新楼建筑工地来，他想要她亲眼看到，亲自了解，并终生把这一切都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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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无论谈起什么，都为取得的每一个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甚至在捷尔仁斯基广场设置自动售汽水机，也是作为当时莫斯科的欧洲面貌而展示出来的。说到地铁，按通常观念，那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人们都为苏联工厂的产品不亚于外国工艺而兴高采烈。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少年时代只有一辆男式自行车，当时我国的工厂还不出产女车，而布勃诺夫却不愿越出原则去给女儿寻辆外国牌子的女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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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半夜。这是人民委员在写东西：写党史和军事方面的文章，准备教科书的方案。1937年初，他准备了即将来临的普希金1OO周年逝世纪念日的讲演稿。就在大剧院纪念大会前不久，他又抽时间去参加了学校戏剧的首演式，女儿同班的同学们排演了普希金写的剧，即便象通常说的没有时间，也不能不光临一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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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勃诺夫庄大剧院向国内知名人士所做的那个讲话，得到了苏联全国的共鸣。别林斯基当年曾经预言，每一个时代都将对这位诗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布勃诺夫的这个报告就是作为布尔什维克时代、才诞生20年的苏维埃国家的见解而被人们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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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时代的人开始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世界了。“高炉”、“平炉”、“对策”这些词汇，他们象是理会“森林”、“河流”那样来理解的。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些街道上成长起来的，在这里，运动员们在国际少年日排着检阅式的队列整齐通过，少先队员们身着少年先锋服装，在喇叭和洋鼓声中迈步行进；在这里，他们心急如火地去看电影《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去观戏剧《乐观的悲剧》。他们怀着到西班牙去的理想，前去援助共和主义的马德里。他们一秒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最美好的国家，如果不是有敌人的包围，这个国家就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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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下子议论四起，说国内的敌人几乎同国外一样多。报纸上这样写，来自高层的喉舌也这样严厉地发出了警告，每个人这样的讲话都是以这种坚定的号召作结尾：要制止、揭露、痛斥一切敌人，要把他们无情地消灭掉！敌人在人们的想象中就象是由演员法伊特和库拉科夫在电影中扮演的罕见的游客、间谍和暗害分子一样。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敌人就住在邻近的楼群里，相邻的住宅里，或者甚至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们通常穿着托尔斯泰式的男短褂和半军人上衣，常到各部委、各托拉斯、工厂和报社编辑部去上班，还常去叶夫托里亚、基斯洛沃茨克休养，为“斯巴达”运动队和“季纳莫”队叫好。敌人原来都是新建工业的骨干、“红色厂长”，获得勋章的工程师、被青年迷恋的诗人、在成千上万人的体育场受到起立欢迎的运动员。谁能相信，那些国内战争的英雄，人民爱戴的人物，昨天还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父亲的战友，原来都被列人叛徒、间谍的死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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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已不准许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参加中央全会。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事情将要到来。于是，他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他的办公室，按照那些年的习惯一直工作到深夜。临近十二点，惊慌失措的女值班员向他的办公室里看了看。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地向人民委员报告：电台刚刚广播，他被解除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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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慌意乱的那种痛楚样子，特别铭刻进了她那些日子的记忆里。母亲不太懂政治，却以女人的方式本能地感到了将要临近的灾难。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记得父亲有惊慌失措的样子。相反，命中注定被解职以后，他竭力振作起来，不愿承认自己已不在职，他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来安慰家里人。他说，他早就向往着要到远东去工作。有一天傍晚，他给女儿带回来了一个用薄纱作的玩具——一只很好看的、非同寻常的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公火鸡。他一般很爱民间艺术——薄纱制品、有金底带花叶图案的木器，特别是小型精致的帕列赫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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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3日早晨，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打算去上学。她按通常习惯想往父母亲那里去看看，但奶奶丧魂失魄地叫住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夜里有人把父母亲两个一块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了。现在在他们那边，还正在继续搜查。一个在披风的袖上带着盾和剑标记的年轻军人安慰他们说：要相信，主人很快就能回来，不过是检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但要严格提醒一句，他们的房间不能随便进。机关工作人员从房里推出自行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叶莲娜·安德列耶芙娜试图抗议：“这是我的东西。”她得到的回答是：“怎么是你的？这是男车。”她当时还不知道，在父亲一生送给她的所有礼物中，只有这只五颜六色的公火鸡——薄纱玩具，给她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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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这样，即使遇到不幸，在悲痛欲绝、毫无希望之中，也能找到哪怕一点点什么乐趣。就说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吧。她在孤独中象翻阅日记似地逐一回忆着她早早成熟、早早同家人、同童年、同亲爱者、同心爱之物分别，同构成她无忧无虑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切分别的那些可怕的日子，想起关于她父亲是“人民敌人”的消息在班上和学校并没有使任何人疏远她的情形。固然，她没有被接收人团，因为要人团必须同被捕的父母断绝关系，而这样做，她联想也没有想。当60年代初她被接纳入党的时候，对父亲、对这位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忠诚，成了能使她人党的最好的条件。同班同学和老师对她特别友好和温暖。要是没有发生可怕的灾祸，可能她迄今也不会晓得，她有多少真正的同志。她在监狱中回忆着他们，思量来思量去，仿佛觉得有些奇怪，但恰恰是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培育成了有原则的高尚的人，他们不会抛弃朋友，而这些朋友在一夜之间却受到这同一苏维埃政权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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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父母亲命运的消息怎么也得不到，无论是书信、便条，也无论是什么片片断断的一言半语都没有。就连可能的诉讼程序的公告也得不到。有经验的人压低声音，悄悄解释说，这意味着前人民委员和他的妻子未经审判和侦查就被特别会议判决了。为什么要判决，联想想这一点就感到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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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同年迈的奶奶一块迁到了婶婶那里，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的公寓里。在学校里她是“优等”生，课后却得去挣些额外收入，到绘画合作社去给领袖肖像上色和修版。在那个年代，需要许许多多新的，以前为人民所不知的肖像。可是有那么一幅像却总是比其他别的肖像更常遇到。当世界著名作家里昂·福伊希特万格向斯大林暗示这一点时，后者却狡狯地窃笑着答道，他不能拒绝当代人出于纯朴的感情要求到处陈列他的画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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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多多少少也是多亏这种习惯，孤苦伶汀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得以勉强凑合度日，并且以优等成绩在中学毕了业。当时还没有金质奖章，但有带金黄条条的荣誉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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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被传去审问的事已经停止。侦查员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也不再能吓住她了。在她看来，这个侦查员简直是在编造卑劣的侦探小说。她有一种人什1把她忘掉的感觉。不会再有审讯了，她明白这一点；但也应该哪怕有个什么解决办法啊！采取这样的折磨原来也是可能的：给你个真象不明。犯人逐渐完全被切断了同活的生活的联系，同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一切的联系，也被断绝了一切人际关系，亲近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她在何处和发生了什么事。有关那些敬爱的人们的消息她也一无所知，他们都在人世吗，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时刻，甚至以为任何判决都是一种解脱。那怕是集中营，哪怕是科雷马，只要不是这深层地下室的令人厌恶的四壁秃墙！是父亲的坚强性格挽救了她。是那种控制自己、支配思想的能力拯救了她，一下子把她的思想引向了得救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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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落满树叶的果戈里街心公园。她常沿着这里的路从学校回到自家的新住所。这就是索科利尼基，哲学、语言和文学研究所——当年著名的“哲文史所”（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最初这里不想接收她，后来到底还是把她接纳到了艺术史研究室。一下子战争爆发了。最早的空袭警报，最初是训练性的，后来就是真的了。象妈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一样，她上完了护士训练班，只是没有条件戴着额上饰有红十字的白色护士头饰到库兹涅茨克桥拍个照。这是什么样的头饰啊……空袭时候，只得在地铁中值班，把孩子和老人分散安置在车厢中。有些人害怕地叫：“您把我们往哪儿领啊？”对其他的人，则不能不径直安插在莫斯科人喜欢的索科利尼基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上。“乘地铁从索科利尼基到高尔基公园……？”在战前，马乔索夫这样唱道，那是另一种生活。而在1941年秋，整个地铁线路都成了避弹所，变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疾病、眼泪、谩骂、抱怨声和希望的巨大集中营。不，只有在单身牢房中才能懂得这拥挤、人群、甚至人们普遍惶惶不安的全部乐趣。只有在这里才能想念十一月里冰冻如铁的房顶，才能想念这房顶被德寇燃烧弹的化学火焰照得亮彤彤的情景。就连在塔尔多姆附近的劳动战线上采伐木材，那是在酷寒中，这路阻塞而又饥肠辘辘，就是回想这些，也是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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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过去发生过的一样：一切都又这样同时发生了：战争、青春、恋爱、在黑糊糊的窗下、在烧红的小炉子周围的聚会、朗诵诗、唱歌、从战场回来的同班同学的故事，他们尽管受伤，尽管残废，但还活着，预感到胜利的来临，都满怀着文学创作和写电影脚本的庞大计划……这一切都被打断了，在1944年4月他们都被抓去了，所有的同伴伴们——12个姑娘和小伙子，这些莫斯科市中心的孩子们。还有她丈夫的母亲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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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思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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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指给我看她们全家的照片。许多照片都是档案馆工作人员在60年代赠给她的。要知道，这是人们保存下来的，尽管他们在铁的恐怖的威胁下，由于担心告密，曾有可能把这一切全部消灭、烧毁或者毁坏。在这本家庭像册巾看到在那些书籍和博物馆陈列架上令人熟悉的人物照片时，有种令人吃惊的感觉，伏龙芝、图啥切夫斯基、雅基尔、加马尔尼克、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旁边就是安德烈·布勃诺夫。他穿着军大衣或者同人谈话时常穿的那种指挥员便眼。他是工农红军中传奇式的人物——旅长、集团军长、组织家和统帅——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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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有一次把她带到捷尔仁斯基广场一栋房里一间极其威严的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用老爷的架式问她，她还记得她父亲吗。她回答说，记得并且会永远记住。在大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注意地看了看她，命令把她带走。“你为什么这样带挑衅性？”——事后侦查员这样训斥她。——“你知道你是同谁说话？！是同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你应当追悔！断绝关系！可不能同敌人不分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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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监禁七年半以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被草草发落终生流放。好象押解危险的恐怖分子一样，她被三个中尉和两个士兵押解着。在到达巴尔瑙尔以后她才知道，她无权越出城界，如果违反要关25年集中营。还告诉她，她作为行政流放犯必须在初到时每星期，一段时间后每个月向卫戍司令注册一次。这样，这位人民委员的女儿在生活中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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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生活下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无论什么工作也不拒绝，忽儿被安置在博物馆，忽儿又被调进图书馆。她还同天文馆馆长一块，在各俱乐部和红角已跑来跑去，亲自讲课、参加座谈。从家庭传统上说，她倾心于画家和雕塑家，在流放者当中，幸亏也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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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中期，一个令人震惊的传闻飞到了阿尔泰地区：人们在莫斯科见到了布勃诺夫。不，不，很确切，在国家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委员会上。是出版社领导人中有人来巴尔瑙尔亲自讲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晓得这消息可信不可信。命途多舛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往往靠传闻得到安慰。他们同人民的灾难、战乱、逮捕和大迁移一起，从车站到车站，从临时营棚到小农舍，和着歌声、寓言、在士兵当中和集中营里流传的民间创作，在全国到处流浪奔波。这种民间创作离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日还很远，然而先前那残忍冷酷的时代也已过去。在1956年，她同所有苏联公民一样，手上有了正常的护照。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到了莫斯科，她投宿在一个女朋友家，这个女朋友也刚服满刑期。她给党的检查委员会拨了电话。对方回答她，我们正在全国寻找您，立即赶来吧。她急奔老广场而去，得到了值得庆幸的消息：她的父亲，教育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根据苏维埃和党的路线在死后被恢复名誉。但是，关于布勃诺夫到国家教育出版社去的传说也弄清楚了。去的原来是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叔叔，她父亲的兄弟。战前时候，在所有这些悲剧发生之前不久，他的妻子曾写过一本法语教科书，为此他前去询问，看能不能再予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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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得到了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个电话号码。从听筒中听到了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熟悉的一个声音，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激动地叫了起来：“您好，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了，我是布巴。”她1922年生在罗斯托夫，当时在那里安·谢·布勃诺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两家同住在一套住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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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跨进伏罗希洛夫办公室的时候，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哭了起来，这个在婴孩时常常被他抱在手上、在小姑娘时总是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女子，又不知怎地从天而降了。她在国务办公室坐了不下一个小时，伏罗希洛夫给她讲着有关她父亲的事绩，讲着他们战斗的青春，回忆着布勃诺夫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宅，这中间他不住地擦拭着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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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她回到朋友们身边回答着他们的各种询问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才考虑到，她有关自己和当前处境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向国家元首讲到，她也没有来得及请求给她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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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渐渐地，一切都安顿下来了。被恢复名誉之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莫斯科得到了住所，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艺术理论研究室。教授和教师们、科学工作者们，所有记得她父母亲、先前同他们工作过的人们，都努力给她提供帮助。这不是由于她的请求，这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出于想通过哪怕一点个人的行动能为肯定历史正义以尽绵薄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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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回来的人，那些年代在街上是不难辨认的。他们对久被他们遗忘的正常生活的适应情况是不同的。一些人无论如何总不能抹去心灵的创伤，他们虚弱无力，要重新温暖自己，就好象仍旧感受着那远方冰土的切肤寒意。相反，另一些人却力图更久地延长那突然降临的悄然自得的遥消状态和那碌碌尘世漠不关心的状态。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属于另一类恢复了生命活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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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都是生平第一次。大学，展览会和图书馆庄严的大厅，各种会议上嗡嗡的嘈杂声，首映式的喧闹，巴特里阿什水池寂静的夜晚。还不习惯那种恢复过来的肩负着国家责任的幸福感。她学习，在博物馆工作，从事我国陶器和瓷器史研究，来往于工厂之间，结识技师，写书。她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现在26岁，是斯特罗加诺夫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艺术家之家，莫斯科式的舒适的住宅。在这里，雕塑家的丈夫、艺术理论家的妻子、复制绘画的儿子，兴趣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墙上有蓝色的格热利陶器和魏氏瓷器、圣象画、风景画和版画，书籍中有雕塑肖像的原作摹本。还有那只完好保存着的神话般的雄火鸡，这个因时间关系而变得色调发暗的薄纱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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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告辞以后，我在街上突然想起寄到编辑部的一封信。用整个家庭名义签署的这封信的作者对目前报纸上关于过去悲剧事件的评论文章感到气愤。他认为，所有无辜死去的、被逮捕被流放的人，他们都“活该”受苦。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充满骄傲情绪。你们看到了吗，他们不想做小螺丝钉，一心想维护自己的个性。为此，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下场。我不晓得这种奴性的观点流行的程度有多广，但我知道并且坚信，革命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为自由劳动、自由思想而生时，才能开始。社会主义——这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们对生活的安排，是千百万独一无二的独特个性的意志体现，这些个性把人自身的尊严同正义社会的尊严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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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是莫斯科。一栋栋的独家住宅，一条条的小巷，一座座可以穿行的院落，一所所40年代还被认为是新式建筑的砖砌的学校，还有不久前刚刚拔地而起的大厦。
阿纳托利·戈洛夫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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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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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有过宣告有罪和无罪判决的年代，充满恐惧、兴奋和失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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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似乎比实际更强有力的胜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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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和死亡，错误和忏悔，悲观和希望的年代——人们渡过的每一天、每一刻都不能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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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正走向光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疾步走向未来。这样，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会问自己：还有没有必要一点一滴地重新汇集往昔的每一瞬间，拂去蒙住它们的灰尘，象把已经破碎的镜子的碎片粘在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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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警告有危险，并指出这些危险的人，不可能为那些与其走在对立的道路上并决心把其他人和自己一起消灭的人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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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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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列宁格勒州共青团委的瓦莲金娜·皮基娜（她在基洛夫时期就已在这儿工作了）出席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她被调往莫斯科，开始在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到中央来工作的还有丹娘·瓦西里耶娃、热尼亚·法因贝格、帕维尔·戈尔舍宁、德米特里·卢基扬诺夫、彼加·韦尔什科夫，她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们。应基娜负责大学生工作，领导共青团组织委员会，同时兼任预算工作。她还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作很有意思，是颇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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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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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这里有成千上万能干的有才能的人。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地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停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开始腐朽。这种人要找就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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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和革命的敌人的斗争中，政治素养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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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斯大林召见团中央总书记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书记瓦莲金娜·皮基娜和巴维尔·戈尔舍宁。……叶若夫已经在办公室里。斯大林没有问任何事即开始指责科萨列夫说：共青团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发敌人。斯大林对叶若夫说：“尼古拉·伊万若维奇，您讲讲共青团是怎样和敌人做斗争的？”叶着夫打开厚厚的卷宗，说：“最近在萨拉托夫，州团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纳札罗夫已被逮捕，他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他随后念了纳札罗夫的“供词”。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说：“你们还说没有敌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已逮捕了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科萨列夫鼓足勇气说：“共青团中央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有这方面的材料。”皮基娜说；“斯大林同志，我很了解纳札罗夫。我们在列宁格勒的瓦西里耶夫岛共青团组织里一起工作过。最近我还出席了萨拉托夫州团委全会。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纳札罗夫投人了人民敌人的营垒？”她这个问题主要是问叶若夫的，但他一个字也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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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最后总结说：“你们不愿意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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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列夫等感到很沮丧。他们没有力量马上分手，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亚历山大公园，科萨列夫一根紧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神情抑郁地摇了摇头，对皮基娜和戈尔舍宁重复地说：“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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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奇怪是正常的，一年多以前，斯大林看过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作的总结报告的全文，没有提任何意见。可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时，斯大林却紧皱眉头，充满怀疑和严厉的目光……科萨列夫真诚地相信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看来好象斯大林也很信任他。他作为团中央总书记，能在任何时候给斯大林打电话，并被立即接见……。他对斯大林无比信任，以至他的内弟、党的白俄罗斯科佩尔区区委书记巴维尔·纳奈什维利在大会前夕以组织谋杀斯大林罪被突然逮捕，也未引起他的动摇。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发狂了，粗暴地对他的妻子说：“你的巴维尔怎么能这样！他是敌人，他有罪！你怎么能为他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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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列夫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愁眉苦脸地和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商量：“斯大林要人，要人头……可我能说出谁？敌人在哪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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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叶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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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年生于列宁格勒，14岁起当工人。1917年3月人党，1921年在红军一些部队任军事委员，1922年任联共（布）卡查茨基边区谢米巴拉京斯克省委书记，1929—1930年任农业副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分配处和干部处主任。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又任内务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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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叶着夫没能列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被任命为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1月22日，《真理报》刊发了有叶若夫参加的列宁逝世15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的照片，叶若夫站在贝利亚旁边。不久，叶若夫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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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进侦察员办公室时，满脸胡子茬，穿着一件服了色又脏又破的红军旧军装，没有领章和皮带，显得很消瘦。他首先提出要吸烟，回答审问时萎靡不振，非常吃力。当问到他，“在审讯右派托洛茨基反党联盟时，你说布哈林的人企图用浸透了融解在酸里的水银的窗帘来谋害你。……”，叶若夫狞笑着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进我的办公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窗帘的事是我编造的，因为这样说在斯大林看来会显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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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后来说：“顺便说一句，我很了解这里审讯什么，怎么审讯……”。他要求给他纸和笔，然后把他押送回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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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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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1日，叶若夫以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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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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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苏联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因“在加强革命法制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成绩卓著”获得列宁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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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强调指出，镇压，这个强制性手段在进攻中是必要的，但却是辅助的而不是主要的手段。”“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结束了过低估计我们国家、国家机构和它的侦察机关的意义和作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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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28日。共青团中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团中央和中央书记处的错误，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关于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不可容忍的麻痹，忽视了共青团中的人民的敌人用腐朽的生活方式这一特殊的手段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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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真理报》社论。列宁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助手》写道：“凶恶的人民敌人萨尔塔诺夫、卢基扬诺夫、法因贝格、布别金、安德烈耶夫等利用苏联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首先是科萨列夫同志在政治上的无知和愚蠢，进行着他们卑鄙、肮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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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科萨列夫检查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团组织的工作返回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指出：“自我保护对党的敌人有好处，因为对流言不去分析，不分青红皂白，不进行应有的核查就会把诚实的人赶出我们的队伍，使其怨恨我们。在哈尔科夫，拒绝审理提出的指控，这只能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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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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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暴行的开始……现在的青年幸好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他们很难明白，科萨列夫给斯大林写那封信，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他没有象有些人因为害怕而做“公开检讨”和去告密。科萨列夫向“各族人民的领袖”挑战了！他实际上给自己判了死刑。你们可能会问，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为什么没有立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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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时间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完全相信，斯大林有一个庞大并具体的计划，去消灭共青团中央领导和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就是所谓的“共青团案件”。事情在按计划进行，镇压逮捕、死刑、好象魔鬼都排好了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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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面临着复杂的选择。团中央指导员米沙柯娃也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当我们派她参加楚瓦什州的共青团代表会议时，她要求“取消”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太早了，还没有展开“粉碎敌人”的工作，她还要求把州团委书记瑟莫金和捷连季耶夫开除出团。州党委全体会议决议一致谴责米沙柯娃的行径，都无济于事。我们团中央也收到不少上告信。科萨列夫在做些什么呢？他召集了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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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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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应该指出，米沙柯娃犯有严重错误，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的同志被置于政治上可疑、甚至是人民敌人的帮凶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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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米沙柯娃留在机关，从指导员工作调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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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以伊·德·帕帕宁为首的苏联第一个北极地区漂流考察站“CJ－1”人员的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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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维·纳奈什维利，科萨列夫的遗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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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我和萨沙一起应邀出席了。不知为什么是其洛托夫祝酒。那些得到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赞扬的人，不仅感到非常荣幸，而且仿佛同时得到了免罪符，……按照惯例，讲完祝酒辞，需要到斯大林面前去碰杯，……我记得当谢·米·布琼尼被莫洛托夫提到时，是多么激动。因为那几天莫斯科到处流传说布琼尼被捕了……突然提到了科萨列夫，我感到很奇怪。因为萨沙的好多同事和团干部已经人狱了……莫洛托夫提到科萨列夫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说“为了我们天才的充满希望的……”，萨沙也到斯大林面前干杯。斯大林拥抱并亲吻了他。科萨列夫在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上帝呵！过了半辈子，他那苍白的激动的面孔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他到我跟前说，“玛莎，求你，我们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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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回到了绥拉菲莫维奇街2号，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后来被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称作“滨河街公寓”的那座房子。萨沙对我说：“你知道斯大林在我耳边说了些什么？他说，你如果叛变，就把你杀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这句话并不重视，我还开玩笑说：“可是萨沙，你并没有想背叛他，你干吗那么激动？”科萨列夫顾不上同我说笑话，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吗？玛莎，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容易把团中央总书记变成祖国的叛徒。……”他的话使我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注的那个大院里，几乎每天都在抓人。有一天早晨，看门人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吗，玛利亚·维克多罗芙娜，我们这个大院现在用不着管理了，只剩下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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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萨沙一起生活了11年。他从来不曾想对我讲政府中的内幕，或上层人物的坏话……他从不耍滑头，怎么想就怎么做。萨沙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在谈话中说斯大林的好话时，那也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萨沙完全相信他，萨沙的内心是非常坦荡的，因此也是非常不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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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一个晚上，他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别墅时带来一位客人，米·巴吉罗夫。我和妈妈薇拉·巴夫洛芙娜依照惯例摆好桌子准备吃饭。萨沙站起来致祝酒辞：“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的外高加索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杯！”我和母亲都被吓呆了。因为贝利亚任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已经四年了，……巴吉罗夫默默地喝着酒。大约过了两个月，贝利亚找了个机会质问科萨列夫：“萨沙，你反对我什么？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吗？”这件事在1938年的悲剧中也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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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巴吉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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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一扎法尔·阿巴索维奇·巴吉罗夫，生于1896年，1917年3月入党。1920年任卡拉巴赫州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委员，阿塞拜疆师团军事法庭庭长。1921至1930年，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自1933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巴库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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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吉罗夫在1955年被宣判有罪，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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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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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奥·米沙柯娃写信给斯大林，控告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其他常委。米沙柯娃在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因为我参加了对楚瓦什的人民敌人的揭发，所以受到了科萨列夫匪帮的疯狂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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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真理报》发表《纪念共青团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说：“全国人民为共青团的成就感到高兴。假如团中央在最近肃清共青团内部的敌对分子时不犯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这些成就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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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22日。共青团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召开全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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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真理报》报道：团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费·什基里亚托夫关于审查奥·波·米沙柯娃同志控告和关于团中央情况的报告……由于对那些揭发团中央工作中缺点的正直的团干部采取冷酷的宫僚主义的敌对态度，并迫害优秀的团干部（米沙柯娃同志案件），全会决定免去亚·瓦·科萨列夫、C·E·博加乔夫、瓦·费·应基娜同志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职务，开除J·A·韦尔什科夫出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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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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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这次全会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开始说服我。先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后来是米沙柯娃：“我劝您，瓦莲金娜·费多罗夫娜，还是和科萨列夫划清界限，否则您的日子不会好过。”后来，《共青团真理报》的责任编辑米哈依洛夫也光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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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米沙柯娃立即得到斯大林的保护。记不清是哪个人发言时，认为团中央在工作中还犯有许多错误。但根据斯大林的看法，这样说未免太轻了，于是，斯大林立即在坐位上生气地说：“也许是个体系，而不是错误。在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以后，讲错误是不是太多了？我们清理破坏活动已经进行两年了，还有那么多错误，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要消灭我们，只用犯错误的提法显然是“不相宜”的。领袖是不满意的。需要上纲上线地控诉我们一贯进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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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为科萨列夫和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辩护，日月诺夫说我的发言是“机会主义的”。科萨列夫的发言不长。他说：“我觉得个人是很平静的，因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应该声明，我从来没有背叛党，从来没有背叛苏联人民。”我们从全会回来时，已经被撤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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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捍卫真理，纪念我的牺牲了的同志们，我应该说，在这次以民主为幌子的摧残中，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毫无疑问也起了作用。马林科夫批准了米沙柯娃迫害楚瓦什州团委书记。而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他在3月初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将科萨列夫叫去说：“告诉你们，米沙柯娃给我们写了控告信，希望你们采取措施。”可是在全会上，什基里亚托夫被吓破了胆，说科萨列夫“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说团中央常委会想“消除米沙柯娃头脑中的全部的斯大林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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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米沙柯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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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加·彼得罗芙娜·米沙柯娃，生于1906年，1937年入党。1937—1938年任团中央组织部指导员，后任团中央书记。1956年前，搞党务工作和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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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莲金娜·应基娜完全恢复名誉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命运又使其和米沙柯娃相遇了。监察委员会收到许多包括个人和集体的申诉，要求开除米沙柯娃的党籍。监察委员会审查米沙柯娃专案时，尼·米·什维尔尼克当着皮基娜的面问她怎么能诬陷那么多正直的人，米沙柯娃回答说：“那时候我错了，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相信处处都是敌人。”1956年6月28日，米沙柯娃被开除出党，“因为她诬陷共青团领导和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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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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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心里很痛苦，感到空落落的……怎么能忘记这一天呢？！晚上我通过内线给科萨列夫打了电话，我们的办公室是相邻的。开会时没有人同科萨列夫打招呼，也没人同他握手……我到他那里去简单地谈了一会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逮捕我们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开始他还很乐观，安慰我说：“明天我给斯大林打个电话，我们还会有工作的！”我从没见科萨列夫哭过，可当时他的眼睛里却充满泪水。他说：“我有独生女，我以我的孩子的名义向您发誓，在党的面前我没有罪！”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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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维·纳奈什维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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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皮基娜不知道，就在22日那天晚上，萨沙被扣留在团中央保卫处办公室中，被拘留了两个多小时，这中间，不知请示了谁，说了些什么，后来便将他放了。我们的别墅已在监视之中，后来的六天是在精神极度紧张中度过的。当然，科萨列夫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焦急不安。11月28日，他打电话给安·安·安德烈耶夫询问：“我将会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安德烈耶夫安慰他说：“萨沙，你放心吧？你太着急了，你太疲劳了，你一定会有工作的……”也许当时安德烈耶夫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晚间10点钟，萨沙想起了我的已被镇压了的兄弟巴维尔。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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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帮没帮过他的忙？人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帮助。”我说，我偷偷地给他寄过钱和食品。我们睡觉时已经是深夜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大约夜里2点钟时，抓我们的人来了。当我送别已穿好衣服被押着走的萨沙时，在客厅里见到了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他喊道：“把她也带走！”这次他搞错了。我后来知道，11月30日才签发我的拘票。我和萨沙被分押在两辆车上，从一条奇怪的路送到了卢比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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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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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夜里，团中央的所有书记，还有科萨列夫的司机E·C·柳比莫夫都被逮捕了。来抓我的是阿尔沙茨卡娅上尉。在卢比亚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她带我去受贝利亚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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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金娜·皮基娜回忆起第一次受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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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您在全会上的态度是错误的，您掩护了科萨列夫。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他在波兰的动物园里被外国谍报机关收买了。您现在应该分析他的行为，同时对他不执行党关于在共青团内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指示，作出正确的评价。……你们对米沙柯娃干了些什么？她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你们却撤了她的职，还扣许多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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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基娜：共青团一贯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最近我们选派了500名优秀团员去训练班，以便到你们的机关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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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当然罗，您给我的是些什么人？是间谍？还是好好想想，说出关于科萨列夫的真实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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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基娜：我所了解的科萨列夫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一布尔什维克，是青年公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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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您有亲属，有儿子，……您再好好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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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法思议的，摸不透的纲领，用青年人的手把共青团消灭。被团中央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500个小伙子中，有许多人找科萨列夫、皮基娜恳求，“把我们叫回来吧！我们不愿意在那里工作！”他们最初到这些机关，是因为他们深信真的是去“抓外国的间谍”，共青团巴库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亚历山大·沃尔乔克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的，后来并担任很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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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金娜·皮基娜说，——我同沃尔乔克的妻子济娜早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有一次见到她时，她说：“不知道萨什卡现在怎样了！那天我在洗他的军服时，从衣袋中找到了一个带血的字条……不知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丈夫全身患了神经性湿疹，夜里常说梦话……”沃尔乔克本想辞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但还没来得及，已经建立了他的专案，很快被逮捕、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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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厚厚的高墙外面生气勃勃，车间的墙上写满口号……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发动并组织起来的共青团员们正在建筑公路和港口，打通地下铁路的隧道，学习驾驶飞机和跳伞，争取到西班牙去参战。他们开展竞赛，进行争论，歌唱，去建立功勋。以斯大林的名义……似乎没有任何人怀疑什么，至于科萨列夫、皮基娜、戈尔舍宁，活该！……要砸烂人民的敌人的狗头！共青团在全国辽阔的土地上掀起了集会的浪潮，并纷纷作出决议：共青团员要记住，到处都有敌人在窥伺！……要学习米沙柯娃同志的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歼灭叛徒——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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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时提的依然是那些问题，只是面孔换了新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处长，国家安全政委，长着狼似的黄色的眼睛。他说：“我们正在准备青年审判案，您应该说说，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怎么搞到了参加反党组织的地步？是不是科萨列夫收买了您？”由基娜有时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接着说：“您放明白些，如果不是斯大林亲自批准，你们任何人连根头发也不会掉！我们这里可以把你们变成这样……而且不负任何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罚站、殴打、精神折磨，240天的单人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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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10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第8项，建立直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特别会议，并根据有关条例授于它以行政方式遣送、流放、去劳动感化教育营接受5年以下教育，或驱逐出苏联国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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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支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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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营里，我认为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挺住，不灰心丧气。否则，将会影响其他人。……这里有5个人是因“自己”的案件，其他人则是“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我经常想起列宁，他在沙俄的监狱里何等坚强地忍受着……还在团中央时，我们有时通过共产主义青年国际，送同志们去国外从事地下工作。我想起他们便提醒自己，要“动员起来”，应忘掉自己，不要去可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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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斯大林写封信，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误会。安娜·雅科夫列芙娜·罗津娜帮了忙（她现在还活着，住在列宁格勒），她把信缝在鞋里。在会见家属时，我把鞋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母亲，看守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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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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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最高苏维埃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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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代表瓦·费·皮基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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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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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报告，在两年半的时间中，在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口号的贯彻方面，我亲眼见到了什么，这使我们有可能基本上铲除敌人在我国的巢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尤其是特别会议犯了错误，其结果使许多正直的忠于党和祖国的人受到迫害。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敌人插手的目的，是企图消灭布尔什维克干部，并人为制造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在宣判时，特别会议有时对无罪的人进行判决，纵容莫须有的诬告，而忘记了每个案件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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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在大的历史性的行动中，很可能出现个别的过火行为。但您一贯教导说，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本。我一刻也不曾忘记，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反而会更加剧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曾成为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牺牲品的人，如果他们是正直的，忠于祖国忠于党的，却不能恢复名誉和恢复他们有价值的生活。需要您亲自千预来改正这些错误。请您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监察机关下达指示，或者组织特别委员会，认真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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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为何被逮捕并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作为被告，我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一切足以使有罪的人认罪。但是，这些做法对我无济于事，因为我没有什么罪可承认。军事法庭因材料不够无法定罪，但特别会议却判我8年劳动改造。现在我还等着服满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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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址：莫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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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雅瓦斯镇n／H241a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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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194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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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无法查清斯大林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但她为这封信付出了代价。很快就有了反映，……当时西部边境已开战了，莫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撤销了特别会议的原判决，重新判决剥夺皮基娜自由10年，送惩戒营服刑，同刑事犯一起去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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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瓦·费·皮基娜对许多事还不知道。她不知道当时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包括亚历山大·科萨列夫都已被处决了；不知他的妻子玛利娅·维克多罗芙娜·纳奈什维利在审讯时受尽折磨，然后被匆匆捏造罪名，送到诺里尔斯克，一去十年，然后又第二次被捕，被流放到杜金卡；不知她的父亲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纳奈什维利，一位商学院的院长也在1938年秋天被捕，受刑，有一年多的时间同精神病人关押在一个牢房中，他始终不承认有“罪”，在1940年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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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54年，从莫斯科来的一位检察官找到皮基娜，对她说：“老实说，我们都没想到你还活着……”皮基娜完全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党证，后来还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她还为几十名受迫害的正直的人恢复了名誉。直到1984年，她才成为苏联一级个人退休金领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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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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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红星报》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说：“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用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骗取信任，钻到了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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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贝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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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生于苏呼米附近的梅尔呼利村。1917年入党，1921—1931年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苏维埃侦察机关担任领导。1931年11月任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书记，1932年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9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1953年被捕，宣布有罪，并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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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国家二级司法顾问根纳季·阿法纳西耶维奇·捷列霍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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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对贝利亚的侦讯。贝利亚未死时，报刊上发表的他在1917—1920时期的正式自传，是伪造的。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摩沙瓦特”的奸细，他千方百计隐瞒这一事实。1920年4月，该组织被粉碎后，他混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知道这点吗？作为一个出色的冒险家，贝利亚起初觉得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后来他不放心的是，“摩沙瓦特”的侦察档案还保存在巴库的一个地下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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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列霍夫继续说，因此当贝利亚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得到了无限的权力后，他下令自己的部下梅尔库罗夫把这些档案转移到莫斯科。这事照办了。奇怪的是，直到他被捕时，他的案卷仍存在他的办公室中的保险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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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费·皮基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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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已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突然让我同以前侦查我的侦查员施瓦茨曼对质。他是负责审理“共青团案件”的。我凭记忆写下了这次谈话，并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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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识这位妇女吗？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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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38年11月27H，贝利亚把我、罗多斯和阿尔沙茨卡娅叫去，命令我们在11月28日逮捕团中央书记，并对由谁抓谁进行了分工。从11月29日起，我任皮基娜案件的侦查员，那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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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侦查过程中，您是否对皮基娜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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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使用了。存在过的一切都是对的。请应基娜公民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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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过了一个月，您把皮基娜转到列福尔托夫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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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执行的。还因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她没有任何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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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在列福尔托夫她有什么口供，她供出了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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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皮基娜仍没有任何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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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在逮捕度基娜时，掌握了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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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除了贝利亚签发的逮捕皮基娜的命令之外，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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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为什么使用令人无法容忍的手段企图使她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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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我不按贝利亚和卡布洛夫的命令办事，那我也得在关她的地方呆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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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金娜·皮基娜说，——后来，我要求侦查员向施瓦茨曼提两个问题，他同意了。事情是这样的，关于科萨列夫的命运，甚至在50年代还流传着矛盾的说法。比如有人肯定地说，他仍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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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科萨列夫真的活着吗？仍在集中营服役，在浴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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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科萨列夫在1939年2月23日被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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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科萨列夫关进死牢后，他最后的请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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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科萨列夫找我去，要我给他铅笔和纸。我给他了。他给斯大林写了一篇声明，说他没有任何罪，请党中央建立专门委员会，对捏造的反对团干部的案件重新审理。我将这个声明交给了贝利亚。他看完后对我大声喊叫：“怎么，他疯了，想让我去告诉斯大林这个？！”贝利亚把科萨列夫的声明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筐，并说：“这就是给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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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皮基娜作为证人出了庭。施瓦茨曼承认他有罪，并哭哭啼啼地请求皮基娜原谅因他而使“她不得不受到的一切痛苦”。
＊＊＊
……折磨者、告密者、刽子手的阴魂销声匿迹了。人们希望尽快压上墓石，把灰烬撒开，但不能让它们落入合适的土壤中，否则不消一小时，就会重新萌芽……他们在掌权时，是多么希望他们的牺牲品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党和人民的敌人”，为此他们施加种种压力……1938年3月，维辛斯基在出庭审理“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件时，曾慷慨激昂地大叫：“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会长满杂草，遭到正直的苏联人民的永远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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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另有安排。不仅如此，1937—193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们在彼此不知道每个人命运如何的情况下，没有提供有关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供词，没有丝毫的反侮，没有招认，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但他们不是白白地死去了，他们履行了布尔什维克的、公民的义务，用自己的功勋保护成千上万个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生命。贝利亚输了，“共青团案件”被击碎了！
＊＊＊
……似乎不是因为怕斯大林，或象《星火》杂志的一位读者所说的那样怕“翻车”并回复以前的秩序，团中央甚至在赫鲁晓夫时期，更不用说在“停滞时期”，也不愿为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组织纪念会。但是，在玛利娅·维克罗洛芙娜·纳奈什维利和叶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科萨列娃的坚持下，这些会还是在坐得满满的大厅里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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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青团准备庆祝自己的70周年。比共青团大15岁的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在1988年11月14日将满85岁……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纪念碑、博物馆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土希诺的青年航空俱乐部和苏波边境的哨所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6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科萨列夫的小册子……后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在“名人传记丛书”中，给他和他同时代的共青团领导留出了地位。但是，还没有出版真正全面地严肃地介绍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及其战友们的工作、生活和命运的书。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彼此问心无愧地凝目相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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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金娜·皮基娜在一本薄薄的学生练习本上记下了令人心酸的名单。不久之前，1937—1938年的共青团书记还有四位在世。去年12月，人们把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送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墓。1937年，他代替后来被处死的团中央书记绥拉菲姆·博加乔夫领导了莫斯科州团委。1938年12月1日前，他也被捕了……他们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1937年被捕的原列宁格勒州团委书记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塞韦利耶夫，也是这个州的原农村青年处处长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达米和皮基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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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他们是你们的同龄人，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吧！
dabaichi0 2008-1-20 15:16
斯大林版的文革
导致苏联军队精英基本全没了
伏罗希洛夫元帅
zhangyuzho 2008-1-20 16:21
历史就是历史,它是那一个阶段时间的产物,我们只能阅读
redsnow 2008-1-20 23:30
赫鲁晓夫已经做过类似报告了，不需重复，而戈尔巴乔夫的举动则说明他是十足的混蛋！
lxz770823 2008-1-21 10:52
如果不是德国入侵苏联，估计苏联自己被自己清洗的差不多了！
sufeiya002 2008-1-21 13:25
老毛子都知道正视历史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正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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