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果粉这就是国府 “最忠实军统特务”终被抛弃

凤凰卫视7月13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十五岁，从小就想当英雄的他，成为了一名国民党保密局北京秘密潜伏电台的特务。
钮益惠：从你抓着我那天，就是一个死字，我就感觉，我比刘胡兰、赵一曼，我英雄得多，我15岁为国尽忠，我死得光荣，死的伟大。
解说：身陷囹圄33年，年过六旬，他两次偷渡台湾，讨要说法。
钮益惠：我最后已经决定在那跳楼了，在哪跳，地方都写好了。
解说：一部电台背后的非常人生，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
陈晓楠：你觉得你，包括你们这一家人，在这个历史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钮益惠：小丑。
78岁钮益惠曾是国民党特务 自叹是历史小丑
解说：《冷暖人生》“军统特务”钮益惠。2000年1月1日新千年的第一天，整个台北还洋溢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这一天，65岁的钮益惠被警察拘捕，送进了台北新竹“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
钮益惠：一进门，每个警察拿一70公分的木棍，给你带上铐子，他后头拿木棍子跟着你，你半道如果那脑袋一翘，就一棍子，那就比看狗看驴要厉害。我也享受的这个待遇，这个铐子铐到后边，他那个墙上有几个铁圈，跟拴驴那圈一样，然后每个人都铐一个铁圈在那。登记完了，送进屋里去，进门先学说话，每个人都得学，你们家几口人，报告长官我们家两口人，谢谢长官，得学会了。你媳妇呢？报告长官，我媳妇儿在家呢。多大岁数？谢谢，还得说谢谢长官，每一句话都这么说。他问你什么呢？你媳妇多大了？报告长官我媳妇27岁了。
陈晓楠：北京市大兴亦庄高新技术开发区杨北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迅猛扩展的城市，几年间就以村民难以想像的速度，延伸到了这里，早已纳入规划的项目，开始动工，整个村子迅速被拆除了大半。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村民大多搬迁了，这是一个已经面目全非的行将进入历史的村庄。而就在一片废墟包围着的一个破旧的小院当中，杨北名人“九爷”却没有搬，因为他不知道他能搬到哪里？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杨北村，“九爷”的故事，几乎是尽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监狱，两次偷渡台湾，还和人打了近十年的争地官司。这些都给这位78岁的老人，蒙上了一点神秘的色彩，这个人称“九爷”的人叫钮益惠。
钮益惠这个名字呢？曾经出现在1950年12月1号《天津日报》的报端，在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被破获的新闻里，钮益惠名列被捕人员名单的后面，在这个哄动一时，被称为是“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特大间谍案”的案子当中，钮益惠的父亲被就地正法，他的哥哥钮益培，三姐夫刘景惠和另外六名成员都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国民党“天津特别组”的成员，钮益惠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一位。
解说：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杨北村，找到了已经75岁的“九爷”钮益惠，因为打了10年的房产官司，至今也没有结果，钮益惠在杨北村没有自己的住房，一家四口一直居住在这个远房亲戚的小院中，每月租金300元。
钮益惠：这是我哥哥钮益培，这是我姐夫刘景惠，电台台长，这不是孙毓清嘛。
记者：到后来也被抓住了？
钮益惠：也被抓住了。
记者：他们这几个人后来是？
钮益惠：都判死刑了，都死了。这是镇压他们的时候，那天的报纸。镇压38个，其中这是二十几号的，这是我父亲，因为电台被镇压，被就地正法在通县，这是我母亲。
记者：你母亲。
钮益惠：这是我母亲。我的这个报纸登的，这不，钮益培将其弟钮益惠、钮益海发展为助手，我的亲哥哥是军统，我是军统的助手。
解说：为了给自己33年的牢狱生涯，给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钮益惠两次偷渡台湾，在九死一生回到大陆后，还不断地给台湾有关方面写信，但近十年过去了，就像他的房产官司一样，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我这有一份材料，就是是军情局给我寄的，让我去台湾领两万一千块钱去，让我把证明信寄过去就给钱，它这个军情局骗人的，实际它现在你领什么钱都给你，你说要什么钱它就给你，然后它要证明，它要的证明是永远开不出来的。
记者：它要什么证明呢？
钮益惠：就拿我来说吧，33年监狱，它要一张什么呢？要一张1951年的原始判决书。我说你要这张原始判决书，别说我拿不来，就是现在国家主席要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呢？1951年没有法院，那是军管会，那就没有法院。
北京一天就枪毙了一百八十几个，全国镇压多少个，要我的判决书，我上哪儿去要去。你看到2009年8月，它又给我来这么张纸，是不是？对台湾这状我一直要告，一直要告到死，我就跟台湾这么说的。
陈晓楠：你觉得你，包括你们这一家人，在这个历史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钮益惠：小丑，哎。
陈晓楠：一部电台，一个人生。
钮益惠：就剩我一个了现在。活着的就我一个，剩下的都死了。
军统潜伏北平特务出身大户人家 兄长抗日参加国民党
解说：1935年，钮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在同辈的男孩里，他排行老九，人称“小九”。钮家人丁兴旺，在常年的战乱中，拉起了一支拥有数千支枪的地方武装，称霸一方，声名显赫，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1937年北平陷落后不久，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的钮益惠的爷爷，就死于非命，尸骨无回。
钮益惠：你看过《独立大队》没有？我们家是逮谁打谁。我六叔叫日本人围在蒋辛庄，就咱们垛子旁边，围在圈当间的，围一岗子上，日本人说必须抓活的，钮六必须抓活的。我六叔围在当间，两把枪，打剩最后一颗子弹，我六叔把自己打死了，就死在那个岗子上，然后日本人抬在村里，照了一张相片，钮益善跟钮益林呢？就是我大哥、二哥。到城里的土神庙一带，那有一巡警阁子。那日本人打中国人那阵，我大哥看着不服气，结果砸巡警阁子，哥俩都被人给抓住了，弄到通县密子涧都给毙了，我两个哥哥都死在日本人手里。
解说：和日本人对着干的钮家日渐衰败，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年，钮益惠随“国军”去了重庆的哥哥钮益培作为接收大员回到了北平。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并身兼多职，回到北平后不久。钮益培就在繁华的东单买下了一座公馆，把乡下的家人都接进了北平。
钮益惠：这个第五补给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华北所有部队需要的东西，都上第五补给区来领。
陈晓楠：这是一大肥缺？
钮益惠：是个肥缺，他要去检查你的库房，那个库房肯定有鬼，赶紧给我哥送礼，送完礼，好，这个账目就好做了，所以我从十来岁就开货车，陈公馆的货车搁着好几辆呢，就是家里白面有的是，日本的库房里有那种鸡蛋粉，全是鸡蛋黄打成的粉，一箱一箱的，都是军用的。
解说：然而繁华如烟，转瞬即逝。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短短的三年就被消灭殆尽，钮益惠的哥哥和两个姐夫，也随数十万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去了台湾。
钮益惠：我父亲，我哥就这样讲，就是忠臣不保二主，过去不是忠臣不保二主嘛，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吃着国民党的饭，国民党好赖我们都是。
陈晓楠：跟着它？
钮益惠：哎，跟着它了。共产党进了北京了，我们也认为共产党长不了。
陈晓楠：为什么呢？
钮益惠：一脑瓜子黄土泥，能管理国家，这不太开玩笑了吗？从我印象就是，中南海，共产党一进去跟大伙说，你看那中南海总统府，那玻璃砖地，搁一大转椅，那个土八路往那一堆，一堆黄土泥搁那了，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陈晓楠：这是你哥哥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还是你父母的想法？
钮益惠：这是我们家共同的想法。打天下，它蒙点穷人给它玩命，真正到管理国家时候，认为共产党是不行的。
陈晓楠：但是当时实际上，国民党已经就是溃退了？
钮益惠：溃退了，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解说：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钮家位于东单的公馆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了通州垛子村，成了普通的农民。1950年3月的一天，钮家突然收到了已经几个月没有消息的钮益培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
钮益惠：让我说，你明天几点到双桥火车站，说那双桥火车站有一个人，你去，你接接，我赶了一个小毛驴车就去接。
陈晓楠：说这个人要来，有没有介绍说是个什么人呢？
钮益惠：告诉我，给我请的老师。我不好好上学，家里请一个老师来，你去接你的老师去。到车站见到这个人了，山东烟台人，那行李挺大，我们俩人把行李抱到车上，那个行李就包着电台呢。
1950年毛人凤设立特务电台 钮益惠全家参与
陈晓楠：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国共双方隔海对峙之势初步形成，可是都立足未稳，退守台湾的蒋介石，积极准备伺机反攻大陆，情报系统派遣了大批间谍潜入大陆执行暗杀破坏等等颠覆任务，而数十万的解放军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海峡两岸相互渗透，展开了一场残酷的间谍暗战。1950年，国民党潜伏大陆的众多间谍、特务纷纷落网，在1950年2月份，“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的电台暴露了，特务台台长季兆祥被枪决，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随即紧急派出了一个熟悉天津情况的特务秦应麟潜回了天津，组建了一支“天津特别组”，并且称此行为是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展开的一个成败之关键。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大姐夫、三姐夫，都被选为了特别组成员，奉命潜回大陆，在北京通州垛子村的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搜集情报，一部电台，一个家族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解说：钮益惠赶着毛驴车从火车站接回来的老师，真实的身份是特别组潜伏台台长孙毓清。不久钮益惠的哥哥和姐夫，也由江阴登陆潜回了北京。他们带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
钮益惠：这可一家子的脑袋都在这个上头，一旦要叫别人知道，咱们就得，谁的脑袋都掉了，我们谁也活不了，就甭想活。
陈晓楠：那为什么还要做呢，这么危险的事干吗还要做呢？
钮益惠：人就是忠于党，忠臣不保二主，认为这一个就是，真正打起世界大战来，美国还有很大力量，准能还回来，一回来，尽想好事了，北京一回来，你说我们家，北京就我们一部电台，那我们家还了得，尽想好事，那就把坏事给忘了。就不想坏事了，是不是。反正这一家的命，在这个电台上搁着，注意谁也不能走漏这个消息，就是上我们家经常去的人，跟我最好的人也不能跟他说。
解说：对于设立秘密电台，钮家没有一个人反对，想当英雄，做侠客的钮益惠，更是把它看成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钮益惠：我就是从小干这么大事业，我死了也不怕。
陈晓楠：你那么小，怎么会这么关心政治的东西呢？
钮益惠：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受过教育没有？认为烈士是最光荣的，我小时候这么觉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小说讲，说有三个人为了保卫祖国，守一个城。结果敌人进来时候，它们三人都自杀了，那么死也是光荣的，是祖国的烈士，就是看小说听故事，听过这种故事。我认为为国家死，当烈士是最光荣，好像有这么个机会了。
陈晓楠：所以你其实十来岁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党主张什么，那个党主张什么？
钮益惠：这个没去想那个，我尽想我们家就应该干这个，我们这是前线，我们都牺牲了，这也是光荣的事。因为我们这是敌后那时候，是前线。
解说：在钮家家人的掩护协助下，秘密电台很快就调试成功，向台湾发出了第一封密电，而15岁的少年钮益惠，也迅速成为了特别组的得力助手。
钮益惠：他有好多事情非我办不可，他办不成。
陈晓楠：比如什么呢？
钮益惠：比如没有电，解决电的问题，安电台必须解决电。这个电呢，那时候又不像现在似的，买干电池或者买那个电瓶，也没有，没有。就是用手电筒，这里，送你连接箱，我就帮着他剪铜，做箱子，搁电池，通了电报以后，我给他外面看人。
陈晓楠：放哨。
钮益惠：哎，放哨，注意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有没有什么人没有，负责他的安全。挺大，声音挺大，滴滴答答的声音挺大。
陈晓楠：那这么一个陌生人来你们家，没有人引起警惕吗？
钮益惠：没人来注意我们家这里，我这个家庭老师在我们家呆，也没人来，村里谁来问，这哪的？没人问过，那一阵，那个时候，刚解放比较乱。
潜伏电台被破获 钮益惠连夜出逃最终被捕
解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陆情报机构截获了一部位于京津地区的电台发往台湾的密电，但经过严密的监测跟踪，也一直无法锁定其准确的位置。这部潜伏于新中国心脏地带的秘密电台，日益活跃，成为了大陆安全部门的心头大患。
钮益惠：给我姐夫的电我哥不知道，给我哥的电我姐夫不知道，他们互相之间就是这样。他们四个人一人一本密码，给谁来的，大概前面一个字头，确定这是谁的信。
陈晓楠：当时是每天都发报吗？
钮益惠：基本上每天都发报，一共发了一百六十封，通报一百六十多次吧，就是说一个，反正我知道的就是，北京这有什么事了，你们就问，说昨天卢沟桥那儿发生什么事，我们赶紧查出来，赶紧向上面汇报。
陈晓楠：对方也是通过电报来告诉你们，他们是想了解什么样的消息？
钮益惠：我们就回答什么消息，我们每封电报的抬头都是毛经理，抬头都是毛经理，所有他们发的报，我都天天看，就是给毛人凤发的电报。
陈晓楠：那个时候他们那边，主要想了解大陆这边什么消息呢？
钮益惠：多了，军队有什么调动？说山海关有一支军队在行动。我们去调查，他们去了，还有找什么首长的汽车号，什么上班时间，反正那边来问了，这边就回答。
解说：设于北京东郊垛子村，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中的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台湾发出密电，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有惊无险。然而1950年10月的一天，一封特别组组长秦应麟的来信，瞬间把钮家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钮益惠：突然间我们家接到一封信，说买卖不能做了，收摊吧。就这么几句话。准有事了，这就不能干了。我跟电台台长在家，我父亲说，赶紧把这东西装起来弄哪去，收摊吧。
陈晓楠：怎么收啊？
钮益惠：就归置起来，搁坛子里埋起来，家里还烧了好些东西。
解说：三个人迅速埋了电台，把该烧的都烧了，这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出现在了钮家的门前。我在园子里干活呢，嘿，小孩，村口在哪儿？我就告诉他在哪哪，越来越多上我们家门口，我还是不成，我出去就问他们，干吗来了，就这么问他。他说你们这边有点水灾，我们来调研。他就上公路了，然后接着一封信，这不就是来抓人来了吗？我告诉电台台长，我说你赶紧出村，我不叫，你别回来。
解说：钮益惠打算和父亲一起留下来，父亲坚决让儿子也赶快走，离开垛子村。我一出来他们就追着我了。我一进门，进了二奶奶那门了，二奶奶后院有墙，那能挡住我，这傻瓜还在外面等着我呢？我早就从后面颠了。我到村外头，我听见枪响，我赶紧拐回去，半路找着他了，我说咱俩赶快跑。他已经带着他英文的东西，英文的密码，我们俩赶紧就埋的埋，烧的烧，我们俩，我们在北京东南，我们往西北跑就进城了，我们俩往东南跑，带着他由东南就往回转，晚上六七点钟，我带着他跑了。
陈晓楠：钮益惠逃出了垛子村，大批公安人员迅速包围了钮家，很快就搜查出了埋在地下的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和来不及销毁的密码本、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还有特务身份证明书等等一系列物件。而钮益惠留在家里的父亲，当即被就地正法。通过从钮家和另外一个天津特别成员组家里查获的这些情报分析，大陆公安反间谍人员呢，他们了解到，台湾当局最为迫切想得到的是中共攻打台湾，还有抗美援朝的有关情报。并且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情况，还有物价、金融、币制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台湾情报系统还特别下令，要搜集中共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还有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行刺之需。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被定为是特大间谍案，上级指示必须要全面歼灭，大批公安人员紧急出动，追捕特别组的成员。而这一切，正在逃亡路上的钮益惠并不知道，他和秘密电台的台长一夜狂奔，最终摆脱了公安人员的追捕，那一晚15岁的少年“小九儿”匆匆离家，这一走就是33年。
钮益惠：俩人路上就说，咱俩回台湾，我说咱俩怎么回去？他说只要你把我带到山东海边，他是山东人，他是烟台青州老家，那我就有办法叫台湾来船接咱俩。
解说：一夜狂奔，第二天凌晨，钮益惠带着潜伏电台台长孙毓清来到了北京德胜门外。
钮益惠：我说咱俩进城，咱俩必须得离着二十米，那个时候朝阳门有去济南的长途车，一天有一趟，火车站不敢去，咱俩一去到火车站肯定等着咱俩人呢，我呢，小时候特鬼。我说咱俩两天走，我头一天走，你第二天走，我到济南那，不离开车站。
解说：按照计划钮益惠第二天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但当他刚上车，几个公安人员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钮益惠：公安人员正找呢，哎，你是不是垛子的？我说怎么了？你是不是小九？得了，我是，怎么了？
解说：大陆情报机构一直无法锁定“特别组”潜伏电台的位置，最终还是通过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给特别组成员的汇票，才找到了电台的所在地。15岁的小特务钮益惠被抓获，但和他一起逃亡的电台台长孙毓清却不知下落，大陆公安人员紧急提审钮益惠。
钮益惠：他说你知道，他说孙毓清可关系到你爸爸，你妈，跟你哥哥，你姐夫。你要把他交出来，你们这几个人，咱们不说都放了。起码说，对他们减轻好多。我说你别跟我弄这一套，我说我今儿叫你抓住了，我就准备死了。我就感觉，我这一年15岁，为国尽忠，我比刘胡兰啦，什么赵一曼啦，我比他们英雄得多。我15岁为国尽忠，我死得光荣，死得伟大。从你抓着我那天，就是一个死字，问什么也没有。
陈晓楠：怎么可能不怕死呢？
钮益惠：那一阵就不懂什么，我从小就惦记着当烈士，就那么跟他们说的，我说要宰就宰，要杀就杀，我早知道我活不了，那个时候解放军啊，绝对严守这个不打人不骂人，急得那预审员撂蹦，他也不动我一下。
解说：钮益惠的死扛并没有改变保密局天津特别组全军覆没的命运，其成员不久全部落网，钮益惠的哥哥，三姐夫等八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而一心想当烈士的钮益惠，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钮益惠：全抓了，连我嫂子带我姐姐，就剩我母亲，留下两个孩子，最后我母亲后来跟我说，她服毒了，留下了俩孩子。看着孩子难受，没人管了，她又把这毒吐出来，没死了。一判刑都死，毙了就毙了，活着人你怎么受，死的人好死，活的人难啦。
解说：九年过去了，曾经的懵懂少年“小九儿”已经长大成人，10年的刑期也只剩下了一年，但狱中的钮益惠这时想到的只是死。
钮益惠：我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替父兄报仇。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就是一块改造的，跟我差不多，家里都被镇压了，我准备杀谁，怎么，就问，斧子，家伙都预备好了，第一个把哪个干部宰了。第二个怎么宰？在那晚上请示队长带我去看病，走路上就把那一伙人宰了。然后在监狱里头，进门先宰大夫，有行动有计划。
陈晓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钮益惠：因为活着有什么意思？将来就是我出来，这个反革命的帽子，老地主老反革命，能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活着实在太困难了。
陈晓楠：那个时候就连自由都不想要了？
钮益惠：还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呢，这将来活一生受一生的罪。
陈晓楠：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方式是吗？
钮益惠：就是一种自杀的方式，说让我上吊自杀去，我在监狱见得多了，我说我不干。
解说：一场接一场的运动，监狱外又正是困难时期，钮益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只想要个痛快的了断，然而暴动计划还没有实施，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就被破获。
钮益惠：那一阵正好1960年，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放可不放的一律放掉。我正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弄个可杀可不杀？说真正罪，我没有，没杀一个人，但是我这个罪死有余辜，本来就反革命，本来就够死，又来这么一出，结果判的我死缓。
钮益惠度过33年牢狱生涯 偷渡台湾再次入狱
解说：钮益惠面临更为漫长的监狱生涯，1961年的一天，刚刚被加刑的钮益惠意外地见到了已年过八旬，满头白发的母亲。
钮益惠：就从我们家到这个陶然亭，这个监狱里头，得有二三十里，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定量最少的时候，我妈背着二十多斤的东西，小脚背到监狱里看我。有公共汽车，她都没舍得坐那个钱，背着去的。我妈问我，她说你判了多少年？我说判的无期，我妈说什么叫无期啊？就是我多前改造好了就回去看您。哎呦，那你好好改造，早点回来。我说哎。就我姐姐给那月饼都搁干了，她都舍不得吃，给我放着。我的心里你说，跟刀扎一样。我马上给我三姐写封信，说今后千万不要我妈来，千万别来了，我就是我赶快死喽，你就再别见我了。
解说：这次监狱相逢，成了钮益惠和母亲的最后一面，两年后钮益惠死缓到期，被改判无期徒刑。
钮益惠：怎么活下去呢？得了，只当死了，今后什么都不想了，跟家里都断绝关系了，谁也不接待了，就这么活着吧，反正什么也不想了，要想就活不了，要想一天都活不了。我什么都不想，那不就活了吗？
陈晓楠：你就觉得就跟死过一回一样了？
钮益惠：跟死过一回一样，已经死了，再活着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活着，怎么愉快怎么活着。
陈晓楠：50年前，那个向往成为英雄，成为烈士的15岁少年钮益惠，他的特务生涯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结束了，对于那段虽然短暂，可是在我们想像当中，还是非常地惊心动魄，应该是生死一线的岁月，钮益惠的讲述让我们觉得意外的简单。他讲得也很平静，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草草一笔带过。刚开始我们还试图想挖掘更多的他的心路历程，更多事件的细节，可是在多次努力失败之后，看到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们也突然恍然大悟，其实在久远的50年前，他不过还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
文革开始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了，钮益惠被转到了山西的一个矿场服刑。一心求死的钮益惠终于还是活了下来。而在监狱这个保险箱之外，是他后来才得知的一些家庭的变故。文革当中，红卫兵们把家里的窗户纸都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亲最终在一个冬夜被冻死在屋里。而他的大姐和三姐，也都在红卫兵的批斗当中遭遇不测。
不过对于家庭的这种种变故，钮益惠不太愿意多说，他说从死缓改判无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什么都不多想了，每天只想眼前的这一点事，只要能让自己开心一时就活着，活下去。钮益惠活下来了，然而他根本没想到的是，50年前那一部秘密潜伏电台，给他带来33年的牢狱生涯，可是在他年近半百踏出监狱大门之后，这部电台会再一次把他引向海峡对岸的那另一所监狱。
解说：在大陆度过了33年漫长牢狱生涯，在海峡的这一边，小特务钮益惠，再次入狱。
钮益惠：警察进来了，他一咳，你一瞧他，你怎么瞧我。他一说，我又瞧了一眼，过去就打，你干吗老瞧我？我说天呢，我说在大陆我蹲一辈子牢，我心甘情愿，我有罪证，我说来这儿，我说对得起我吗你们，对得起人吗？
陈晓楠：在大陆你觉得，毕竟你是反了当地的政府？
钮益惠：我有罪，怎么戴都行，来这你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我受得了吗？我最后已经决定在那儿跳楼了。
评论：从我一贯发表的帖子可以看出来。我不喜欢国民党。
      虽然我的家庭里，也有来自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祖辈，有的被枪毙，有的逃走。但是无论结局如何，我不同情他们。他们当事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学识和能力上也堪为精英。但是在民族威望的关头，却只是趁机捞取官位，发国难财。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斗中，他们并没有尽力维护自己所为之效忠的组织。只是不停地对“泥腿子”投降鄙夷的目光，照样在部队里保留高达百分之十几的空额，这样的组织，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付出敬意。至于他们抗战中的功绩，所谓的名将，都是靠着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实现的。我知道此言一出，必有板砖，但是随便。
    只是这个老人，却让我有几分同情。为了年轻时的梦，就坚决付出了一生。但是保密局是怎么回答他的？“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一个人的一生，只有3000美元吗？
    我的身边，你的身边。都有很多国民党的精神党员存在着，很多人以花生米为人生楷模。南望王师一年又一年，但是他们所盼望的，未必值得寄托任何有分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