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

　　夺权也是毛泽东独自发出的号召。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及外地造反派组织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上，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讲话，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说的“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 。

　　据王力回忆：在那次大会上“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当天下午刚散会，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毛主席然后讲了一大篇的话，后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就是号召夺权口号的背景，这是毛主席的系统的思想，是第一篇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

　　“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夺权，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 可是后来却把林彪在此之后（1月23日）的一个讲话作为他“策划夺权”的罪证：“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其实，在此之前， “夺权”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贯彻，据王力回忆：“毛主席号召夺权，我没有反对，其他也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央领导核心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反对” 。

　　周恩来在1月21日（比前引林彪讲话还早两天）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传达了：“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王力还说明：“这也有档案可查。”并强调“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王力以这句话作为这段文字的小标题）。 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反击二月逆流

　　现在通常都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碰头会（即“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即“大闹怀仁堂”）统称为“二月抗争”（即当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被称作林彪的“心腹大将”）的黄永胜，就公开发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他还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大发了一顿脾气，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了，还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 毛泽东在听取江青等人关于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汇报后，大发雷霆，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批判。

　　这个“反击二月逆流”的决定又是毛泽东独自作出的。在所谓“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谭震林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谁都能看得出来，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林彪无奈将此信转报毛泽东，说：“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 林彪用“糊涂”、“堕落”这样的字眼，显然是在搪塞。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彪和毛泽东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

　　 “然而没过两天，林彪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当毛泽东在2月19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可见，“林彪一伙”实际上直接（如黄永胜）或间接（如林彪）地参与了“二月抗争”。滑稽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

武斗

　　1967 年夏，全国到处爆发大规模武斗，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用于武斗的情况。毛泽东正在这时“巡视”了南方一些地区，对抢枪武斗等情况居然持乐观、欣赏态度。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中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另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当他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汇报时，“林彪似也牢骚满腹。他自言自语：‘*敏感信息过滤*，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

　　 7月下旬，林彪听到关于各地发生抢枪事件的汇报后，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否则……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

　　如此涉及军队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不与林彪商量，却写信告诉江青。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就在同一天，张春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向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发起武力进攻，对“联司”一派实行了血腥镇压。而这一公开的大规模武斗就在毛泽东的眼皮下进行。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默许，张春桥之流能这么胆大妄为吗？这可真是“左派声威大振……”啊！

　　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毛泽东有关发枪武装造反派（即所谓“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给武斗火上加油的严重后果。“全国被群众组织抢去的部队枪支和民兵枪支共有多少？后来总参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个大概统计数字：500多万！这就是说，被抢去的枪支恰巧与当时全军兵力的总数相等！” 然而，毛泽东对这一期间（1967年7、8、9月）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全面内战”情况居然给予高度评价：“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敏感信息过滤*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在“杨、余、傅”问题上，“林办”秘书张云生明确写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对杨、余、傅的处理那天，书中错排为“2月”和“23 日” ）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4人来见林彪，据说，他们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来向林彪通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就处理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征询林彪的意见。中央的决定已经作出，现在来征求林彪的意见只是一个程序。” 此外，林彪在大会上讲：“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此时毛泽东正在幕后，林彪、周恩来等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走出来与全体与会者见面。据参加了那次大会、后曾在林办帮助工作的官伟勋回忆：事后林豆豆从外地回到北京，去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豆豆说：“是你发表的讲话，下边都传达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是啊，我讲了些什么来？把叶群叫来，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让她讲讲！”林豆豆出来就对秘书们讲：“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副统帅，他自己讲的话，拿掉了杨余傅，他还说他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 目前虽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刚打倒了“王、关、戚”三个文人后接着又下决心打倒“杨、余、傅”三个军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笔账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刘少奇

　　众所周知，“打倒刘少奇”的决策是毛泽东独自一人作出的。当他1966 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林彪还躲在大连“养病”没有到会，对此一无所知。据杨成武回忆：“党中央于 1967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辖的“王光美组，实际上是负责审查王光美和刘少奇二人的所谓‘问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该案。”

　　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突然派秘书徐业夫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但毛泽东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刘少奇向他提出辞职，愿意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以尽快结束“*敏感信息过滤*”，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却不置可否，而莫测高深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等书。王光美当时对刘少奇的秘书说： “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 这句“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长。因为此前在中南海刘少奇住地已经连续发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伤”为名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进入刘少奇住地贴批刘大字报等事情。

　　此后不久，3月16日，毛泽东就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的批示》，其中特别写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 接着，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一步掀起了对刘少奇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这篇文章向刘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个“为什么”（即八条罪状），并自问自答地公开宣布“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称为“写得很好” 的。

　　刘少奇读到这篇在毛泽东看来“写得很好”的文章时，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并把刊登文章的《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 。紧接着，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在5月8日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同时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批判刘少奇的重要著作《论***员的修养》），也是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并亲笔加写了一些文字后批准发表的 。但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8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审阅修改姚文元及其写作班子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在批示中要求：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 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

　　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因周恩来对抓这一专案不卖劲，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决定由江青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而林彪呢？除去在几次公开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泽东的意图作过“批刘”的讲话外，看不到有什么作为。对于将刘少奇定为所谓“叛徒”、“内*”、“工贼”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在这里又一次向历史表明，此审查报告是江青一手包办的，与我无关。

　　林彪私下里还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

清查五一六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本来只是一个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以炮打周恩来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学生组织。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次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文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后，“清查五一六”逐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清查时间之长，成为“*敏感信息过滤*”中一大冤案。《中国***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辞条中说：“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但据“林办”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情况，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苏州 。因此林彪这个“召开大会”和“号召”是否准确？除去这一句话外，在整个清查“五一六” 运动中，看不到林彪有什么具体作为。倒是毛泽东和其他人有不少具体指示。

一打三反

　　从1970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展开了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以“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或“破坏”“*敏感信息过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中国***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 这一年成为“*敏感信息过滤*”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人被判处重刑……而这一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月30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总之，客观地回顾“*敏感信息过滤*”的具体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总的方面，其实只算得上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所谓“亲密战友”、“副统帅”，不过是毛泽东用于一时的摆设而已。 不过，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又不同于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而有其特殊性。因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统帅”，许多事情显得像是他在直接领导、发号施令。周恩来上报的或毛泽东批示下发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里走一趟，由他批几个字或画一个圈。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江青一伙操纵舆论的“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故意把毛泽东和别的领导人的批示和表态隐去，而对林彪的“画圈”或批示、讲话则取其所需大肆渲染，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只有林彪在制造动乱的假象。“*敏感信息过滤*”结束以后，对毛泽东与江青、林彪与叶群这两对当代中国政坛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对江青和叶群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显著的双重标准：对江青所干的坏事，尽量说成是与毛泽东无关，尽量为毛泽东洗刷、开脱，尽量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一些批评、指责；而对叶群所干的坏事，则尽量说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责任，尽量笼统归罪于“林彪集团”……这样，尽管“*敏感信息过滤*”已被彻底否定了几十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林彪还是“*敏感信息过滤*”中被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妖魔化”的那个形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林办”秘书张云生在谈到林彪对开始出现武斗的态度时说：“也许他并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过对‘武斗’的不满，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却

还原历史.强烈要求将林彪元帅遗骸运回祖国....:s_6: :s_6: :s_6: :s_6: :s_6: :s_6: :s_6: :s_6:

你居然相信！！？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且不说林彪他是否真的是叛国，且从建国后其他开国元帅对林彪的憎恨就知道林彪是不是楼主所说的那样！！我不必在这浪费时间了~~

还原历史,千秋功过由后人评说!

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不是所谓的什么什么

我也觉得有老毛这个阴谋家在，谁玩得过他呀？所以不要以为文革都是江青、林彪的问题，他们只不过是老毛的工具。

太多的事情被历史淹没了,无法评说.不过文章好像没完?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政治这个大染缸，掩盖了多少是非！

一家之辞，说说就算了

现在看过的这类贴子很多，各种说法都有，而且看的多了，也不知道真正的事情真相了，只有在若干年以后，期待一些绝密档案真正能够解密的时候，真相才会大白与天下。另外，我个人的想法是；做为林彪个人，他应该有个人的私心和错误，也包含着看到一些其他元帅和高级领导人被整被打倒，怕也烧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来个先下手为强（以他的性格应该如此），只是没有成功，所以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叛逃出去。在那个造反有理举国动乱的时代，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现在之不能解密这些绝密文件的原因是，时间还远远没有到解密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必要，一般重大的绝密文件起码要50年——70年才可以解开，这个是国际惯例。但愿我们能期待解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