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尔干半岛以其联结欧亚大陆和控遏两河
　　六海而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
　　
　　　　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开始，巴尔干半岛就处于欧亚大陆诸帝国的交相争夺之下。从14世纪奥斯曼帝国侵入巴尔干半岛后，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纷纷介入巴尔干半岛的争夺之中。在这种帝国竞相争夺的过程中，巴尔干半岛不仅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而造成了民族成分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不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区。
　　　　巴尔干半岛民族、宗教状况的复杂性，使各个帝国在争夺和维持它们在该地区的统治权力过程中，不断挑起和利用民族、宗教矛盾，造成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集团之间的历史仇怨，以此来分化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在反抗帝国统治斗争中的联合。这种“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政策也造成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之间相互为领土、为信仰而厮杀不断的历史，并且在帝国意识的污染下不断为建立各自的“大民族国家”而斗争。帝国列强则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这种愿望，通过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制衡对手，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集团和国家领土肆意分割，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牵制状态，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都是欧洲的主要战场，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肢解、瓜分、挑唆、利诱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仇杀也格外残酷。而战胜国的列强和巨头们在战后分赃和构建各自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时，从来没有把巴尔干半岛的人民以及他们要求独立和解放的意愿放在眼里。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或者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被纳入西方国家的影响之下，唯有独立自主意识很强并且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法西斯的南斯拉夫保持了以“不结盟”政策为特点的独立。当然后来还有阿尔巴尼亚脱离了苏联的控制。
　　
　　二　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
　　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不迷信和盲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决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南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几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批判和攻击，它为了证明本国社会主义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教条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论断，在脱离国情实际的条件下激进地推动和构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并最终导致党的联邦化和国家的邦联化。
　　　　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始终同解决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南共出于对南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基本把握，曾简单地认为实行了联邦制，给予南各个民族以平等的共和国地位、给予南人口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以自治实体地位，就意味着解决了民族问题。铁托在追求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时，对历史上为南各民族的解放和国家建立贡献最大、人口最多、大民族主义意识也最强的塞尔维亚民族采取了带有不公正意味的抑制措施。列宁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述中，提出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就会有效地消除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铁托在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时并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思想教育来克服这一问题，而是通过联邦权力的分散化、人为划分“穆斯林族”、提高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自治地位来抑制塞尔维亚民族，其间出现的党内斗争也同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铁托在防范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时，却忽视了作为南第二大民族克罗地亚人由来已久的民族分立主义传统。同时也忽视了将伏伊伏丁那、科索沃自治省抬高到与其他共和国一样的联邦单位的“绝对平等”地位，在事实上姑息和迁就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当中由于历史原因沉淀下来的、并由于南与阿尔巴尼亚两国交恶促发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以上做法导致1971年克罗地亚问题的爆发和铁托临终前面临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问题。所以，铁托时期虽然南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突出的事务，但是铁托在对联邦制进行改造和不断通过对中央集权的批判来推进“国家消亡”和权力下放的自治进程，却都摆脱不了民族问题的背景。只是由于铁托在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才没有使民族问题完全浮现出水面。
　　　　铁托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十分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支援，在联邦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掌握联邦中央在国际贷款和国内支援不发达地区基金的分配权。而科索沃自治省是得到联邦支持最多的一个不发达地区。在科索沃的经济发展方面，南联邦中央没有从当地位居全欧洲最高的出生率这一现实出发，投入的资金大都用于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性企业的建设上，没有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以致造成科索沃地区长期缺乏吸纳因日益膨胀的人口产生的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与此同时，由于联邦权力的高度下放所造成的各个共和国各自为政现象直接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这也造成科索沃地区很多资源性产品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和互补。大量的资金投入所提升的科索沃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似乎在不断缩小该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是按照人均计算，科索沃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却在逐年拉大。为此，联邦中央对科索沃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不是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扩大就业门路，而是将更多的资金注入该地区。这种做法必然引起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这些每年为联邦支援不发达地区贡献基金最多但从联邦中央得到投入最少的共和国日益强烈的不满，从而导致民族利己主义的增强和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同时，科索沃虽然不断得到联邦中央的优待，但是人均收入逐年下降（相对发达地区）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口生育高峰在70年代末形成了对社会就业的巨大压力:大批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对现实的不满直接促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1979年铁托直接处理的科索沃民族主义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不过，当时南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已经陷入了一种积重难返的恶性循环，它已经造成了出力多的发达地区和受益大的不发达地区双向的、日益增强的不满，而南斯拉夫联邦制的联邦单位都是依托于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这种不满自然也就成为民族的不满，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因为依靠行政手段压抑了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得到消解，反而因此而得到加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两个富裕的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分裂南的“带头羊”，上述原因是带有根本性的。对现实的不满必然会勾起历史的积怨，从而使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宗教分歧围绕着民族利益这个核心得以膨胀，并借助苏联和东欧政治演变的大气候全面爆发出来，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国家裂变。
　　
　　三　南斯拉夫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同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直接相关的。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单一地、独立地得到解决，它只有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对于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社会总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苏联对自身社会主义进程的激进判断如“20年进入共产主义”、“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等的影响下，东欧国家也纷纷脱离国情实际，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目标。列宁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民族纷争。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及其所处阶段的超前判断，必然会导致对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简化或人为推进。苏联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同样栽了跟头，其原因也在于它们被迫按照苏联模式来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从而也就必然要与苏联分享这种模式所造成的后果。南是在反对苏联模式的前提下独辟蹊径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为了向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就走上了更加激进的、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道路。南共的理论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不顾国情实际地套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推进“国家消亡”的理论前提下实行“工人自治”，为了保障实现“工人自治”不断下放中央权力，削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等。这种脱离国情实际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做法，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弊端和问题，而南共认识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中央集权主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消除，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继续促使权力的分散化。对于南这种联邦体制和各个联邦单位来说，中央权力的分散化就意味着联邦权力的民族化。南“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激进性和超阶段性，同样导致对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简化。如果说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基于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基本认识，从而以高度的中央集权取代联邦宪法赋予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以及无视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推行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那么南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则是通过对本国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国家消亡”阶段的判断，将联邦权力充分地“还之于民”，实现了各民族毫无差别的绝对平等，从而导致了各联邦单位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取向。结果，前者由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形成社会化影响，导致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高涨，最终倾覆了联盟大厦;后者则由于各民族的利己主义在权力分散化的过程中受到纵容并加剧了利益矛盾，导致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增强，最终拆散了联邦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只不过是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走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纵容了大民族主义，一个是姑息了地方民族主义，而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反对的。所以，虽然南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苏联，但是它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却由于社会总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而失之偏颇，结果必然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样，可谓殊途同归。
　　　　铁托去世以后，塞尔维亚民族受压抑的状况开始改变，特别是由于其他共和国的民族利己主义趋强，使受压抑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了反弹。塞尔维亚人倡导的“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分权制”的集权趋势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的举措，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对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把持联邦中央权力的前景，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抵触和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的收权措施，不仅激化了科索沃的民族危机，而且也加速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分离主义独立运动。在波黑内战结束以后，南开始解决内部的科索沃问题。从总体上来看，由于科索沃对于塞尔维亚民族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所以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政府在处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中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弹压措施，结果导致了当地阿尔巴尼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从暴力恐怖活动转化为有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对抗。
　　
　　四　科索沃的这种态势，不仅使美国找到了扫除影响北约东扩障碍的口实，
　　而且也为美国实现其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美国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侵略南斯拉夫，是具有明显帝国征服和民族惩罚特点的侵略，除了为其建立单极世界“新秩序”创造一个打着维护和平、推进民主的幌子，确立“霸权凌驾主权”和“人权高于主权”国际规则的“科索沃模式”外，恐怕与克林顿在美国人面前乃至全世界面前蒙受了一年多的“屈辱”后，力图在将要下台前解决冷战后全球关注的“世界新秩序”来为其政治生涯添一笔“历史功绩”的心理因素和党派斗争需要有关。
　　　　在这场完全由现代高科技左右的几乎没有对抗的侵略战争中，还贯穿着一种被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称为新潮流的所谓由“中左派”领导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所谓“第三条道路”，按照布莱尔的解释，就是既不同于旧左翼的横加干预思想，也不同于新右翼的不干涉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的《希望与历史之间》和布莱尔的《新英国》，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作。他们刻意强调的一些原则的确十分相似，例如克林顿强调“美国梦”重获生机的三个基本价值观念是机会、责任和社区;布莱尔的“新英国”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之上，即机会、责任、公平和信任。而这些国内政策准则的放大——“在欧洲，我们（美国）继续履行对北约的责任——这巩固了与老朋友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为各个国家的社区的领导者，我们（美国）将创建、支持和领导国家与制度间的联盟。”同样，对于英国来说，“事实是，欧洲是今天英国可以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要保持其作为全球性国家的历史性作用，英国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部分。”英国作为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外殖民主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而土崩瓦解，只留下了一个“大英联邦”的殖民主义“遗迹”和个别殖民统治的地区。而历来远离欧洲事务、谋求海外霸权的传统，使它在欧洲的影响也日渐衰落。冷战结束以后，“大英联邦”也在其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亲缘国家澳大利亚提出将于2000年退出“联邦”而面临解构，香港回归中国，美国英语流行世界，英国本土可能丧失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带有民族分立主义色彩的权力要求，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事务中日益攀升的领导作用等因素，促使英国的政治出现了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变革思想。但是，英国试图重新树立欧洲大国形象时，恢复它曾经有过的“全球性国家的历史作用”，同样隐含着强烈的帝国意识。在科索沃问题上，英国之所以始终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在鼓动战争方面比美国还积极，并且争取到担纲科索沃维和行动的角色，是想利用美国主导欧洲事务的威势来抬高自己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者地位，力图使自己也成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大棋局”的一名“棋手”。所以，国外舆论对科索沃战争的评价中，也包括关于科索沃战争是第一场“第三条道路”的战争的评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第三条道路”理论基础上的。但是，无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如何对其国内人民描绘和许诺那些机会、责任、公平、社区（团结）等理念，但是当这些原则放大到国际社会时，就变成在武力征服下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念的霸权主义。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造的“科索沃模式”还没有形成，至多它只是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军事强权的破坏性。在实现科索沃的和平与解决科索沃的前途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有能力培植一个按照它们的意愿行事的政权体制，但是无法消除由于外来帝国势力的侵略和对塞尔维亚民族的惩罚所造成的更加深刻的民族仇怨。欧洲国家不能允许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出现，同样也不能允许在巴尔干半岛再多出一个伊斯兰教的科索沃独立国家，否则必然导致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起而效法，并会使其他国家中的类似问题纷纷出现，甚至危及西欧国家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国家裂变，是促发西欧、北美民族问题高涨的直接诱因。加拿大的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就声称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大环境的支持，比利时难以消解的民族矛盾也是在苏东地区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下导致了国家的分权。美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国家，所以它不知道巴尔干半岛千百年来形成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包含着多么厚重的民族积怨。当它以为靠炸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时，它也就陷入了科索沃这个充满“火药”的泥潭。事实证明，“科索沃模式”只能是一个失败的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美国、英国称霸世界可资推行的普遍模式。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