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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信念：威廉二世和纳粹主义的试探与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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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信念：威廉二世和纳粹主义的试探与误会
（笔者才疏学浅，文笔也欠佳，欢迎狠砸砖头，以便修改。引注不附。）



    著名的“费舍尔”争论迄今，德意志帝国及其末代君主始终成为集中探究和沟通所谓“德国历史连续性”的理想题材。德国乃至西方史学界反复追问，帝国及其遗下的习惯与结构究竟多大程度上构成纳粹主义的根源？特别的，作为帝国后半叶毋庸质疑的人格化象征，威廉二世与纳粹运动间具有怎样的思想与制度关联？
    很容易注意到两点困惑。一方面，70年代晚期以来的研究强调了德意志帝国“现代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以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威廉二世研究领军人物约翰•洛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史家却仍然宣称，威廉二世皇帝乃是“希特勒的先驱，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铁血宰相’和元首间的链条”。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矛盾？
    以下笔者试图首先论述威廉二世与纳粹主义相互接近的历史背景，其次探讨双方相互试探、疏远继而微妙反复的情况，最后做出几点结论。已有思想和结构研究将不再重复，为继续解答这一疑问，本文关注的将是双方进行的直接接触。


一、威廉二世与纳粹势力相互接近的历史背景


    威廉二世在1918年后始终妄图复辟帝制，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所具体青睐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的君主政体？
    1948年埃里希•艾克出版了他关于威廉德国政治结构的专著《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以所谓“个人统治”概念描述了据说威廉二世在赶走俾斯麦后一手打造的个人专制主义制度。人们今天在长期争论后已普遍承认，“个人统治”概念顶多只堪于概括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时段或侧面，至于作为整体的德意志帝国则发生了一场所谓“静默的现代化”历程。其中关键的是伴随1908年《每日电讯报》危机以后皇权的日渐边缘化，责任政府、帝国国会和媒体政治的地位均得到了的显著提升，从而逐渐铺垫了魏玛共和制建立的制度基础 。重要的是，威廉二世本人也默认了登基以来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迁。例如在1913年，当时已深受极端保守派影响的太子试图劝说父亲采取强硬立场，包括通过推动政变重塑皇权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威廉二世却断然指出：“政变，或许属于南美或中美共和国类型的政府；但在德国，感谢上帝，它们从未得到认可且必将永不会得到，不论自上或自下。那些胆敢建议这种路线的人是危险分子，对君主制及其安全来说，甚至比最狂野的社会民主党人还要危险。”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1918年后远遁荷兰的威廉二世试图重建的与其说是一种前俾斯麦时期的君主制统治，不如说是承认议会决定性、帝王仅发挥支持性作用的议会君主制——即使如同1918年前的大战中那样，必须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他个人的最终决定权 。这自然绝非皇帝初衷，但却是1918年后的力量对比关系下唯一可行的选择。正是这种指向的复辟企图成为决定皇帝在战后所有政治活动的最根本因素。
    魏玛共和制建立后，皇帝怒斥对共和国领导人使得祖国堕落为一种“香蕉共和国” ，而其中又尤以“前所未有的叛徒”施特雷泽曼为罪魁——尽管这位杰出政治家始终是流亡皇帝的仰慕者 。为粉碎这样的“香蕉共和国”，重建“真正适合德国”的君主政体，皇帝进行了新的思索。首先，他认识到人民意志的决定性。他告诉一位美国朋友：“我（将）返回，只有当德国人民乞求我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召唤我，正如他们曾经的拒绝我！”  他认为尽管德国人民对历史传统的“最严重背叛”，他们终将认识到西欧议会主义不能向每个公民提供体面生活，只有君主政体才真正适合德国。而一但争取到人民支持，复辟意图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其次，他认识到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合作的重要性。荷兰政府拒绝向协约国法庭引渡皇帝的一个条件即是不允许他参与政治，因此皇帝在整个二十年的活动始终受到很大限制，极为有限的政治性交往只能通过书信、朋友来访、新妻子赫尔米勒公主 和其他亲随的口信传递等有限的形式进行。这种情况下，他承认鉴于环境的复杂性，帝国无法被立刻重建，因此他准备在过程中与他人分享权力，虽然君主必须作为最终主导。
    由接近的阶级基础和意识形态倾向所决定，霍亨索仑家族最早的选择是与德国保守阵营进行合作。而兴登堡元帅，这位真诚的君主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又无疑是完成复辟事业的最有力人选。兴登堡为表明自己的忠诚，宣称他拒绝在取得皇帝同意前参加总统竞选，深受感触的皇帝最终原谅了陆军元帅迫使自己逃亡荷兰的责任，给予了参选许可。1925年，兴登堡顺利当选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他特别宣称他现在拥有的职位属于君主，他将仅仅作为保管人替威廉皇帝暂时保管这一职位 。然而，因为保守派始终无法掌控全局，兴登堡认识到过早尝试推动复辟将对君主主义事业构成致命危险，因此不得不建议反对这种性质的政变。在将近十年总统生涯中，苦苦支撑的兴登堡没能让皇帝感到满意。
    正是在民主与和平的复辟途径无法得逞的背景下，更加激进的反共和势力——纳粹运动逐渐成为霍亨索仑家族的另一个选择。


二、长期的试探与迅速的决裂


    二十年代初，鲁登道夫自下而上的君主主义运动一度引起皇帝兴趣，正是通过他，皇帝第一次听说了所谓民族社会主义运动。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尝试令皇帝感到高兴，但皇帝认为，政变失败将注定鲁登道夫和那位名叫希特勒的年轻冒险家政治生命的终结。随着二十年代后期纳粹党的声名鹊起，一些王室成员开始私自与纳粹运动发生接触。1928年，皇帝的四子奥古斯特•威廉参加了冲锋队，并在1930年不顾父亲反对与其弟奥斯卡一道加入纳粹党。前太子与戈林和希特勒有更直接的联系。赫尔米勒公主的一些朋友是纳粹党高级成员，她本人参加过1929年的纽伦堡集会。至于皇帝本人只对这股极右翼群众运动持保留态度，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复辟事业。
    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如铁旋风彻底改变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各种反共和的极端势力几乎同时获得了极大增强，与此同时，在主要方面仍坚持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的保守阵营却越来越陷入困境。在1930年大选中，保守阵营再遭惨败，这种情况下出于完全实用主义的目的，皇帝与纳粹党的政治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纳粹党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让皇帝感到极为吃惊。
    皇帝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他无意掩饰自己对希特勒寒微出生和粗鲁风格的狐疑与轻蔑态度，皇帝认为，希特勒甚至无法胜任一个寻常政府职位，更无需说发挥任何显赫作用——因为“新帝国不会从一个啤酒馆中产生” 。但另一方面，既然纳粹党声望暴涨，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必将成为能左右君主制复辟大业的重要人物。主要在赫尔米勒公主影响下，皇帝对纳粹党的看法有所松动。他现在期待，与他们的合作将为自己重返德国铺平道路。这样在1931年1月，赫尔曼•戈林前往多恩对皇帝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今天已没有任何原始文献保留下来，但从多种迹象分析交谈似乎并不成功，尽管戈林同意在未来帮助皇帝回国，但他未能做出其他任何有价值的承诺。皇帝也没有对纳粹党二号人物暴发户式留下好印象，认为他是一个自大而充满虚荣的家伙 。
    双方隔着一条由阶级基础和价值取向差异形成的鸿沟，这注定彼此只能形成一种完全相互利用的关系。皇帝方面梦想的是复位，而且真正希望只能寄托在以兴登堡为首的保守派身上，纳粹运动顶多能在其中充当一个暂时的平台。希特勒重视的是，通过与王室建立正式关系，就能让自己以德意志传统合法继承人的面貌出现。至于他对霍亨索仑王室和君主制本身的态度，《我的奋斗》的第12章早已明确宣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不在于“君主制基础”，而是 “一个日尔曼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根本性的立场差异足以决定双方的勾结必然会是貌合神离。
    非但貌合神离，而且关系还未正式开始便走向疏远。随着力量进一步膨胀，纳粹党就很快不再如当初一般重视与王室的联系。1932年初，希特勒谨慎地告诉皇帝的管家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他赞成复辟，但反对在威廉二世或太子之下，因为两人太不受欢迎。虽然戈林与皇帝在夏天的第二次会晤颇为友好，但皇帝仍旧不无道理地怀疑希特勒对复辟的真正态度 。纳粹党在7月大选中再次大胜后，希特勒更是通过拒绝加入联合政府和成为副总理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野心，这清楚表明希特勒真正在乎的不是君主制复辟，而是他自己的权力。纳粹党的草根倾向与激进行径同样迅速引起了皇帝的警惕，他怀疑他们想做的只是在复辟名义下制造革命暴动 ，至于戈林与德共的合作，皇帝则怒斥“首先无意义，其次荒谬可笑，第三完全是革命性的！”随着希特勒在10月致函太子表示了他对个人全权的要求，双方关系很快趋恶。当年10月初，皇帝解除了一些亲纳粹王室人员的职务 。随着巴本政府倒台和希特勒成为总理再无法避免，皇帝更是警醒地宣称，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一个“纳粹国家”。他颇有远见地写信告诉朋友，“一个独裁者可以成为过渡人物，但绝不能成为一种政府类型” 。因此历史学家们应当注意到，早在纳粹党上台前，威廉二世就已基本放弃了对纳粹运动的幻想。
    失望之后便是决裂。此时的兴登堡及其麾下的保守阵营已完全陷入困境，根本无力阻止纳粹党势力的进一步增强。1933年庆祝坦能堡战役的集会上，兴登堡在压力之下没有提及皇帝，威廉二世失望地表示“他们在家里以一种仿佛我已经死去的方式对待我”。兴登堡也是无能为力，他在10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一位前来柏林的皇帝随从，虽然无比期待着皇帝的复位，但现在不是时机 。次年5月，已奄奄一息的总统签署了一份准备公布的文件，宣布他希望有朝一日君主制能够重建，至于具体时机则留待总理希特勒决定。兴登堡最终在8月去世，临死前最后的话是“我的皇帝……”  随后，完全失去任何约束纳粹政权为缔造由领袖全面控制的“一体化”的“新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取缔所有君主主义组织，有计划地抹去了王朝在德国的绝大多数痕迹。1934年1月27日，希特勒特别命令不得在全德境内举行庆祝皇帝75岁寿辰的活动。久已放弃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任何幻想，皇帝现在表示：“纳粹分子现在掀去面纱了……” 这是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的标志。
    希特勒不只已宣布了“对霍亨索仑王室的战争”，还顺利赢得了作为王室天然支持者的贵族阶层的支持。皇帝因此在兴登堡去世后以一种极为愤怒而失望的情绪宣布：“要流血，流很多的血！要给每个背弃我的人放点血，包括军官和公务官员，尤其是那些贵族的血。”  这种威胁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皇帝虽然已被遗忘，却依然守卫着早已渺茫不见的传统价值和复辟希望。对“长刀之夜”的屠戮，他进行了谴责，对纳粹党的激进反犹行径，他更是感到愤慨。在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完全化为风中的落叶，纳粹分子的残暴行径让皇帝也感觉发指。的确，威廉二世与同时代许多欧洲人一样也有反犹偏见，同样将自己的噩运部分归咎于犹太人影响，但他也有许多犹太人朋友 ，他无法同意这种对他们合法权利的粗暴侵犯。皇帝声称：“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作为德国人感到耻辱”。他向自己的随从宣布，所有“正派的德国人”都应该大声抗议纳粹的迫害 。自此，不论在权力抑或信念上，双方都不再对彼此有任何同情。稍早的1937年4月，赫尔米勒公主也终于撇清了与纳粹党的一切联系，与丈夫一道成为纳粹政权的死敌 。


三、战争阴云下的同声与陌路


    1939年秋战事的爆发一度让双方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但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了这种变化。德国对波兰的轻松取胜的确让威廉二世极为振奋，国防军在西线取得的突破更让他激动不已。但也需要指出，前皇帝与纳粹方面对战争的理解并不相同，他认为这是对一战耻辱的洗刷和对祖国敌人的复仇，他认为这场战争不是针对英国人民，而是针对英国“完全被犹太人毒害和控制的共济会上层统治阶级” 。
    最引起争议的是1940年5月13日德国国防军抵达多恩后与前皇帝发生的接触，以及尤其同年6月17日他致电祝贺希特勒攻占巴黎的事件。
    其实，皇帝没有忘却他认为纳粹主义对君主制度和祖国利益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他也并不把纳粹政权与祖国及祖国的军队视为一体。西线战事爆发后，希特勒曾试图邀请皇帝回国，然而正是在这曾经魂牵梦萦的奢望接近实现的时刻，皇帝委婉地表示了拒绝，借此表明他与纳粹政权绝非同道。曾在一战后支持审判皇帝的英国政府如今也邀请他前往避难，但他同样做出了断然拒绝，他宣称，与其逃亡英国，自己宁肯被击毙 。势如破竹的德军很快抵达了多恩，他含泪与军官们进行了会餐，激动地将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与1757年洛伊滕会战和1870年普法战争相提并论。显然真正让皇帝激动的是普鲁士传统的继续发扬，他认为这与纳粹分子进行的反传统革命没有任何瓜葛。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人的老普鲁士精神就像在 1870－1871年那样，再度展现风采。…… 指挥这场战争的卓越将领都出自我的学校，他们曾作为少尉、上尉和年轻少校，在我指挥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施里芬训练下，他们将由我领导制作的施里芬计划付诸实施，沿着我们1914 年的路线继续前进。” 从纳粹政权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复杂关系，因为在多恩的德国士兵被明令禁止与王室成员发生任何关系。
    至于那份著名电文也并没有透露更多讯息。事实上，希特勒从战争伊始就期望得到前皇帝的祝贺，却始终无法如愿。法国完全战败后，当希特勒再次为没有收到王室恭贺感到失望时，皇帝亲随做出了严厉警告，这种情况下皇帝才发出那封著名的电文，称颂元首取得了“上帝恩赐的胜利”。  但他仍然拒绝称颂纳粹政权本身的功绩，而是重复了弗里德里希大王曾命令在洛伊滕演唱的赞美诗：“现在让我们所有人感谢我们的上帝”。这种措辞显然令希特勒感到失望，因此直到一星期后才给予了冷淡而礼节性的回复。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显然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改善。希特勒一如既往地将皇帝称为“没有决断的趾高气昂的木偶”，戈培尔更在1940年将他描述为或许有犹太血统的“无可救药的傻瓜” 。
    垂垂老矣的霍亨索仑家族已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了。1941年6月3日，82岁的皇帝在多恩阖然长逝。希特勒希望将遗体运回波茨坦，他期待通过举行一次国家性典礼向王朝传统彻底告别，而他本人将作为这一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出现。但是皇帝预先拒绝了这种可能性。他在遗嘱中不无伤感地宣布，直到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自己的遗体将永远不再离开多恩。纳粹政权只能同意送去一小队使团出席葬礼。在多恩城堡公园墓地的墓碑上至今镌刻着皇帝的遗训，流露着他最后的梦想与失望：“不要称赞我，因为我不需要称赞；不要颂扬我，因为我不需要颂扬；不要处决我，因为上帝自会做此事”。
    纳粹政权并没有就此停下“一体化”的步伐，皇帝的两个孙子在前线战死后，希特勒就命令所有王子从军队退役，以抢先破坏已开始蔓延的霍亨索仑殉难崇拜情结。既然仍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保持哪怕只是理论上的威胁，那么“元首”就乐意剥夺霍亨索仑子孙为“祖国”牺牲的权利。


四、结语：双方关系的评价与德国传统权力精英的终

    今天回过头来思考，尽管以兴登堡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君主政体，但即使忽略魏玛共和国的复杂政治格局和驳杂发展线索，脱离德国土壤的前皇帝也很难具有能够有效影响事态的现实影响力。当然，保守阵营内部的各项致命缺陷也是障碍之一，但正如尼古拉斯•桑巴特指出的，更为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在一战后就已沦为了德国政治的“替罪羊”和公众泄愤的目标 。“每种新的出版物都让这个病夫、懦夫、作威作福的畜生和牛皮大王，这个装腔做势令德国陷入灾难的傻瓜的形象变得越来越让人厌恶”，1928年学者和政治家哈里•凯塞勒伯爵写道，“他身上没有丝毫招人同情或怜悯的品质；他是彻头彻尾的可鄙。”  这种苛责并不完全公平，但足以决定在魏玛时期呼唤强人政治的历史氛围里，公众绝不可能选择色厉内荏的前皇帝带领国家摆脱困境。
    正是现实影响力的匮乏决定了任何对威廉二世战后政治活动的回顾都只具有思想和道德上的意义。况且即使从这两个层面考量，虽然皇帝身上具有大量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偏见，无力理性认识纳粹主义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真正危害性，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相对弱势地位便向纳粹政权做出根本让步，而是至死拒绝让自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机器。
    原因在于，双方不论在价值基础还是最终目标上都存在根本差异：威廉二世的目的是复辟立宪君主政体，重建传统价值基础，虽也拥有大量流行偏见，但并不接受极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另一方面，纳粹党却希望建立领袖极权制，实现以旧中间等级为社会基础的阶级协调，鼓吹种族优胜论和激烈反犹主义。这自然导致双方不可能实现真正认同，只能发生短暂而间接的相互利用关系。由于更强的复辟愿望和自恋心理，威廉二世相比其他传统权力精英较早认识到君主主义传统与纳粹主义间的不可调和性。就此而言，我们很难得出皇帝是“希特勒的先驱”的结论。
    然而皇帝自己也必须承担责任。与魏玛时期的其他保守人士一样，主观偏见和沉重的历史与现实负担导致他不能认识到魏玛共和国绝不只是战争失败的产儿或外国舶来品，同时它还收集了此前的所有传统遗产，本身便是第二帝国的发展结果。人们现在已承认，具有德国特色的文明社会的核心部分已经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成型，并且在帝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魏玛社会的几乎所有突出特点，都可以在此前的所谓“威廉统治体制”下寻获其雏形——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是保守抑或进步，是遗憾抑或光荣。既然威廉二世无力克服法西斯主义引诱，错误地将共和政体视为比右派法西斯群众运动更糟糕的政治选择，也就只能绝望饮尽既往的结构和传统在纳粹时期惨遭彻底摧毁的苦酒。
    更加注定传统权力精英噩运的是，他们中间多数人的判断力甚至比威廉二世更加迟钝，以致于在皇帝去世后许久也不能识破纳粹政权的真实面目。结果是1944年7月20日政变失败后，残存的传统权力精英几乎为希特勒尽数清洗，从此彻底了退出历史舞台。至此，最终彻底埋葬霍亨索仑传统与君主主义根基的不是威廉二世曾嗤之以鼻的“香蕉共和国”，而是他曾一度寄予厚望的纳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