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82年10月28日，76岁的潘裕昆在香港去世，而34年前的这一天——1948年10月28日，他率领的新一军灰飞烟灭。
【登陆东北】
1946年初，27岁的尤广才在广州密切关注着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谈判的结果，“那时候新一军有两个可能：如果谈判成功，孙立人的新一军会被派到日本当占领军；如果谈判不成功，就派到东北打内战”。一想到可能去日本，出身黄埔的少壮军官尤广才忍不住地得意：“我想我的命真是太好了，把日本打败了还要到日本去，那真是太好了。”
时任新一军五十师一五○团第二营副营长的尤广才是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19岁的尤广才在逃难路上听到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便立志参军报国。在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分校第16期学员。
“听说要去东北打内战，从内心讲有点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得那么苦终于熬出头了，为什么还要打自己人呢？可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2009年1月7日上午，90岁的尤广才在北京柳芳南里的家中回忆60多年前的一幕，仍然心绪难平。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的国民党部队对马上面临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部队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的，可能会和共产党有磨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曾任新一军谍报队长的梁振奋回忆。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知道，与日本人苦战8年后，他们又要被投入另一场战争。潘裕昆的外孙晏欢说，潘裕昆这样的高级将领对此则一清二楚：他把家眷都安排在湖南长沙，然后在北平也买了房子，几个年龄小的孩子住在北平。
【转折】
德惠之战是国共两党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其战斗之惨烈，尤广才至今提起来还记忆犹新。这一战结束后，尤广才他们把清理出来的民主联军的尸体摆到田地上，一共200多具，“陈明仁、孙立人他们都看，当时都流泪，我看了也流泪。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何苦呢？潘裕昆也灰心，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流泪”。因为德惠之战，尤广才所在的团被授予 “中正团”称号。
在尤广才的回忆中，情形在四平战役有了改变。“共产党运动战法，发动群众发动得快，扩充兵力也快”。此外，国民党高级将官频繁更换，也给军心带来很大动摇。在尤广才看来，除了苏联公开的支持外，高级将官战斗思想的不统一，也是国民党失掉东北的主要原因。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廖耀湘让我们夜间突围，回沈阳。”尤广才回忆。于是，他所在的团沿着事先已经选择好的撤退路线走，忽然听到前方有枪响，前边的部队立即乱作一团，后面的部队也散了。第二天早上天亮，尤广才发现团里只剩下了他一个。
“我骑着一匹马，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马跑到哪里就到哪里，结果不知道它是往后走了。到天亮了，我发现走到解放军阵地了。”尤广才被马甩在解放军的阵地上。第二天，尤广才跟附近老百姓换了一套便服，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沈阳已经完全解放了，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在家住了几天后，尤广才选择了投诚。
“廖耀湘部队被围，走投无路，一直在原地打转，沈阳的将领要求父亲赶紧发电报让廖耀湘向沈阳回兵。父亲认为，蒋介石已把指挥权交给杜聿明，他如果下命令让廖耀湘回撤，蒋介石一定会推罪于他，于是起初不肯。但身边的人声泪俱下地求他，说都是远征军部队，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你放他一条生路。父亲听了，也很难过，无论是国是共，身为将领，总是对自己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父亲后来同意发了准许回来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救了不少人的命。”卫立煌的儿子卫道然回忆。
乱军中，潘裕昆被熟识当地地形的一个骑兵抄上战马冲出重围，后来脱下军长服装趁乱逃走。国民党部队在黑山一下子被冲垮，新一军全军覆没。
当时解放军部队马上向沈阳包围而来，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逃出来，蒋介石派了一架运输机接他们出来。搭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的8个人有卫立煌、赵家骧(卫立煌的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以及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等。很多逃窜至此的国民党官员早已候在大厅里，见飞机过来，赶紧冲过来，都想搭上最后一班飞机。而卫立煌的卫士把想爬上飞机的那些人用脚踹下，飞机开始滑行起飞。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号啕大哭……这些滞留在沈阳的人最终成了战俘。
一行人到了北平。此时的潘裕昆心灰意冷。晏欢说：“他也不想当兵了，想回老家，他把军装给烧了，萌生退意。”潘裕昆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其间蒋经国还在和平饭店请潘裕昆吃饭，潘裕昆的长子潘君奇从长沙赶到上海找他，也出席了这场宴请。“我大舅舅回忆，蒋经国并没有怪罪外公，反倒邀请他出任八十军军长。可是外公当场谢绝，还告诉我大舅舅：‘以后你们谁都不要穿军装……’”
【命运】
辽沈战役成了潘裕昆人生中永远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我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那么好的军队，怎么一下子就没了？”1907年潘裕昆出生于湖南，他与后来成为自己对手的林彪都是黄埔四期同学。
潘裕昆是1947年接替孙立人出任新一军军长的。晏欢告诉我，外公能登上这个宝座，一是固然与自然实力有关；其二，与陈诚来到东北有关。潘裕昆原是陈诚的嫡系，被派到缅甸战场后，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孙立人的部队，游离于孙立人指挥之外。陈诚把孙立人挤走后，将原来十八军的人都提拔上来。
潘裕昆是39岁当上的军长，也算风光无限。潘裕昆的一位副官后来告诉晏欢，得知自己被提拔那天，潘裕昆特别高兴，还特地派人找到登载这一消息的报纸来看，岂料巅峰之后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低谷。
新一军不复存在，潘裕昆回到长沙老家，深居简出，在长沙买了四合院。潘裕昆与陈明仁曾一起在四平作战，陈明仁起义前夕，邀请潘裕昆加入。潘裕昆觉得新一军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再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于是思忖再三，他选择了香港作为最终的落脚点。
1949年，选择了投诚的尤广才在沈阳东陵参加了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因为是“投诚”人员，待遇与“俘虏”有所区别。尤广才曾经还面临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解放军曾说服他加入部队往南走，但被内战苦苦折磨的尤广才拒绝了，他宁愿回乡做一个普通人。
没有工作的尤广才在沈阳以出苦力谋生。“我记得沈阳有个联营公司，我半夜去那儿，天一亮就在那等车，蹬车拉东西。”1958年，在北京学习中医的尤广才又被打成 “历史反革命”，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1965年，尤广才被遣回原籍山东枣庄，追求进步的妻子终于同他离了婚，改嫁他人。尤广才从此一个人生活在乡村一间茅草屋里，老母亲去世时，他还是“历史反革命”的身份。采访中回忆这一段，90岁的老人忍不住哽咽起来。
因为有了共同逃难的这一段，卫立煌与潘裕昆似乎有了生死之交的一层情谊。到了香港，两人的来往频繁一些，一起在家里发牢骚。1949年8月，包括龙云、李默庵、黄绍竑等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40多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潘裕昆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据 《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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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知道也预测不了自己今后的命运如何。“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古人的话算是经典总结。命运这东西，真的不能强求，人无法改变命运时就要顺其自然，同样的古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走那条路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孙立人抗日起家的老牌军队新一军，到了东北，政策上受排挤，战场上受局限，最终也难逃被消灭的厄运。分析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文中已经明晰了，在国共谈判期间，很多抗击过日军的国军将领和军队对打内战是不支持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期望全中国能够和平统一，将士们都想过安稳的日子。只可惜，国军统帅不想和平，他要将自己的独裁统治维系下去，就必须拿国军将士的性命去争取。国民党在国共谈判时就没有做好准备，被有备而来的共产党占了先机；之后打内战，又在战前动员上失了主动，很多国军部队都是盲目地被推向前线，打了很多不明不白的仗。
潘裕昆虽成为年轻的新一军军长，那是国军中派系相争的结果。在新一军军长这个位子上，潘裕昆生不逢时啊，如果早几年打日本鬼子，他也许能名扬天下；可在解放战争时期，只能说他倒霉了，就连他孙子都一直那新一军覆灭来说事，真是难为他了。同时也要鄙视下共产党以前对国民党抗日期间的教育政策，很多都是为了政治利益刻意贬低或诋毁国民党抗日期间在正面战场的作用，没有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问题，也没有真正给下一代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应当需要更正和反省的。
[ 本帖最后由 kakasa 于 2009-10-25 11: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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