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无疑是不好的。秦始皇的焚书，也的确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很大损失。但是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秦统一后，抱着维护过时的封国制思想的人还是很多的。这些人对于统一持反对的态度，对于秦的政治措施时时能以诽谤和攻击。他们歌颂古而诽议今。他们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事不师古就不能长久，这显然是一种开倒车的反动思想。秦始皇的大助手李斯用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进步观点驳他们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共相反，时变巽也。”
李斯认为这些人都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主张严加禁止，并因此建义焚书，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
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所坑杀的人主要的仍是那些“为訞言以乱黔首”的人。
焚书的目的，是禁止儒生们以书为根据，以古非今，并没有把所有的诗书全都烧掉，中央博士官府仍藏有这些书。坑儒是坑的那些为訞言以乱治的人，也没有坑杀所有的儒生。在秦始皇坑儒之后，秦的中央朝廷仍有儒博士。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曾召见博士诸儒三十余人，询议对策。（《史纪•叔孙通列传》而且被秦始皇坑杀的，是460人，这比起汉武帝治淮南王刘安狱党与死者数万人来，其残酷是不可同日语的。
秦始皇修长城，过分地役使了民力，使得很多人妻离子散，这自然是不好的。但从大节上来看。修长城、击匈奴，在当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合当时的人民的利益的。
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人，是北部中国一个强大的民族。当时它正处于原始公社的末期家长奴役制的阶段。他们把对外的掠夺看成是获得财产的劳动形式之一。匈奴人时常向南侵扰，夺取沿边汉人的财富。自战国以来，和匈奴为邻的秦、赵、燕都用过很大的力量来防御匈奴人的入侵，并各自在自己的国境上建立长城。
秦始皇统一后，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对匈奴有了更大的防御和还击的力量。秦帝国一方面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缀起来，成为一条统一的防御线，一面派兵出击，取下套内外地方。秦始皇这些措施，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
秦始皇除在北方和匈奴人作战外，还向南开拓疆土，建立起了桂林、象、南海三郡。秦帝国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向南伸张，对当时这些地区的居民和文化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起了阻碍的作用。秦始皇曾以50万人戍守五岭。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秦人的生产技术、知识以及铁制的生产工具，就随着他们传到这些地区去。在秦人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劳动下，推动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进步和历史阶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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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直认为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他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创造了封建集权制度，对我国的民族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对于秦始皇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焚书坑儒、修建长城和大规模对外用兵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的话，这些事情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维护安定的社会局面，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从哲学上来说是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的稳定也会对经济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朝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本质与焚书坑儒是一样的，在推行过程中也是血淋淋的，而且各朝各代为了控制思想，维护统治，诸如焚书坑儒的事件多的是，而我们一直对创造封建集权制度的秦始皇耿耿于怀，未免欠妥。而修建长城和对外用兵，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国内的安定，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四周可是存在着很多的部落，他们不定时的来袭击我们。在这里，我就不明白一个问题了，同样是对外用兵，为什么汉武帝得了美名，秦始皇得了骂声。至于，修建长城，其实战国时各国也都是修造的，秦朝只是把他们连接起来而已。关于修筑长城，有一个“孟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其实这完全是后人乱编的，根据史料考证，孟姜女与秦始皇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统治者或者现在所说的政治家，他们考虑问题是从大局从长远出发，而如果我们以鼠目去看待他们的决策，显然是不对的。
希望大家给予红心支持！
[ 本帖最后由 ZWJ01985 于 2008-8-28 11: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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