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篇》）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通俗语言，意思就是：打仗是关系到一个政权存亡和个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须明辨秋毫，容不得半点马虎。战争是最严酷的检验：一个政权或者一支军队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动员民众的力量，并运用好这一力量。正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严肃性，逼迫人们抛弃一切虚伪和骄傲，认真看待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提升政权的动员力量和军队战斗力来赢得生存机会，就其本质而言，战争是检验把内部资源动员起来有效应付外部侵略的最严酷的课题。



毛泽东曾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顾迈男：《远景壮丽的南水北调——记原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力量面前，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过这一严酷的检验。邓小平同志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主观主义少”特别有心得，所以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统领一切的高度，不仅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个，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外乎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载《邓小平文选》）



许多人对于有形力量的对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则茫茫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非常清晰地区分了哪些方面是有形力量暂时要起作用的，而又可以在哪些领域去寻求无形力量的成长空间，在强敌无法经营的薄弱地带去寻找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要求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工作，非此就无法摆脱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常见的悲观动摇，他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的讲话中间说：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这个长沙青年的看法，实际上是把有形实力的优势看得绝对化了，看不到无形实力的作用空间，所以，就必须会产生此种悲观态度。而共产党人则有另外的管理方法，足以在有形实力劣势的情况下起作用，当然，这种管理方法也不是一设想出来就可能起作用的，还要经过摸索和磨砺，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开始在华北敌后起作用了，来自侵略军方面的文献，具体显示了毛泽东“画豆腐块”战略的成绩：“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瑞典）达格芬·嘉图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冈村宁次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一上任就把几乎全部兵力投入所谓的“肃正作战”：“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侵略军当然希望找到机会按照日本侵略军的优势火力进行正规战，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最后陷入共产党人按照自己优势而选择的“麻雀战”，最后在麻雀战中间日本侵略军形成的理性选择是：“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日）稻叶正夫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战争以哪一方的优势来进行，这显然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争夺“主导权”问题。争取主导权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不得不分散活动，在敌人采取大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小分队遭遇敌人大部队的机会，使个人遭遇到很大的威胁。这种在极端恶劣的敌情下战斗的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苏北新四军的艰苦抗战中间，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徐芦告诉我：



“我去苏北的时候，日寇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进攻，以诱降为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就把主要力量转回来对付我们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打游击的时候，每晚都要移动，改换宿营地，以防敌人奔袭。”“我们参加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在此同时，谁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担当起严酷的战斗和工作任务。而且这样的改造还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革命一辈子，就要改造一辈子。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当时极为自豪的定位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一定能够赶走日寇实现独立自强，然后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工农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这些，怎么可能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怎么可能手持劣势武装，不惜以三至五人甚至更多的牺牲去消灭一个敌人，又怎么可能使散在江南八省的几千新四军，发展到十五万主力，上百万地方武装。我是一个幸存者，耳闻目睹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普通人的故事。”“1941年我们共有27个同志，一起坐上往解放区的船，我同一位名叫张芸石的同志坐在一起，他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在日伪清乡时疏散回上海的，现在是要去归队。1945年815日寇投降时，我们27个人中间，只有我和张芸石还活着，为了要高邮的日寇缴枪投降，他站在前线喊话，被日寇的狙击手罪恶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在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他却走了，我们把他埋葬在高邮永安镇附近。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见到了新中国。”（对徐芦的访问，2004年8月）



反过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被动适应了日本侵略军所主导的正规战需要，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国民党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这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那种根据敌人弱点来进行的战争样式，不得不消极被动地打正规战，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根据抗战史专家张宏志的研究：



“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关、上海、南京、晋南、鲁南、武汉10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英勇战斗，几十万人殉国前线，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政府不愿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而实行了单纯政府、军队抗战路线；它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又有许多失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应有的失利。从战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则自己损失过大，国土丧失过多；一则对敌消耗不够，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破坏又显太小，从而导致了战略相持时期中国抗战局面的严重困难。”在第二阶段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场，先后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役，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国民党丧军失地，并且丢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国际交通线，使财力、物力和军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军队战斗力空前降低。这些时期，国民党军58个将领、50万军队投降日本。国民党上层动摇，蒋介石的投降获得使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当中，国民党军队更是从郑州一直败退到南宁，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协助国民党作战而设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空军基地也被摧毁。（张宏志：《中日血战三部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也是对于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运用方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管理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就日本侵略军而言，他们在与共产党人作战中间陷入“以短击长”的困境，战争模式的选择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一方；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侵略军掌握着主导权并实现了“以长击短”，国民党方面遭遇到惨重的失败。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实力优势，毛泽东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了那个气势磅薄的预言――“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恰恰反应了共产党军队在经济和装备方面的劣势，步枪的杀伤力也肯定无法跟飞机加坦克相比，这是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有形实力劣势；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有形实力上的有限优势，不足以弥补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战争胜负最终是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要奠定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解放战争的最后结果，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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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是旧社会三座大山的总代表,代表资产地主阶级利益,对内压迫镇压人民，对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保护有钱人现有的利益， 失去民心。而当时共产党纪律严明，打仗的兵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打土豪,分田地"深得穷人心。不过再有战争,共产党还会获得人民的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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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5 加分 2008-7-8 12:59

看了七七事变还有楼主的帖子，感觉国民党的29军大刀队还是刚刚的。

不要无视掉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即使是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是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在抵抗，从抗日的贡献来说，国民党军队大的多，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拖住了日军，共产党军队才能在敌后根据地壮大。我们抹杀国民党军队的贡献，就是抹杀了大部分牺牲抗在日战争中的战士的功绩。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屡屡失败，主要是军队的战斗力和日军有差距，还有国军处于防守地位，远没有进攻方的日军灵活，部队调度方面有诸多限制。
国军在内战中失败，还是因为统治方式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可惜那时候国民党给不了，而中共给了农民土地，自然受到拥护，这和历史上那些王朝更替时很像的，内战，民心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抗日前的内战中国军那么大的优势，却始终不能消灭共军的原因

[ 本帖最后由 lin13140 于 2008-7-8 1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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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15 认真回复 2008-7-8 12:59

29军是西北军的部队，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土崩瓦解，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群龙无首，张学良于1931年1月把这些部队收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6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全军两万多人。

其时，29军已经开始负责华北的防务，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不能驻守华北，29军事实上站在了国防的第一线。29军军长宋哲元同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而29军也扩充到10万多人

严格的说,29军和后来的八路新四一样,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实际上直到赵登禹战死佟麟阁阵亡,国府也没有为29军提供过什么装备.
"大刀队"是被逼出来的.

韩立才(29军辖管靖绥分署):那时29军虽然人多，有士气，有斗志，不怕死，但和日本军队比较，战斗力还是很弱的。“很多是新兵啊，训练不够，武器也没有，高射炮一架也没有。29军是地方部队，蒋介石不会给武器的，而宋哲元派人到德国去买武器，还没运到，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不怕死的29军被孤独的扔在了北平,没有武器,没有装备,没有援兵.谁应该为这些烈士的死亡买单?

P.S.
我们赞扬"大刀队"的作战意志,我们要继承"大刀队的精神",PLA不管29军属国属共,一样继承.
以当时的情况装备不足也要拼命,但是,是谁让29军被逼得拿只能大刀作战,谁就是在草菅人命.

[ 本帖最后由 ssTory 于 2008-7-8 12: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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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3 补充资料和认真回复 2008-7-8 13:02

抗战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无论那党那派,只要为抗战出过力，无论足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有功于国,有功于人民。到目前在來论证谁的功劳大,以经沒有什么议意了。我们中华全民族更应团结，让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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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3 认真回复 2008-7-8 13:00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一面之词，当权者总是这样的．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淞沪会战的日本史料，上面记载的伤亡总数共有四万五千左右，但是记得中学历史课本的记载要少于这个数子好像只有三万．一般来数本国公布的战果总是要多于敌人的，而敌人也会少报伤亡，像这种情况的确少见．如果对于抗战日军的伤亡数字如果统一采用日本的口径那显然是国军战果大，如果均采用自己的数据做比较也是国军较多，只有采用中共一方的数字才是共军战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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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8 认真回复 2008-7-8 17:49

既然不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么自然该去找其他材料。以下出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册p83附注。11月5日，日军杭州湾登陆，8日夜发布撤退令，所以8日的数字就差不多是整个淞沪会战的日方数字了。你所说日方史料是哪一本？另外本人所学人教版中国历史关于淞沪战役并未提及双方伤亡，不知ls学的哪版，望告知。另外请教说共军战果大的是哪本


[ 本帖最后由 funnystory 于 2008-7-8 19: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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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10 认真回复个补充资料 2008-7-8 20:11

国民党也并非完全不抗日的，作为国家的军队，国民党各个派系，西北军，黄埔系，桂系，川军都有过英勇抗战的纪录。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很大的牺牲。
而且作为国家军队，他有必须保卫的战略要点和主要城市，并不能完全象共产党那样完全分散到农村进行游击战，抗战是由国民党的正面作战和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综合而成的。
片面贬低任何一方都是不合适的，国民党有他自身的政治，组织，军队训练的问题，但作为当时一国领袖的蒋介石，他在抗战中，还是下了血本与日寇周旋的。并不能因为在内战中的表现和其政治腐败，而将国民党军官兵的牺牲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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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10 认真回复 2008-7-8 20:20

楼上的仁兄怎么能这样说呢！8月下旬日军在上海的作战部队只有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和海军陆战队，9月份日军调动101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重藤支队(台湾旅)调至淞沪，10月和11月第6、第18、第114师团及国崎支队(第5师团第9旅团)调至淞沪。8月份战斗规模并不大，真正的会战形成是9月和10月。所以8月份的日军伤亡是整个淞沪会战最小的，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101师团的伤亡，101师团是9月调至淞沪参战，《冈村宁次回忆录》里说道101师团伤亡达一万多人。是参战部队伤亡最大的。所以说日军在淞沪的伤亡最大的月份是9月和10月。

其实大陆方面对待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并没有冷漠到我们想象的这种程度.
我今年初第一次发现国军阵亡将军名单后,就在我的电脑建了页面,想花点时间一个一个把详细的资料帖补齐,现正在完成中,准备搜集完成了发到SIS中.
在我的搜集过程中,大多提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陆继将这些英灵追认为"烈士",包括可查的一些英勇群体.
以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上将为例,新中国一成立,便被追认"革命烈士"称号.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成仁于北京南苑,这个军衔追授是南京国府追的)
另外,高志航空军少将,我从小看的"小人书"里就有一本画的是这位空战英雄.

其实我个人认为,国军的派系斗争尤其外嫡之争是国军巨大伤亡的一大原因.
军队作战时相互之间不合作,不支援,也没有情报共享,再加上非嫡系军队普遍人不满编,装备不齐,
作战中不止一次都是:拼光了旁系,全退了嫡系.
"空间换时间"不仅在耗日军,同时也在残酷的耗着旁系的国军.

[ 本帖最后由 ssTory 于 2008-7-8 21: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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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dqq 金币 +14 认真回复 2008-7-8 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