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夫人耿素墨向我讲述的一个故事，装在我心中多年了，每每想起，感慨不已。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两弹一星”功臣邓稼先罹患癌症去世后，他的夫人许鹿希，一直沉浸在高贵爱情里的世家之女，无法自拔。不仅原封不动摆放着邓稼先生前家里所有物品、书籍和纸条，任其岁月烟云褪色，尘埃落下，而且开始做一件事情，追踪当年到过核试验爆炸中心的两弹一星功臣的身体状况。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十几年，当首次核试验的主要指挥者和核科学家一一去世后，她发现，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身患肿瘤而逝。
这似乎成了到过爆心的勇士们一个命运的咒符。但是也有人例外，那就是时任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旭阁中将。首次核试验后第二天，李旭阁曾坐直升机飞过原子弹铁塔上空，久久盘旋，观察铁塔的毁伤情况，当时的爆心核沾染极强，如果要算吃的核辐射最多，非他莫属。但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是一个异数。
2001年4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李旭阁老司令在解放军总医院被确诊为肺癌。这一年李旭阁将军正好74岁，所幸癌症发现得早，切除了左肺，手术做得很成功，治疗跟进及时，病情稳定下来了。
有一天，许鹿希与耿素墨见面了。她握着老耿的手说，以前我曾听张爱萍夫人李又兰大姐说，李旭阁司令员是所有到过首次核试验爆心人员中的“漏网之鱼”。可当得知他患了肺癌后，我又一次陷入沉重的悲怆之中，他们这代人为我们中华民族挺起脊梁，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一个创造了奇迹的英雄群体。当我抚摸这段英雄传奇时，奔突于心的是一种壮怀激烈的感动和钦羡。
那个让我们景仰的英雄年代啊！
钱学森教授未曾想到，当年听他《导弹概述》的将校中间，竟然出了一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
200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即将开始。
有一天，钱学森秘书接到一个电话，是李旭阁夫人耿素墨打来的，说家里整理书房时，发现一个笔记本，是1956年元旦钱学森在为我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概述》的记录稿。
1955年，在美国长岛被幽禁5年的钱学森，经冯·卡门学派师生的奔走，以及新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终于获准回国。
赤子归来,印证了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将军的判断：一个钱等于5个美国海军陆战师。归国后的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院长。家还未安顿好，钱学森就开始向从战争中走来的高级将领描绘中国战略导弹的发展和未来。
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昆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三点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规格很高，你去听听！
北京城郭一片雪白。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蓦然回首，满堂高级将领，惟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什么导弹结构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运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份，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2005年11月12日，钱学森归国50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出席的嘉宾中，钱学森夫人蒋英特意加上李旭阁的名字。会上,蒋英握着李旭阁的手说，钱老让我转告你，他未曾想到,在当年听他课的高级将校官中间，一位最年轻少校，成了他当时建议成立的“火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员。
李旭阁笑了,说从听钱老课的那一天,我的命运便与中国战略导弹事业连在一起了。
周恩来总理当面叫张爱萍搜口袋，带没带保密文件
周恩来总理当面叫张爱萍搜口袋，带没带保密文件，并吩咐李旭阁编首次核试验的暗语密码
时至傍晚，一抹斜阳泄在紫光阁的总理会议室。
一个重要会议还没有结束，周总理在做首次核试验的空中和地面布防，他对贺龙和罗瑞卿大将说，为防止敌人动核手术，西北一线，要调飞行师和高炮部队进去，形成对空防线和火力网。总理犹有意味地提醒大家，要防止破坏，防止响了以后被人报复，当然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防空、公安保卫，总得有几道防线。由国防科委、二机部商量，向总参提出来，如何搞，另外部署，试验场本身是没有防护的。
作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坐在工作人员席认真记录。这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
总理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
张爱萍副总长站起身来，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爱萍请留步。
李旭阁见总理走了过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总理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
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总理，没有带啊！
周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李旭阁第一次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处事缜密。在总理的督导下，张爱萍真的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没有搜出什么，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天的。我上次小病，传得很广，外国媒体也舆论纷纷。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在座的人员喟然感叹，总理保密观念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暮霭涌起，紫光阁里的光线渐次黯然下来。将所有预想的事情都布置完了，总理向坐在后排的李旭阁招了招手，说李参谋，你过来。
李旭阁从后排站了起来，走到总理跟前，询问道，总理有什么指示？
“到了马兰后，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今晚就制订场区与北京通话的暗语，北京也就是我、贺总、罗总三人抓。你回去向爱萍副总长报告。”
晚上张爱萍副总长参加外事活动回来，李旭阁报告了总理的指示，张爱萍副总长说，旭阁，按总理的指示办。
随后，李旭阁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工委的处长高建民一起编暗语。也许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李旭阁提出，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此议一出，大家连声称好，说形象隐秘。于是便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李旭阁写完了，便送给了张爱萍，密码对照表上规定：正式爆炸的原子弹密语为邱小姐，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房，原子弹插火工品，密码为梳辫子，气象的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有关领导也有相应的代号，周总理的代号为82号。张副总长看了后连声说：“旭阁，编得好，既形象生动又隐秘难猜。”于是，9月24日正式报给了周总理、贺龙和罗瑞卿，作为核试验场与北京电话联络的暗号和密码。
两架军用专机接力送一位密使回京向毛主席报告，李旭阁的文件包里装着共和国一个天大的秘密。
离首次核试验的零时，只剩最后一周了。
罗布泊的天气仍令人琢磨不定。时而晴空万里，时而沙暴肆虐，黄沙铺天盖地。气象成了首次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
张爱萍一行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自交代，以后罗布泊与北京之间就专线暗语密码联络，现场的事情，由张副总长拍板，若有重大决策，爱萍你就不要回来了，让李旭阁送回来就行，我再呈报主席。
1964年10月9日，首次核试验指挥部根据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选在15至20日之间。
10月10日凌晨3时，李旭阁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的绝密报告草拟抄好后，送到张爱萍总指挥的帐篷里。张爱萍坐在箱子上签署后，仰起头来说，旭阁，你飞一趟北京，将这份绝密报告呈送总理和主席。
“是！张副总长。”李旭阁答道。
张爱萍指了指帐篷一角的贝壳、鱼虫化石说，将这些罗布泊的化石带上，送给叶帅，我离开北京时，他曾说要来看首次核试验，你代我去请他。
李旭阁将绝密文件收入文件包时，张爱萍又叮咛了一句：天亮了就走，赶到马兰机场，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已经调专机过来接你。
“明白！”
罗布泊的清晨一片死寂，唯有风的呼号。第二天早晨出发时，李旭阁心里一片愕然，环顾左右，这样天大的事情，只派他一个人去做密使，再没有第二个人。而且空军一架伊尔14专机，也只送他一个人，可谓空前绝后。但是张副总长定的事情就得义无反顾地执行。李旭阁将文件包抱在怀里，径自登上一辆嘎斯吉普，对司机说，出发，去马兰机场。
浩瀚的罗布泊，曾是一片干涸的大海，海水沉没，海底凸露出来，黑茫茫的一片阔空。李旭阁坐在车中极目远眺，望不见地平线尽头。沙尘掠过，让人不辨东西。瀚海本无路，唯有空留在河床上的车辙通向机场。几个月往返于核试验场上的每个点，他已经熟悉了。可是那天仍然险象环生，吊诡迭出。他坐的吉普车头天刚保养过，车况不错，然而在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疾驶时，河床凸凹不平，颠簸起伏，突然一声巨响，吉普车遽然倾斜，连车带人差点栽了一个跟斗。李旭阁下车一看，一个车轮早已飞掣入苍茫。李旭阁与司机在荒原上茫然四顾，到处寻找，东西南北绕了几个圈，终于将轮子找了回来。重新换上去，已耽搁了很长时间。驱车赶到机场，太阳西斜了。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神情焦急地问道：“李主任，你怎么才来啊！”
李旭阁苦笑着说：“我们在戈壁滩上将吉普车的轮子跑飞啦！”
3241号机组飞不了夜航。恽前程指着停泊在机场跑道上的伊尔14军用飞机说：天黑之前你赶不到北京了。李旭阁才发现恽副部长的焦急事出有因。
那怎么办？张副总长说主席和总理都在等待这份绝密报告，务必今晚送到。
第一站先落包头吧。恽前程副部长说，我马上请示成钧副司令，再派一架专机到包头接你。
很快，成钧副司令员打电话与空司联系，另一架专机马上飞往包头机场等候，接力送李旭阁飞往北京西苑机场。
李旭阁登上伊尔14飞机，在云层中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飞抵包头上空，恰好是一场雨后，草原上田鼠横窜，猎鹰乘机出来捕食。飞机在半空盘旋，然后朝着跑道俯冲近地，只见一只猎鹰朝着飞机迎面飞来，咣当一声响，撞在了驾驶舱的玻璃上。飞机一阵剧烈抖动摇晃，幸好飞行员牢牢把住操纵杆，才避免了一场灾难。飞机降落到包头机场时，天色渐渐黑下来，飞行员把那只被撞死的鹰拾了回来，翅膀特别长，足有一米多。
李旭阁走下飞机，发现空军调来的另一架里-2飞机已经停在包头机场待命。晚上九点多钟，他再度登上里-2专机，朝着北京的夜空翱翔而去。夜里11时，军用专机在北京西苑机场降落，李旭阁走出舱门，发现舷梯下站着二机部部长刘杰和空军司令吴法宪。
吴法宪走过来，拍拍李旭阁的肩膀说，听说一路险情不断。
李旭阁点了点头。将绝密报告交给了部长刘杰。
“总理还在中南海等着看哩！”刘杰部长接过绝密文件又说，“旭阁，一路辛苦了，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告别刘杰和空军司令员，李旭阁抱着两个哈密瓜径直赶回家里。
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接到电话通知，马上到总参参加罗瑞卿总参谋长主持的核试验场防空会议。而他送来的那份绝密文件，当天深夜由周恩来审阅后，直呈毛泽东和刘少奇。
防空会议一结束，李旭阁就驱车前往军事科学院，看望叶剑英元帅，给他带去罗布泊捡来的海底化石。他在场区时，已为叶帅来看核爆炸准备了住的地方，并代表张爱萍副总长正式邀请。
“谢谢爱萍，我身不由己啊！中央不同意去。”叶帅遗憾地说。
“这是张爱萍副总长托我带给你的纪念品。”李旭阁将罗布泊海底化石递了上去。
叶帅爱不释手，大加称赞。
李旭阁简要汇报了核试验场的准备情况。
叶帅说好啊，我在北京静候你们震惊世界的巨响。
告别叶帅，李旭阁在北京等待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过了一天，总理的军事秘书王亚志打来电话，说报告已由总理上报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了，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都已经圈阅，总理说有些问题与张爱萍电话谈过了，你可以走了，但不要带什么东西。
第二天，李旭阁又由专机送回罗布泊。
东方巨响惊动世界，首次核试验第二天，李旭阁乘坐直升机盘旋爆心上空，将中国军人的英雄虎胆留在罗布泊
一个古老民族仰起高傲头颅的时刻到来了。
10月15日18时30分，张爱萍下达命令，原子弹开始装配，李旭阁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一个暗语，邱小姐住下房。
好事多磨啊！从10月12日起，首次核试验指挥部的指挥员和专家都在仰望天空，祈盼一个好天气。可是一连两天，罗布泊风云变幻，诡谲难测，狂风呼啸，沙暴遮天，让气象专家难下决断。当时国家气象局和总参气象专家预报15、16日是好天气时，唯有马兰基地年轻气象员朱德品瀚海我独行，坚持预报14日晚间将有大风，风势要到15日上午10时之后才会渐次减弱。可是人微言轻，开始没人相信他的气象判读。到了14日晚间，突然大风起兮，黄沙滚滚，遮天蔽日。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望天长叹，翘首以盼须晴日。到了15日10时许，风力果真小了，天象被朱德品言中。李旭阁又安排了4次天气会商，张爱萍直到16日凌晨3时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定在10月16日15时。
16日凌晨4时，罗布泊一片寂静，深邃的天穹巡弋着一种罕至的神秘和沉默。原子弹于早晨运到了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再度下达命令，8点钟插火工品。李旭阁又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二个暗语，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火工品插好后，原子弹徐徐调上塔架。李旭阁给总理办公室发第三个暗语，邱小姐住上房。
铁塔兀立，像一个金刚，将第一颗原子弹高擎入云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张爱萍对李旭阁说：“旭阁，走，回主控站。”
吉普车从塔架下刚开出了10米，张爱萍突然叫停车，坐在后排的李旭阁问：“张副总长，有什么事情？”“开车吧，没事！”素来果断的张爱萍犹豫了一下，将手中的照相机放了下来，挥了挥手，“走吧！”李旭阁明白了，上将想在原子弹铁塔前拍照留念。张爱萍是一位将军摄影家，从战争年代起，便深爱此道，颇有造诣。徜徉塔架前，他多想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留下历史性的纪念。可是他在许多场所都要求部队保密，不准拍照，自己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于是悻然而去，此事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李旭阁跟随张爱萍到了主控站，只见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已将主控站的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时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手里，张爱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李旭阁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传达总理指示：“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张爱萍立即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李旭阁跟随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设在一个土坎堆前，李旭阁环顾周遭，发现他们请来的新疆军区与自治区领导人王恩茂、赛福鼎、郭鹏皆在场，而核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人已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向背而卧。
李旭阁曾说，为了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可以豁出去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但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这时，李旭阁再次摇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握在手中，屏住呼吸，等待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刻的降临。
倒计时秒表在嚓嚓作响，李旭阁的心已禁不住一阵狂跳。随着指挥员10、9、8、
7、6、5、4、3、2、1的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的蘑菇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扶摇苍穹，飓风天地。一会儿红色蘑菇云在半空中漫漶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云悬空，美丽的毒蘑菇绽放天地之间。李旭阁欣喜如狂，却没有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理就在电话旁，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猝然不惊的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止内心的激动，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张爱萍立即向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
李旭阁站在张爱萍身边，将这历史性的一幕铭刻于心。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核爆铁塔究竟毁伤成什么样子，张爱萍总指挥仍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庆功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知那铁塔炸成了什么样子？
李旭阁沉吟片刻，主动请缨道：“张副总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沾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危害太大！”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李旭阁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问题不大！再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在李旭阁再三请求下，张爱萍副总长同意了，叮嘱他，一定要防护好自己。
核爆后的第二天，爆心废墟上仍旧弥散核尘埃，探试仪器指针未进核心圈，便指向尽头，蜂鸣器突突地叫得人心慌。李旭阁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与马兰基地一位摄影员，登上直升机，鹞然而起，往60多公里外的爆心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抵核爆炸的铁塔上空，李旭阁让飞行员在空中悬停，自己伸出半个身子朝下俯瞰。核爆过后，铁塔扭曲变形成了一堆麻花，倒成一片，化成铁水，凝固于地。他请飞行员从不同方向，飞掠铁塔上空，让摄影员选最佳角度拍摄。一直在爆心上空盘旋了10多分钟后，完成了所有观察和拍摄，才安全返航，降落到洗消站进行洗消。随后李旭阁抽下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伫立直升机面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中国军人的勇气和豪情。回到指挥所，他向张爱萍总指挥汇报了塔架毁伤状况，张爱萍上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晚，李旭阁挥笔填词一首《西江月·塔架》抒怀:“为了科学试验，粉身碎骨何惜，雷声鸣时体化灰，为国扬眉吐气。”
雷鸣化作火焰和灰烬的壮烈，正是当时所有参加首次核试验人员的精神写照。很多像李旭阁一样的中国军人将英雄虎胆留在了罗布泊。
留给过去与未来一片英雄的天空。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
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
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
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
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共23人，除钱学森被周总理保护，于敏资料解禁时间较短外，还有3人未找到文革时期经历。其余18人均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其中一人被打死，一人不堪屈辱自杀。
钱三强：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1948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作为原子能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科技计划的制定者，对中国原子能事业、“两弹一星”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爆破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当天晚7时，钱三强批判会开始，三天后， 10月19日，钱三强被下放到河南农村。
钱骥：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中国科学院“651”人造卫星设计院技术负责人，与赵九章等同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文革时靠边审查批斗。（这部分语焉不详，见于中科院网站《空间中心隆重纪念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35周年》一文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蔡平的《不应被尘封的愿望》）
姚桐斌：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1968年6月8日，在家中被“革命群众”打死。
赵九章：两弹一星元勋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不堪屈辱，于196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中关村15楼服安眠药自杀。
邓稼先：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1971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在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发现洞中损害健康的氡气含量远远超标，呼吁保证在洞内操作的战士和实验人员的健康，而被批判为“活命哲学”。幸亏由于人缘很好，情商很高，把批判会糊弄过去。
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
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所人之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领导和参加了氢弹的原理设计和试验；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文革"时，多所学校曾贴彭桓武的大字报，被“褒奖”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本人自我解嘲：“科大的大字报表扬了我，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多好哇，没有加‘反动’二字，这不是表扬又是什么？”
黄纬禄：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1950年代末，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曾参与研制多级的中远程导弹和由它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70年代初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的开创工作。
据其自述：在文革中“那时候我虽然靠边站，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导弹的事业当中发挥一点作用。我那时候不能做技术领导干部的身份来指挥大家，但大家在这个做这个实验工作的时候，我就在那地方给大家倒倒茶，送送水，然后再帮大家做做记录。有个时候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考虑到了，我就提出我的建议同看法。”
屠守锷： 火箭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周光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１９５８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文革中，“周光召在单位受冲击得最厉害，因为他1957
年就出去了，并未经历反右斗争，所以他说话都很直率，再加上出身也不好，家被红卫兵抄了三四次之多，许多过去珍贵的照片都丢失了，替他们照顾小孩子的岳父母赶回乡下去了!
那个时候周先生一方面要接受批判，一方面照样抓紧氢弹的研究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欧阳钟灿 牟克雄等 《周光召从事物理工作55周年及对理论物理所的卓越贡献》）
杨嘉墀：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元勋。
1963年初，国防科委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下达研制核爆炸试验用测试仪器的任务(即“21号任务”)，内容包括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和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等，杨嘉墀负责技术抓总工作。他提出了采用反馈式光电倍增管线路的大量程温度计方案和采用变磁阻式压力传感器的方案。他和参加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一起加班加点，1964年3月完成了研制工作，为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以及后来1965年和1966年的两次原子弹试验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但他不屈不挠，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杨嘉墀，白天要写检讨，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悄悄地到实验室工作。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网络上并未找到陈能宽受迫害的直接文字，但据许鹿希回忆：“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嘿嘿，看来陈能宽很可能被打死。
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担任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的技术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
文革开始后，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任新民：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集中国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在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网络上并未找到任新民受迫害的直接文字，只找到“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冲击时，他就去读史，保持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光明日报《任新民：中国航天事业先驱》）
孙家栋：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1967年以前，先后领导和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地地导弹与液体中程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7年后，开始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卫星总体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改工作。
文革时，中国人造卫星计划早期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受到冲击，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
据戚发轫回忆：“文革”中说孙家栋也有历史问题，就靠边站了。
王希季：空间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主要从事空间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航天型号的研制工作。曾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他首先提出了“空间资源”、“空间基础设施”、“空间疆域”等新概念。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难关，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全世界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
“王希季躲也没躲掉，批判他的大字贴了满满一墙。降落伞强度试验，由于伞没打开，模型摔碎了，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王希季被“请”进学习班。幸好试验纪录胶片证实模型不是人为破坏，王希季才被放出来。”（网络文章《中国宇航员预备出征（下）》）
王大珩：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
长期从事光学与应用光学的研究工作，对应用光学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做出了杰出贡献。所提“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以及其他若干重大科学建议，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王大珩谈起文革时一脸的无奈．当时光机所的绝大部分科技人员都被批斗＂靠边站＂，科技骨干关的关自杀的自杀，研究工作长期停顿，担任所长的他竟然要以扫厕所作为掩护，一方面为表示自己对于运动的拥护及彻底改造自己的态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自己继续科学研究的权利．．．”（网络文章《王大珩谈起文革时：一脸无奈》）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
“文革”中，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其妻李佩（文革结束后，因举办了国内首期应用语言研究生班“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则因留学美国的经历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
提到两弹一星元勋，就不能不提叶企孙先生。下表是叶企孙师生谱系
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学生的学生
王淦昌1929届周光召、程开甲
赵九章1933届钱骥
张宗邃1934届、胡宁1938届于敏
彭桓武1935届
钱三强、王大珩1936届
陈芳允1938届
屠守锷1940届清华航空系
邓稼先、朱光亚1945届
23位元勋中，有13位出自他的门下。
1967年6月，他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强制送往"黑帮劳改队"，期间一度因突然刺激而神经错乱。1968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关押。在押期间，他共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尽人格凌辱，饱受肉体折磨。1969年11月，叶企孙出狱，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叶企孙时已病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1972年5月，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对他做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宣布对他的"专案审查"撤销，但仍未完全恢复自由。1975年，他被解除隔离。1977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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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钱老的离去，更加让我们怀念哪些抛弃国外优越生活与工作条件回到祖国，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爱国科学家的无私奉献，我想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还要在贫穷与落后中徘徊多久。近期，政府在大力的宣传钱老他们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与丰功伟绩，激发海外科技人才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怀，有很多海外学子纷纷响应召唤回到国内，立志要将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美国及海外有关媒体就曾经发表文章对此现象进行评论，这是哪些外国人无法理解的祖国感情所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向那些备战在各条战线上爱国科学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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