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内容较长，但作为一部简明德国史还是十分精练的，尤其对于德国历史感兴趣却又一知半解的朋友来说，绝对不能错过。
从查理曼大帝到腓特烈到俾斯麦，从屈辱的黑暗时期到普鲁士时代的崛起，这位近现代西方巨人的面貌一览无遗。
在此推荐给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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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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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欧洲中部最大的国家。这个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家，曾经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姗姗来迟者。
在19世纪中叶，欧洲大多数国家早就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甚至远在新大陆的美利坚合众
国也已经成立了近百年的时间，但当时的德意志却与20世纪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令人瞠目結舌的疯狂表演全不相称，它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1830年，世界文学史上的泰山北斗、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歌德痛苦地说：“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而他的好友，伟大的德意志诗人席勒早在1795年就发出沉痛的呼喊：“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为什么两位文化巨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寻找德意志”，这个历史课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沧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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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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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这个经常与“德意志”联系在一些的名词，要比“德意志”出现得久远的多。它的意思是指“令人生畏的好战之士”,而这一点在德意志的躯体中埋藏得很深很久，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一再表现出令人惊悚的特质。
1、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在公元前9年，古希腊人波息和尼乌斯在《历史》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日耳曼这个词。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最著名的罗马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记载。
公元前58年的一天清晨，在莱茵河以西数英里的山野，也就是今天德国的米卢斯，两支风格迥异的马队正面相逢。一支军队身着标准的古罗马战衣，举着标有SPQR的鹰盾；而另一支则戴着兽皮帽，穿着兽皮衣，打着一面绘有某种动物头像的粗糙旗帜。在其后各有一支数万人的大军遥遥相望。
当双方相隔数百米停下来时，各自的统帅跃马上前，其中一位不久之后威震天下，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作为后世欧洲许多君主的荣誉称号——恺撒。
而另一位则湮没无闻，只存在于古旧文籍的故纸堆中，他叫阿里欧维斯图斯，日耳曼的一个酋长，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南下高卢，感受到威胁的恺撒统领罗马大军来与条顿人谈判，希望用武力和封赏约束这个北方民族前进的马蹄。
当恺撒说完一番居高临下的劝谕，阿里欧维斯图斯非常愤怒地在马鞍上回答，根据恺撒的记录，他的讲话“不正面的回答要求，而是更多的强调自己的功绩”，认为自己的南下是受邀请而来，是出于善意，与罗马无关。
阿里欧维斯图斯用威胁的口吻说：“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想赢得的战争，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我将马上认为你是我的敌人。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正当双方唇枪舌战之时，一名军官向恺撒报告，条顿人开始向罗马军团投掷石块，发射弓箭，恺撒立即后撒。两天后，恺撒应邀再次派出两名军官谈判，却被投入监狱。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罗马与条顿撞击出一片片血花，两支外来的军队在后来被称为德国的大地上打上红色的烙印。
在这场大战中，八万条顿人战死，阿里欧维斯图斯只身逃匿，不知所终。
而在之后的数十年间，罗马人不断攻击日尔曼人，并在北海到莱茵河上游，设立了50座城堡的罗马帝国边境防线，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界墙。
说实话，日尔曼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这次演出实在没多少英雄气概，远称不上精彩。阿里欧维斯图斯在谈判时突然进攻，感觉恫吓无效后又要求谈判，谈判使者到达后却被关起来，最后，八万条顿战士的鲜血化为恺撒笔下光荣的战绩和此后罗马对这一地区长期的占领。
在这场公元前58年的战争中出现的反复无常的伎俩，在此后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甚至2000多年后，还有日尔曼后裔在更大的舞台上使用，居然还屡屡奏效，实在令人惋惜20世纪某些政治领袖的智慧。
当然对德意志来说，他们更愿意记住的名字决不是阿里欧维斯图斯，而是海尔曼。
在这场大战后60多年，又一场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对日耳曼人来说，带有一种解放的性质。而战争的主角，一方是罗马军团司令瓦卢斯，一方是日耳曼贵族海尔曼。
2、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
公元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任命瓦卢斯为罗马驻日耳曼尼亚军队的总司令。瓦卢斯像对待奴隶一样向日尔曼人榨取钱财，挥舞着皮鞭发号施令，而且染上了罗马贵族的通病：骄奢淫逸。他很快就使自己的军营武备松懈，妓女成群结队，淫乱不堪。而这一切落入了日耳曼贵族海尔曼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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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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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曼对罗马的强大,那是着实佩服，他参加罗马军队，成为日尔曼辅助军的首领，替罗马人在巴尔干打仗，他精通拉丁语，获得罗马公民权，有了一个罗马名字，但他的内心仍然属于日尔曼，俨然日尔曼版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罗马新任指挥官瓦卢斯的所作所为使海尔曼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他暗中联络日尔曼各部，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却以罗马人的面目与瓦卢斯周旋，颇得瓦卢斯的好感。
秋季的一天，瓦卢斯接到报告，说是北方的日尔曼人造反了，他一怒之下领军出征，由于他对地形不熟，便向那位“好罗马人”海尔曼咨询，但他没想到，一切都是他所信赖的这位海尔曼所策划的。两万多罗马军团士兵踏上了前往条顿堡森林的不归路。
条顿堡森林位于今天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附近，道路崎岖难行。公元7年的这一天，罗马大军就在这森林小道上艰难跋涉，当罗马士兵们一心一意对付脚下难行的道路时，却不知死神狰狞的目光已经盯上了他们。
突然，一声雄壮的号角响起，疲惫的罗马军团茫然四顾，无数尖啸的箭头组成死神的巨浪汹涌而来，吞噬着罗马士兵的生命。久经战阵的罗马士兵迅速竖起盾牌，企图组成罗马军团常用的鱼鱗阵迎敌，但是森林限制了他们发挥才干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箭雨中向着前方攻击前进，不断前进，不断有人倒下，敌人似乎无处不在。
在一处峡谷前，罗马人被海尔曼事先砍倒的大树挡住去路。好不容易打开一条小道，只能容单人通过，马车只能舍弃，罗马士兵于是到马车取自己的贵重物品，队形一时变得混乱。一直冷眼旁观的海尔曼知道时机已到，下令总突击，亲自带队冲锋，一时间，吼声连天，伏兵四起。
海尔曼手持双手重剑，运用在罗马军团训练出的格斗技巧，冲入罗马军团，所到之处，人仰马翻，金属交错的巨响，刀锋入体的悲呜，临死前的呻吟，将条顿森林搅成了修罗场。
被钱财压弯了腰的罗马士兵像小树苗一样被成排砍倒，许多人握着金银死去，蔚蓝的眸子不甘地仰望着森林，眼前的惨象使绝望的瓦卢斯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这位花花公子式的统帅总算没有羞辱“罗马人的尊严”，因为他至少知道应该怎么清帐，他自杀了。罗马军团也因此彻底崩溃。
日尔曼人四下追杀，罗马人几乎全部被屠杀，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仅有的一些俘虏，军官被作为献给神的祭品，士兵变成了奴隶，只有不足百人生还。在森林大道两边的树上，挂着两万多个头颅。直到今天，德国地图上还有诸如“杀戮之谷”、“白骨之道”这样的地名来记载当年那场血腥的战斗。
1875年，一座巨大的海尔曼雕像出现在条顿森林，当时德意志刚刚统一，但德国皇帝威廉却认为真正的开国之战不是击败奥地利人、俘虏法国国王等一系列现代大战，而是2000年前的这场条顿森林之战。因为此战后，罗马军团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罗马人被赶过莱茵河，日耳曼人赢得了独立，并因此而被称为条顿人，避免了像希腊、迦太基、埃及那样被罗马同化的命运，而且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称之为开国之战并不为过。
当这场大败传到罗马宫廷的时候，奥古斯都皇帝以头撞墙，几个月不理发刮须，他喊出了西方军事史上的一句名言：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
而日耳曼士兵的骁勇与残酷也因此为人所关注。
3、日耳曼公社所有制
【图片：古代日尔曼人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日尔曼人时，把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称之为“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或者叫“马尔克”公社制。这是一种战争与民主相结合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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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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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社里，所有的男人都是战士，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战场是天堂，勇士是上帝，集会的内容是检阅军队，统治只体现在战争的命令中。
和平时期，他们要么去狩猎，要么围坐在火炉边，他们对耕种土地不屑一顾，因为那样做实在是太软弱了，干这种事的应该是老幼妇孺。而真正的男人，也就是真正的战士，应该在战场上斩杀敌人，掠夺财物，然后满载而归，让妻儿老小看看自己的收获和新添的伤疤，
而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以此为荣，毫不畏惧地数他身上的伤口。如果他战死了，他的遗体将被火化，亲人的哭泣片刻即止，但悲悼之情却经久不衰。
好勇斗狠的尚武传统不仅体现在对外的征战上，在内部也是如此。最常见的是血亲复仇，任何一个人被杀，他的男亲属必然要为死者复仇，也因此，在日尔曼部落内部也经常存在世仇，血腥的杀戮非常普遍。复仇和战争，使日尔曼人好战的特性深藏于血液。为准备战争，日尔曼人在和平时期经常举行比武大会，有时是真刀真枪的砍杀，参与者伤亡不论，有的战败者甚至会以此为奇耻大辱而饮剑自尽。
这是一个极度崇拜英雄的民族，日耳曼战士的领袖往往就是最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在他还没有成为君主前，战士们就在古老的栎树林中发誓效忠，这些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他的生杀大权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领袖既是司令又是法官。
因此，日耳曼战士总是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命令，领袖的命令得到毫不迟疑的执行，哪怕是叛变，哪怕是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没人认为这是可耻的，相反，如果不按领袖的命令去做，那才是奇耻大辱。一切归功于领袖，如果领袖战死，那么不应该有一个战士从战场上活着归来。这是原始的道德观，它代替了一切法律。
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是，领袖们为了享受这种上帝般的权威，往往不喜欢自己的头顶上也出现一个必须效忠的对象，因此他们总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可能成为自己上司的同事。而日耳曼的开国英雄、德意志的解放者海尔曼就死于这种内部斗争。
就在海尔曼与罗马大军死战之时，他的表弟，另一个日耳曼贵族却向罗马人告密，并把海尔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女儿从海尔曼的营帐中绑架走，交给罗马人当人质。海尔曼就这样被自己的亲族诱入了死亡的陷阱，被亲族杀死。而他的表弟却得到了罗马的赏识。
在罗马人庆祝胜利的集会上，表弟和罗马贵族一起坐在观礼台上，而他的女儿、他英雄表兄的遗孀却身穿囚服、戴着脚镣手铐，怀中还抱着在狱中出生的德意志“解放者”的儿子。
在此后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德意志的亲王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借助外国势力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兄弟，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兄弟成为自己的上司，而其他民族经常凭借这一点取得对德意志的胜利。
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德意志人在战场上死战不休的卓越表现足以使他们赢得任何战争，但自己人的背信弃义却足以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成就他人的荣誉。
4、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日耳曼人开始了又一次大迁徙，他们突破了国界墙的限制，一路向罗马腹地推进，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北非的骚动。而这一行动发端于中国。
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恺撒与条顿人作战之前，在中国汉朝皇帝刘彻的命令下，卫青、霍去病等大将率大军挺进万里翰海，横扫匈奴王庭，给予匈奴沉重打击，一解百年来匈奴袭掠的边患，面对“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复仇大军，匈奴退避三舍，西迁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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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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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四世纪，一支匈奴大军再次向西迁移，公元375年，匈奴人在黑海击败日耳曼哥特人的部落联盟。哥特人一部投降，另一部则一路南下西迁，于公元410年占领并破坏了罗马。
这一切仿佛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整个西亚欧洲民族布局的大调整，随着民族大迁徙而来的是整个欧洲民族大融合。
在日耳曼尼亚，也就是今天的德国等地，一些日耳曼部落融合成巨大的部落联盟，并与部分凯尔特－罗马居民和斯拉夫人构成了后来德意志人或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基础。也就是说，跟其他民族一样，德意志民族也经历了民族大融合，因此，后世纳粹人种学家所极力鼓吹的“日耳曼血统论”，特别是他们一再强调的日耳曼—德意志血统的“纯粹”，实属“神话”。
不过，就在这漫长的迁徒中，德意志民族的不安定感却日益在灵魂深处漫延，即使他们行遍欧洲，收获胜利，但不安全的感觉却依然迫使他们一再向南，似乎始终有一种力量让他们寻找归宿，似乎南部草原不仅有肥沃的土地，也对他们的精神力产生神秘的吸引力，似乎远方的世界一定有着未知的快乐。
也许就是这种对远方的好奇和向往，使他们也接受了远方的基督教，一头扎进了宗教的怀抱。当一位被视为蛮族和异教徒的日耳曼部落首领带领三千部人集体受礼的时候开始，一双无形但威力无穷的手就开始操纵条顿的心灵。日尔曼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拥有强大力量的勇士就这样部分放弃他们的权力，使德意志的道路变得更加诡谲难测。
当然，条顿勇士也因此获得了心灵的皈依，不安全的感觉得到了宗教的慰藉，同时也为他们的暴力披上了美丽的外衣。正如第一位接受教皇油礼的法兰克国王丕平，曾说：“我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也就是说，他有权用宗教的名义从事任何烧杀劫掠的勾当，而不必担心上帝的制裁。
为了得到上帝的认可，矮子（身材短小）丕平两度出兵攻打威胁教皇的伦巴底人，并把从拉文那到罗马的土地送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奠定了后来教皇国的基础。
一位德国作家对丕平作了精准的评论：“这是典型的日耳曼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词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一千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的口蜜腹剑的活动。”
当然，在这其中，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涂油礼。
侧文1——关于涂油礼
涂油礼是基督教中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经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仪礼。后来，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典礼。在教界，它成为教皇、主教的圣职就任礼，以显示上帝对其宗教神权的授予。而在世俗领域，它的神圣性体现在，这一仪式在国王的登基仪式上必须举行，而且只有国王才能进行，显示其统治权为上帝所授。在《旧约全书》中，曾载有最早的先知撒母耳让希伯来人的大卫涂油为王以取代另一国王扫罗。因此，涂油礼是上帝通过其代表将统治权授予一个新王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封建割据时期，王权衰落，各地的贵族首领即使在权力、财富及威望上超过国王时，是可以举行一些诸如接受手杖，甚至加冕的仪式，但绝对不敢举行这种涂油礼。因为它意味着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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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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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登基仪式一般应该由选举、宣誓、涂油、加冕等4项内容相成。选举不是今天公开性的民主选举，而是神的选举。宣誓仪式体现了国王的神性，更体现了国王与贵族的口头契约。然后是给准国王涂上榄橄油，接受涂油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正式的国王，因为上帝已经认可。只不过还要履行加冕的仪式。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国王穿上他的洁白的紧身短衣，从贵族及主教手中接过宝剑、指环、权杖，最后是王冠。许多时候加冕是国王与王后一起进行的，当他们两人分别戴上王冠和后冠之后，仪式才告结束。
自丕平的先例之后，教皇为皇帝(或国王)涂油和加冕便成定规。教会和世俗贵族都承认，涂油礼是摹仿《旧约》中犹太国王的范例，加冕则解释为使皇帝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种仪式使权力和地位不管是因继承、选举还是篡夺，都因而打上合法的标志，富有神圣的意味。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对这样一个仪式，国王们和教皇们的解释也很不相同，带有浓浓的权力之争的味道。
国王们认为，通过涂油礼和加冕礼，他直接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特许，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被称为“主的涂油者”。从此，他已经是“基督的映像”。特别是《圣经》中关于涂油的神圣性的讲述，给国王们涂上了一层神圣性的金粉，关于“不要动我涂油礼”之类的话，被引申为国王不可接触，甚至臣民将手放在国王手中也可以被认为是犯了渎圣罪。
而教皇则认为涂油礼和加冕礼都是由教皇主持的，教皇充当了上帝与国王之间的中介，是教廷把皇冠放在日尔曼皇帝的头上，从而创造了新的帝国，使皇权具有了合法性。只有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皇帝才能成为“罗马教会的特殊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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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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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0年，圣诞节的晚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内烛光通明。当子夜的钟声响起，弥撒的庄严时刻来临，一位身高6英尺3英寸的日尔曼大汉，穿着古罗马的紫色长袍，腰束金带，面向祭坛下跪祈祷。
罗马教皇利奥三世走上前将混合了橄榄油的圣油涂抹在大汉的头上、颈上和手上，然后将一顶雕有雄鹰飞翔于十字架的金制皇冠，戴在他的头上。利奥三世吟诵宗教祷文，完毕后
向大汉行跪拜礼。顿时，整个教堂一片欢呼，颂词声在教堂中响起：“永恒的胜利属于尊敬的查理，属于这位上帝加冕的最虔诚的奥古斯都，属于这位伟大而和平的罗马皇帝。”
随着这欢呼声，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中世纪西方的第一位皇帝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查理曼，他的王国叫法兰克王国。
1、历史成了传说，传说又成了神话
【图片：查理曼】
查理曼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有时宽厚仁慈，但有时残暴得就像一个屠夫；他对财富有着攫取的本能冲动，但对功臣和教廷的赏赐却一掷千金，十分豪爽；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却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保持良好关系；他宣扬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但本人却寻花问柳，甚至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嫁；他有时像商人一样具有冷酷的精明，有时却又像诗人一般充满梦幻般的理想。总之，后世德意志人身上所有的矛盾，他都具有，就仿佛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对查理曼来说，他最大也是最好的盟友莫过于罗马的基督教会。这一点，在他少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当时，罗马教皇来为他的父亲矮子丕平行涂油礼，丕平甘愿为教皇牵马。这给查理曼留下深刻印象，使他看到了基督教的强大力量。但是他的志向远远超出他的父亲，他不仅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要借助基督教会的力量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公元773年，查理曼收到新任教皇哈德良的信，请求帮助抵御伦巴德王国的进攻。查理曼感到良机来临，他率大军进攻伦巴德王国（在今意大利），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障碍是阿尔卑斯山，山顶冰雪皑皑，气温很低，通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只容一人行进。
查理曼的大军在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沉默的队列里不时传出凄烈的惨叫，那是人马坠入深渊临死前的悲鸣，还有不少人冻伤。大军的速度开始缓慢，士气已然低沉。查理曼带头而行，并对将士说：“为了我们崇高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必须克服困难，为保卫教廷而战。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意志和能力的一次考验，法兰克王国的将士们，像你们英勇无敌的先辈那样，振作起来吧！每当最艰难的时刻来临，胜利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查理曼坚决而果毅地将他的大军带出了困境。突然出现在伦巴德王国的查理曼势如破竹，很快兵临伦巴德国都帕维亚城下。强盛的兵威令伦巴德国王为之震惊，据当时的教士记载，伦巴德国王与叛逃的法兰克贵族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伦巴德国王在城头一连指着汹涌而来的几支大军问赫特克公爵：查理曼在哪里？
赫特克说：“当你看到田野里密布一片铁的庄稼，大河的波涛冲击城墙，而水面却泛出黑色钢铁的反光，那就是查理曼来了。”话刚说完，查理曼的亲卫铁甲军像乌云席卷而来，兵器在太阳下闪出刺眼的寒光。伦巴德国王吓了个半死。
当伦巴德国王第二天走上城墙的时候，又一次大吃一惊，在他面前居然出现了一所漂亮的礼拜堂。查理曼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不愿浪费光阴的人，为了进一步示威，要求部下在营地旁建一所礼拜堂。而这出现在伦巴德人面前的礼拜堂，使伦巴德人以为是上帝的所为，这彻底地打击了伦巴德人的士气。在长期的围困下，伦巴德国王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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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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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查理曼横扫意大利，并率大军拜访了罗马。
公元774年复活节，查理曼率领军队到罗马城下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远迎30里的迎宾队伍，全副武装的军队向他致敬，人们挥舞着绿色的棕榈树枝与橄榄枝，唱着颂扬查理曼的歌曲表达敬意。教士们则在查理曼的前面举起十字架，这是罗马人欢迎“执政官”才使用的礼节。
查理曼立即下马，徒步走向通往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教皇哈德良在教堂门口迎接他。就在这里，查理曼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霸气十足的世俗君主完美地混合在一起。
为表示对基督教的尊重，也或者因为教堂的神秘氛围激发了他的虔诚，查理曼每上一步台阶都要跪下来，亲吻一下阶石。然而，当他抵达台阶顶部时，他却傲慢地抓住哈德良教皇的右手，一起走入教堂，这与他的父王矮子丕平为前任教皇牵马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典型的查理曼的处事方式，他对天国的上帝无比虔诚，但对于站在大地上的任何人都不屑于屈膝，事实上有些时候，他几乎凌驾于教会与教皇之上，甚至为教会制订行事规范。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强势，罗马教廷极为佩服他的雄才大略，由此在以后的战争中获得了教会的竭力支持。
同时，罗马城里，凯旋柱、斗兽场等建筑的断壁残垣极大地震动了查理曼的心，让他仿佛见到了当年罗马帝国的鼎盛与辉煌，沉浸在雄浑而壮丽的历史梦幻中，而罗马人特别是教皇对他的力量的仰慕，使他心中幻梦般的志向变得真实起来，他要效法古罗马皇帝，建立一个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庞大帝国。
在教会的支持下，查理曼牢牢地抓住了宗教的大旗，一手挥舞着巨剑，一手捧着十字架，在欧洲纵横捭阖。在50年的时光中，他打了50多场大战，通过这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战争，查理曼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奇迹，在他的铁蹄下，西起大西洋，东临多瑙河流域，北至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抵地中海，整个西欧和大半个中欧在他的掌中。于是在800年的圣诞节，他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仿佛一个美丽的神话。
虽然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奇的伊士坦布尔）愤怒地譴责查理曼篡夺了罗马的光荣，但远方的怒吼并不影响这位以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的日耳曼强人欣赏自己用刀剑创造的神话。
但说实话，这个神话并不美丽。为了这个地位，西欧血流成河。比如，为了征服萨克森人——日尔曼人的一支，查里曼以开会为名，一举逮捕了4500名萨克森贵族，并在一天之内杀了个精光，鲜血横流之后，查理曼施施然到另一个地方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
“凡尔登惨案”被当时的教廷认为是上帝借查理曼之手所实施的一次正义的惩罚，正如在这场对付萨克森兄弟的大战中，查里曼对部下发表的宣言：“法兰克士兵们，为了捍卫纯洁的基督信仰，为了获取高尚的骑士荣誉，向着这些傲慢邪恶的野蛮人进攻吧！失败从来与你们无缘，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就这样，宗教使战争成为合法，使屠杀成为正义。但这一行径却多受后世指责。十九世纪，一位法国学者莫伯特还指出：“历史上有许多被记录在案的恐怖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件比凡尔登大屠杀更可怕。这一事件是而且将永远是查理曼的名声中难以洗刷的污点，是他一生中可恶的耻辱。”
当然，为查里曼的战争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信异教的“野蛮人”，也有法兰克人，甚至查理曼的忠臣良将。
公元778年8月15日，远征西班牙不利的查里曼，从比利牛斯山的隆赛瓦列斯山口撤退回国，当他走出山口，回望远方的西班牙时，他并不知道，此时自己已经走入了一部史诗，自己的外甥将成为史诗中永恒的悲剧英雄。他的外甥叫罗兰，是法兰克大军殿后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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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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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兰克大军走出山谷很远，罗兰的后卫部队还在山谷时，两边的崇山峻岭里突然跃出无数的加斯康人，他们披着斗篷，用如林的长矛和大刀攻击罗兰部队，罗兰率部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血战，终因地势不力，全军覆没，战场上血流成河，罗兰和两万战士的尸体堆积在草丛中。
这场惨烈的战斗，通过人们的记忆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为一首长达数千行的史诗《罗兰
之歌》。在这里，历史成了传说，传说又成了神话。
诗中的敌人从当地的加斯康人变成了阿拉伯人，而时年35岁的查理曼变成了200多岁的老皇帝。查理曼也没有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弱号角，立即回师救援，为罗兰复仇。事实上，查理曼不仅没有去救罗兰，反而加快了回国的速度。
这一惨败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败之一”，是查理曼第一次巨大挫折，法兰克军队因此陷入耻辱和悲哀之中，查理曼也因为没有救罗兰而深怀内疚，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查理曼清查阵亡将士名字，重金抚恤家属，每当祈祷时，眼睛常含泪花，一提及罗兰，就为他声泪俱下。
但查理曼毕竟不是甘于失败的人，很快他就再次挥师西进，在此后20年间，他6次出击，终于将大量的西班牙土地纳入自己的统治。
2、法兰克人正义地夺来了匈奴人不义地从其他部族抢走的东西。
其实驱动查里曼去东征西讨，用鲜血扮靓帝冠的不仅是光荣与梦想，还有更为现实的东西，诸如土地和金钱。
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农业落后，在一份保留至今的查理曼的财产清单上，记载了一块坐落在法兰德斯和阿尔瓦边界上的名叫安普斯的王室地产，农作物的收成几乎只是种子数量的两倍，在这所拥有200多头牛的大庄园中，所有的铁器居然只是两把大镰刀、两把普通镰刀和两把铲子。王室尚且如此，普通农民的境遇可想而知。
低下的生产力和粗放的耕作方式无法满足法兰克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但又需要大量的土地来维持简陋的生产。因此，法兰克人特别是那些贪欲无穷的贵族，希望用军事征服的手段向外夺取肥沃的土地与大量的财富。作为一国之君的查理曼，也自然担负着发动战争来开疆拓土，攫取财富的重任。
侧文2——查理曼的战士
当时的战士需要自己置办武器、衣物，而王国没有后勤保障系统，既没有仓库也没有军械库，为确保军事行动，法兰克王国规定。战士可以按照命令就地无偿征用军需物品，在敌对国就地掠夺作为补给。通过这种方式，查理曼将封建领主和自由农民都充分调动起来，拥有了一支可以随时征调与战斗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土地与财富的吸引下，在征服异教徒的召唤下，不断奔赴各处战场。查理曼几乎都选择在春季发动战争，他会召开大会，发布命令，又称为“三月校场”或“五月校场”。主题不是打不打，而是跟谁打。随后在战斗中度过夏天，秋天归来，冬天休养，来年再战。西方学者认为查理曼的战争方式“几乎无变化地持续了四十六年，这期间人们早已不知道什么才叫真正和平的时光了”。但这种方式的确令查理曼乃至法兰克人收获很多，并为下一次战争提供物资保证和物质驱动力。
在对阿瓦尔人战争中，查理曼利用阿瓦尔汗国的叛徒，占领了这一王国，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收获颇丰。在796年的秋天，法兰克军队将掠夺的珍宝运回国，仅阿瓦尔王室的珠宝就整整装了15辆大车，每车必须由4匹壮牛拖，才能拉得动。这些车辆因为太重而速度极慢，每小时只能走两公里。查理曼的大臣艾因哈德不禁感叹地说：“人们想不起法兰克人所卷入的战争中有哪一次使他们发了这样一大笔财，增加了这么多财富。截止当时为止，法兰克人一向被认为差不多是个穷的部族。但是现在，在王宫可以看到这样多的金银，在战争里他们掳到这样珍贵的战利品，以致可以很公道地认为：法兰克人正义地夺来了匈奴人不义地从其他部族抢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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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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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同样是在血与火中纵兵抢掠，打着基督旗号的就是正义，而不信基督的就是不义。这一逻辑后来在德意志的文化基因中发扬光大，直接上升到种族，日尔曼的一切行动都是正义，非日尔曼的一切都是不义，应该用刀剑去纠正。
当然刀剑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当公元800年，查理曼成为罗马皇帝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名符其实，因为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个东罗马帝国，而且长期的基督教教育使
查理曼自己也认为东罗马帝国实在比自己要正统得多，那么是放弃梦想还是调集大军杀奔君士坦丁堡？
查理曼诗人般的心绪与商人般的精明算计再一次结合起来，他派遣重臣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携带着金银珠宝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婚。时年58岁的查理曼想要迎娶的是当时在东罗马帝国把持朝政的皇太后，年届50但风韵犹存的伊伦娜。这样，查理曼可以无须战争，就将法兰克帝国与东罗马帝国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梦想中的真正大一统的罗马帝国。
查理曼的求亲大臣对此不抱什么希望，却没想到伊伦娜十分仰慕查理曼的雄才大略，竟然欣然同意，愿意与查理曼一起重建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结连理、治天下。如果这对“情投意合”的君王能成其好事，那么整个德国史、欧洲史甚至世界史恐怕都要改写。
然而，历史的马车在这里稍稍停了一下，就向另一个方向绝尘而去。查理曼的求婚和伊伦娜的态度引发了东罗马帝国的政治大地震，许多人认为这是“蛮族”国王吞并东罗马帝国、篡夺罗马“正统”的诡计。于是在一场宫廷政变中，伊伦娜被流放并很快死去，罗马人推选一位将军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曼收到消息后不禁黯然神伤，泪湿衣襟。因为这不仅是一桩完美婚姻的终结，也意味着欧洲统一的梦想终结，他念念不忘的罗马帝国就象一场春梦一样，没有成为现实就已经随风远去。
其实，查理曼在西罗马帝国的疆域上建立的法兰克王国也没有存在多长时间。
公元814年1月28日黎明，查理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前，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念出了一句诗句：“进入您的手中，噢，上帝，我交出我的灵魂。”
仅仅29年后，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缔结条约，将法兰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一分为三：日尔曼路易得到莱茵河东部地区与巴伐利亚，相当于今天德国的西部，地理上称德意志；秃头查理则获得莱茵河以西地区，地理上称法兰西；罗泰尔得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以及查理与路易之间的部分土地，他还承袭皇帝称号，但不具备对兄弟辖区的最高统治权。从这个角度来说，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可以被视为德、法、意三者的共同祖先。正因为此，法德很多年来为查理曼的归属争论不休。
不过，查理曼这位原本不识字的帝王对文化十分倾慕，他四处搜罗学者，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一些大学者甚至可以得到最高等级大臣的薪俸。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不厌其烦地向学者求教，而他的名言是“会提问就已经是一门学问了。”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时查理曼已是中年人，他把纸笔放在枕头下，一有空就拿出来读写，虽在战时也不变，很快他就学会了用多种文字读写，甚至会创作文笔清新的诗作。
他指令在自己的行宫兴办学校，学生不拘门第，他还破格提拔那些出身贫寒的优秀学生，并对他们说：“你们在我的眼睛里永远是光荣的。”但他一转过头就会大骂那些不求上进的贵族学生：“我看不上你们高贵的出身和漂亮的仪表……除非你们努力读书，弥补从前的怠惰，否则你们永远不会得到查理的任何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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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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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倾心于罗马艺术和文化，他组织学者保留并挖掘了许多古罗马的文本，例如凯撒的《高卢战纪》和塔西陀的《编年史》等一系列罗马名著，都因查理曼时代的学者而保存下来，成为后世欧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他还组织人员修订《圣经》，创建“加洛林小书写体”。后世史学家评论说：“今天的现代印刷体都保留着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基本形式。如果把这一发展与印刷体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作为整个奠基于书写文字的文明成长史中的两个关键步骤，一点也不过分。”
他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对欧洲文化复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也称查理曼这一时期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虽然此后欧洲不停的战争和日益禁锢思想的教会打断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但它的思想流动于中西欧各民族的血液中，当然也包括德意志民族。
侧文三：查理曼的送别诗
飞越过山岭，飞进山谷的阴影，
孤独的微小身影远去了，
去寻觅本恩克特心爱的屋顶，
那里等待着它安稳的歇息。
他们过来发现了疲倦的漂泊者。
翠绿的香草，充足的面包，
宁静、兄弟的爱和恭顺，
基督的和平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顶。
3、朕亨利，承蒙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
【图片：德国中世纪风情】
当匆匆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就分裂之际，当时的东法兰克人说的是一种被称作“德意志”的语言。所以“德意志”这个名称先是指语言，后来指讲这个语言的人，最后才扩大到他们的居住地区。而在德意志地区依次生活着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图林根人、阿勒曼人、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弗里斯人。
公元919年，王位落入萨克森公爵亨利手中，在即位的第二年他就把东法兰克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这是德意志历史的真正开端。
公元951年，亨利之子奥托应罗马教廷之请率军进入罗马，他重演了162年前查理曼加冕的一幕，“罗马帝国”重新出现，这也是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此时的皇权还是很强的，奥托一世明确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宣誓保卫教皇，教皇宣誓忠于皇帝。在此后一个时期，皇权压过了教权，德意志皇帝甚至试图让教皇变成帝国的大主教。
但此时的德意志远远称不上统一，在同时形成的法兰西王国里很快就形成了稳定的行政管理秩序和同化的生活方式，并逐渐成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时候，德意志的权力却从没那么集中过，在德意志，不同的公爵家族彼此争斗，他们反对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反对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中央政府。虽然国王甚至皇帝在不断产生，但没有谁能够真正建立持久的权力，宝座在大公国的领袖们手中转来转去。因此统一的民族国家也迟迟没有出现，而且日见分散。
这与日耳曼的传统有关，他们奉行诸子分治的传统，很久都没形成嫡长子世袭制，这让德意志的土地上总是矛盾重重，而且每一个贵族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在领地的绝对权威，事实上他保有自己领地的一切权力。
而同时，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总受到远在罗马的教廷操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查理曼和奥托的“罗马皇帝”头衔不是自动传给每个德意志国王的，他们只能到罗马接受教皇的涂油加冕，而教廷则必然借此对德意志的内政施加影响。
德意志的历代君王过于注重罗马皇帝这一头衔，查理曼的辉煌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心向往之，查理曼统一欧洲的梦想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眼睛老是盯着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他们对于意大利和罗马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自己领地的关注，他们要的不仅是世俗的土地有权力，还想要对欧洲精神世界的控制权，他们与教廷的明争暗斗持续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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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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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历代的德意志国王在对外战争及与教廷的斗争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需要借助国内其他封建领主的力量，因此对自己内部的同化和集权反而无力进行，对封建领主做了让步，于是大小封建主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真正形成遥遥无期。
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梦想着统一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的民族，却连自己的国家都没
法真正统一，连起码的民族国家都没有形成。
这有时候让人觉得德国人真是矛盾的共同体，他们也许并不是因为财富而去征服，他们好像更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优秀，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似乎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惶恐和不安，明明国家不统一，政权不稳定，却喜欢通过对外战争来炫耀自己的力量。正如一位德国学者的评论：“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生活中如果没有听众，那是无法忍受的。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是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的话。”
这时，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德意志这片土地有国家，有国王，甚至有皇帝，而且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得手，但在精神和行政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被所有德意志人都认可的核心，权力是分散的，很少能长期保有别人的领土。虽然历代国王都试图真正地一统天下，但外有教权损害，内有封建领主掣肘，在近千年的时光里，无数试图统一的国王和皇帝都被搞得焦头烂额。
公元1077年1月，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的城堡里，一位像貌堂堂的高个年轻人光着脚站在雪地中，身上披着块毪子，他的眼睛盯着城堡里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那里不时传来笑声。他的敌人就在里面，而他却在等待敌人的接见，不知他是否为一年前的冒失感到后悔，但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愤怒。他是亨利四世，德意志的国王。
一年前，为了争夺对米兰大主教的任用权，他和教皇格里哥里七世发生了公开冲突，教皇直接警告亨利不得干涉米兰大主教的确定和授权。
亨利视此为挑衅，他怒气冲冲地召集德意志主教和部分大封建领主开会，在大部分德意志主教团的同意下，宣布废黜教皇，在宣言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你呀，我们所有的主教以及我们大家都宣判你有罪，滚下来！离开你不配占有的使徒座位！应该让另一个不用神圣教规的外衣来掩盖暴行，而以真正圣彼得的教谕教导人的人来登临圣彼得的宝座。朕亨利，承蒙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
然而年轻的国王失算了，教皇的回答是宣布破门律：开除亨利教籍，废黜和放逐亨利，而那些不愿看到亨利过于强大的德意志众多大封建主立即成为教皇的同盟军，反对德意志王权，一些大的领主甚至开始集会选举新的国王，然而争吵半天没有结果。他们为表示公平，给予亨利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在一年内解除破门律的惩罚，否则决不承认他为国王。
在困境中的年青国王迅速成熟起来，怎么办？打仗吗？大领主们不支持。逃跑吗？德意志的荣誉不允许。那么，如果他向教皇忏悔，把难题推到教皇方面，情况又会怎样？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亨利带着妻儿出发到意大利，试图以退为进，用忏悔的方式击败敌人。
这个决定很有戏剧性，而形势的发展也的确很戏剧。当亨利站在雪地里时，他的敌人也并不比他轻松，因为已经说不清楚是谁在逼迫谁了。
在城堡里的暖阁中，56岁的教皇格里哥里在贵妇人的陪伴下，在餐桌上谈笑风生。同样是德意志人的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是一个手工匠的儿子，当得知出身高贵的王子站在雪地里等着自己的召见时，他刚开始觉得十分得意，以一个暴发户的心态享受着对整个王室的报复。但很快，教皇的身份使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他意识到问题麻烦了，他没想到亨利会用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行为向他挑战，把他逼入死胡同。因为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教皇形象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就是宽恕。亨利千里迢迢而来，在风雪中的忏悔十足是浪子回头的戏码，不，甚至具有了一些圣徒的光环。基督教的教义使格里哥里只能宽恕他，并取消破门律，本来打算将亨利置之死地的计划只能放弃，另立一个听话的国王的计划也只能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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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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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哥里明白，他必须让步，如果还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就必须结束这荒唐的局面。但他还是让亨利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和侮辱，他让亨利在外面等了整整三天，也说不清楚是不能原谅亨利高贵的出身还是亨利精神上的逼迫。最后他来到城堡的院子里，恩赐给这个忏悔者一个居高临下的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争的不是领土，而是人心。在这场战斗中，屈膝者胜利
了，除了亨利自己，他的同时代人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耻辱的。
而且让格里哥里没有想到的是，亨利决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亨利利用这屈辱换来的喘息之机巩固王权，重新聚积力量。很快，王权与教权之争又起，在教皇指示下，德意志的封建领主们选出了一位新的国王，但亨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击败了王国的反对派，并迅速挥师罗马。格里哥里南逃，亨利另立教皇，并为自己加冕为罗马皇帝，终于洗雪了卡诺莎之辱。
但这只是属于亨利个人的胜利，事实上他胜得很艰难，而且这种对教廷的胜利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教俗双方的大贵族对加强中央政权不感兴趣，而且尽一切力量来阻止皇权的增强。教权依然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而中央皇权却没有增长多少，大封建主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进一步看出皇权的虚弱，分离活动日益盛行。每当皇帝们南下征伐教皇以获取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权时，大封建主们总是在皇帝的后院放火。
4、君王之死同于常人。
继任的德意志国王或者说是罗马皇帝中，倒很是出了几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但一样难以挽回时局。
弗里德里希一世，这个名字远不如另一个名字有名——巴巴罗莎，意大利语的意思是红胡子。800年后，那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那场对付苏联的，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突击作战。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时代，人们就传说他的胡子是被鲜血染红的。
他曾经6次打入意大利，为了统治的需要，他的手段极其血腥，发明了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甚至有学者认为德国人在严刑拷打上，早在红胡子的时代就超过了所有民族。红胡子还在米兰进行过大屠杀，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引起了当时欧洲的普遍恐惧。
但他的一切作为都无助于德国的统一和发展，他的目光跟其他德意志皇帝一样，都盯在国外，而不是国内，都满足于对外的血腥征伐，而不是国内的建设和团结。因此，在后期，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为摆脱困局，甚至不惜跪下亲吻教皇的脚。
红胡子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许是查理曼之后的千年时光中，勉强可以与查理曼相媲美的人物，他刚继承王位，就取消了两项对教皇的承诺，他一不让出西西里岛，二不组织十字军东征。教皇对他宣布破门律，而他的作法与亨利全不相同，他既不忏悔，也不打仗，而是将教皇的命令抄送所有欧洲王室，而他自己却动身前往阿拉伯，访问苏丹王。他会说6种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他跟信奉安拉的苏丹王达成了共识，都对200多年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血腥争斗莫名其妙，两人居然互相询问：这两百年的争争吵吵都是为了什么啊？
苏丹王同意把耶路撒冷交给弗里德里希二世，只留下庙宇，但允许基督教祷告。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1918年。而弗里德里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世俗的皇冠放在圣坛上，然后自己给自己加冕，他打破了这一仪式只能由教皇主持的規矩，这是对教皇最大的羞辱。
更胆大的是，他以大军包围罗马，而自己轻车简从进入罗马，教皇拿他没办法，还得取消破门律。因为和平地拿回圣地耶路撒冷，这是数十万十字军都没有做到的事，而弗里德里希却用最少的流血达到了最成功的胜利，人们没有想到，圣地耶路撒冷居然可以不经战争、不流血就从“异教徒”手中夺回来。面对这样的人，教皇也无可奈何，虽然此时的教皇比格里高里势力更大，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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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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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更像个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孩子说：“好好学习。这样你们可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君王之死同于常人。”这种观念几乎让人怀疑是否真是出自于“君权神授”的神圣家族之口。他对各种宗教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经常在最狂热的基督教徒面前赞美伊斯兰教的文化。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是一个奴隶，他一点也没有价值，而作为一个皇帝，他太有价值了。”而另一位德国作家说：“弗里德里希一世是德国除了查里曼之外，唯一依靠自己力量的德国皇帝。”
但是弗里德里希的目光依然在国外，事实上他是在本国居住时间最少的皇帝，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如西西里，或者罗马。富有语言天赋的他，学得最烂的语言居然是德语。这样，德意志内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他统治时期，德意志的大封建主第一次变成了各邦诸侯，1232年的文件上，第一次把诸侯称为“邦君”。而教皇也没有轻易放过他，德意志的三位大主教在教皇指使下另立新君，此后，被他占领的一些意大利城市爆发了起义，弗里德里希措手不及，于1250年突然死去，帝国随后分裂。此后的德意志皇帝完全成了教皇和德意志诸侯手中的木偶。
诸侯们不想让中央皇权再发生作用，他们主要的两项工作，其一是阻止皇权加强，另一项是竭力夺取帝国的权力和土地。而罗马教廷也在德意志诸侯们的纷争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在1254年到1273年，居然出现了没有皇帝的“空位时期”，而后来大诗人席勒干脆把它称为“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
1356年，作为德意志最强大诸侯的查理四世登上皇位，他颁布了一项法令，因为用金印盖章，被史家称为“金玺诏书”。它首次用立法的方式承认了七位大诸侯的特权，不仅认可他们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皇帝的权力，而且认可他们对本国的绝对统治权，把行政、司法、铸币、关税等权力完全移交他们。这一诏书等于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
这样，在皇权与教权、中央与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中，皇权和中央失败了，胜利者是教皇和分离主义势力。德意志千余年的所有力量都被这种内外纷争无聊地挥霍掉了，并被欧洲其他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赶超。虽然在此期间德意志有过经济的大发展，但因为政治分裂造成的经济分裂，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与已经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如英法等国相比，德意志已经大为落后，而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统一与强盛的曙光何时才能穿透历史的迷雾？这是当时许多德意志人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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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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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漫长的分裂时光中，教廷对德意志的影响日益强大，同期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以自己中央集权的成就，以及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足以抵制教皇对其尊严和利益的侵犯。而德意志国家已经分裂得不成样子，皇帝中也再没出现过像查理曼、亨利四世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强横与霸气的人物。德意志皇帝没有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相反，在教皇面前将自己等同于一个诸侯，任由罗马教会对本国居民勒索与征税，甚至用赎罪券来骗取钱财。在中世纪，“德国”的另一个绰号是“罗马教皇的乳牛”，而教皇称德意志为“顺服之士”。
因此，在整个欧洲，精神与物质、教会与世俗、国家与诸侯的重重矛盾都集中在德意志。那么由谁来打破这一僵局？
侧文四：赎罪券
16世纪，教皇利奥十世为聚敛财富，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发售赎罪券。教廷力图使民众相信只要购买了一份赎罪券，那么一切罪恶就烟消云散了。在德意志大地上，到处出现了宗教的市场。与普通市场的不同之处只是，摆摊的是修道士，而买主是信徒。
修士们宣称：“赎罪券是神最尊贵的礼物。……我要给你们盖印的证书，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没有什么罪能大过赎罪券所能赎的；连得罪圣母马利亚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你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你在一日内犯了多少致命罪！……唉!这些罪简直无数，引起无限炼狱之火。现在靠着这些赎罪券，你可以此生一劳永逸得着全部赦免，脱去所有刑罚。只有四种罪留给教皇裁决，其余一概可以宽免。赎罪券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忏悔……钱在箱底嘎嘎作声之时，灵魂逃出地狱，飞入天堂。……主！我们的神，不再统治，将一切权柄都交与教皇。”
这种巧立名目的行为简直就是巧取豪夺，笃信基督教的民众纷纷用钱救赎自己的灵魂，而一些犯有恶行的人因此更加横行无忌，因为既然不管做什么都可以用钱来救赎，那么不管作不作恶，只要有钱，甚至魔鬼都能上天堂。一时之间，欧洲大地乌烟瘴气，但以德意志的情况最为恶劣。甚至出现了大主教们向教皇竞标出卖赎罪券之权，规定赎罪券收入的50%归教皇。这种行径使许多人奉献自己所有的财产，但也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
一位萨克森贵族对此非常不满，他对出售赎罪券的修道士说，他打算暗算某个人，能不能提前买一张赎罪券。修道士居然以三倍的价格卖给他一张赎罪券。结果这位贵族把修道士痛打一顿，还抢走装满钱财的赎罪券箱。修道士上告法院，而贵族向法院出示了修道士签署的赎罪券，因此宣告无罪。
1、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
【图片：维滕堡教堂，马丁·路德】
1517年10月31日，经过维滕堡教堂的人们，突然发现在大门上贴着一份用拉丁文写的论纲，共有95条。德意志人要求听翻译成德语的内容，结果他们听到了对赎罪券的严厉批判，例如：第27条说，凡主张钱在坚箱嘎嘎作声时，灵魂就飞离炼狱的，实在是人间最荒谬的话。
第32条说：凡幻想因赎罪券稳上天堂的，必与传这种道理的人同归灭亡。
第36条说：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无须赎罪券，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
第82条和86条更是直指教皇：教皇为什么没有出于慈爱之心将所有炼狱中的灵魂拯救出来？教皇既然富有天下，何不用自己的财富重修圣彼得堂，反要穷苦基督徒出钱呢？
顿时，论纲的含意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对教廷的蔑视，强烈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德意志的心灵中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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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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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把译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甚至欧洲各个角落。两周内，《九十五条论纲》传遍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基督教世界。君王富丽堂皇的大殿，农民(又鸟)鸣狗叫的茅屋，教堂里耶稣雕像深沉的目光，都在看着，听着。一个叫马丁?路德的名字开始传颂八方。
马丁·路德，一个普通德意志农民的儿子，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兼传教士。路德非常反
感甚至可以说是痛恨教廷这种敛财的方式，他从这种滥用神权的做法中嗅出了浓浓的铜臭味。那些认为出了高价就可以使自己免进地狱的人，那些认为忏悔和赎罪已不需要而肆意妄为的人，更使路德觉得恶心。
然而，35岁的路德被他自己点燃的熊熊大火吓住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修士现在竟成了欧洲的名人，德意志的市民和农民争先恐后地向他致敬，在海德堡，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和校长抢着和他握手，萨克森的选帝侯对他大加赞扬。转眼之间，他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个代表，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个英雄。路德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角色，他自己说：是德意志人促使他成为一个斗士。
温文尔雅的路德变得激扬飞越，他敢于同那些著名的神学家辩论，在一次拉丁语辩论中，路德说：“教会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是确实可靠的。”
而一个叫艾克的神学家说：“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就是一个异教徒！”
路德突然用德语说：“我并不否定教皇及教会的权力，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圣门。但即使德国皇帝不是圣门出身，我们也应该尊敬他。”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击，路德第一次以德意志代表的语气说出了本该由德意志皇帝说出的话。他的话口耳相传，让德意志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国家，似乎也是一个民族。
而罗马教廷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试图用荣华富贵来收买他，开价是枢机主教和大主教的职位，也就是说路德可以“平地一声雷”，直接进入罗马教廷的核心。但这个诱惑实在算不了什么，路德早已沉浸在对宗教的信仰和战斗的激情中。
他开始写第一篇关于神学的思考，他找到了一个让教皇气得发疯的比喻，而许多信徒却感到一扇天国的窗户打开了，他说：“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
他告诉人们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力，而无须受教廷的曲解与戏弄。
更大逆不道的是路德发表了宗教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论罗马教皇权》。路德认为罗马是万恶之源，而教皇的胡作非为说明他的眼中根本没有上帝，而他横行霸道的行径会使德意志走向灭亡。他在文章里大声怒吼：“把罗马来的恶棍赶出国境！”
这已经不是宗教之争了，在他的文章里弥漫着德意志的情绪，充满了为德意志民族利益歌与哭的斗志，他甚至号召人们用武力反抗教皇对德意志事务的干涉，他说：“拿起武器，向人世间的这种瘟疫发动进攻！”
路德和教廷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教皇宣布路德如不忏悔将革出教门。而路德的回应是召集学生举办一次焚烧大会，他把一卷羊皮纸掷入火中，还有所有的宗教法规。
1521年1月，罗马教皇签署破门律，宣布把路德赶出教门，并要德意志交出路德。
此时，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刚刚加冕，他拥有六顶王冠，而每一顶都来自血统的继承，几乎通过继承控制了小半个欧洲。他的七代祖先中，只有一个是德国人，而他甚至听不懂德语，生活从来没对这位年轻的皇帝说过“不”。他与罗马教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此，他宣布传唤路德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公开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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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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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决定去见皇帝。他的决定让整个德意志为之轰动。因为一百年前，有一个叫胡司的人也因为宣扬被教廷视为“异端”的学说，而被当时的皇帝召去见驾，结果一去不归。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路德上路了，大队人马跟着他，所到之处人头攢动，抵达沃尔姆斯时，军人吹起了号角，围观者围了一层又一层，仿佛在欢迎一位凯旋而归的勇士，卫兵不得不为他在前面开道。
整个过程就是一次凯旋的进军。
面对皇帝，他明确答复：“我既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话经常出错和自相矛盾。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我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动既无益处也不光荣。”
教皇的代表后来沮丧地报告：“十分之九的德国人欢呼‘路德’，剩下的十分之一的少数则高呼；‘罗马教廷该死’！”查理五世面对汹汹群情，不敢处置路德，他只能命令不许任何人向路德提供帮助。但这道命令毫无作用，萨克森选帝侯直接派军队把路德送到瓦特堡隐居。人们对查理五世深为不满，在一则标语上写道：“国家不幸，弄了个孩子当皇帝！”
2、他是这个时代的刀剑和喉舌
在瓦特堡，路德做了另一件伟大的工作，对德意志民族来说，这件事情比维滕堡教堂大门上的论纲要重要的多。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在他之前，并非没有人翻译过，路德做的是第二十一个版本，其他版本大同小异，而他的版本却是上溯到最早的，完全未经人们篡改的版本，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开始他只译了《新约》，十二年后，才将整部《圣经》译成。
最可贵的是，他是用德意志人最常用的语言翻译的，这种语言属于人民，他由此确定下来了一种通用的“标准”德语版本，他自己说：“我为这件工作不得不问一问家里的母亲们，问一问胡同里的孩子们，问一问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我要亲眼看他们在谈话时是如何开口的。”
路德创建了统一的德意志语言文字。民族语言的统一，是文化和心理的统一，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德国来说，路德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最早找到“德意志”的人。后来的德国诗人海涅说：路德把一种死了的，可以说已经埋葬了的语言，译成了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
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而古登堡印刷术则迅速把德文版的上帝之声传递到各地，被方言分开的各邦终于可以用同一种声音与上帝交流了，德意志的乡村和城市，贵族和农民被一条无形的血脉联系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情愿。
路德的译文非常优美，从康德到黑格尔，从歌德到海涅，都对他的译文抱有深深的敬意，因为路德的译文正是这些文化巨人学习德语的课文，是他们走上人类智慧顶峰的最坚实的一块石阶。
正当路德在桃花源中著书的时候，德意志已是天翻地覆。先是骑士起义，接着是闵采尔农民起义，人们读着路德早年的缴文走上战场，比如那句：“我们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血泊中洗清我们的双手呢？”
但此时，路德的立场变得温和，他说：“能够制止这场暴乱的只有我可怜的躯体，既然上帝不希望保护我，与基督比较起来，我的脑袋不算什么。事业本身不需要进行讨论，刀剑也无补于事。上帝必须主宰一切，人的关心和力量与它无益。”他试图阻止起义，甚至与闵采尔辩论，他中途改变立场，使起义者与他分了手，他失去了上百万颗人心。
在这场起义中，德意志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战斗，人民要求统一，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要求取消农民的不公正状况。在19世纪中叶，俄国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指出：德意志的目标是它的基督教抗议宗精神——不单纯是路德时代的那种抗议宗精神，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抗议宗精神，一种对罗马世界的持续不断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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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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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起义历经十余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13万农民被杀，而且杀得残酷无比。
一位候爵禁止为那些眼睛已经掉出来的农民包扎伤口。其实早在起义前，贵族领主就随意虐待农民，一个农民跪在领主面前，恳求保留右手，以砍去左手为代替。但不管农民怎样哀求，他的右手还是被剁掉了。米郎克松在一本书中写道：“对于德意志这样野蛮成性的民族来说，农奴制确实太温和了。”这是对德国历史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解。
失去了人心的路德寻找到了新的皈依，那就是音乐。其实德国人正是在音乐中寻找到迷失在生活中的自我，他们的恐惧与失落都在音乐中得到解脱，音乐使他们摆脱了庸常的生活。从某种程度来说，音乐就是德意志的另一个上帝。
路德在年老的时候与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和解，他放弃了自己当年独立的思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悲剧，这一幕也在许多德国人身上重演。
而那位皇帝查理五世，在一位公爵请示是否挖出路德的尸体并毁掉时，他答复道：“我的敌人是活着的人，而不是已经死去的人。”
也许有人痛恨路德，有人敬仰路德，也许他有许多弱点，但无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也无人可以否认路德对德意志的意义，是他将整个民族的嘴和心用德语这条线联在一起，是他通过与古登堡印刷术的结合，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文化状况，使德国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正如后来海涅对他的评价：
“他是这个时代的喉舌和刀剑。……一个冷静的有学问的词语制造者和一个有灵感的陶醉于上帝的先知，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来研究他的费劲的教义上的特点，而在晚上他则拿起长笛，凝视天空的星星，把乐曲和对神的敬畏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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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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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5月23日，捷克的布拉格王宫，突然，大批全副武装的群众冲入王宫，到处搜寻国王菲迪南，却找不到，愤怒的人群将两个国王的宠臣从20多米高的宫殿窗口扔了出去，这两个家伙掉到了王室的垃圾堆上，居然都保住了小命，一个昏了过去，一个伤了腿。
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件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的事件，居然会引发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而且一打就是三十年，其间，德意志大地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用那句“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又鸟)鸣”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1、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上，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
“掷出窗外事件”的起因是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为统治中心的哈布斯堡家族从15世纪30年代起就占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自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以来，在德意志的大地上，诸侯们分成了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而哈布斯堡家族属天主教阵营。
如果仅仅是宗教纷争也就罢了，问题在于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系列的联姻和继承，占有了阿尔萨斯、士瓦本、捷克等大片土地，西班牙也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哈布斯堡家族对于罗马帝国往昔的辉煌心向往之，他们试图以此为凭建立一个囊括意大利、德意志在内的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进而谋求欧洲霸权，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次统一的尝试。
但摆在哈布斯堡面前的阻力，就是德意志的那些选侯们，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央皇权的壮大，更糟糕的是，哈布斯堡的战略意图也引起法国、英国、丹麦、瑞典这些国家的注意，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看到欧洲出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于是整个欧洲隐隐然分为了两个阵营。
哈布斯堡信奉天主教，而反对派诸侯则多属新教，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不约而同地扯起了宗教的大旗。出身哈布斯堡的菲迪南打击捷克新教势力，实则与宗教没多少关系，他是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的统治，扫除阻碍自己的力量。
遗憾的是，这位被狼狈地赶出捷克，却反而得以继任新的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的菲迪南陛下，他的才具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宏大目标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时局不明，准备不周，举止失措，兴之所至，贸然挑衅，结果一下子就挑起了捷克的民族情绪，更要命的是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惕。
他大咧咧地在捷克镇压新教势力，却没办法控制时局，一乱之下，身不由已，由得一个小小的捷克起义军打到首府维也纳城下。堂堂大皇帝竟向下属“天主教联盟”请求支援。天主教联盟调动大军直接介入，而对立的“新教联盟”虽然也卷入战争，但是没有直接出兵，捷克起义被镇压，菲迪南血洗捷克，取消信教自由。
刚得到胜利的菲迪南洋洋得意，为压制新教诸侯，把手伸向德意志的西北部，这让英法和丹麦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丹麦以保护新教的名义进攻菲迪南，而菲迪南居然被并不很强的丹麦军队迅速击败，他再次向天主教联盟请援，可是他前段时间得志便猖狂的表演让联盟的诸侯们感到害怕，他们也不愿意看到皇权的强大。于是坐观皇帝惨败。
在菲迪南欲哭无泪的时候，三十年战争中的两颗巨星之一出现了。一个叫华伦斯坦的军人愿意自募军队出战，而且不要皇帝出钱，只要一个名义。菲迪南简直不信有这等好事，他问华伦斯坦：波希米亚能否养活两万军队。华伦斯坦回答：“不是两万人，而是五万人。”
不知道他对皇帝又说些什么，菲迪南很快就委任他做司令。但是不久，整个德意志都能猜出来他大概说了些什么，而一向对人民冷酷的菲迪南对此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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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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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斯坦有捷克人的血统，但他却把自己视为纯粹的德意志人，他是一个新教徒，却替天主教皇帝打仗，其实他什么宗教都不信，他信仰的是权力和一统德意志的梦想。但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他嘲笑那些传统的作战原则，他征召雇佣军，一出手，就轻轻松松连胜几场，而天主教联盟怕好处都被他占了，也匆匆出兵，丹麦战败。
华伦斯坦声名鹊起，但这名声在德意志老百姓看来，实在是太血腥了，因为没有固定军
费，他居然纵兵大掠，一来补充军费，二来调动士气。这样一来，他所到之处，如同蝗虫过境，寸草不生，老百姓只能在废墟中哭泣。这也是这位一代英才最为人所唾骂的地方。
在当时迎接华伦斯坦凯旋而归的不仅有老百姓的怒骂，还有诸侯们的弹劾。原因在于华伦斯坦虽然残忍，但是却非常有志向，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德意志，与哈布斯堡家族空想式的战略相比，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诸侯不除，国无宁日，极力主张废除诸侯，统一全国，然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海上贸易，建立世界强国。由此后欧洲发展史来看，不能不佩服华伦斯基的远见。
但是他小看了德意志诸侯的实力，他们威胁菲迪南，要解散军队，不选他的儿子做皇帝。菲迪南屈服，免华伦斯坦职务，解散军队。刚把华伦斯坦赶回家的菲迪南马上又作怪，宣布《归还教产令》，逼得本来打算屈服的新教诸侯们向外国求援。
于是，就在解甲归田的华伦斯坦在家里叹息着老死田园，不能一展抱负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是他的一生中最杰出的敌人带给他的。
1630年7月，一支瑞典军队打着“挽救德意志信仰自由”的旗号，突然出现在德意志中部，而菲迪南把新教的诸侯推到了瑞典人的怀里，因为他居然还不停止归还教产令。他的敌人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个满头金发的潇洒骑士，三十年战争中的另一个巨星。命运让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来了一次巅峰对决。
古斯塔夫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理解火器的意义，并为此创造了新式的战术，其军事指挥犹如行云流水一般，堪称艺术，在战役指挥上甚至略胜华伦斯坦一筹。他一出现，就用线式战术布阵，充分发挥火器威力，把天主教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陷北德，下纽伦堡，渡莱希河，兵临慕尼黑。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联盟的将军可以稍稍影响一下他行军的速度。
给古斯塔夫提供了40万塔勒军费的法国盟友路易十三，也对瑞典的胜利感到恐惧，大喊：“这是一个严重时刻，要为这些哥特人的前进划一个极限”，急忙派兵沿莱茵河布防。
菲迪南终于明白华伦斯坦是无法替代的，于是华伦斯坦再披战袍。他的条件是：对皇帝的军队和后备部队拥有指挥权；不受任何人监视；他在攻占的国土上接管皇帝的若干权力，如没收财产权和赦免权；可以和外国进行各种谈判，可以签署和约，等等。菲迪南只有同意。
华伦斯坦也震惊于古斯塔夫的军事才能，因此他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不断打击古斯塔夫的新教盟友，牵着想决战的古斯塔夫绕圈子，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杀个回马枪。11月16日，古斯塔夫终于与华伦斯坦在吕岑城下正面决战，对于这一战，整个欧洲已经期待了很久，整个德意志的走向和欧洲的格局都系于此战。
那天，天降大雾，双方斗智斗勇，古斯塔夫的士兵喊着：“上帝与我同在”。而华伦斯基的战士喊着：“圣母玛利亚”，互相冲杀。作为大军统帅的古斯塔夫亲自带骑兵冲锋，他击散华伦斯基的火枪兵和骑兵。眼看胜利在望，大雾之中的古斯塔夫不辨方向，仅带着三名亲兵就当先冲入敌阵，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背部，北方的雄狮战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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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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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死激发了部下的勇气，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溃散，反而在悲愤中发起全线冲锋。为抢回敬仰的统帅遗体，瑞典全军拼死血战，宁死不退，腿部受伤的华伦斯坦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只能率军退走。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瑞典士兵手持火把，守护着他们国王的遗体。
古斯塔夫之死常令后人叹息，因为他的死充满了英雄悲歌、马革裹尸的壮烈，毕竟，能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是真正军人的死法，是将军的荣誉。与他相比，菲
迪南之流的哈布斯堡皇帝就显得懦弱而无血性，没有一个德国皇帝，甚至没有一个诸侯战死沙场，死去的都是德意志人民，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德意志人民效忠的都是些什么人。
在古斯塔夫心中，有一个在德意志建立新国家的计划，英雄壮志未酬，总是令人扼腕。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如果胜利）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
华伦斯坦知道，在战役上他败了，但在战略上他胜了。果然，没有了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就像没有了灵魂，在诺德林根被华伦斯坦击败。
而华伦斯坦也是好景不长，如果说古斯塔夫战死沙场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华伦斯坦之死就让人感到统治者的卑污与低下。当华伦斯坦再次要求皇帝执行中央集权的计划时，天主教的诸侯们，感到“功高震主”的菲迪南，以及华伦斯坦一手提拔的几个雇佣军部下居然联合起来，刺杀了华伦斯坦。
在埃格尔的一座城堡里，华伦斯坦没有躲避，没有自卫，任凭一柄长剑刺入心脏，在此之前，菲迪南就宣布他是“叛国者”，元帅的遗产被自己的部队瓜分。
这是一个可以产生英雄却无法容忍英雄的时代。也许是华伦斯坦太超前了，也许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强得让那些互相之间矛盾重重的敌人不得不放下纠纷，联合起来消灭他。
只是，一柄长剑就让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延迟了二百多年，在德意志的悲剧史上又写了惨痛的一笔。也许在这块战争中，德意志最大的悲剧就是坐在帝国皇位上的是菲迪南，而不是华伦斯坦。但这恰恰也是历史的必然。当消息传到菲迪南耳边，他居然哭了，惋惜地说“他们把他描绘得过于黑了”。
菲迪南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以至于一位帝国元帅说：“将来的皇帝应该是一个能够开拓疆土的帝国元首。如果他把国家管理得一塌糊涂，那么他就必须辞去这一最高国家公职。”而席勒则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毫不留情地痛骂：“独夫的野心之所以造成如此有害的后果，肯定是因为他的这种野心正好不幸碰上了这样一个世纪，碰上这样的战争以及纠纷。”
随着那两个梦幻般的伟大敌人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三十年战争这部悲剧的情节开始变得松散。最后，当德意志战场的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法国人跳了出来，一出手就摘了欧洲霸主的桂冠。
1648年，德意志成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性质的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欧洲政治的游戏规划，它要求保持力量和利益的平衡。它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死亡证明。
它使法国、瑞典都从德意志得到了大片土地和赔款，它正式承认荷兰独立，承认瑞士从德意志独立出去。它以国际法的形式进一步确认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帝国皇帝的权力再次被压缩，各方诸侯具有真正的君主地位，而欧洲列强可以随意干预德意志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实际上已经彻底瓦解了。
德国问题从此成为欧洲问题，德意志的统一不光是它的内部事务，而是国际事务，因为它的统一崛起势必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在三十年战争后，法王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侯爵认为：“可以看成我们未来真正敌人的德国人，若是有朝一日有一个皇帝骑马出征进攻我们，他们不用联合其他民族就可以灭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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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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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一语成箴，200多年后，德意志的一位诸侯在一位华伦斯坦式的人物帮助下，进军巴黎，一战成功。三十年战争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一定不会想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居然会在自己建造的凡尔赛宫里。着实让人感到了历史的沧桑与无奈。
而在当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德意志统一之路平添了一道障碍，仿佛一张无形的巨网罩在德意志头上，德意志向着统一目标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因为扯动这张网而束缚自己的手
脚。
而在当时的德意志是一片惨状，恩格斯形容说：“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上，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
2、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图片：德国人民的生活状况】
德意志被三十年战争撕裂了！作为主要战场的德意志被任意蹂躏和践踏，成为各国争夺利益的角逐场。人口锐减，农业衰落，工业降到15世纪以前的水平，原本就落后的经济一蹶不振，德国的发展滞后于西欧至少半个世纪！
在这场战争中，最苦是德意志人民。在各国军队的掠夺和杀戮下，连死尸身上的衣裤鞋袜都被剥得干干净净。柏林以北的鲁平地区人口几乎灭绝，只剩下4个村子，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不过四五个而已。纽伦堡只剩下原有人口的2%，柏林只剩下7500人，而当时巴黎和伦敦都已经是50万人口的都市，普法尔茨从原来的10万人减少到2000人。帝国1300万的人口只剩下不到23，12000个城镇村庄遭到破坏，甚至发生过杀儿童、吃人肉的惨事。
恩格斯指出：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德国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
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硝烟散去，出现在德意志政治版图上的是300多个邦和1400多个骑士领地，也就是说总共有1700多个独立政权。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小国只有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威斯特伐利亚地区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狭小的领地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引发祸端。
长期分裂导致落后，历史的逻辑向来是----落后就要挨打。德意志成为整个欧洲的战场。
渐渐地，德意志甚至习惯了这样一幅场景：昨天在自己的家园横冲直撞的是瑞典军队，今天以统治者姿态出现的是法国皇帝，明天耀武扬威的可能是俄国的仪仗队。
当英国、法国、俄国等左邻右舍以民族国家的姿态，不断在世界扩展自己影响的时候，德意志的一些诸候们却靠向列强出租士兵来赚取财富，不打完仗不得回家。甚至远在新大陆，当华盛顿将军为日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率军苦战的时候，他的麾下有来自德意志的志愿者，而他的敌人中，就有来自德意志黑森地区的雇佣兵。
对德意志的诸侯们来说，青壮男子就是金灿灿的财富，因为战死一人，他们就能得到五六百塔勒，于是在欧洲战场经常出现这样一副场景：
在战场两边为别的国家浴血厮杀的，是同文同种的德意志人，濒死的呼喊声中回荡着金元的叮当声和一个民族无望的呐喊。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德意志人却很少起来反抗诸侯们的暴政，他们的服从意识让世人为之叹息。
政治的分裂导致经济的分裂。德意志关卡重重，税收繁重，过一个小公国交一笔税。从柏林到瑞士，现在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在当时却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关税甚至超过了所运货物的价值。度量衡和货币十分复杂，仅货币就有6000种。商品难以流通。
分裂的最大受害者永远是人民。农作物一歉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即使没有天灾和战争，半数的孩子活不过10岁，成人平均寿命也不超过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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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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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名世界的格林童话中，充满了孤儿与后母的故事，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沉痛的集体记忆。有民族无国家的体验，使德意志饱尝孤儿般遭人白眼的创伤。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发明微积分，而且莱布尼兹的符号更好，我们今天用的基本由莱布尼兹创造，但是当时，很少有人承认莱布尼兹的成果——因为他是德国人。
在欧洲各国眼中，德语是粗俗的，在德意志各邦宫廷中通行的是法语，德意志的艺术遭到鄙视。甚至被后世的德国人视为一代名主的腓特烈大帝，也曾用法语轻蔑地说：“哼！德意志歌唱家唱歌。听起来简直和我的马叫一样。”
法国人认为查理曼大帝属于法国，而德意志的知识精英们只能无奈地说：那为什么查理曼大帝的皇冠却一直戴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脑袋上？虽然这些德意志的知识精英非常不喜欢哈布斯堡的皇帝们，但他们也只能以此为号召，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可怜的形式上的国家。
恩格斯则更为辛辣地指出：“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东西。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括，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都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制度的腐败尸骨的力量都没有了。”
面对无所作为的大分裂时代，心灵是惟一的避难所。
原本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挥才华的德意志精英们，只好面对蓝色天空深沉思考，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热情，在精神和文化的战场上求取光荣与梦想，满足一个民族因为长时间的落后与欺凌，而严重受损的自尊心。
正如海涅的诗所说：
“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
海洋属于英国人。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3、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伟大，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图片：康德，歌德，贝多芬】
十八世纪的德意志天空里，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其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200多年前，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一条栽种着菩提树的小道上，每天午后三点半，总会准时走来一个不足五英尺的矮个子。
他散步时闭口不言，只用鼻子呼吸，据说他认为在路上张开嘴不卫生；有人戏说他“心胸狭窄”，因为他胸部凹陷，胸腔狭小，但他却拥有广阔的精神天空；他就像精确的钟表一样守时，风雨无阻，市民们在满怀敬意与他打招呼时，总是趁机校正自己的钟表。
只有一次，邻居们没有准时看到他的出现，都为他担心，当时他沉浸在卢梭的《爱弥尔》，以至于忘了时间，忘了自己，不过，在数十年间，这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准时出现。这位理性得近乎刻板的人就是康德。
他的成就也与理性有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张扬理性主义大旗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世界哲学史上辉煌的高峰，他“要给自然立法”，提出建立辩证逻辑学说，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他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他的新观点在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地震般的启蒙运动，极大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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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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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德大部分著作都很艰涩，读他的书需要勇气，但要研究哲学，康德却是无法回避的一座高峰。他对德意志心灵的影响非常巨大。
他那种严格遵守纪律和确保精确性的生活态度在今天的德国人身上普遍存在，最精密的仪器就是出自这些认真得近乎呆板的人群之手。更重要的是，他为德意志人的哲学思辨立下了一个榜样，让哲学这门科学在德意志的大地上大行其道，以至于世界领域内，最有名的哲
学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上冠有德意志标志的比例太高了。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尼采……这在许多国家，只要能出现一位，就足以夸耀世间的名字，却在德意志接二连三地出现。
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康德的理性精神在老年表现得更加彻底。
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位从未离开家乡却声名远播的思想家，在《永久和平论》中描绘了欧洲联合的蓝图，倡导各国在禁止战争的盟约中结成联邦。他说，理性是完全谴责战争的，只有国际政府才能够防止战争。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场面，但对三十年战争带给德意志的伤害，是非常情楚的。也正出于此，他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想，这一解决方案确实非常超前，当时不被人重视，在200年后，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但这是德意志心灵对查理曼乃至后世许多人试图以铁血手段统一欧洲的一次彻底反思。
康德对国家的理解是：“所谓国家，就是由人民统治自己……zhuanzhi政体对人类没有好处，即使对它本国也没有好处，它只能给予一个国家表面上的显赫。”有一次，他批评宗教的时候，普鲁士的国王威胁他，康德的回答是：“抛弃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开承认错误，这是很不光彩的。对目前这种情况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人所说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开声明这一切。”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句人类思想史上气势非凡的名言，出自《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也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能达到这种认识高度，黑格尔，这位倡导辩证法，并把康德的古典哲学发展到顶峰的哲学大师，在政治思想上却从开放渐趋保守，年青时他欢呼自由和博爱，反对封建zhuanzhi，可是到后期，却声称普鲁士君主zhuanzhi是绝对精神的最好体现，提出“国家至上”、“人民与贵族相联合”的口号，也因此，他的哲学成为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官方哲学。但是透过他的学说，我们能感知这位哲学大师内心深处对统一国家形式的向往，对于强大国家的渴望，这种情绪其实是几百年来德意志民族的心结。
侧文五：康德
康德的出身于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父亲是一个马鞍匠。康德，自小身体不好，他几乎一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方圆40公里的范围，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好，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早晨5点起床，用两个小时学习，两个小时授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里，他读书、写作，准备第二天的讲课。晚上9-10点间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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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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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有过想娶妻的冲动，一次当他还在盘算自己的财产时，就被人捷足先登，另一次则是偶然邂逅了一位来柯尼斯堡旅游的年轻女子，当他还在对是否求婚进行哲学论证的时候，这位女子离开了柯尼斯堡，从此芳踪难觅，只能不了了之。海涅对此评价说：“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
这是一个褒贬难定的评价，也许康德的生活平淡了些，但他在精神领域的生活实在是太
丰富了。
跟德意志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衬，德意志音乐创造了世界艺术的奇观。
巴赫，亨德尔，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这7位音乐巨人就像一场接力赛的运动员一样，将音乐的火种代代相传，而且火光越来越旺，足以照亮黑暗年代德意志颓唐的心灵。
亨德尔的华丽，海顿的自然，莫扎特的优雅，舒伯特的抒情，巴赫对永恒的理解，格鲁克对英雄的崇拜，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一代代壮丽的音乐风景。他们的音乐灵魂都来自德意志底层人民的心声，这七位大师都出身于中下层，巴赫和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都是穷乐师，不被人尊敬，海顿的母亲是厨娘，舒伯特的父亲是穷教员。在讲究地位和出身的年代，在虚弱的德意志被人嘲笑的年代，他们的音乐生涯中因此充满了艰辛与痛苦，但是他们像英雄一样在音乐领域吹响了冲锋号，创造了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和尊严，并用艺术的方式将德意志联系在一起。
当德意志的暴君们忙于争权夺利，压榨人民的时候，很少有人给予这些音乐大师应有的尊敬和帮助，却把他们视为提供享乐或者附庸风雅的仆役。在魏玛公国，大公竟让巴赫与仆从、厨师呆在一起，当他被叫到莱比锡时，一位自以为很有鉴赏力的官员居然说：“由于我们找不到最好的音乐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莫扎特头上，一个伯爵在他20岁时打了他，他跟一位大主教去维也纳，就餐的时候却不得不坐在仆役的下首，而他离开的时候，这位主教大人居然大骂他是无赖、流氓。
心灵受过类似伤害的贝多芬因此刻意保持自己的尊严，一位德国作家写道：“他处处希望自己的行为像一位君王那样，实际上他确实是。”
贝多芬是古典音乐的顶峰，是音乐世界的帝王，拿破仑用刀剑和炮火征服世界，而他用音乐和激情征服人心。他是战士，他用音乐挑战命运，在那首《命运交响曲》中，心灵的旋律化作战士的灵魂，不被狰狞的命运所压服，“扼住命运的咽喉”，抗争到底，用火一样的激情追求永远的胜利，而这一点和拿破仑太相似了。
1803年，贝多芬这个不屈的战士刚刚从死亡一样的打击中复苏过来，因为此前他的耳朵聋了，对音乐家来说，再也听不到音乐，听不到旋律，就像战士失去持剑的双手，画家失去观察世界的双眸，而他居然能从这样的打击中活过来，不能不说他具有德意志性格中的顽强与勇悍，失去了辨别声音的双耳，他只能用心去感知，但是他最伟大的作品恰恰都是在他耳聋之后诞生的，这实在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他的确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本人反对诸侯zhuanzhi，拥护共和主义，他对所有君王不屑一顾，即使对拿破仑也是如此。
1803年底，贝多芬开始创作《第三交响曲》，他用铅笔在第一页写着：“为拿破仑而作”，同时将两个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破仑－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此时的拿破仑正在欧洲横冲直撞，一个个封建王朝被他的战马踏得粉碎，贝多芬为他的每一场胜利而欢呼，他从拿破仑身上汲取斗志和音乐养分，所以这首交响曲是献给拿破仑的。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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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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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一天，贝多芬的一个学生冲进他的房间，大声喊：“拿破仑要做皇帝了。”
贝多芬惊呆了，他大喊道：“他难道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吗？现在他也开始践踏人权，肆意妄为了！他希望居于万人之上，成为一个暴君”。于是他拿起《第三交响曲》，把第一页撕得粉碎，改名为《英雄交响曲》，在下面用意大利文写道：“为纪念一位伟大人物而作”。此后，他拒绝了拿破仑请他到巴黎的邀请。
德意志的心灵是复杂的。对此，没有谁比歌德的认识更深入了。
在一间烟雾腾腾，摆满各种实验器具的书房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子穿着灰色的长袍，一会书写，一会沉思，一会激情四射，一会又颓废得想自杀，书房既是他生命中的战场，又好像是束缚他的牢笼。
他既信仰上帝，又怀疑上帝，他是魔鬼撒旦的门徒，有时又极度讨厌魔鬼。他对世界充满疑问和好奇，却总是找不到自己。他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德意志灵魂最大也是最贴切的象征，一个充满激情而永远找不到安宁的证明。
魔鬼默菲斯特与上帝打了个赌，认为人类无法满足的追求终必导致其自身的堕落。而上帝却认为人类尽管会在追求中犯错误，但最终能够得到真理。于是魔鬼到人间去诱惑浮士德。50岁的老学者浮士德接受了魔鬼的契约，默菲斯特成为浮士德的仆人，帮他获得一切；但当浮士德表示满足的一瞬间奴役解除，浮士德的灵魂归恶魔所有。
浮士德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当他最后面对自己征服世界、移山填海的伟大功绩，不由自主地说：“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一言既出，他倒地死去，灵魂眼看要被魔鬼占有，终被天使拯救，天使们高歌：“自强不息者，到头皆能救”。
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这样评价浮士德：“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人们几乎要说，富于浪漫主义。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上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恶魔中的两股同样的力量，构成了德国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对外梦想统治世界，对内转向音乐。”
是的，在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集中了德意志灵魂的秘密，他们在精神上激情勃发、无拘无束，在生活中却喜欢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精神上他们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摇摆，在现实世界，他们却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他在精神上为人性而歌唱，但在实际上却残暴不仁，为了所谓的胜利不择手段。德意志民族尚武的传统，追求力量和权势的本能，以及上千年来形成的深埋于德意志灵魂深处的不安全感，再加上辉煌的过去与长期分裂的政治现实以及倍受压抑的生活，这三者之间产生的强烈反差，这一切都撕扯着德意志的灵魂，让他的从心灵到举止都充满了分裂、矛盾，但是无穷的欲望又将这些统一到一具躯体内。
德意志的欲望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都产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结果。在精神领域，对精神权力的不懈追求使德意志人创造了无数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就，而在现实世界，他们的欲望成为对权力和征服的渴望，体现到行动上就是神经质的战斗和对领土攫取的冲动，当然他们美其名曰：“拓展生存空间”。
歌德说，弱点和长处，黑暗与光明来自于一种力量，一个根源。德意志民族也是这样。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德意志的性格一方面向黑影和混乱发展，直到它的国家政权成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它又使德国人发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都不停地发出惊叹。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德意志人炉火纯青的创造力和毁灭力，而且这两点居然集中在一具躯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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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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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对浮士德的描写具有寓言性，其实不管是查理曼、亨利四世、路德还是后世的德意志人，包括歌德本人身上都有着浮士德的影子。只是他比浮士德更有自由精神。
在对待拿破仑的问题上，歌德跟贝多芬就有许多不同之处。他没有撕掉献给拿破仑的作品，因为他根本没写过。但当他出现在拿破仑面前时，却让这位欧洲霸王惊呼：“天哪，一个真正的人！”拿破仑从未给予任何人如此高的评价，他把歌德视为伟人，他也从未想到过
匍匐在他脚下的德意志居然还有如此人物。
即使歌德三次顶撞了他，拿破仑依然钦佩他，即使这是拿破仑十几年来第一次遭人抢白，他还邀请歌德去巴黎，歌德却像贝多芬一样拒绝了。
可以说，在德意志全体都处在被征服的沮丧时，是歌德和贝多芬这些文化艺术大师用自己的作品，挽回了德意志的尊严。在他们以前，德意志的文化不被人重视，自他们之后，德意志的地位难以毁灭，因为世界文明殿堂里有他们光辉的贡献。而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就在他们所创造的文化血脉里。
是的，思想和文化的统一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最根本基础，而一点，德意志的文化巨人们做得实在是太出色了。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如此评价：“能够发现普遍的思想，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能力。德国人在1780年到1830年提出了我们时代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能出现像德国人把思想发展到如此高度的能力。”
侧文6：歌德
歌德出身于法兰克福的名门，父亲是议员。25岁就以《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一举成名，声动欧洲。当时的青年男子都以“维特”为摹仿对象，穿着维特式的服装，摆出维特式的忧郁表情，甚至学维特自死。
26岁，歌德就成为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他像浮士德一样力图改革，却同浮士德一样遭遇失败，而且在十年里埋首琐碎的事务，无法创作。于是十年之后，他不辞而别，游历意大利，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重拾创作的快乐，德国画家笛斯白还以歌德为对象，创作了一幅名画《歌德在罗马郊外的坎帕尼亚》。两年后，歌德重回魏玛，辞去大部分宫廷官职，潜心于文学创作。此时他开始写《浮士德》这部世界文学宝库中经典中的经典。
他一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与席勒长达十年的合作，他们合作写诗、办杂志，造就了整个德意志文学长达十年的辉煌时期，歌德自己也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后来席勒的去世让他感到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半”。
但是歌德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即使在74岁的时候，他还萌发了一段恋情，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热情地追求一位少女，当然歌德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严肅的，他甚至逼着魏玛公国的奥古斯特公爵在胸前挂满勋章、全副礼仪地去替他求婚，但是被委婉的拒绝，为了尽量少伤害这颗“德意志伟大的心”，少女一家还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礼物。
歌德已经知道事不可为，不禁悲从中来，在马车的车厢里和驿站上，写下他晚年最著名的爱情诗篇《玛丽恩巴德悲歌》，他像一个失恋的少年一样，亲手把诗稿装订成册，配上红色的头皮封面，用一根丝带捆好。
十年之后，也就是1832年3月22日，伟大的心灵停止跳动，德意志的“歌德时代”结束。有人说，只要有歌德，就能部分地补偿德国人的剑带给世界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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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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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一个矮个子的巨人带着大批军官来到柏林郊外，用马鞭指着一座墓碑对部下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说话的人是拿破仑，而墓碑的主人是腓特烈大帝。这两个人都对德国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腓特烈其实一生都没称帝，他只是普鲁士的国王，皇帝的称号是人民赋予他的。他做了什么，以至于目空一切的拿破仑会如此评价他？
1、我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死而无憾。
【图片：菲特烈二世，七年战争，菲特烈演奏长笛】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有一些诸候雄心勃勃，渴望着统一的荣耀之冠落在自己头上。这其中，一个叫普鲁士的邦国显露出来。
164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带着600人马直奔柏林城下，要求柏林市民对自己效忠，他发誓：“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建成强权国家”。三十年战争使威廉明白，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在此后的岁月里，普鲁士的历代君王通过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特权，而换取他们对王权的支持，普鲁士建立枢密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权力机构，在城市设立税务委员，并逐步控制城市的行政，而这些行政长官一般都由国王委派，由此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让容克子弟担任常备军军官，逐渐形成军官集团，官僚机构和军官集团成为普鲁士国王统治的支柱。而普鲁士成为一架强大的战争机器。
同时，历任统治者还提倡重商主义，鼓励工商业发展，利用莱茵河等河流向北方工业国输送粮食，发展贸易，兴办手工业。容克地主们利用“农奴制的第二版”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而整个普鲁士的经济实力也逐渐增强。
面对稀少的人口，威廉认为“人是最大的财富”。1685年10月15日，法国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权利，新教徒大批逃亡。威廉慧眼识良机。仅仅3个星期之后，颁布《波茨坦敕令》，鼓励法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移居普鲁士。后世公认这是普鲁士崛起的第一步，也是这位统治者最有远见的决策。此后，普鲁士的国王们就一直鼓励外来人口的迁入，特别是允许那些在其他欧洲国家受迫害的新教徒迁入普鲁士，这些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本，让普鲁士的快速发展起来。
威廉的儿子仗着老子打下的基础，把8000军队出租给德意志皇帝，其代价是1300万塔勒的巨款和一个“普鲁士的国王”（也就是说只能用于普鲁士地区，在其他实际控制地区不起作用）的头衔，1701年，“普鲁士的国王”加冕典礼举行，腓特烈一世成为第一任国王，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半年。从此刻开始，“统一国家”的意识开始在整个普鲁士滋生。
40年后，也就是1740年5月31日，一位传奇人物登上了普鲁士王座。他是腓特烈二世，他将使整个欧洲大吃一惊。
但在刚继位时，欧洲的舆论并不看好他，人们津津乐道是他们父子的趣事。
腓特烈二世的父亲是威廉二世，祖父就是普鲁士的第一位国王腓特烈一世。威廉二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国王，他跟腓特烈一世的奢侈风格全然不同，他节俭得好似一个守财奴，他抽最便宜的烟叶，哪怕这烟叶熏得王后受不了；即使大臣出钱请他参加豪华的宴会，他也会嘟嘟囔囔地把丰盛的菜推在一边。他一生只有两次向柏林图书馆捐款，一次捐了4个塔勒，另一次捐了5个塔勒，引得所有欧洲王室一片笑声。
但是那些衣着华贵的欧洲国王和贵妇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国王把国家一年700万塔勒收入中的600万投入到军队建设中，在他的时代，普鲁士人口居欧洲13位，领土居第10位，而军队人数却居第4位。他创造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军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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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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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文七：士兵王
威廉一世的高度集权是从娃娃抓起的。他规定容克家族中除长子外的所有子弟都要从小在王家“讲武堂”学习（长子要继承家业），从小向这些少年灌输一种思想：向国王效忠，为国王服务，这是最大的荣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要获得荣誉首先要讲纪律。他在《战争总则》中说，纪律是“国家的荣誉和生存的基础”。当这些容克子弟真正成为军官后，就
不再是容克贵族，他们的薪俸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都来自国王的恩赐，他们是属于国王的军官，只服从国王的命令，于是，像其他德意志邦国那样，敢于跟国王叫板的贵族地主渐渐不见了。而且他还通过划分征兵区方式，直接让军队从容克的领地征兵，容克在自己的领地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正如威廉自己所说：“我摧毁了容克的权威。”那么建立起来的是国王的权威。
威廉还把这种教育方式推广到全国的学校，学校向军队学习，强调纪律和勤奋，于是无意之中，他成了德意志第一个实行义务教育的君主。而随着他的“教育”，他给整个普鲁士打上了烙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尽职尽责、讲究精准、勤奋俭朴。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普鲁士精神”成形了，它的公式是zhuanzhi主义加军国主义。
威廉本人整天泡在军营里，他用操练和体罚来训练军队，他的最高目标是“死尸式的服从”，在普鲁士的军营里，经常看到巴掌与唾沫齐飞、棍棒与鲜血一色，威廉自己也常常下场揍人，粗话连篇。在他的教导下，这些要服役20年的普鲁士士兵除了相貌，其他几乎都一样，同样的姿态，同样的步伐，连士兵头发的长度、胡须的式样都要统一，如果实在不一样，那么也要用黑色染料染成一样。他甚至要求建筑的外观都一样，在波茨坦他要求市民修建同一高度、同一样式和同一颜色的住房，当他发现一个人积蓄了不少钱，就一个劲地鼓励人家盖房子。他用军队的这一套来管理国家，建立总管理处，收全国大权于自己手中，严厉的处罚让所有人战战兢兢，没人敢说一个“不”字，从上到下充满了服从性。如果看到20世纪前半叶德国军队的照片，就会明白他们出自何处，只是服装的样式不同而已。
威廉太喜欢军队了，他把军官看成“兄弟和独子”，只有呆在军营才会感到全身愉快。他在全德招募士兵。为了按国王的命令把精壮男子弄回普鲁士，跑到其他邦国招兵的人员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此，周边的一些邦国专门颁布法令，对付这些召兵的人。
威廉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全部由身高两米以上的大高个组成的卫队，他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大高个都召来，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有时征募一个士兵要花3700英镑，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是威廉唯一的“挥霍”方式。但是跟那些把士兵当货物一样租给他国当炮灰的诸侯不同，威廉决不把他的士兵出租，因为他认为士兵对王国来说是无价的财富。他因此被人们称为“士兵王”。
威廉是个沉迷于军队的人，当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打算用军队的方式来管理小王子，他安排了一张时间表，从诵读祈祷文到锻炼身体，无所不包。威廉对王子的老师说，“我不希望菲特烈脑子里有无用的玩意。只能教他现代的德意志历史，政治经济学，军事策略，数学，德语和法语。他不需要学习任何16世纪以前的历史，之后的也仅仅是德意志的日耳曼历史。不准教他拉丁语，绝对不需要！”
于是小王子很小就穿着朴素的小军服，一个人睡在一张小床上，稍大一点还要陪父王巡视军营，旁听军事会议，有时就在烟雾弥漫的大会议室里一直呆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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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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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偏偏这位王子情感丰富，跟他的母亲索菲亚王后（汉诺威王室公主，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姐姐）一样，喜欢艺术，爱吹长笛、读小说还有舞蹈，讨厌炮火和军营。为此，威廉大发雷霆，指责妻子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懦夫和花花公子，在无用的消遣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不能专注于“男子汉的事业”。他还挥舞着手杖到处追打王子的老师。
父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18岁时，王子实在受不了了，在好友卡特的帮助下，他想逃
到自己的舅舅——英国国王那里去，但是两个年轻人的小把戏瞒不过威廉的眼睛，于是德国历史有名的一幕上演了。
1730年11月6日清晨，在库斯特林要塞的一间牢房里，一个看守粗暴地叫醒王子，并强迫他站在窗户旁边观看血腥的一幕，在要塞的空地上，卡特跪在那里，随着一声令下，刀斧手手起刀落，卡特人头落地，王子面无人色。
被关了18个月后，王子向父亲屈服，服从父亲的命令。而威廉命令他从基层干起，以了解王国的运转。王子的表现令国王满意，于是这次他得到一个军团，而王子也的确精心研究战略战术，也许他依然不喜欢这些东西，但得承认他具有军事天赋，而他在所喜欢的音乐上的才华就比较普通了。
王子再次让父亲满意，威廉为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公主，但童话中王子与公主的美丽故事没有发生，虽然公主仰慕王子的才华，眷恋着他，但王子却并不喜欢她，两人一生都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情感上，两人一生痛苦，他们没有孩子。以至于腓特烈的姐姐每次到无忧宫来看他，都说“这里简直就是修道院，而你自己就是修道院院长。”而菲特烈则只能一笑了之。
这一婚姻唯一让王子满意的是，威廉允许他在莱茵斯贝格建立属于自己的班底，王子部分地获得了自由，他小心翼翼地操心国事之余，开始组织舞会、音乐会、戏剧，研究文学和哲学。但这次威廉没说什么，因为国王相信王子不会“误入歧途”，威廉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死而无憾”。
威廉是一个让整个欧洲王室感到好笑而又迷惑不解的人物，这个国王用全部力量建立起一支8.3万人的庞大军队，但却像一个老妈妈约束儿女一样，不让他们出去惹事，威廉很少使用这些军队为王国谋取地盘和利益。在维也纳的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宫里，经常拿他做笑料，说他“一直舞刀弄枪，却从不扣动扳机”，威廉的普鲁士在欧洲政治棋局上还只是一个二流的小角色。
威廉在普鲁士历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赋予这个国家强烈的军国主义传统，这两点使这个国家蕴含着危险的力量，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意识到。其实也并不是威廉不想有作为，在他粗鲁武夫的外表下，有一颗精细的心，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长于内政，在外交和战术上却没什么天赋，一旦调动大军向他国开战，一定会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所以他一直在建设，在训练，却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子孙。他曾经自嘲自己在欧洲只是一个“边角料诸侯”，但就是这个“边角料诸侯”培养出了一只“普鲁士雄狮”。
2、国王头衔是一种光荣的苦役。
王子登上了王座，加冕成为菲特烈二世，然而他这个国王当得不很情愿。后来，一位大臣恭维他的功绩，菲特烈回答说“您不了解我，当国王实在不是我的愿望，音乐家或是诗人才是我的追求。”
腓特烈一生没有子女，生活简单，自嘲是“欧洲最寒酸”的君主。他的全部精力用于建设国家和军队，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缝隙中拓展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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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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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德意志特有的严谨履行一个国王的责任，虽然对他而言，“国王头衔是一种光荣的苦役”。但刚一上台他就表现出了不逊于乃父的才干。
菲特烈二世实行开明zhuanzhi，约束军队，不得扰民，禁止强征青年入伍，在军事学院不许虐待新生，他还把父亲的高个子卫队遣散，因为他认为军队是富有效率的战斗单位，不需要装点门面。他开设公共粮仓，降低食品价格，成立贸易工业部，促进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他
延续父辈政策，吸引新教徒进入普鲁士。他允许新闻出版界享有更多的自由，他希望人们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典范。
从威廉的高压下解脱出来的普鲁士人民欢呼这一崭新时代的来临，但人们没想到，最先来临的是战争。
在菲特烈登上王位的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领袖查尔斯六世驾崩，他的女儿特蕾西亚继位，消息传来，菲特烈直觉地感到机会来了，他不顾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以女性没有继承权为借口出兵奥地利，他的目标是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西里西亚，这一举动很大胆，但并非不可行，因为特蕾西亚的女性身份，使欧洲很多国家找到了干涉德意志内政的机会，菲特烈利用这种心理，与法国结成盟国，解除后顾之忧。
但是菲特烈的动机并不那么单纯，28岁的青春热血在他身上沸腾，在他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正处于血气方刚之年，我追求荣誉。我的朋友，我不向你隐瞒。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在一种神秘本能的推动下。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彪柄青史！这是多么大的满足啊！它引诱我去做一切。”
因为菲特烈的动机不纯，引起后人对他的批评，但必须承认他选择的时机还是合适的，他进行的外交铺垫也很到位，而且他手里还握着父亲训练出的虎狼之师。于是没有任何悬念，菲特烈一举成功，占领西里西亚。但战场上残酷的厮杀与鲜血横飞的场面，让第一次见识的菲特烈受惊不小，他对一位将军说：“战火让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把指挥权交给你，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
西里西亚当地居民多为新教徒，对普鲁士有认同感，而天主教徒知道他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也并不反对他的统治。在各国的压力下，特蕾西亚只得承认菲特烈的统治。
但是这场战争并没结束，三年后，特蕾西亚缓过劲来，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她决定夺回西里西亚。此时普鲁士处于下风，国库空虚，军队疲惫，而法国盟友被英国人牵制。欧洲王室普遍认为普鲁士输定了，但菲特烈的精彩演出让欧洲王室第一次估计普鲁士的力量。
菲特烈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1745年6月4日，当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打算伏击普鲁士军队时，腓特烈当机立断，打破传统战争规则，派骑兵向山上的奥萨联军侧翼发起攻击，彻底打乱对方的作战计划，经过一天苦战，普鲁士胜利。
两天后，奥萨联军整军再战，以两倍之众猛攻普军，菲特烈再次袭击对方侧翼，获得胜利。奥地利无法承受这一系列惨重的失败，只得求和。普奥签订德累斯顿条约，承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领，而菲特烈则同意选举特蕾西亚的丈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条约让普鲁士的疆域和人口一下增长了30%，而且西里西亚比普鲁士任何地方都富饶。
菲特烈的表现让整个欧洲大跌眼镜，打算看他笑话的欧洲国家开始重新估量菲特烈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军队，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周边国家没人愿意看到在欧洲腹地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欧洲的政坛暗流涌动，各国的政客和外交使节们窃窃私语。
不过此时的菲特烈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带领大军凯旋回柏林的时候，兴高采烈的市民突然高呼“菲特烈大帝万岁”，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喊出来的，但无疑菲特烈的胜利令他在民众中享有了崇高的威望，而这个称号还将响彻欧洲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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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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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让菲特烈得到了十一年休养生息的机会，以继续推动他的改革大计。他普及义务教育，成立柏林科学院，设立科学奖学金，对各种发明进行奖励。据一位普鲁士作家记载：“国王的钱柜好像就摆在市场上和道路旁等着，谁一有什么发明，就付给报酬。”
这种对教育和创新异乎寻常的重视，被德意志民族顽强地继承下来。教育像宗教一般得到国人的膜拜。许多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就在这片土壤中培育出来。
他采取一切手段大力发展经济，把普鲁士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税收，发展军事力量，其用意按菲特烈的话说：“政府的基本法则都是扩张领土”。
此外，菲特烈还第一次开放了普鲁士的言论出版自由，打破了新闻禁忌，甚至允许柏林的书店里公开展出丑化他的漫画,他说“我和我的人民达成了协议，我干我想干的事，而人民则说他们想说的话。”
菲特烈的政策很合当时启蒙运动领袖们的口味，伏尔泰致函菲特烈：“相信我，真正好的国王就是像你这样的国王。他们教育自身，了解人类，热爱真理，并且憎恶迫害和迷信。”
1750年夏，伏尔泰给菲特烈登基十周年献上了一份礼物：他决定定居于普鲁士。腓特烈和伏尔泰仿佛一对密友，两人经常彻夜长谈，共同欣赏音乐、参加宴会，伏尔泰为王室编写各种书籍，还顺便帮助菲特烈提高散文写作水平。
不过两人的蜜月不长，伏尔泰认为菲特烈还不够开明，他说：“这里绝对没有信息来源，有的只是大量的刺刀。”而菲特烈则认为伏尔泰太书生气，他毫不留情地大骂伏尔泰，命令刽子手焚烧伏尔泰的书，甚至指控他盗窃自己的诗集。
但此后两人又恢复了友谊，也许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那个时代，真正杰出、值得对话的人并不太多，毕竟高处不胜寒。两个人像两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重新靠近对方，生怕伤了自己和对方。但此后两人的交往非常理性，给予彼此应有的尊敬。菲特烈视伏尔泰为导师，他说：“能生活在伏尔泰世纪是一种幸福”。而伏尔泰在临终前也一再说，再也没有人像菲特烈大帝那样尊重哲学和文学了。
从两人的交往过程中可以看出，菲特烈的反应过于强烈，就好像一个自尊心被伤害的少年一样任性。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位“普鲁士伟人”跟他的德意志同胞一样有着矛盾的性格。他自封为“哲学家国王”，作为文人和艺术家的时候，他情感脆弱，有时数月不见部长们，执着于内心的忧郁，能够理解并贯彻某些启蒙思想。他只有在无忧宫中的音乐厅，才能无拘无束地找回自己的心，他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写了300首长笛曲，虽然多系模仿之作，他曾经一夜一夜地吹奏自己的作品。
可是作为一个国王，他又有着强烈的统治欲，他对部属明确表示：“我是主宰”，他直接处理大量的文件，只有他自己才能作出决定，从外交措辞（虽然他的语言上的功力很差，不管是法语还是德语）到军装的材料都得他说了算。他对所有的下属都不放心，他认为99%的文职官员都是“贼”，他让官僚互相监视，委派几个官员办同一件事，整个国家都处于他的绝对掌握之中。
菲特烈对军队的训练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军队，赋予军人特殊的社会地位。正如18世纪末，法国米拉波伯爵就说过一句至今仍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别的国家都拥有一支军队，而在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但为了防止影响经济的发展，他把王室80％的收入投入军队，尽量不从国家财政克扣，这样就不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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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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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他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菲特烈从实战出发，对军队的作战方式和兵种构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还写出了一部军事专著，《军事教典》，被奉为西方军事经典，对拿破仑及以后西方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提出了那条著名的军事法则：“战争中的一条永远的公理是----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尽量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这条铁律是他从许多次血战中提炼出来，并使他从胜利走向胜利。
3、我将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1756年，菲特烈因为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得忧心重重，奥地利在整军经武，特蕾西亚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奥地利军队的强大，我将不惜卖掉我的最后一条裙子！”该国首相公开声称夺回西里西亚，俄国在东边虎视眈眈，为此，菲特烈与英国签署协定，却不料将法国盟友推入了奥地利的怀抱。
欧洲列强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在卧榻之旁崛起，三个欧洲强国法、俄、奥联合对付普鲁士，而大多数德意志邦国也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面对着几乎整个欧洲，它必须为生存而战斗了，而这场战斗长达7年。
“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的国家。”菲特烈对他的姐姐曾这样说道，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菲特烈作为军事统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智慧和经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理解战争的精髓，他穿着最朴素的士兵制服和自己的战士呆在一起，他用军人的自豪感来激励士气。在鲁腾会战中，他对部队说：“一旦战斗打响，我下令出击后，如果骑兵中有谁在冲锋中踌躇不前，战斗结束后我得叫他滚下马鞍，充任后备部队。如果战斗打响后步兵中有谁表现犹豫不决，甚至胆怯得提不起军刀，我就叫人撕去他军服上的花饰。先生们，再见！用不了多久，我们要么在胜利中相会，要么就此永别！”。
险恶的形势要求他必须做出最精确的指挥，甚至做出看似不可能的冒险计划，这要求完美的指挥和坚决执行命令的军队融为一体，菲特烈和他的军队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拿破仑赞叹说：“除非有菲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菲特烈式的行动毫无用处。”
菲特烈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前进一步就是死亡也决不后退半步。但他并不是嗜血的魔君。他说，“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
有一次，菲特烈问一个逃兵：“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个逃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打赢。”菲特烈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这个逃兵送回原来的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菲特烈的才华和身先士卒赢得了战士的心，他们称他为“老弗里茨”。他带着普鲁士军队在7年时间里大小数十战，常常以反常规战术和普鲁士军人的英勇，以少胜多。当时的英国人作为菲特烈的盟友经常为他的胜利燃放焰火表示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很勉强地给与菲特烈16万4千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万镑。当时在英国的德国作曲家亨德尔，还应英王的要求为庆祝菲特烈的胜利写下了后世闻名的《焰火音乐》。
但这毕竟是对整个欧洲的战争，战争打的不仅是军队，还有经济，普鲁士无法与整个欧洲相抗。
虽然赢得过无数的胜利，但菲特烈也饱尝战败的苦果。一次惨败后，面对血染沙场的将士，一向颇为冷静的菲特烈悲痛欲绝，单枪匹马挥剑冲向黑压压的敌军，大喊“为什么没有一颗子弹击中我!”却被部下强行拖离战场。结果只有6千普军逃离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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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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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柏林被俄国、瑞典军队包围，奥地利占领西里西亚，英国政府更迭，后勤支援被切断，面对几近亡国的窘境，菲特烈仍在苦苦支撑。他拒绝国王的待遇，穿着半旧蓝色步兵军服，和自己士兵一样睡在简陋的帐篷里，50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容颜衰老。
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告诉你，我每日备受煎熬……我的牙齿正在破碎脱落；我的面庞遍布深深的皱纹，宛如女士的裙边；我的脊背弯曲得像一把弓。我忧郁地踯躅四处，像苦行
僧一样萎靡不振”。他随身带着毒药，告诉部下他将支持到最后再服毒自尽。
1862年1月5日，就当菲特烈在生死中挣扎的时候，他走向死亡的命运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在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病死，有普鲁士血统的彼得三世作为女沙皇的外甥继位，而这位年轻的沙皇彼得三世却疯狂崇拜着菲特烈。他马上下令俄军全线停火，把俄军占领的全部土地归还给普鲁士。5月5日，俄罗斯单独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还把8万俄军交给了菲特烈指挥。不久瑞典也退出反普同盟
菲特烈戏剧性地转败为胜。不仅保住了普鲁士，还保住了西里西亚地区。这场神话般的胜利和菲特烈的“伟大坚持”使他成为普鲁士精神的代表。德意志人民坚信他们必将走向统一。这场胜利也使德意志民族优越感急剧上升，并对战争抱有燥热的激情。
以至于200多年后，菲特烈另一位疯狂崇拜者在苏军兵临城下时，还在泪流满面地读他的传记，坚信奇迹会重演。历史没给那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创造奇迹的机会，他忽视了腓特烈的警告：“这个铜头的巨怪，战争的魔鬼，只想饮血和毁灭！”
在此后的岁月里，菲特烈全力恢复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国家，他建立国家福利制度，救助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弱势群体，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成千上万的老人开办养老院。
他把封建法规和传统陋习扔进了历史的壁炉，并催生了一部崭新的法典——《普鲁士邦法》，他还改造司法机构，导入陪审制度。而他改革法律的原则是“法律必须反映人类本性”。
他创建了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国际贸易机构，把持海外贸易，经营木材及铁产，掌握食盐专利，这其实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
菲特烈对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一律平等对待。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而这都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十年之后，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恢复了。此后的岁月里，菲特烈不再直接使他的国家投入战争。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他国攫取土地，他凭借的是自己的战略眼光、政治手腕和外交能力。1772年，他伙同俄国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普鲁士得到了西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终于形成一个整体。菲特烈满意地说：“这是一件极其有利的战利品。”他名正言顺地去掉了“普鲁士的国王”这个头衔中之“的”字。普鲁士终于被认可为一个欧洲强国。
菲特烈的战略眼光也越来越独到，他不顾英国盟友的反对，大力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甚至鼓励自己的部下到华盛顿麾下当志愿军，他致信华盛顿说：“欧洲最老的军人向你表示敬意。”他也赢得了华盛顿的敬意，他死后，全体美军降半旗致哀。
1786年，74岁的菲特烈坚持在大雨中检阅军队达6个小时，早已心律衰竭的他因此病故。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将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留下的是领土和人口增加了60%多的欧洲强国，和一支用棍棒调教出来的20万大军，还有5100万塔勒的国库，这相当于两年半的国家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为德意志的统一留下下了坚实基础和实现统一的方式，在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烙上了坚韧、负责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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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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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获知消息后，长出一口气，心情复杂地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他远远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这个任务太沉重了，一个西里西亚就足以使菲特烈这样的一代英主心力交瘁，这毕竟不是光靠一两个伟人就能一蹴而就的功业。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进一步摧毁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但在客观上，他为日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德意志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752年，他就写道：“这个民族是沉重和懒惰的，一定要有鞭子赶着，他们才会向前走。只要你稍为停下鞭子，他就会止步不前。”一百年后，当俾斯麦看到这份遗嘱时，他批注：“锁起来，永远封存！”
历史的机遇远未到来。但是菲特烈的业绩已被深深植入了德意志人的记忆，如同神话一般指引德意志民族沿着他的道路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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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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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特烈死后20年，一股旋风席卷欧洲，杀入柏林。
1806年10月28日，一个小个子骑着马通过柏林的凯旋门——勃兰登堡门进入市区，身后跟着法国骠骑兵，柏林市民在恐惧之中向他欢呼：“皇帝万岁”。
拿破仑来了！他带来了宣扬自由与平等的拿破仑法典，也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法国军团，
两者飓风般席卷了德意志。1805年，奥地利战败，早已老朽不堪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1806年，耶拿大战爆发。这场战争没有悬念，失去菲特烈的普鲁士一败涂地，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对手，几个小时内就在耶拿战役中惨败，一系列要塞不战自降，向拿破仑敞开了怀抱。很快，柏林陷落，普鲁士丢掉了易北河以西的半壁河山。德意志向何处去？
1、卑下的国王，卑下的民族，卑下的军队，这个国家欺骗所有的人，它不值得存在下去。
【图片：拿破仑进入柏林】
走在柏林街头的拿破仑志得意满，仿佛已经将整个世界踩在了脚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作为欧洲四大国之一的普鲁士消失了，以菲特烈大帝的尚武精神和棍棒栽培出来的普鲁士军队，曾经被视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在拿破仑面前更是一败再败。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德意志各小国惊恐万状，纷纷向拿破仑表示归顺，祈求宽恕和庇护；他们阿谀奉承，保证自己对他的忠诚。
但这个骄狂的征服者依然富有理智，而且很有英雄的胸怀。在中心广场，拿破仑脱帽向菲特烈大帝的雕像致敬，法国军团随之向逝去的英雄低首。不知拿破仑在想些什么？是对英雄不在的慨叹，还是难觅敌手的孤独？没人知道，但对普鲁士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嘲讽，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当年菲特烈的英雄气概。
在无忧宫，拿破仑得到了他想要的——菲特烈大帝的战剑、颈甲以及勋位绶带和闹钟，他命令把这些东西运回巴黎，交给荣军院保管，他说：“在缴获的普鲁士国王的珍宝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战利品。”同一天，拿破仑还命令把菲特烈大帝为纪念在罗斯巴赫打败法国军队而建立的纪念圆柱运回巴黎。
这是打在所有普鲁士人脸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所有曾经的光荣都被拿破仑夺走。看着在自己家园闪耀寒光的法国刺刀，所有德意志人突然意识到连名义上的统一国家都不复存在了，国家、民族存在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然而羞辱才刚刚开始。
丧军亡国之痛让普鲁士群情激愤，军民纷纷要求整军再战。但是，命运之神再次背弃了普鲁士，1807年6月，俄普联军再败于弗里德兰。拿破仑对俄国人极为宽容，因为他知道一两场胜仗撼动不了幅员辽阔、士卒勇悍的俄罗斯，但对丧师失地的普鲁士就没那么仁慈了。
拿破仑任由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一旁恭候，却根本不理睬他，即使有几次接见威廉三世，也不谈正事，只有痛骂和羞辱。他甚至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说：“卑下的国王，卑下的民族，卑下的军队，这个国家欺骗所有的人，它不值得存在下去。”而亚历山大只能对此抱以微笑，并小心翼翼地请求拿破仑给普鲁士留下些什么。
拿破仑的态度让威廉三世不知所措，陷于恐慌之中，为了保留普鲁士，他甚至使出了美人计，他派自己的王后、美丽动人的路易莎向拿破仑求情。这次有些效果，拿破仑赠给王后一朵玫瑰花，王后犹豫片刻后接过花朵，带着迷人的微笑说：“至少应该同时赠给我马格德堡。”拿破仑同意商谈此事。
当拿破仑与路易莎王后单独会谈的时候，威廉三世等在门外，在众臣的注视下和法国卫兵嘲笑的眼神中，威廉三世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耻辱，他走进了房间，此时，路易莎王后还没取得预期的成果。后来拿破仑与自己的元帅们开玩笑说：“假如普鲁士国王再迟一点走进房间，我将不得不让出马格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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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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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7月９日，法国和普鲁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只留下了“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四个省，其余领土全部丢失，拿破仑还要求普鲁士把军队裁减到４万人，赔款1.5亿法郎，相当于普鲁士四年的全部税赋收入。在赔款没缴清前，法军驻扎在普鲁士境内。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拿破仑在条约第四条中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归还上述四个省，是出于对俄国皇帝陛下的尊敬。
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领土支离破碎，面积仅相当于萨克森王国。几乎是一夜之间，普鲁士不再是欧洲强国，沦为德意志一个小邦，历代国王和臣民所创造的业绩全部被屈辱取代。拿破仑踏着德意志的尸骨登上了欧洲独裁者的宝座。
生存还是毁灭？怎样拯救沉沦的德意志？
2、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图片：费希特，威廉三世，洪堡兄弟】
1807年12月31日，星期日，普鲁士的首都柏林。45岁的大学教授费希特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费希特号召国民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考验，他明确提出：国家的统一是“今日德意志人的天职”。
费希特知道演讲的后果，不久前，就有一个叫帕尔姆的出版商因为发行一份叫《处于极其屈辱地位的德国》的爱国小册子而被逮捕，因为不愿说出作者而被拿破仑下令枪决。就在费希特演讲的时候，法国军队曾数次敲着战鼓，列队从他旁边经过，这既是对讲演的干扰，也是对他的严重警告。
但费希特没有放弃。这样的演讲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一共进行了14次，每一个周日，费希特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演讲台上出现。他在一篇札记中写道：“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虑，相反地，我个人遭受的危害倒会产生极其有益的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必将会得到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援助，我的儿子必将会以自己拥有一个殉国的父亲为荣。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命运。”
在信中他进一步说：“我深知我在冒什么危险；我知道我会像帕尔姆一样，被一颗子弹打死；但这不是我害怕的事情，而且为了达到我抱定的目的，我也会乐意死去。”
敢于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费希特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号角，极大的振奋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人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拯救德意志？”
侧文八——费希特
费希特（1762年一1814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卢桑底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先后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神学，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
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但又对康德的某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组。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在30时仍然窘迫，那一年他像朝圣一样去见康德。当其貌不扬、举止拘谨的费希特出现在康德面前时，并没有引起康德的重视，只是客套了几句、便扭身去工作了。费希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赶写出一篇哲学论文寄给康德，作为自荐信。费希特再次登门拜访时，康德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康德并没跟他深入地探讨哲学，也没有给予帮助，任由费希特自己为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奔波。最后，费希特带着锥心的痛离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然我已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穷困的处境，不过那是在自己的故乡。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尊心的加强，这种情况竟变得越发难以忍受了。”
若干年后，费希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顽强先后成为耶拿大学和爱尔兰根大学教授。费希特原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念鼓掌叫好，甚至甘愿把法兰西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曾经赞扬过为法兰西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拿破仑，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能指挥他的军队，而且也能指挥敌人，因为他总是懂得把事情安排成这样：敌人恰好做他希望他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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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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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费希特看到拿破仑镇压民主派、起用保皇派，清洗保民院、恢复世袭制，特别是拿破仑从法兰西的保卫者变成欧洲的侵略者时，费希特认为，拿破仑决不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而是革命成果的篡夺者。他大力批判拿破仑，甚至与他势不两立，不仅如此，他还批判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甚至包括席勒和歌德。有人评价他说：“费希特是德国人中少见的，他虽然出身下层，却谁也不怕，不管是国王还是天才。”
费希特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在他任柏林大学校长时，他的妻子为护理伤兵而传染热病，费希特眼看夫人随时会死去，但他必须去大学为学生讲两小时的课。最后，他决定履行职责。他以为上课就是永别，心里万分难受。
哪知两小时后，等他上完课跑回来，妻子的危险期已过。他惊喜之余，热烈拥抱死里逃生的爱妻。结果病菌传染到自己身上，不久病逝，却无怨无悔。费希特既是殉职，也是殉国。一个不惜爱情和生命去履行职责的教师，会给他的学生以怎样的震撼？怎样的影响？
今天，柏林大学里费希特的雕塑依然冷峻。而柏林大学不负他的厚望，像思想发动机一样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对于这一问题，德意志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又意味深长的回答。
费希特这位走出书斋的哲学家，他的答案是全民教育。他呼吁用强迫人民服兵役的办法，来强制推行全体国民教育。他指出：只要贯彻好全民教育战略，“所有经济领域，不要很长时间，也不要很多困难，便可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如果需要核算的话，国家获取的利益将超过它最初投资的千倍。”
而普鲁士懦弱的统治者这次得出了与学者们同样的答案。
威廉三世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教育大臣洪堡则主张教育统一是为政治统一所做的准备。
这是一个精于理性思考的民族所做出的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逻辑推理。对后起国家来说，要取得政治、文化、军事上的强国地位，首先必须在教育上占得先机。对此时的德意志来说，高质量的国民教育确实是救亡图存、实现统一和强大的基础。
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义务。
1850年，普鲁士颁布《学校法草案》，将这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规定教师享有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学生免交学费。
1818年到1846年，普鲁士国民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2%，到60年代时提高到97.5%，国民素质空前提高。
历史证明了普鲁士的眼光。
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出色的基础教育，支撑起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侧文九：洪堡兄弟
洪堡兄弟是混血儿，父亲是德意志人，而母亲是法国人。
从这两兄弟的肖像看，哥哥修长单薄，面部轮廓分明，很秀气，像个诗人。同哥哥相反，亚历山大却具有双深邃敏锐的眼神，有一种果断、顽强的气质。但命运之轮拨反了他们的人生走向，哥哥成为常常需要决断的政治家，而弟弟却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这两兄弟却都有一种爱思考的特质。
威廉看似柔软，但有一颗顽强的心，在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时，他不顾拿破仑的反对，在1810年创建柏林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颈”之风骨和理想主义的支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威廉对德意志人的认识也很深刻，他说：“德国人之爱德国，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对国土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可以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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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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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当威廉成为驻罗马使节，并同时研究政治、诗歌和考古的时候，亚历山大开始进行环球考察，他很像一个独行大侠，但他要征服的不是敌人手中的长剑，而是大自然的奥秘。独自考察了世界的亚历山大带回了六千种植物，他对动植物和地理及地震、气候的认识，在当时无人能及，他拥有上千项新发现，使整个人类在科学领域都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他还为人们树立了可贵的科学考察精神，为研究自然创造了新的方法，同歌德、林奈一起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当他从海外来到巴黎的时候，巴黎把他当成新世界的发现
者而隆重欢迎，而亚历山大也对巴黎充满好感。以至于后来法国人和德国人拼命争夺他的所有权。
1805年，洪堡兄弟在罗马重逢，哥哥献上的欢迎词是动人的诗句，而弟弟献上的礼物也是自己的作品——《论自然》。两兄弟的政见不尽相同，但始终保持着亲密而真挚的兄弟之情。威廉逝世后，亚历山大写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还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悲伤。”
这两兄弟被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是德意志神话之一。
3、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
【图片：柏林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克劳塞维茨】
在今天柏林洪堡大学主楼的一条长廊上，随意挂着很多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人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本校教授，其中的29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很多国家举全国之力都不能企及的一个数字。这29个名字却属于同一所大学。
在许多国家，这些精英的照片会被请入富丽的殿堂中，而在这里，这些时代的骄子却都朴素而平凡地占有一片小小的空间，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子。也许这种甘于淡泊、不求名利的自信，正是大学的品味，获奖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荣誉与广阔而严肃的科学天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对科学文化的严肃态度，也正是这个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能够绽放出如此绚烂光华，并引导自己的民族在灾难中奋起的缘由之一。
德意志民族对科学文化的狂热崇拜，是全民性的。社会普遍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使很多德意志青年为献身科研终身不嫁不娶。其敬业精神之强、科学素质之高、科研队伍之稳定，为世界所罕见。
柏林大学正是成立于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就在惨败于拿破仑4年之后，柏林大学诞生了。创办者是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洪堡，后来他被称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因为他为德国教育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49年，柏林大学改名为洪堡大学。
1810年的普鲁士正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下决心要办教育的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每年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
威廉三世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的校舍。而在威廉·洪堡为学校做的经费预算中，只有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在了聘请教授方面，因为洪堡要聘请第一流的学者。这正如中国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刚创建时，柏林大学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在当时发达的港口城市，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用约为150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年生活费约为750塔勒，也就是说，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或是两户中产阶级家庭。
没有盖大楼的洪堡为柏林大学请来了大师。
首先，洪堡请来了第一任校长，他就是呼吁推行全民教育的费希特。接着，在这个大学的讲台上出现了黑格尔、叔本华，出现了格林兄弟，出现了爱因斯坦、出现了费希尔、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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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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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讲台上的灿烂光芒相辉映的是讲台下的风云际会，马克思、俾斯麦、费尔巴哈、海涅、拜耳、赫兹、诺伊曼……
在洪堡的办学经费预算中，比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预算。洪堡还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
大学是有灵魂的。洪堡用学术自由、教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为这所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而他也始终没有忘记兴办教育的目的。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他很快就如愿以偿。
柏林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祖，而由洪堡开创的德意志大学教育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超过英法等国，被全世界所尊敬和效仿。
在今天的洪堡大学校园里，名为洪堡的雕像有两个，一个是创办者威廉·洪堡，另一个是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近代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去世的时候普鲁士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哥哥是杰出的教育家，弟弟是杰出的科学家，在这样的一对兄弟面前，很容易联想到：正是这样的兄弟携手，铸就了德意志崛起的基石；而这样的基石，将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在德意志的大学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个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第一本专业科技刊物。
普及全民教育为德意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使德意志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1864年到1869年，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德意志民族占其中89项；
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民族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的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为91项；
到1869年止，德意志民族取得了33项医学发明，英法两国合计29项。
在当时，一个美国或英国科学家如果没去德国留学一段时间，师从某一位著名学者，他的教育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
智力成为德意志最大的资本。1903年，一位美国的商务代办这样写道：“在德国居住和研究的10年，使我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他的智力。”
一个多世纪后，德国前总理科尔仍然这样说：
“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在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同一年，同一个城市，还有一所大学创立，也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褒贬参半。这就是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也就是今天汉堡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它的第一任校长是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
与拿破仑的战争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无能。自菲特烈大帝死后，普鲁士军队没有任何长进，死抱着“线性战术”不放，对于法军的机动性和新战术毫无所知，后勤与武器没有大的发展，指挥官狂妄骄奢，令出多门，早已落后于时代。
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冯·格奈森瑙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成为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主力军。他们以一败再败于法国军队为耻，并对法国军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仿效法国军队提出十九条改革草案，试图在部队训练、整顿军纪、选拔军官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选拔军官平时取决于“知识和教育”，战时则凭“勇敢和干练”，于是容克子弟无功受禄的局面被打破。
改革者们对于官兵爱国热情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军队必须由爱国者组成，为此他们废除等级制度，提高士兵地位，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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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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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举措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成立军事学院。柏林军官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被称为“德军将帅的摇篮”。这所院校受克劳塞维茨影响很深。克劳塞维茨任该校校长长达12年之久。这位校长在1813年提出实现德意志政治统一的唯一道路，是普鲁士通过“剑”实行对德意志各邦的统治。他的这个理想在63年后，被一名柏林军官学校的学生实现，这个学生一生都在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叫毛奇，日后的德国统一英雄，德国元帅。
克劳塞维茨用德国古典哲学考察古今战例，并将思考成果投入教学。在12年校长生涯中，他提倡创新，培养军人荣誉感和爱国精神，造就高素质军官，加强战斗力和凝聚力，可以说对普鲁士乃至日后德国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军国主义的种子也以民族主义的面目悄悄埋了下去，民族主义的极端膨胀使这所军校中培养出的璀璨将星，可以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而浴血奋战，为国家统一而赴汤蹈火，但也不乏战争狂人，甚至法西斯帮凶。二战中那些杀人如麻的德国军人，不少就出自这所院校。
侧文十：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年轻时就以出色的才华被推荐为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甚至引起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重视，国王亲自给他写信以示鼓励。然而战场无情，1806年，他在普伦茨劳被法军俘虏，一年后才被释放，这使他深感耻辱。
他根据亲身体验，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他的意见得到当时普鲁士军界高层的重视。1810年秋，任柏林军官学校教官，还负责为太子，也就是以后的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
1812年，他因为反对与拿破仑结盟，挂冠出走，远赴俄罗斯，极受重用，做到军参谋长，身经数次大战。12月，他作为俄军联络官，说服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约克违抗普鲁士国王的命令，掉转枪口对付拿破仑。因这一事件，日后始终没有得到国王威廉三世的原谅，备受冷落。但他的才华，使他依然在普鲁士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出任要职。
当然，他的世界性的声誉来自于他的那部不朽名著——战争论。这是一本没有最后完成的巨著，但依然被奉为西方军事界的《圣经》。
他用研究哲学的方法研究战争，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乃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他尤其重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这本书刚开始仅仅在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他的朋友们，诸如几位陆军元帅和将军都很欣赏他的理论，他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努力使总参谋部对《战争论》产生兴趣。但真正使《战争论》名噪天下的是德国统一的功臣、陆军元帅冯·毛奇，他认为《战争论》是给他最深刻影响的几本书之一。从此，《战争论》在德国军队乃至世界军事界都得到了崇高的地位，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生存还是毁灭拷问着每一个德意志心灵，苦难与强悍唤醒埋藏已久的民族意识的时候，副作用也产生了，国家这个概念在德意志人眼中被无数倍的放大。
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生活的本质和核心，国家是“世界精神”的代表和化身，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崇拜国家，这种狂热的国家崇拜表明，“寻找德意志”的核心是寻找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统一与强大在德意志民族心目中是一回事。当然，在这种狂热的国家崇拜后面，深藏着一个民族天长地久的失落感和极易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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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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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得承认这些出自哲学家之口，看似理性、实则狂热的国家理念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凝聚了屈辱时代的民心士气，另一方面却也把富强年代的人心引向无边的征战杀伐。
同样是费希特，在强调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却也在贩卖种族优越论：“日耳曼优越于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概念牢固树立起来，这与日耳曼依靠武力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它保证了
日耳曼的胜利。因为这是永恒世界的内在部分。”他还进一步说：“除了强者的权力外，国家之间不存在法律和权力。一个已经注定了命运的人，有道德的权利，利用力量与智慧去完成自己的命运。”
而黑格尔的话更为可怕，这位哲学大师极度冷静，甚至是冷酷地说：“战争是永恒的，也是道德的”。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是完美的。这两位哲学大师的话尤其受到日后德意志统治阶层的推崇，从德意志皇帝到德意志元首，他们都张开双手拥抱费希特和黑格尔，把这两位确认为德意志的精神导师，因为他们从理论上向统治者证明了所应享有的生杀大权，向德意志民族证明了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权力。
德意志的悲剧在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用路德维希的话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高等学府的大课堂，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篆刻在十九世纪的进门柱上。”
由受人压迫到压迫别人，其实只是一线之间。
4、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感情，一种仇恨和一种爱，去拯救祖国，去解放德意志
【图片：施泰因，布吕歇尔，滑铁卢】
1807年，一位叫哈登堡的大臣在给威廉三世的信中说：“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做法国人自下而上的事。”
而另一位大臣则更加直接，他怒气冲冲地说：“1500万德国人的命运系在不谙世事，胡思乱想的第三十六代小暴君身上。让那些贵族老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国人是自由的。”
他叫施泰因，一个来自西部的贵族，一个把德意志梦想付诸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除了自己的阶级以外，信任所有德意志人的改革者，一个富有才华而又过于坦率的政治家，一个廉洁奉公、对祖国抱有无穷希望的德意志人。
施泰因不喜欢法国大革命的方式，但他喜欢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他讨厌诸侯割据，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他希望赋予人民在法律保障内的自由、平等、博爱，希望所有社会阶层都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
他实际上已经把德意志统一的时代课题完全地提了出来，并着手改造旧的社会制度。他最讨厌的大约就是压榨农奴的老容克了，还在拿破仑入侵前，他就大骂那些容克的城堡是“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光了。”“如果他们还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在乱世之中，威廉三世欣赏他的才干，但也畏惧他的才干。有一次施泰因要求得到权力以推行改革，并和哈登堡吵得不可开交，威廉国王生气地说：“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个顽固的人，依仗自己的才气，桀骜不驯，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味根据个人的意气感情用事。”
但到了最后，威廉还得用他，而且给了他超乎国王的权力，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来代替他。施泰因成为德意志第一个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被授权的专政者。这在和平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是这个乱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拿破仑把施泰因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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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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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的确有才，他只用一个星期就使他数十年思考的成果成为现实。一天之内仅凭一纸名为《十月饬令》的通告，他就废除了农奴制，给予农民人身自由，允许农民与市民接受贵族用于抵押的土地。而对于容克则允许他们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这其实是一次土地革命，它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这就意味着普鲁士可以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容克的庄园里，这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成为德意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开端。
在城市，他把城市的行政管理交还给市民，通过自由选举形成市政管理成员，建立所有市民都参加的城市自治制度，国家仅对城市实行监督权和司法权，这就进一步赋予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突出权力。
施泰因建立现代的中央政府来统一管理国家事务，形成一个由内政、外交、司法等五个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建立内阁责任制，国家最高行政权由国务会议来执行，各部门各司其职，直接对国王负责，使君主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君主zhuanzhi国家变成了官僚zhuanzhi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认为：“1808年11月24日的行政改革在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使普鲁士成为纪律和效率的楷模。”
随着普鲁士改革的深入和爱国宣传的展开，德意志民族的情感日益激昂，普鲁士也成为领导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希望之星。
在很短的时间里，施泰因把老普鲁士重新打磨了一遍，重新建立了国家的基础。普鲁士应该感谢他的神速，因为施泰因很快就无法主导普鲁士前进之路了。
1808年初，当他得知法军在西班牙吃了败仗，他察觉拿破仑地位不稳，认为全民族大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体现了这一想法。结果因为容克贵族的诡计，这封书信落在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大怒，下达手谕：“如果我们的部队抓到施泰因，就地正法。”
整个德意志为之震动，施泰因明白以欧洲之大，已经很难有容身之地，他紧急出逃，以变卖银器为生，一路逃到了俄罗斯。
但由施泰因开始的改革已不可逆转，他的继任者哈登堡进一步推动他的改革，比起施泰因他更加圆滑，他向容克做了更多的让步，但这样客观上加快了整个普鲁士社会的转型，他支持洪堡的教育改革和军方的军事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制。
由于法国不允许普军人数超过4.2万人，那么他们就组成志愿兵团，吸收20—24岁青年参加。实行“速成培训制度”，新兵一培训完就离开军队，这样一年，正规军虽然只有4.2万人，但后备军却不断扩大。后备军由所有17岁—40岁的成年男子组成，以往纳税者可免服兵役的规定被取消。这样一来，不仅普军实力不降反升，而且极大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精神。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军事改革对最后击败拿破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在哈登堡进一步推行改革的时候，在俄国，施泰因再一次凭借自己的才华使另一位统治者为之折服，沙皇亚历山大一听他到来，马上召他进宫，并提议为施泰因干杯，同样的事在亚历山大身上一共也才发生过二三回。沙皇任命施泰因为外交政策顾问,施泰因对沙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施泰因一心想把俄国的胜利变成德国乃至欧洲的胜利。在得知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后，他举杯对沙皇和将军们说：“我戎马一生，经常置生命财产于不顾。让我们痛饮此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英勇。”
据说，当时包括沙皇在内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振，俄军挥师南下，追击拿破仑。后人评价说，这几句话胜过贝多芬美妙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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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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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敦促当时处身于法国侵俄大军中的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约克不要顾忌威廉三世的命令，和俄罗斯军队结成联盟。约克真的在1812年和俄国军队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
1813年1月18日，施泰因在东普士建立临时政府，召开会议，组织军队。人民向施泰因致以英雄的欢呼，此时，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摆脱政府独立发展起来，用当时汉诺威使节的话说：“如果国王拒绝采纳他的臣民根据民族普遍愿望提供给他的方法的话……革命将不
可避免。”
其实此前的德意志已是风起云涌，“激情燃烧，人民站起来了。……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感情，一种仇恨和一种爱，去拯救祖国，去解放德意志。”（阿恩特）这成为回荡在德意志上空的主旋律。
1809年一位叫谢尔的少校带一队骑兵进入易北河法占区，支援反法起义，结果被威廉三世视为叛乱，谢尔战死，11名军官被枪决。在奥地利，一个旅店老板反对皇帝与法国签订和约，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与法军作战，但维也纳不予援助，最后三名领袖以身殉国。大多数德意志诸侯们都是这样在一旁观望，这样的举动令德意志人寒心。
1812年，威廉三世还派部队参加法国侵俄大军，普鲁士许多爱国者纷纷离开，像施泰因一样凭借个人才干组织对法战争，诸如格奈森瑙将军去英国，克劳塞维茨去俄国。如果威廉三世跟其他德意志诸侯一样畏首畏尾的话，眼看着要被时代抛弃。
面对不受控制的形势，对拿破仑充满畏惧的威廉三世只能跟着施泰因跑，与俄军签订协议，出兵8万，共同为“解放欧洲”而战，威廉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一时之间，人民如潮般涌入军队，拿起武器开战。德意志大地烽烟四起，到处都是起义。这是第一次具有广泛人民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运动。普鲁士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虽然此时的威廉三世还有点别别扭扭、提心吊胆。
此后不久，英国、瑞典、奥地利都以国家形式加入进来。
在莱比锡，反法联盟与拿破仑大战，由于参战部队包括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欧洲诸多民族，因此，此战被称为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一番卧薪尝胆、厉兵秣马之后，德意志民族情感在莱比锡达到高峰，屡败屡战的普鲁士将军布吕歇尔带领反法联军取得了转折性胜利。
而此时，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主张不要乘胜追击，以莱茵河为疆界，把左岸的德意志土地奉送拿破仑。其实他是要推行欧洲均势的原则，企图保持法国的力量与俄国抗衡，而不顾及德意志的民族情绪。这让德意志人民非常失望。1814年元旦，老将布吕歇尔孤军挺进莱茵河左岸，并取得拉罗特埃尔战役的胜利。
但反法联军却再一次停下脚步，没有采用格奈森瑙将军集中兵力直取巴黎的建议，反而分兵而战，连连被拿破仑击破。拿破仑提出以莱茵河为界的和平提议，奥地利再次表示同意。
历史又到了关键时期，这次挺身而出的还是老将布吕歇尔，他直接率部向巴黎进军，反法联军不得不跟上，3月31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进入巴黎。
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
一年之后，在滑铁卢之役，73岁的老元帅布吕歇尔再次发挥“屡败屡战”的韧性，在被拿破仑打败并负伤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并没有溃散，而是坚定地跟着他向滑铁卢迂回。此时，滑铁卢已打得如火如荼，拿破仑和英国将军威灵顿都已经筋疲力尽，拿破仑略占上风，当威灵顿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开始绝望的时候，布吕歇尔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赶到战场，投入战斗，一举摧毁拿破仑大军，于是这场欧洲之战的结局因此改观。拿破仑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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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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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不管对德意志还是普鲁士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时代，也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往昔精神领域的英雄们终于出现在政坛和战场上，施泰因、哈登堡、洪堡、布吕歇尔、克劳塞维茨纷纷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点亮了德意志的星空。
另外一个值得提起的人物是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三世，他虽然胆小而无才略，但他有一个长处，也许也是唯一的长处，但这一点恰恰对普鲁士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他能够
辨别人才，并把关键的岗位交给那些才气横溢的人们。由此开始，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此外，还有一个对德意志产生积极影响的正是德意志的大敌拿破仑，除了用战争和压迫让德意志的民族情绪变得空前高涨以外，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法典》带入德意志，把德意志的封建制度冲得支离破碎，施泰因的改革方略大多来自于对法兰西和拿破仑的研究。
1803年2月25日，在拿破仑的刀剑下，德意志通过了《帝国代表团会议主决议》，宣布取消德意志内部112个邦，并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使德意志邦国数减少到30多个，绝大多数教会诸侯邦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也被置于各大邦的统治之下。
可以说，历代有志于一统德意志的诸侯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却由拿破仑完成了一大半。因此，德意志对拿破仑的情感非常矛盾，有时恨他，有时又尊敬他，但没人会怀疑拿破仑给德意志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虽然这未必是拿破仑的本意。让我们来看看歌德的一首诗句：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贴木耳的蹂躏？”
这也正是德意志历史的古怪之处，由敌人来推动自己的统一大业，在痛苦中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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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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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10月18日，瓦特堡。象征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黑红金三色旗帜飘扬，来自德国15所大学的500多名大学生协会的会员在旗帜下汇集，耶拿大学的学生亨利希?里曼愤慨地致词：“莱比锡大会战过去已四个年头，德意志人民曾表达过的美好希望一一破灭，现时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所期待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对这些参加过反法战争，只承认一个祖国——德意志，并把争取民族统一和政治自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大学生们来说，现实的一切让他们感到锥心的疼痛。
1、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
【图片：李斯特，德国最早的铁路】
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上站起来的是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由38个邦国组成，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支配，德意志依然分裂。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反法战争的胜利只是让德意志报了一箭之仇，因为欧洲大国的利益之争使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保持均势和平衡的欧洲，而不愿意再看到哪个国家诞生一位拿破仑。但是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就在这一年，在萨克森，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虽然不是拿破仑，但他对德意志和欧洲的影响并不逊于拿破仑，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俾斯麦。
当然，在那个年代，欧洲的大国，俄国、英国还有战败的法国都不愿意一个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比如新的欧洲霸主——俄国就把分裂德意志作为扩张政策的支点，因为一旦德意志成为统一国家，俄国就失去了向西争霸欧洲的道路。而奥地利，这个曾经享有德意志皇帝称号的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统一。这一点以它的首相梅特涅的观点最为明确，他说：德意志民族的提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不过是一种地理概念。
整个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梅特涅的时代。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zhuanzhi王朝，镇压任何革命和自由主义运动，并且保持一种“欧洲均势”，他认为这才能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此外，奥地利的统治中心在德意志东部，是靠着封建时代的传统维系着对整个德意志的影响力，只有使德意志保持分裂，各邦国互相制衡，奥地利才能继续成为德意志的主导邦。
因此对他而言，德意志的统一无疑是一场革命，会引发一系列欧洲革命，颠覆封建王朝，而且会使欧洲失去战略平衡，更重要的是，这将使奥地利失去对德意志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看起来十分虚弱。
梅特涅的理念代表着当时德意志各邦国统治集团的一种普遍心理，他们害怕新鲜的春风吹到自己的领地，而这无疑同当时德意志要求统一的呼声格格不入。他们尤其痛恨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梅特涅禁止大学生协会的报刊，当时的书报检查到了可笑的地步。
比如，在1828年，有人在文章里说柏林的《知识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份广告性的刊物，检查官的批复是：“既然这份杂志的命名来自1727年王室，这种诽谤就不能被允许。”
梅特涅召开德意志代表会议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使他获得在所有德意志邦镇压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权力。所有的政治组织遭到严格禁止，甚至连黑红金三色旗都不准悬挂。参加过“大学生协会”的成员不淮当医生或律师。三十九名大学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三十年有期徒刑。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对梅特涅的政策双手赞成，他积极配合梅特涅的行动。以至于让施泰因非常厌恶，他发狂似地写道：“没有人会对普鲁士的毁灭感到遗憾；它的消亡将被认为是幸运，这人曾野心勃勃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权，它对自己或对欧洲国家联盟都没有实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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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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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诸侯的联合镇压下，数百名知识界人士被逮捕和监禁，在普鲁士，极度反感《卜尔斯巴德决议》的宪法大臣威廉?洪堡被去职，即使像哈登堡这样的元老重臣也因为与梅特涅的政见不同而被削弱权力。任何发表民族自由言论的人都被视为别有用心，德意志各邦原本火热的统一呼声渐渐变得低沉，原本在反法战争后似乎近在眼前的统一又变得遥远。
但是世间大势，浩浩荡荡，实在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就能阻挡住的。国家形式虽处
于分裂，但经济融合却像坚冰下的细流缓缓汇集。很少有人意识到经济的统一恰恰是思想文化统一的进一步延伸，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在1819年有一个德国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1819年4月，在法兰克福的交易会上，一个被称为“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叫李斯特的经济学家在代表联合会致德意志邦联议会的请愿书上，明确提出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德意志的38条关税和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于瘫痪，它们无异于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捆紧，不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流到其他手脚上去”，“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
在一份报纸上，李斯特直截了当地写道：“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
李斯特和联合会成员在各个邦国四处游说，希望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但是联合会请愿书得到的答案却是轻蔑和训斥，邦联议会不许他们使用“德意志”这三个字，理由是“这世上根本没有德意志的商人，只有巴伐利亚的、萨克森的、符腾姆贝格的和其它地方的商人。”
而且李斯特还引起了梅特涅的注意，他居然把李斯特定义为“最危险的煽动者”，安排最专业的特工监视他。并对他施以种种打击。
由于奥地利对德意志统一的冷淡甚至是反对态度，使他们对这一提议充满敌意。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因为自己的短视，将一个争夺全德控制权并进而实现统一的历史机遇轻轻送到了普鲁士的手上，而自己会被历史大潮踢出局。
李斯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看法在一些邦国的当政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最关键的邦国就是普鲁士，普鲁士的一些官员对通过建立全德关税同盟来推动德意志统一的观点深表赞同，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断言道：“关税的统一必将导致各邦政治制度的统一”。德国著名史学家弗里茨·梅林认为，“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开始”。
于是，就在“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成立的同年，普鲁士就悄悄与两个小邦签订第一个关税条约。此后，一些小国纷纷加入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零点一过，原本在各邦边界焦急等待的成串四轮马车，都像疯了一样满载货物呼啸而过，因为原本进入他国要缴纳的各项税收被取消，利润一下子提高许多，所有的德意志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奔忙着。
这意味着18个邦、75%的土地、2300万居民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德意志巨人身体的75%的血脉可以自由贯通了，而这迅速地推动着德意志经济的统一与发展。
关卡林立、货币和度量衡五花八门的德意志，第一次实现了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统一。货币制度简化了，商品流通发达了，资本和劳动力冲毁了割据政治局面的堤坝，在各邦之间顺畅流动。民族工业得到迅猛发展。
这对德意志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幕。百年后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更大规模上重演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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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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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有一条公路作为经济血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1835年7月7日，在纽伦堡到菲尔特，一列简单得要命的火车在一条只有6.1公里长的铁路上缓慢地行驶着，因为它是用马匹来作牵引。跑完全程，它花了15分钟。与今天德国发达的铁路网相比，它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爷爷。
这是德意志的第一条铁路，开通于关税同盟成立的一年半之后。虽然最初它很短，也很简易，却以强劲势头迅速向四面八方扩展出去，为关税同盟输送着新鲜的血液。1839年，德意志铁路长度已超过法国。1872年，铁路总里程达到22426公里，超过了英国。
建设德意志铁路系统的发起人，也是李斯特。李斯特认为：“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具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像遍布巨人全身的血脉，将煤炭、铁等社会营养迅速输送，同时，铁路的建设带动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快速发展。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每10年增加一倍还多，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业已赶上法国；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之冠。
这一切，成为德意志国家强大和统一的物质基础。
不过，德意志对这位最忠贞的爱国者——李斯特亏欠太多。他为国家统一奔前跑后，可是那些诸侯们并不领情，而且非常忌恨他，他先是被剥夺了蒂宾根大学的教职，接着又判他监禁，逼着他亡命法国、瑞士，远赴美国。后来，他以美国驻莱比锡公使的身份回到德意志，但是在德意志诸侯们的压力下，李斯特只能放弃职位，清贫一生，最后在184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是一个最坚贞的爱国者，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德意志前途命运的思考。
2、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
【图片：德国工业革命，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等先进工业国打着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大旗，杀气腾腾涌入德意志经济领域，强烈冲击着脆弱的民族工业。分崩离析中的德意志显得那么虚弱，无力与英法等国争锋于贸易战场。
但是德意志没有被亚当·斯密唬住。李斯特对此洞若观火：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德国需要贸易保护，因为它处在后发的位置上。如果按部就班跟着走，只能永远为英国伐木或者牧羊，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对此，他有一个精彩的比方：“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为此，1841年，李斯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李斯特认为：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后发国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收先发国的生产力。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对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后发国向先发国推进过程中，应像美、法那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在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已成为先发国的强国，应像英国那样“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
幼稚工业保护论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影响了20世纪的日本，使他们都能在保护主义的篱笆后面成长，强大之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这一点对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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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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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还论证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与经济就像大脑和双脚的关系一样。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诸多条件中，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生产性力量”，即教育与科学；但光有教育，没有经济基础，不管创造多少科研成果都只能依赖于别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
后人将李斯特称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因为，在德意志经济
起飞的过程中，李斯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普鲁士政府对李斯特所言心领神会，在关税同盟内充分实行建立民族市场、实行关税保护的经济政策，完善经济法规，大力扶持民族工业，普鲁士在工业化道路上突飞猛进。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
作为社会的大脑，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起到了良好作用。在各邦政府中，普鲁士堪称表率。在工业革命早期，施泰因和哈登堡建立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以高效、公平著称，他们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学习英法等国先进技术，并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对工业革命进行指导和组织；颁布《专利法》和《铁路法》。他们实行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兴办国有企业，资助私营企业;设立生产奖励基金、派遣优秀人才出国考察，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而德意志对教育的重视也开始显露威力。
1840年，一名青年军官，刚刚因为参与一次斗殴而被监禁。他蹲在牢房冰冷潮湿的地板上，痴迷地捣鼓着小发明。这位年轻人的“地下研究”竟然让他发明了电镀镀银和镀金技术。他就是维尔纳·西门子先生，今天拥有员工43万、业务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西门子公司的创办者。
西门子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他体现了德国教育战略的巨大成功。19世纪中叶，德意志文盲率降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培养出了一大批西门子这样的优秀人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明，终于完成了从学习新技术到研发新技术的跨越性转变。
一位叫克虏伯的铁匠在1847年第一次用铸钢造出了前镗枪炮，二十年后他已经雇佣上千名工人，到后来他成为德国工业的象征。
如果说铁路是血脉，那么资金就是血液，银行就是血泵——心脏。德国银行一开始就与英美银行不同，它不是作为商业信贷的借贷机构建成的，而是作为对工业提供资金的投资机构而发展起来。它像心脏引导血液一样引导着资金流入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德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像燎原大火一般在德国熊熊燃烧，与英法相比，它来得很晚，但气势汹汹。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的投资热潮盛极一时。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评价道：“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
工业革命的浪潮打破了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德国历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而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张，特别是各邦间的经济、文化融合，要求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于德意志资产阶级来说，“只要利润能增加，他们情愿放弃德国式的小邦自由，而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德国统一”。
但是，经济要实现真正腾飞还需要政治前提，工业革命把民族统一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来承担？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统一以什么方式完成？是和平还是战争？
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国内市场形成，并通过关税同盟使其它各邦逐渐纳入自己的市场。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德意志所有各邦都已加入关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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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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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民族市场的好处在关税同盟中得到了验证。
1850年到1866年，关税同盟地区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一倍。
1860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144亿美元，人均178美元；
英国国民生产总值160亿美元，人均558美元；
法国国民生产总值133亿美元，人均365美元；
关税同盟国民生产总值127亿美元，人均354美元；
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99亿美元，人均288美元；
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74亿美元，人均301美元。
通过1860年的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不论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关税同盟都在欧洲前4位，与法国相差无几，仅仅是德意志的分裂掩盖了这一事实。作为后起之秀，它赶超的势头十分强劲。
同时，关税同盟的经济实力也已远远超过奥地利。
奥地利对关税同盟的拒绝，意味着经济统一的主导权落到了普鲁士手中。奥地利经济比普鲁士落后得多，奥地利担心低关税使自己经济垮台。同时，普鲁士也不愿与奥地利分享德意志的经济主导权。所以，奥地利始终没有加入关税同盟。
到19世纪60年代，在整个德意志形成了两个分离的国内市场。
一边是关税同盟地区，普鲁士与各小邦经济“一体化”，并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另一边是关税壁垒高筑的奥地利。
1865年，当奥地利最终决定同普鲁士缔结贸易条约时，关税同盟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奥地利，奥地利丧失了与德意志的经济共通性。
此时德意志已经在追求统一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了半个多世纪，国家统一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奥地利对德意志各邦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传统，而普鲁士则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普鲁士的肩上。
50年代，针对德意志邦联的分裂状态和奥地利的态度，一位驻邦联议会的普鲁士公使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出德意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
这位公使后来成为19世纪欧洲政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统一的荣耀最终落在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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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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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9月30日，一位在大学期间进行过27次决斗的强硬男人，走进普鲁士议会发表了一段强硬的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要用铁和血”。他因这段话而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
历史给了这位铁血首相创造历史的机会。
这位铁血首相刚开始为人所关注是在外交场合。
侧文第十一：俾斯麦
俾斯麦1815年出生于一个普鲁士容克家庭。父亲曾经是菲特烈大帝手下的军官，在菲特烈70岁时与这位下级军官进行了一段随意交谈，这成为整个俾斯麦家族的荣耀。而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外交世家。也许是巧合，俾斯麦的身上恰恰具有军人的果敢和外交家的诡变。
不过在俾斯麦眼里，家族的荣耀并不能抵消他的遗憾，正如菲特烈大帝的继承人并不都是天纵英才一样。他总说：“要是我生在1795年就好了，这样1813年也就有我的份了。”甚至后来他在议会演讲时，也公开说：“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
1832年7月4日，刚上大学不久的俾斯麦和他的美国朋友们，在格廷根大学的俾斯麦小屋喝酒庆祝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在他醉倒时听见有人说德意志至今没有统一，他马上和朋友们赌25瓶香槟，他断定德意志各邦25年内必然统一。
这个看似醉汉胡言的赌注里，燃烧着六百年的民族情绪。但是他输掉了赌注，因为德意志并没如期统一。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赌不仅与这个俾斯麦一生的功过荣辱相关，也与整个德意志的是非成败相联。
期待统一并不是俾斯麦个体行为。当时的大学生协会就以培养民族情感为宗旨，会员们举杯向国王祝寿，唱爱国歌曲，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在这些聚会中逐渐酝酿成熟。
俾斯麦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加入大学生协会，但他讨厌其中的成员，因为他们“缺乏对历史形成的现实生活状况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不喜欢他们在政治特别是统一问题上的空想与空谈。
俾斯麦经常向同学们挑战，最多时同时与6个人决斗，因为他的同学喜欢拿普鲁士人开玩笑，所以他要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大学期间他进行了27次决斗。有人说：“这个一年级的学生说话好像今天还是腓特烈大帝时代！”
他的强悍作风和特立独行一直带到后来的岁月，甚至在后来对德意志帝国的两位皇帝他也是不假辞色，他甚至说：“他（指老皇帝）是踩着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宝座的”。不过两个皇帝一个容忍了他，而另一个把他踢回了老家。
他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1896年，一位满清重臣焦急地等待着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接见。他是李鸿章。他得意地告诉这位前首相：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而俾斯麦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却难得‘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俾斯麦的才智被诗人梅里美称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远比这个德国人更为才华横溢。”佐拉在卢浮宫仔细观察了俾斯麦的举止后说：“他像一位诙谐的巨人和少数来宾侃侃而谈。”
1、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
【图片：俾斯麦】
1849年，普鲁士召集一些小邦国讨论建立德意志联盟问题，试图建立与关税同盟相匹配的政治联盟，却遭到了奇耻大辱。
俄国沙皇把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召到华沙，以国际外交中罕见的粗暴态度训斥普鲁士国王，大骂普鲁士玩“革命的把戏”，逼迫普鲁士放弃新联盟。
在军事上处劣势的普鲁士含辱忍让，在一座叫奥尔米茨的小城签订条约放弃联盟计划。普鲁士又一次统一行动失败，并以“奥尔米茨之辱”的名称写入了外交史。这份羞辱让俾斯麦格外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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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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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俾斯麦以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公使的身份，走入与他一起诞生的邦联议会。他在这里展现了他的强悍与傲气。他发现依照惯例只有奥地利代表可以在会议上吸烟（一种特权），于是挑战式地掏出雪茄大口大口地吸。他的行动使奥地利代表大为吃惊，却也无可奈何。俾斯麦的行动是在告诉奥地利和其他邦国，普鲁士拥有绝不逊于奥地利的权威。
不过有时俾斯麦也会变得很冷静。有一次奥地利代表向俾斯麦提议到远处决斗，俾斯麦
冷冷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就很宽绰，足够我们相互交换枪子儿的。我只需你让我写出决斗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办外交要用武力方能进行。”他开始撰写报告，奥地利代表觉得没趣，悄悄溜走。
绝不向任何人低头，但又能冷静分析形势，讲究斗争技巧，这正是俾斯麦的风格。
在当邦联议会公使的9年间，俾斯麦对德意志各邦国形成了明确的认识，他的认识如此超前，以至于他的上司无法理解。他特别欣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德意志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
俾斯麦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去”，由普鲁士完成统一，这个目标也许得不到其他小邦的支持，因为没有哪个君主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但普鲁士有一个最有力的同盟，“这就是德意志人民”。他在一封信中说：“迟早要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
他的见解让一些政府要员认为他是潜在的危险根源，摄政亲王威廉把俾斯麦派往俄国和法国任公使。
在俄法两国，俾斯麦确认东西强邻都反对德意志统一，但是也都可能与普鲁士结盟。在考察英国政治时，他发现：“关于普鲁士，英国大臣们所知道的远不如他们对日本和蒙古的了解。”
外交生涯使俾斯麦认识到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不能死守正统，他说：“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抱有幻想。”
他大胆地对一位英国政治家说出了成熟的统一策略：“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俾斯麦的直率使这位政治家大为震惊，他私下说：“你们要小心这个人，他说到就会做到。”
事实上早在1849年，俾斯麦就以顽强、敏锐，以及不被人喜欢的傲慢给普鲁士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那位国王批示说：“等到短兵相接时，再用此人。”
1862年9月，俾斯麦收到了一封著名的加急电报：“快！慢则有祸”。
短兵相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此时的柏林政局因为议会拒绝批准新的军事预算而陷入混乱之中，国王威廉一世如果动用军队镇压一定会激起革命，威廉一世觉得无路可走，打算退位。
俾斯麦与国王进行了会谈，使国王撕毁了退位诏书，走出王宫时他已是普鲁士首相。
此时出现在俾斯麦眼前的是千载难逢的有利局面：
在德意志内部，关税同盟地区已经像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一样运作。经济越发达，统一的愿望就越迫切。
普鲁士国力日强，羽翼丰满，军队早已做好战斗准备。而对手奥地利却在同邻国的争斗中元气大伤。
在国际上，英国忙于开拓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势力。
俄国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把目光转向国内的农奴制改革，无力再干涉德意志内政。
美国正陷入南方与北方的内战之中。
唯一有可能阻挠德意志统一的也许就是法国了。
在这种良好时机下，似乎只要振臂一呼、挥戈一击就能完成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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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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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强硬的俾斯麦并不鲁莽，因为他太清楚德国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它一直牵动着整个欧洲的神经。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如何才能在欧洲列强虎视眈眈的目光下诞生？
2、普鲁士和德意志都不能保持原状，两者都必须走（武力）这条路，别无他途！
【图片：统一之战，进入巴黎，镜厅登基】
俾斯麦把整个欧洲政治地图当成棋盘，将列强当成一个个棋子小心翼翼地掂量。因为他知道这局棋落子无悔，德意志的兴衰成败要看棋手的运筹帷幄了。
他认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和外交可以解决国际关系中大部分问题，剩下就交给战争完成。
在俾斯麦看来，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本国的敌人。于是，俾斯麦淋漓尽致的外交表演成为德国统一大业的完美收场。
当俾斯麦在议会发表完铁血演说时，其实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普鲁士的命运和德意志的命运联在了一起，这将是普鲁士为了统一，向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发起的又一次冲锋。
俾斯麦以特有的激情与议会周旋，面对议会的不合作，他利用宪法中的疏漏，把议会抛在一边，未经授权直接使用所需的财政。他不愿受制于议会，他如此急迫，是因为外交官的敏锐使他看到统一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普鲁士急需扩军备战。
俾斯麦灵活运用外交手腕，纵横欧洲外交战场，大胆而狡猾地利用国际纠纷来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传统束缚，在要求力量平衡的欧洲各国中寻找缝隙，不断化敌为友，化友为敌，奇迹般使各国保持中立，确保普鲁士始终只有一个敌人，普鲁士军队只在一线作战。
俾斯麦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以换取俄国的沉默，使俄国甚至做出了“绝不出兵打普鲁士”的承诺。
他数次向法国示好，说：“一个怀有远大志向的普鲁士将把法国人的友谊看作是极端重要的。”他利用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的野心，口头同意把卢森堡、瑞士法语区等土地并入法国。换取法国中立。
他通过各种方式保证英国和其它国家袖手旁观。
此时，丹麦的鲁莽行动给俾斯麦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不但使普鲁士开疆拓土，而且降低了整个欧洲的不信任感。
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太因这两块地方并入丹麦。但这两处都属于德意志邦联的成员，而且都讲德语。在这种情况下，为显示普鲁士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捍卫者，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宣战。这一举动既消除了欧洲大国的戒心，得到各国默许，又缓和了奥地利的不信任感，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拴住了哈布斯堡的君王，让他像牛一样犁地，一旦它开始犁地，我就不用拴住他”。
1864年1月16日，普奥对丹麦发了最后通牒。两军挥师进攻，轻松击败丹麦。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荷尔施太因归奥地利。不过，荷尔施太因对奥地利来说就是一块“飞地”，因为中间隔了个普鲁士。
很快，俾斯麦掉转枪口面对奥地利，并积极完善外交布局。但奥地利不是丹麦，这一行动缺乏道义基础。他的战争政策遭到宫廷和许多民众的反对，甚至整个普鲁士都反对俾斯麦，“自由派出于信念，工人为了团结一致，教士出于道德观念，皇后由于害怕，王储出于挚爱和平，而国王则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
但俾斯麦把德国人的顽固发挥到了极点，面对重重指责，他在御前会议上依然坚定地说：“人们常说，命运无常。我拿脑袋作赌注，哪怕我上断头台，也要赌到底。普鲁士和德意志都不能保持原状，两者都必须走（武力）这条路，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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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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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顽固让群众的反战情绪终于达到顶点，1866年5月7日，俾斯麦从王宫回家途中遭刺客暗杀，受了伤且赤手空拳的他居然制住了刺客，安然脱险。俾斯麦回家后先给威廉一世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走进餐厅，吻着妻子的前额，以讲故事口吻说：“亲爱的，你不要害怕，有个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我没有事！”
重重阻力都无法阻止俾斯麦统一德意志的决心，他说：“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
用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的方式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就在俾斯麦受伤期间，另一个在伦敦的德国人马克思写道：“历史的进程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而这一点，俾斯麦清楚地看到了。就在普鲁士内部因为战争沸沸扬扬之时，普鲁士已经用经济手段使南德诸邦中断了与奥地利的联系，服从普鲁士的领导。曾经坚决反对普鲁士的巴伐利亚国王在普鲁士要将其开除出关税同盟的威胁下，为了保护本邦的酿酒业而不得不屈服。这一切说明“德意志在关税同盟中的经济统一是政治联合的合乎逻辑的预备阶段。”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也说明俾斯麦在当时以武促统是“合乎逻辑的”。
俾斯麦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先是晓以利害，说服俄国亲普疏奥，面对法奥联盟，他抛出诱饵，表示承认法国在所有通行法语地区扩张，不仅稳住了法国，还一度获得法王拿破仑三世的同情；他又利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矛盾，成功地使意大利成为自己的盟友。
1866年6月16日，普鲁士军队正式对奥地利军队展开进攻。这一次俾斯麦虽然在外交上已做足了工作，但在战场上却没有必胜把握，因为人民不支持，军队士气不高。他像当年菲特烈大帝一样带着毒药走向战场。俾斯麦可以倚仗的就是出色的普鲁士军官和富有纪律性的士兵了。
很快战役结束了，普鲁士取得巨大胜利，一位副官对他说：“大人，您现在是一位伟人了。但如果失败了，您将成为最大的混蛋！”
俾斯麦陷入狂喜之中，他拍着桌子大叫：“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部！”这个所谓“他们”恐怕不仅指奥地利，也指曾经反对开战的普鲁士国家的大多数人，俾斯麦用这一胜利奠定了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和历史的地位。
但俾斯麦很快陷入了又一轮争吵和怀疑之中，这个坚定的主战派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主和派，而原来反战的人们则叫嚣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国王和军方都同意乘胜直追，拿下维也纳。而俾斯麦非常理智，面对所有人的置疑，他再一次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韬略。他知道进一步进行战争会引发欧洲各大国的政治地震，引来欧洲强国的干涉，他们可不想看到他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面对国王和军方要求审判奥地利“战争罪犯”的要求，俾斯麦耐心地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不是去审判谁，而是推行德国的政策。此外，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反普鲁士斗争的奥地利，而是进行这场反奥地利战争的我们。”
而且，俾斯麦已考虑到日后对法作战，“在对奥地利战争之后，接下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为此，“不羞辱奥地利是绝对必要的，不要干使未来与之友好相处不可能的事”。
普鲁士的军人们因此极为反感俾斯麦，在他们看来，是俾斯麦阻止他们去攫取更大的荣誉。在巨大压力下，俾斯麦要求辞职，去作一名军官。国王突然发现，没有人可以取代俾斯麦，国王屈服了，虽然国王心里很不痛快，但还是按照俾斯麦的要求提出了温和的方案以结束战争。
普鲁士对战败的奥地利格外客气，只要求解散邦联，并组建一个没有奥地利的联邦；获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太因；合并几个小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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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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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出现，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这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基础。
此时，俾斯麦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诸邦。但德意志南部一向被认为是法国势力范围，拿破仑三世决不会放弃。那就只能武力解决。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
得统一。”如果俾斯麦“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
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土“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表示“不能容忍普普士以压力政策越过美茵河界线。”
面对来自整个欧洲的压力，俾斯麦再次展现了一个杰出外交家的创造力。他利用法国对南德的领土要求，以宽大的和约把南德4邦拉到自己一边。
当法国要求吞并比利时和卢森堡时，俾斯麦要求法国出具书面材料，同时他暗中通知英俄等国抵制法国的要求。
法国的野心让英国深为担心，害怕法国成为劲敌；俄国向来与法国在波兰和东方问题上矛盾，普鲁士一再向俄国暗送秋波，支持俄国的对外政策，俄国甚至提出与普鲁士结盟的要求。意大利不喜欢法国保持罗马教皇，因为这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于是俾斯麦因势利导的几招之后，法国成了孤家寡人。此时，又一个偶然事件给俾斯麦送来了良机。
1868年，西班牙发生内乱，王位虚悬。俾斯麦派人到西班牙活动，使西班牙政府宣布将王位献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位亲王。法国大怒，要求普鲁士书面保证放弃这一王位。
普鲁士国王威廉表示忍让，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把它缩写了一下，将“从长计议”改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和解的意思变成了轻蔑的拒绝，“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
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缩写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挑动了拿破仑的怒气，法国政府一片叫嚣：“打到柏林去”。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欧洲各国宣布中立。
普鲁士“铁路加步枪”的崭新作战方式取得了完全胜利，色当之战，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元帅毛奇生擒。
1871年1月18日，法国巴黎炮声隆隆，20公里外的凡尔赛宫镜厅却一片庄严肃穆。
在那些为炫耀法国君主的风采而设置的镜子里，出现了众多普鲁士人的身影。这些人的服装除了教士之外，都是军人制服。突然，从600个喉咙里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欢呼声先后6次响起，打破了巴黎郊外的寂静。
就在这个法国的王宫里，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宣告诞生。
3、伟大的胜利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它比失败让人类的本性更难以承受。
由此开始，德国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象站立在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而此时，英国、法国、俄国都已经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发展了近四百多年，美洲大陆上的移民国家——美国也已经立国近100年了。
德国姗姗来迟，但它一亮相就令世界大吃一惊。这不仅因为它刚刚在军事上击败了欧陆强国法国，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并张扬地在法国王宫举行自己的开国大典；还因为：在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煤产量、铁路线里程等方面，新生的德国都已经超过了法国，在欧洲仅次于已经称霸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
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所说：德国的统一使欧洲的“力量均衡被彻底打破。”
德国向法国索取的战利品，远比拿破仑向德意志索取的更为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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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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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取两个工业省和足以削弱法国经济的50亿法郎惩罚性战争赔款，德意志帝国的生日宴在法国王宫举行，这些安排似乎流露出一股以牙还牙的味道，这极大地加深了法德间的仇恨，引起了此后法国人长期的愤怒，“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炎症”，两个民族的血还要继续流下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在极度兴奋之中，因为他们终于找到德意志了，他
们现在可以傲慢地向任何民族说：“我是德国人。”
俾斯麦无疑是最大的英雄。但他一直否认个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退休之后还说：“人既不能控制时机，也不能引导它的方向。人惟一能做的，只是凭借或多或少的技巧和经验跟随它前行。”
德意志迈进大国行列，德国人陷入狂喜，很少有人对帝国建立的方式感到忧虑。尼采是少数清醒者之一。
他说：“公共舆论实际上反对谈论战争的不幸后果，尤其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伟大的胜利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它比失败让人类的本性更难以承受。”
其实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民族自豪感就带有泛德意志化的倾向，在1848年，戴姆伯爵就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七千万，如果可能的话，有八千万或一亿人口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帝国里，要树立起海尔曼的旗帜。这样武装起来后，我们将与东方和西方抗衡，与斯拉夫国家和拉丁国家抗衡。我们将从英国手里夺过海上霸权，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这就是德意志的未来！”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种情绪空前高涨，理性之舟逐渐迷失在欲望之海，正如路德维希所说：“在德国，胜利总是削弱人们思考的能力。”
评论：
德国，作为当代西方文明的巨人，尤其作为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始作俑者，文化上又在西方文明占据了重要角色，在强势的外表下，往往人们会淡忘他的屈辱史。
其实日耳曼一直到中世纪，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作是欧洲的文明种族，圣神罗马帝国作为已经衰弱帝国名不副实的苟延残喘才勉强得以算进入帝国时代，16世纪后又由于政权松散惨遭欧洲各国蹂躏，不得不说能得以生存也实属不易，但就是这样一个几近灭亡的群体，却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掀起了常常轩然大波，甚至在屡屡惨败后却能奇迹般恢复到历史高点，不得不令我们佩服，在此也与各位朋友分享这样一个民族的荣辱史和奋斗史。
很抱歉之前不懂如何编辑，把评论写在回复里面，本想先贴文在评论，希望版主看到评论并加以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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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20052789 于 2012-2-19 01: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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