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破楚战争前后，没有孙武生存的空间。孙膑以后的战国诸子，在“孙吴”连用时，根据上下文意思，“孙”全都是指孙膑。是吕不韦的门客们编造了孙武故事，司马迁依据这个故事给孙武立传。
关键词 破楚战争 孙武 孙吴 诸子
一九七二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从政治上早已定案。但那场政治运动制造的学术产物，与孔夫子对立的法家代表人物——孙武，不仅没有随着那场政治运动烟消云散，反而堂而皇之地活得更气派了。大约是假冒附会有极大的利益吧，有的发现清代孙武族谱；有的挖出唐朝孙武家族墓碑；这里考证出了孙武墓；那里据说是孙武故乡；又一处请来学术大家引经据典说：“别处都是假的，只有这里才是真真的孙武故乡。”你建孙武祠堂，我建孙武旅游区，他成立孙武生平研究会。真相到底如何，还是先看事实吧。
一、破楚战争前后有孙武吗
《左传》对吴国的人和事记述特别详细，细读几遍，就能品味出作者对吴国的独钟之情，有甚于秦、楚、燕、越几国。原因是：一、吴国的祖先太伯、仲雍兄弟二人，是周王室的宗亲，以孝道、礼让闻名。他们从周王室所处的陕西省中西部，跑到现在的江苏省长江以南的吴地，教化当地的土著居民，德莫大焉。二、春秋时的大国霸主，大多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然而，几个大国多少年“攘”楚国之“夷”的效果并不好。反倒是小小的吴国，经常从背后袭扰楚国，致使华夏诸侯们的这个心腹大患，再也无力北侵，元气大伤。《左传》《国语》外加后来的《公羊传》《糓梁传》的作者，对吴国的人和事青睐有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即吴王僚二年，从楚军“大败吴师”开始，到鲁定公十四年吴王阖庐伐越败死止，近三十年里，共有关于吴国的记述十三条，其中与楚国发生的战争计十条。阖庐即位前吴国伐楚四次，有三次是他亲自率兵出征。吴王阖庐即位后，伍子胥被任命为行人，伯嚭因爷爷被楚王杀害，也来投奔吴国。《史记》载吴王阖庐即位三年，便与伍子胥、伯嚭又一次伐楚。《左传》附录载吴王此时急于深入楚国，大举侵伐，伍子胥认为吴国军队“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极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此后吴国“始用子胥谋也。”问题就出在这里，春秋时，大臣们多是出能打仗，入能理政的全面手，无论是《左传》，还是《国语》，都没有“将军”的称谓和专职。可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伍子胥的主动疲楚之计，更换为“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意为我们吴国的百姓已经很疲劳了，应该休养生息。随后几年，吴国不怕“民劳”，仍频频对楚国用兵。《左传》道：“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吴国的实际行动，仍是采用伍子胥的主动疲楚的计谋。而突然出的“将军（作为文武大臣专业化分工后才有的称谓，是在战争形式更复杂的战国时期才出现）孙武”，在此之前只训练过没有实际作用的宫女，这次又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个无用的主意。七年后（鲁定公四年秋），《春秋》载：“楚人围蔡”，《左传》道：“蔡求于吴以败楚”，这年冬十一月，吴、蔡、唐三国联军伐楚，攻入郢都。本来蔡国被围，向吴国求援，吴军解围后，拉上常被楚国欺侮的蔡国、唐国，就近讨伐楚国，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公羊传》补充了伍子胥的看法：“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吴军于是兴师而救蔡。《糓梁传》载：“阖闾、子胥、伯嚭，皆怀谋楚之心，蔡人往请，会逢其适。”《春秋》三传明白无误地指出，伐楚的前因是蔡国前来求救，正中吴国下怀。这一战可分为救蔡和入郢两个阶段。《左传》对吴国的人和事费了那么笔墨，却无“孙武”一字，算是一种疏忽吧。但是《公羊传》《糓梁传》在战国时便开始口口相传，到西汉初年才成书，其间经过那么多师徒传授，却对流传的“孙武”故事和《兵法十三篇》仍不肯着一个字。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于伐楚之前，把造假者编的故事插了进来，并且拉上伍子胥，以证其事之真实。伍子胥、“孙武”谈伐楚的先决条件是“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吴国处心积虑，好容易盼来了天赐良机，可以避开楚国的东部防线（今安徽省中南部），避免数千里陆地征伐之苦（因长江是双方设防重地，谁也不能借长江之利，乘船攻入对方腹地），利用船只，取道淮河，从东北方向的楚国防守薄弱地带，在解蔡国之围后，取捷径攻入楚国腹地。蔡﹑唐从征不是伐楚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好机会，没有蔡、唐从征，吴国也会远征楚国。司马迁插入“孙武”“必先得”的先决条件，不仅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而且没有一点根据，也不合乎当时的历史逻辑。
春秋时打仗，多由君主或宗室至亲率部出征。如齐桓公、晋文公，以及身陷敌阵，拼命冲杀，反而俘虏了晋惠公的秦穆公，再加上陷阵受伤而死的宋襄公，证明外姓人率兵打仗的较少，尤其在重要战争中更是这样。吴王阖庐即位前，身为公子，多次亲率部队伐楚，即位后也多次亲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对军权掌握得很牢，当他不能亲征时，大多由太子、公子率部出征。伍子胥和伯嚭主要是参赞军机，分析楚国情况，帮助阖庐下决心。在阖庐手下，并不需要一个象战国以后那样，独揽军事指挥权的“将军孙武”。在破楚战争中，上有吴王亲自发号施令，左右是伍子胥、伯嚭辅佐参谋，下有吴王弟夫槩相机行事，奋勇陷阵。“将军孙武”在这几人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要谋无计，要战无功，在伐楚之前说了一句没用的话后，跑的再无踪影，什么“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什么“与有力焉”，纯是虚笔点染，没有历史依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三年“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阖庐六年，楚军来犯，“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奇怪，身为“行人”的文职官员伍子胥打仗立了大功，请来的军事家“将军孙武”除了会训练宫女，出些没用的主意外，竟不能拉出来骝骝，这恐怕司马迁也难以自圆其说。 姑且不论吴王阖庐有作战经验，直接掌握军权，单说春秋时，有人才不远千里前来效劳，君主哪能刚问了“可以小试勒兵乎？”马上戏弄人似地问“可试以妇人乎？”把军国大事，罗致人才当儿戏，这是传奇中的故事呢？还是堂堂正史中的记载呢？一会功夫，当“孙武”训练好美人，请吴王校阅时，他却因心疼被斩的两个美人，推辞“不愿下观。”若真有能写出《兵法十三篇》的“孙武”其人，天下之大，何愁无施展之处？偏要在小小吴国，一见面就受戏弄、冷落，到头来只混了一顶“将军帽”（还是后人封的），连一场仗也没打上。就象齐国的田单，曾以火牛阵打败燕国军队，假如田单到其他国家效力，一见面君主就问他“能训练一支畜牲军队吗？”答曰：“可”。待一会儿，畜牲军队训练成了，君主却说：“不愿下观。”田单不被活活气死才怪。再说，春秋时期，各国聘用政治家的不乏其例，聘用军事家“将军”的，缺乏例证。据《左传》记载，吴王夫差北上争霸期间，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数次游说伯嚭，二人可谓是老交情了。吴国若真有“孙武”其人和《兵法十三篇》，通过子贡的口，也早就传开了，为什么从破楚之战到战国末年，竟然见不到一处“孙武”及《兵法十三篇》之类的字样呢？“孙武”故事做为传说尚可，作为信史则不可。今人迷信古人的谬误，则尤其不可。
二、“孙吴”的“孙”是“孙武”吗
从春秋末年到孙膑之前，先秦典籍中无一例谈及孙氏用兵云云，在这一百多年里，没有“孙武”存在的任何证据。有“孙武”论者的所有论据，都是孙膑之后才出现的。成书于孙膑之后的《尉僚子·制谈道》：“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有“孙武”论者，总是把这几句话做为有“孙武”的铁证。果真如此么？先秦诸子进行排比论述时，非常注意人物、事件出现的时间顺序。想强调今人胜过古人的，今人在句子里无论放在前面还是后面，都用递进或递减关系来突出今人的本领大。想强调古人胜过今人的，也是这样。齐桓公时间最早，本领最小，放在前面。吴起时间其次，本领其次，放在中间。“武子”时间最晚，本领最大，放在最后。这个“武子”若是齐桓公之后，吴起之前，处于春秋末期的“孙武”，排比逻辑就造成了混乱，形成不了递进关系。《尉僚子》的这种写法，是向《吴子》学来的，《吴子·图国第一》道：“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穆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吴子》按时间、本领来排列人物，表现出清晰的逻辑关系。阖庐、伍子胥、“孙武”都不符合《尉僚子》话意的要求条件：一、他们活动的时间在吴起之前，故不应排在吴起之后。二﹑上述几人在破楚之战中，所率领的不止是“三万之众”。三、上述几人可说是楚国莫当，远称不上“天下莫当”。四、在破楚之战和夫差领导的“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斗中，没有一丝一毫“武子”出谋划策、独当一而的迹象。齐桓公、吴起纵横天下的业迹，人所共知。另一个人纵横天下的业迹，我们也不陌生。孙膑受膑刑，后来出了大名，世人忘其真名，而以他所受之刑“膑”为其名。孙膑受刑后，来到齐国，颇受赏识。齐、魏马陵之战时，孙膑让田忌命令齐军，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用的灶，以示齐军士兵大部分都当了逃兵。结果魏将庞涓被孙膑的诈谋所误，兵败身死，太子被俘。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战国策·齐策·韩齐为与国章》载，孙膑时期齐国曾两次伐燕。另据《太平御览》第 282 卷引用《战国策》的资料，孙膑曾建议齐王“当收燕﹑赵之权。”又据《孙膑兵法·齐胜诸侯》残简显示，孙膑参与的战争还有“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此齐之所以大败赵”另外还有三次战斗。以孙膑之谋，取得这些胜仗，可说是“天下莫当。” 结论：孙膑完全符合《尉僚子》原文的要求条件，“武子”就是孙膑的原名，他以“膑”刑成名后，真名被人们忘记，造假者——吕不韦的门客，就用他的真名，给他虚构出一个破楚战争中的曾祖父——“孙武”。即使“武子”不是孙膑，在没有直接证据时，也不能武断地说：“武子”就是破楚战争中并不存在的“孙武”。外人说有说无，一时难下定论，让我们看看“孙武之后世子孙”的孙膑，是否有一丝一毫的认可这位叫“孙武”的曾祖父吧。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土的《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残简，前面和后面的字都模糊不清了，只留下“……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的字样。有“孙武”论者说：“明之吴越”几字前面，一定是“吾乃将军世家，吾祖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明之吴越。”“孙氏者”几字后面一定是“孙氏者乃ｘｘ地人也，乃《左传》ｘｘ人之后世子孙也。”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测。我们假定实有“孙武”其人，和他写的《兵法十三篇》，那么，做为“孙武”嫡派子孙的孙膑，一定颇有家学传统，他为什么要和庞涓一起去向别人学习兵法呢？什么人教的兵法，也比不上《兵法十三篇》的水平。再说，以《兵法十三篇》的水平，足够指导孙膑所谋划的所有战争了，既有“孙武”的“避实击虚”的格言，何必孙膑的“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呢？若“孙武”的“攻其无备”在先，何必孙膑的“攻其懈怠”于后呢？更何必去写朴素状态的《孙膑兵法》呢？这是当年司马迁和当今学人避而不谈的问题。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四方游走，增长阅历，到处寻找机会是正常事。孙膑在受刑之前，趁着自己还能走路，到吴、越一带，或更多的地方去考察一番，不是没有可能。但孙膑决不是去苏州城外凭吊“孙武”的坟墓。因为破楚一战“孙武”实在拿不出丁点军功，入郢后，在东汉时成书的《吴越春秋》说，“孙武”和阖庐、子胥、伯嚭一起，按职位高低，分别抢入楚王宫和大臣们的府第，奸淫人家妻女长达半年之久。“道、天、地、将、法”“智﹑信、仁、勇、严”一条不占，何谈“兵圣”？没有军功，淫人妻女，有辱门庭。写了《兵法十三篇》，不传子孙，以致孙膑只能去学别人的兵法，导致他受了膑刑，终生不能走路。这样的祖先，何德何能，竟要子孙凭吊？所以，孙膑此言只能是自述的意思，而不是述祖的意思。
战国典籍的一个特点是：在论述时，爱引证它人的话，或列举些人和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孙膑如果有一个能写出《兵法十三篇》的曾祖父，在战国时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啊（尽管“孙武”有长期奸淫人家妻女的污点）。但孙膑在他的兵法中，没有只言片语如“吾祖曰”“吾祖兵法曰”“兵法曰”之类的字眼，来显示他有一个叫“孙武”的先祖。不仅如此，孙膑对任何人的兵法格言都不屑引用，齐桓、晋文、吴起等人的事，也看不上眼，这是《孙膑兵法》与诸子典籍的一个显著区别。因此，在孙膑这里，根本证明不了“孙武”应该存在。
有“孙武”论者的另一个论据是《荀子·议兵》道：“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文中的临武君认为这个“孙”用兵贵“势利”，崇“变诈”这正是孙膑用兵和他兵法的特点。《兵法十三篇》贵什么呢？它既贵“形”，又贵“势”；既贵“道”，又贵“法”；既贵“权谋”，又贵“阴阳”。大矣，全矣！可惜《议兵》的“孙”，确实不是指“孙武”。 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在《五蠹》中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这是一个对偶句，后一句的“孙吴”对前一句的“商管”。因商鞅变法和《商君书》，比管仲的改革和《管子》影响大，故时代靠后的商鞅排在前面。同样道理，孙膑指挥的胜仗和《孙膑兵法》，比吴起指挥的胜仗和《吴子》影响大，故时代靠后的孙膑排在前面。韩非好像知道后人会误解“孙吴”一样，他在《难言》一文中继续证明道：“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孙膑仍然排在前面，他没有给编造的“孙武”留下一点存在的空间。马就是马，不要指鹿为马。有“孙武”论者在引用上述证据时，一定要引用完整的句子，并注意引用句和全文的意思，不能断章取义地只引用“孙吴”，却把不利于“孙武”的前后句都割舍了。《韩非子》中多处谈到吴楚﹑吴越的的人和事，“孙武”二字却没有出现过一次。
《战国策·齐六》载鲁仲连致信给困守聊城的燕国将领道：“食人灶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司马迁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里抄录了这封信，并作了改动“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其它小改动不要紧，但是删去了并列关系中靠后的“吴起”二字，就把战国末期能证明“孙吴”连用时，“孙”是指孙膑的又一个明确证据给破坏了。战国时期，根据历史人物的影响力，或作者的倾向性，把生存年代在后的人物放在生存年代在先的人物前面，是常见现象。如《尸子·广泽篇》道：“墨子贵兼，孔子贵公……”所以，不能一见“孙吴”连用，就说“孙”是吴起之前的“孙武”。有人说春秋时期的人和事太多了，不能因《左传》《国语》未记“孙武”其人，就否定他的存在。对！《左传》《国语》没有记载，《战国策》若能有一言半字指出孙膑是“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可为据，但仍无只言片语。先秦诸子在“孙吴”连用时，又只能证明“孙”是指孙膑。《糓梁传》《公羊传》的大师们，对秦汉之际才流传的“孙武”故事视若无睹，不肯为“孙武”写上一个字。我们固然不能说《春秋》三传、《战国策》、诸子百家中无“孙武”二字，就一定无“孙武”其人；但是，我们更不能没理占三分地说，正因为《春秋》三传、《战国策》、诸子百家中无“孙武”二字，反而说明实有“孙武”其人。
三、司马迁如何处理史料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道：“盖西伯拘，而演；仲尼厄，而作；屈原放逐，乃赋；左丘失明，厥有；孙子膑脚，修列；不韦迁蜀，世传；韩非囚秦，。”遗憾！司马迁为什么不添一句“孙武奔吴，兵法修列”或“孙武南奔，助吴破楚”呢？在关键处就王顾左右而言孙膑，到了“传奇”处就“孙武”“与有力焉”，实在是底气不足。毛泽东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司马迁——“文学家”，多少年来我们不甚理解其含意，现在算懂了一些。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概括破楚前后的历史时说：“阖庐弑僚，宾服荆土；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唉！吴国之事，人人有份，唯独没有“孙武”的份。在关键处，司马迁实在无法给“孙武”以立锥之地。
“孙武”故事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流传开了，这故事产生的上限年代是何时呢？从上述分析中看，荀子、韩非时，这故事还没有流传开。吕不韦死于秦始皇十二年，韩非囚秦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吕不韦的门客之一写的《吕氏春秋·不二篇》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寥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怪哉！学术十大家，兵家有三，“兵圣”安在？这证明了《不二篇》的作者，还没有见到《兵法十三篇》和“孙武”故事，不然，以《兵法十三篇》的水平，绝对应该在十大家里占有一席之地。吕不韦的另一个门客写的《尚德篇》道：“阖庐之教，孙吴之兵。”窍门原来在这里，该作者瞒天过海，用“阖庐之教”造成误导，把“孙吴”之“孙膑”，引到“孙武”身上。吕不韦的这位门客应该参与了“孙武”故事的编造，和《兵法十三篇》的一部分编纂工作。不然“阖庐之教”和“孙吴之兵”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呢？先秦典籍论及吴楚、吴越之事的，近百处，行文中没出现过一个“孙”字。战国末期典籍，“孙吴”连用多次，只有这一处和阖庐相联系。这种上下文的写法，原来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司马迁给“孙武”立传时，所依据的就是“齐东野人之语”——吕不韦门客编的《吴问》等“孙武”故事，和尘封于秦汉动乱时的《秦兵法十三篇》。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史记》的写作过程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推三代”云云，即：有史实的据史实，无史实的记传闻，无传闻的就大略推测。因此，《史记》的不严密处，取材上的“避实击虚”就在所难免。例如《战国策·齐策》在好几篇里，都讲述了与田忌、孙膑有关的事，他们在马陵大捷后，想拥兵入首都“清君侧”，除掉政敌驺忌，事败奔楚，多年后才回到齐国。对逃亡楚国这件与“孙氏祖孙”有关的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语焉不详，只说“不胜而奔” “不胜亡走”。奇怪，当年“孙武”凭《兵法十三篇》助吴破楚入郢，如今其后代孙膑亡奔楚国，这么精彩的史料，太史公为什么视若无睹呢？有“孙武”论者，最充分的论据是《史记》，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孙子》（《文物》一九八二年二期），但是，这只能证明“孙武故事”和《兵法十三篇》在西汉初期已在这些地区流行，却根本证明不了春秋末年“孙武”其人和《兵法十三篇》已经存在。 产生于战国末年楚国的兵书《鶡冠子》，多次提到了吴、楚、赵三国的人和事，却无一个“孙”字，也没有引用《兵法十三篇》一句格言。无独有偶，一九八三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二百四十七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兵法《盖庐》（文物出版社二 00 一年十一月出版）一书，通篇是吴王阖庐和伍子胥的问答，书中也无一个“孙”字。这两部楚地兵书证明，所谓的在破楚入郢之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兵圣”其人，在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楚地人尚不知其为何方“神圣”。留给楚人铭心刻骨印象的，只有吴王阖庐和伍子胥。
二千多年了，“孙武”其人一直穿着一件“皇帝的新装”。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件“新装”越来越华丽了。其实，本无“孙武”事，亦无“孙武”人。原来无一物，仁者自惹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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