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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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台三周年台庆晚会上，节目主持人杨澜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感人至深、结局又令人惊讶的故事。
去年，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衣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了。”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摘自《深训商报》】99年4月10日
崔琦 (Daniel Chee Tsui) １９３９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１９５１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１９５７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１９５８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１９６７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１９８２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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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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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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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些人的回忆、调查，会比粪粪网上充斥的《一个大爷对60年代的回忆》或者《我奶奶回忆当年》之类死无对证的造假枪手文有说服力得多。
我早就在这里和别的论坛说过，别嘲笑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我们也是一丘之貉。
大饥荒时期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也一早说过。在大饥荒之前，全国工农业浮夸成风，简单的说就是作假，从上到下大规模有系统的作假。而且这种运动还是涉及到政治问题，你敢吹敢编敢说自己的亩产上万，你就是政治先进、就前途无量、就能到北京面圣和去全国作报告。你敢质疑，你就是国家公敌敌对阶级。连钱学森都在报纸上说亩产万斤还远远不是头，你还能说个不字？
亩产万斤只是开篇，跟着好戏正式上场。好啊，你下面不是说一亩产量有万斤么，老毛不是说“粮食太多也是烦恼”么，那你得把你报上来的产量的公粮给交了啊，不然光张嘴一说不行啊。你报那么高的产量，你就得上交相应那么多的公粮。当时彭德怀自己做过实验，他那著名的“一分试验田”得出的亩产也就千斤而已。万斤几万斤甚至更多的高产卫星，带来的就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公粮任务。你自己说的亩产那么多，你为啥交不了那么多的公粮？
跟着就是国家强制力上场显示肌肉的时候了，反瞒产、反私分，抄家，有啥拿啥拿不走的就砸，谁叫你不交公粮，和无产阶级作对、与祖国为敌。将农民的最后一分口粮都榨干榨净，让这些阶级敌人自生自灭，甚至不准他们外出逃荒。
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饿死人，是不是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显而易见。
还有一篇报告很有趣，就是周总理在64年做的工作报告，里面说三年所谓的“困难时期”，不单中国提前偿还苏联的外债，而且还增大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力度。壮哉老毛，有这种伟大的领袖，真是中国人修的八辈子的福气……
衷心希望广大FF也能体会到这种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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