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各国的平民生活与配给制

　　一战的德国，1915年春陷入了阵地战的泥潭。从前线传来的胜利捷报越来越少，由于受英国的经济封锁,国内曾经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危机,1916年2月开始实行面包和肉食限量配给制。
　　市面上的奢侈品和消费品也越来越稀罕。新鲜水果、高级酒、咖啡、糖果、丝绸衣服和皮鞋首先从商店中消失，随后是鸡蛋、白面包、肉制品和猪油，到1916年底，连土豆、面粉和煤炭都成了稀缺的紧俏商品，几百万德国人不得不靠喂牲口的芜菁度过了1916到1917年可怕的冬天。1918年初，每人分得的食物比战前减少2/3，面粉减少1/2，肉类减少5/6，黄油减少7/8，随着大量食品和燃料按《布列斯特和约》从苏俄运来，柏林的供应情况才稍有好转，尽管这样，柏林人还是不得不改用许多种“代用品”：代用咖啡（菊苣一种植物其肉质根可加工成咖啡的代用品）代用糖（从煤焦油里提炼的糖精）、代用香肠（用马肉做成）、代用皮鞋（军用皮革厂丢弃的下脚料）……

　　20世纪20年代是德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凡尔赛和约体制下的战争赔款导致德国经济的崩溃，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成捆成捆印刷精美的钞票
成了小孩垒积木的玩具，无数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许多家庭不得不用旧报纸生火做饭，主妇们在上面浇上水、以便“更耐烧”一点。萧条和饥荒甚至使得柏林出现了战后最耸人听闻的罪案：一个肉铺老板专门在火车站附近诱骗前来柏林找工作的年轻人，把他们骗到自家杀害，然后做成各种香肠和熏肉，廉价出售给饥肠辘辘的市民们。
　　二战爆发后，根据一战的经验教训，德国很快制定了依据本国经济的合理分配食品和生活物资的战争配给制。
　　纳粹德国早在战争爆发伊始，与其软弱而无准备的邻国相比，在战争物资的储备方面享有优势，从而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样就使得他们得以利用闪电战战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取得胜利。由希特勒拍板决定，为了避免民心低落，必须保证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战争爆发时的情况德国在农业领域里为战争所作的准备是彻底的。它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封锁所造成的灾难德国对海外农产品供应的依赖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内的生产提高了，对外贸易尽可能转向德国指望能与之保持接触的那些国家，储存的数量有所增加，管理农业的机构也加强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把德国对外界供应的依赖从百分之二十五减少到大约百分之十五。到1939年秋天，德国在面包、土豆、食糖、乳品、肉类和一般蔬菜方面事实上已经自给自足，虽然它在某种食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油脂和食油）方面仍旧不足。德国所需要的蛋白质饲料中，也有大约百分之十必须进口。德国进口的全部粮食中，几乎有一半是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的。

　　
　　德国
大量囤积战争物资,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可以用来制作降落伞等战争物资）。
　　1939年10月1日德国：面包和面粉配给制度开始实施德国品尝食品配给的滋味
　　尽管德国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他们在国内却面临限制。食品配给卡在8月28日开始使用，现在范围包括肉类,奶制品、糖、蛋、面包、谷物和水果。对于不同类型的食品有不同颜色的卡片。
　　
　　利用可资利用的东西来好好持家是帝国食品和农业部给德国消费者的信息。纳粹急于避免上次战争中遇到的食品短缺；从1939年8月宣传就集中于自给自足，农民被告知尽量利用土地和家畜，户主们被力劝种植蔬菜而不是花卉。配给(大约每人每星期16盎司肉和10盎司脂肪)已经导致黑市商人出现，对此从上年9月份开始严厉惩罚。
　　
　　1939年3月希特勒同罗马尼亚卡罗尔国王达成协议，德国将从罗马尼亚丰富的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获得供应，而1940年5月27日卡罗尔同意进行甚至更紧密的合作。德国的地位因在1939年同斯大林达成的协定而得到进一步保障，根据该协定它将从俄国的高加索获得石油。德国也大量生产合成石油。
　　尽管盟国计划中的轰炸高加索油田因害怕政治复杂化而放弃，而攻击罗马尼亚在这个国家仍保持非交战状态时不能作为一个选择，但对德国的海军封锁正阻止德国从其他地区输入石油。
　　
　　
　　德国同英法开战后，虽然市面物价并不十分腾贵，但普通的日常用品大多需要按户口配给的购物券或购物许可证才能买到，如果要购买超过许可证数额的食品，就要付出加倍的价钱。从1939年夏天开始，柏林人每人每周的配给量是面包2250克、肉700克、人造黄油280克、糖280克、人造果酱110克、豆子150克、人造咖啡63克、奶制品、脂肪和油420克、牛奶1.4升（只有孕妇和儿童可以购买全脂牛奶）。德国人的饮食本来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以肉类为主，每周只配给700克的话，做熟之后只有薄薄三四片而已，新鲜蔬菜和鱼也很难看到。在肉铺和地货铺的门前，常常可以看到排着长队、手持菜篮的主妇。如果看见妇女带了孩子在某家店前等候，这家店一定是有糖果出售；烟纸店前则是衣冠楚楚的男士们，他们排上一两个钟头的长队，只是为了买几支雪茄或者一听香烟。要是这些瘾君子们运气好，买到了想要的商品，想进酒馆喝杯啤酒透透气，那么他们除了酒钱外还要再加一种“战时附加税”。
　　柏林街头的公共汽车是难得看见了，电车也大多改成了女司机，其中有不少妙龄少妇，因此搭车的男人们突然增多。女人们都放弃了皮鞋，改穿木底布面的女鞋，走在人行道上“踢拖踢拖”好像日本女人的木屐。拜战神之赐，在街上牵狗而行的女人也少见了，所以柏林街道上著名的狗屎也少得几乎没有了，因此大受清道夫欢迎。
　　
　　柏林，39年11月12日
下发了衣服配给卡，可以看到许多德国人的脸都拉长了。男人、妇女、男孩、女孩和婴儿的配给卡都各不相同。除了婴儿的配给卡外，每个人的卡上都有100点。买一双短袜或长袜只花5个点，但是你每年只能买5双袜子。一套睡衣要花30点，几乎相当于配给卡总额的三分之一，但如果你买睡袍的话，就可节省5点。一件新大衣或西服套装将花掉60点。普通成年人衣服配给卡（购买衣服还要受季节限制），从12月1日到4月1日可以购买：两双短袜，两条手绢，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从4月1日到9月1日：一件衬衫，两副衣领和一套内衣。在一年的其他时候：两条领带和一件汗衫。从此以后婴儿也必须使用服装配给卡。当一个国家连尿布也短缺时，它的经济确实是够紧张的
　　
　　
　　
　　
　　
　　40年圣诞节，德国政府在圣诞节对配给制也稍微放松了一些。每人可得到四分之一磅奶油、100克额外的肉，在圣诞节这一周可得到4个鸡蛋，而非以前的1个鸡蛋。——额外26盎司(750克)大米和蔬菜，加上刚过1磅(500克)的糖、果酱和咖啡。但是额外配给不能阻止黑市上不断出现的食品和礼品交易，多特蒙德(Dortmund)的党卫军本月的一份机密报告说：“追捕野味和家禽在一段时间之前就开始了，并且高价出售”。每磅鹅肉要花费10个帝国马克。
　　
　　圣诞树开始出售了，但立即被人们抢购一空。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地企图使这个圣诞节看上去与和平年代一般无二。在橱窗里摆着那么多好东西，但是人们却不能买，因为按照政府的命令，将它们摆在那里只是为了展览。德国人在圣诞节往往会相互馈赠衣饰、肥皂、香水、糖果等礼品，但今年这些东西都实行了配给，他们必须送别的东西。今天在拥挤不堪的商店里，他们大多是购买书籍、收音机、留声机、唱片和珠宝。
　　 40年的元旦，希姆莱突然决定取消允许咖啡馆和酒吧在新年夜通宵营业的决定，而且警告公众在那天晚上不得过量饮酒，所有人都必须在新年夜凌晨1点前关闭店铺。
　　
　　 40年的冬天
寒气逼人。窗户外气温低到零下15度。德国一半的人口都在家中、办公室或工厂里挨冻，因为没有煤。街上那些可怜的人们，用童车推着或肩膀扛着一袋煤回家。每个人都牢骚满腹。没有什么会像持续寒冷这样消磨士气。
实际上半年的配给制度和物资短缺，已经极大打击了德国民众的士气和对纳粹政权的忠诚度，如果不是40年德国在西欧的闪电战的胜利大大丰富了国内供应，德国的士气才重新得以巩固。
　　1940年德国占领丹麦后，柏林市场倒是繁荣了一阵，大量原本销往英国的鸡蛋、牛油、炼乳和咸肉被运往德国，其价值达8000万克朗之巨；再加上从挪威运来的青鱼，大大缓解了柏林的食品危机。从9月底开始，每周又平均有2.5列火车满载荷兰的农产品在柏林郊区的几个车站卸货。通过抢劫富得流油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希特勒保证了首都的老百姓餐桌上看上去不那么寒酸。
　　法国的投降令柏林人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人们纷纷议论说同英国的和平大概也要实现了。
　　事实上，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该年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运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繁荣了德国的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搜刮一空。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新闻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1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作“赫尔夫”(Herve)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Mosel)葡萄酒调味。

　　
　　
　　
　　记者威廉·夏伊勒在940年12月回忆：
　　　　
　　　　
德国已经被封锁了一年半了，但是封锁既没有给德国国内带来饥荒，也没有影响德国的战争机器的运转，德国人的伙食还是勉强过得去的，虽然也许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伙食难以下咽，但是由于一个世纪的磨练，德国人已经习惯了以土豆、卷心菜和面包为主的饮食结构，而这些食品的储备还是相当充足的。他们所缺乏的是肉类、脂肪、黄油和水果，现在他们每个星期只有一磅的肉类，四分之一磅的黄油或者人造黄油的配给，没有和平时期多，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接受，只是富含维他命的水果短缺的矛盾比较尖锐，去年冬天的严寒摧毁了德国大部分的水果作物，现在市面上唯一能买到的水果只有苹果，而且还都是为小孩、病人、孕妇们预留的，去年冬天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香蕉和桔子，这个冬天看来也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劣质的维他命药片就配备给了军队和孩子。德国人没有咖啡、茶、巧克力和水果，每个星期他们只能吃一个鸡蛋和很少的肉类和脂肪，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补缺，所以在可以遇见的未来，德国也不会发生饥荒。
　　　　
如果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衣物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德国的羊毛制品以及棉花几乎都是全部依赖进口的，现在德国对于衣物的分配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所有德国人的衣柜里储备衣服都足够坚持到战争结束和封锁解除的时候。丝织品的短缺不但普通的民众有切肤的体会，就是军队也感到情况吃紧，每到冬季军队为士兵准备的防寒外套总是不够用，希特勒的劳动服务组织穿的都是从捷克缴获的制服，这个叫做“托特
”的组织里有几千人从事的工作都是本来应该军队里的劳动部门承担的工作，而他们甚至连制服都没有，夏天我在前线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穿的都是由粗麻布制成的平民服装。为了缓解原材料的紧缺，绝望的德国人研发出了人造丝织品，特别是由纤维素制成的丝织品，德国号召家庭主妇捐献不需要的破布和衣服用以再利用。这样它们就可以被用来制造再生毛和棉絮——两者都可用于人造纤维和人造丝的生产。
　　但是我却不相信他们能让8000万德国人都穿上用木料制成的衣服。
　　　　
至于那些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原材料，情况是这样的：德国的铁矿含量丰富，从南斯拉夫和法国德国也能取得足够的铝矿来满足巨大的飞机生产的需要，但是铜和锡却非常短缺，但是德国有希望从巴尔干和俄国来密布这一短缺的现状。
　　　　 至于石油，德国主管石油事务的Schell将军说他对此一点都不担心，当然即使他担心也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以下事实：
　　　　1.
德国空军所需要的燃油是完全不依赖进口的。所有德国飞机的发动机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使用合成燃料的，合成燃油是德国以煤为原料自己生产的，现在德国的合成燃油的年产量大概是400万吨，大大超过了德国空军所需的燃油数量。英国如果要使德国陷入危机，那么就可以攻击这些把煤加工成燃油的工厂，事实上英国也正在尝试，他们击中了莱比锡附近和斯德丁的石油加工厂，但是这样的破坏程度远远不足以瘫痪整个德国的人造石油工业体系，甚至连实质性的影响都没有达到。
　　　　　　2.
德国已经控制了罗马尼亚用于进行石油出口的油田，而且还和苏联达成协议，至少每年可以从俄国进口100万吨石油，但是我怀疑在战争开始之后，苏联是否真的向德国输送了这么多石油。
　　
　　　　
　　　　3. 在战争开始之前，德国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而且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陷落也使德国在石油上拣了大便宜。
　　
　　　　　4. 民用石油的用量几乎被削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私人轿车和没有实际运载能力的卡车是不允许开动的，而且当局严格禁止使用石油进行取暖。
　　
　　　　
　　　　
　　　据我个人的猜测，德国的石油是够用的，而且他也有能力获得足够的石油来满足军事上的需求，至少在两年之内，德国不会出现石油短缺的现象。农民不受配给制度的限制而矿业工人由于是“重体力劳动者”得到的量比较大。燃油也是从战争开始就进行配额限制，反映出德国很关注其在盟军海上封锁下贸易航路的脆弱性。
　　1939年底平民每天的食品配给：
　　340克面包（普通平民）或685克面包（重体力劳动者）。
　　70克肉类（普通平民）或170克肉类（重体力劳动者）。
　　50克脂肪（普通平民）或110克脂肪（重体力劳动者）。
　　每日所需热量折算：
　　普通平民：2570大卡
　　重体力劳动者（如建筑工人）：4652大卡
　　国防军士兵：平均3600大卡，战时4500大卡（德国联邦国防军野战食品迄今仍沿用这个热量配给标准）。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而耗尽力量。
　　
　　俄罗斯提供劳动力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玉米和肉类，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和对生产装甲钢至关重要的钼矿.瑞典提供铁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火,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西班牙和土耳其提供钨,铬等战略金属.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
　　
　　
　　
　　使用配给卡的平民的每日热量配给标准从1942年底开始降为2078大卡，食物配给的不足已经开始影响1924年以后出生的士兵的体能水平。
　　1943年底降为1980大卡，1944年底降为1670大卡，德国投降后的1945年底降至最低，1412大卡。1942年底，食物配给的不足已经开始影响1924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的体能水平。
　　1943年底欧洲德国占领区平民的每日热量配给：
　　巴尔干地区：1305大卡
　　比利时：1320大卡
　　法国：1080大卡
　　荷兰：1765大卡
　　波兰：855大卡
　　荷兰的每日热量配给之所以较高，除了因为与德国同属日尔曼民族，更重要的是荷兰在战争中为德国提供了大量兵员！
　　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对美食的热爱因新颁布的有关什么可以吃喝的限制而受到打击。在宾馆和餐馆里进餐被限制在两道，其中只有一道可以是肉菜，而且酒的销售将被限制在每星期四天。为防止囤积，在销售的罐头上用钉子打孔。在家里吃饭也不例外：配给卡将开始使用，包括面包、法式糕点和巧克力在内的食品或者被限制，或者干脆被禁止销售。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在不做激烈运动的前提下,每天消耗1800大卡热量,因此,德国占领区平民的每日热量配给不能维持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于是,欧洲黑市猖獗,人们只能以10倍于正常的价格购买必须的食物.饥饿和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肆虐欧洲大陆!
　　肉食品的生产特别受到影响，欧洲的消费肯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素食。饥饿的现象出现了，有些地方甚至有人饿死，但是在1945年以前，这种情形只限于欧洲的非日耳曼人。德国不顾占领区粮食的匾乏，征收了大量的粮食，不是运到德国去，就是供应占领军。
　　战争爆发时，德国必须养活将近八千万人。在战争过程中，有一千二百多万人被动员入伍。这些人虽然对工业或农业生产没有贡献，却必须配给他们从二千七百五十至三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粮。应征入伍的人中，有七百万人由外国工人和战俘所代替。他们虽然多半只靠劣质的和单调的饮食来糊口，可是如果要他们到工厂和农场去干重活，那就不得不给他们足够定量的淀粉质食物。因此，在战争期间，平民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总数比战前的水平至少高出了百分之二十。国内供应量和总需要量之间的差额全靠在占领区大肆征粮来弥补。

　　
　　最受歧视的是犹太人。1942年9月以后，犹太人不准获得任何肉类、肉制品、蛋品、糕饼、白面包、全脂牛奶、脱脂牛奶或任何不经特别许可而分配的食物。发给犹太人的面包证只准购买黑麦面包。犹太儿童和青少年只获得一般消费者的面包配给量，他们没有人造蜂蜜，没有可可粉，没有额外配给的果酱，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全脂牛奶。凡是德国人有权享受的所有其他补充配给，同等身分的犹太人则一概没有。

　　
　　
　　1943年以前，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再加上被占领国家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美国，德国人民的饮食也是在战争进入了1944年后才逐渐变坏。
　　
　　随着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柏林的供应再度变坏，而且家庭妇女们还受到号召，交出家里的“多余”衣物、废铜烂铁、铝锅铝盆。甚至连勃兰登堡门也不能在战时征集活动中幸免：1943年2月，一群柏林消防队员爬上门顶，将勃兰登堡门的铜皮屋顶全部拆下来送去熔化。
　　
　　德国被迫将动物蛋白质改为植物产品。德国人的总的食品消费量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来自荤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则有百分之四十。德国人的大部分蛋白质消费量来自素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大部分蛋白质则来自荤食品。

　　
　　,德国为了解决粮食的严重不足,就开始研究利用培养酵母菌来生产蛋白质.其方法是将木材和造纸废水转化为糖，由于这种酵母蛋白经压榨后很像猪肉和牛肉,所以被誉为"人造肉"年产量最高达50000吨,
　　与此同时，在牛奶的利用方面也厉行节约。由于全脂牛奶的消费限于儿童、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因而出产的牛奶大部分可以用来制造黄油。尽管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牛奶中含有的脂肪总量，却增加了可以得到的脂肪的供应，从而在战争时期一直维持了令人相当满意的脂肪配给。

　　
　　油料作物、土豆、蔬菜这些适于种植的农作物的增产，影响了德国牲畜的总数，尤其因为海外供应的浓缩油被封锁切断了，而国内供应的敖皮也由于出粉率高而有所减少，在战争的五年中出粉率由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以上。奶牛主要靠家庭的饲料喂养，因此牛奶的供应保持在高水平上，但是猪的总数不得不减少。到战争结束时，总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百分之六十。猪肉和猪油的产量下降得比猪的总数甚至还要多，因为缺少谷物和土豆作饲料、屠宰下来，猪肉重量和猪油含量都减少了。

　　
　　
　　
　　43年后的面粉供应开始紧张，必须在国民吃的面包中掺用大麦粉和土豆粉以及其他成分，食品生产在德国就无法跟人口的增长同步，因此在战争开始时它马上就陷人了供应不足。从1914年10月起，所有德国的磨坊都必须加紧碾磨谷物。面包师必须在白面包中添加一定量的黑麦。黑麦面包中则经常掺入土豆粉。战时面包的常用缩写为“K面包”，不久以后，就有一批规定协调这种面包的生产。这时，白面包中必须含有至少10％的黑麦面；黑麦面包中又必须至少掺5％的土豆粉或淀粉。尽管如此，面包供应依然很紧，在战争进程中越来越不足。
　　
　　
　　
　　当时留学德国的季羡林先生回忆：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德国的消费品配给严格而有效，不仅食品列入配给,从衣服,鞋帽,香烟和烈酒都列入配给名单.
　　德国每人都有一本供应卡,例如,在餐馆就餐,点菜后除交纳现金,还需要从供应卡扣除饭菜已经明码标定的食油,肉和蛋的定量,在购买衣服,鞋帽时也是同样,例如,每年供应两件衬衣,那么,在付款时必须有供应卡的布票,但是,买30马克的高级衬衣还是15马克的衬衣有选择的自由.
　　由于德国缺乏橡胶,因此从军靴靴底到军帽帽檐一律改用皮革制造,省下宝贵的橡胶制造轮胎!
　　德国士兵在回国休假时使用特种食品供应卡。面包证和食品供应卡一起印刷在一张硬纸片上，需要多少面包就用剪刀剪下多少克的面包证，和士兵证一起使用就能享受对战时探家士兵的免费食品供应。
　　41年的冬天,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莫斯科城下的冰天雪地破灭了,此时,德国国内,人民的日子也不好过,除了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军队捐献过冬衣物,还不得不忍受冬季取暖煤炭供应的削减,为了战争消耗,德国人开始体验节衣缩食,挨冷受冻的滋味!
　　当盟国一知道德国在俄国作战的第一个冬天严重缺乏寒衣的情况后，就开始大规模地采购寒衣。在1942年中，以一千万英镑的价值买迸了总数近二万五千吨的物资，采购范围从羊皮外套和羊皮衬里的手套到羊毛旧衣和牛毛。德国抢购这些商品被认为是它的储存减少，处境日益困难的明证。
　　经济作战部的意见是，虽然在它早先对德国物资匾乏情况所作的估计有时过于乐观，但无疑已发现这时德国在对俄战役中的衣着供应上是真正穷于应付了。
　　
　　
　　
　　德国政府告诉每一个家庭，土豆现在应当只以带皮的形式上桌，”它说：“最重要的是，在饭馆和餐厅里，不可使用土豆削皮器。”
　　
　　
　　
　　43年,意大利退出战争,橙子从此在德国人的餐桌消失了.
　　44年底,苏联几乎收复了包括乌克兰的全部国土,法国也为盟国解放,于是,肉,鸡蛋和葡萄酒从德国人的餐桌上大大减少了!
　　
　　从41年到45年盟国对德国城市毁灭性的轰炸,使得50万德国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房屋被毁,无家可归,纳粹德国政府表现出非常的高效率,每当大轰炸刚刚结束,那些情绪低迷饥肠辘辘的难民,很快会看到,废墟和瓦砾得到快速的清理,伤员受到妥善救治,政府的卡车迅速运来大桶的热汤,抹着厚厚黄油夹着鸡蛋和香肠的三明治,以及各种衣物,甚至还有儿童玩具,这坚定了德国人民在整个二战期间对政府的信心.
　　
　　德国人43年工作周的平均工时从47小时增加到了49.2小时，数量不断增加的外国劳工以及战俘将被迫在德国工厂工作。军工仍居于最优先的位置，纳粹当局以烟草或者白兰地的形式向军工工人提供生产效率津贴，并承诺为参加工作的母亲们改善条件。但在生产率驱动中也有更严厉的一面：劳动力也被包括转移到集中营在内的对“懈怠”进行惩罚的多种威胁所驱动。
　　
　　1944年的德国配给标准,普通平民每人每星期
　　面包2000克,
　　肉食或香肠900克
　　食糖140克
　　油脂140克
　　奶油80克
　　咖啡30克
　　鸡蛋1个
　　香烟20支或雪茄10支.
　　1945年的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对于许多柏林人是难忘的,主要是在这天发放的额外配给
　　香肠500克,大米500克,豌豆250克,蔬菜罐头一个,黄油50克,咖啡50克-----
　　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配给,是无法坚持到10天后柏林战役结束的!
　　在战争的头五年里，德国人的饮食一直是单调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着体积大、长气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质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过并不严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质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脂肪下降到三分之二。对一般消费者的供应量始终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饮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营养。

　　
　　德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损害。工厂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过高。在出现这种情形时，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和在猛烈的空袭下生活条件普遍恶化，而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在1943—1944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德国，而到战争结束时，还出现了某些轻微的皮肤病。在其他方面，德国人民的健康和营养情况，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军最后崩溃而带来的苦难时期，多亏了地方紧急配给，人民还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从而避免发生骚动。

　　
　　
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1940经济总量达到561亿美元,基本度过了经济危机,当然有占领下西欧的经济支持，军火工业生产开始全面的运转,其军火产量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英法之和,以坦克生产为例,,1943年达到了7600余辆,随即就有3000多辆开往库尔斯克,后来多生产虎
豹坦克,数量有所下降,质量却在上升,二战期间共生产24000辆坦克。由于盟军的轰炸和资源短缺,军事上寡不敌众，德国经济在1945年开始出现崩溃.
　　
　　
　　
45年，德国战败了，德国仿佛是被纳粹和希特勒催眠率领着经历了一次，绚烂辉煌而又结局黯淡惨烈的梦，当一切结束的时候，德国才发现，在挥霍了日尔曼的狂想，复仇，激情和努力后，收获的仍然是贫穷饥饿与残垣瓦砾。45年底德国人每天的食品热量只有1400大卡，是1942年的一半！普通人连吃饱一顿黑面包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曾经帮助中国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难民的德国友人拉贝博士，此时，也在德国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知恩图报的国人为拉贝博士寄去了炼乳，巧克力和罐头，以解燃眉之急。
　　
　　
　　
　　
　　
　　
　　
　　意大利配给制
　　
　　二战中的意大利是个非常搞笑的法西斯国家，在希特勒眼里，是冰激凌式的法西斯，太阳一出来就全化了，呵呵，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不论让盟友还是敌人都大跌眼镜，我的总结是在战争中和这样的国家做敌人比做盟友合算，除了给德国帮倒忙，拖后腿，意大利是一个会和敌人调情暗送秋波的不忠诚的战争伙伴。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战开始，意大利的战争准备与物质配给几乎是最差的。在欧洲工业国家里，意大利的工业水平极其落后，并且本土缺乏工业需要的煤炭，石油与矿产，墨索里尼上台后，法西斯党虚张声势的表演也许可以迷惑世界，但是决不可能真正提高国力，30年代，意大利的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年平均值从1922年到1938为1.9%，是德国的30%，到1937年其生产能力只相当于德国的8%，当战争的阴云弥漫在欧洲的时候，意大利实际毫无进行一场持久战争的物质准备，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缺少头脑的人，在权衡利弊后，在二战初期意大利保持了明智的中立，但是，随着德国40年在西欧的闪电战的胜利，墨索里尼坐不住了，利令智昏的他不甘心只向德国提供番茄和柠檬，终于把国家带入了自我毁灭的战争。
　　40年的参战，意大利不仅首先在已经落败的法国丢脸，在希腊，和北非的军事侵略也连连败北，武器的损失巨大，只能依靠德国的力量，才勉强苟延残喘，国内的经济形式迅速恶化，在1940-1942年间，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由于腐败和管理不善，工业能力只发挥了25%，生产的武器不仅陈旧落伍，设计不合理，而且数量也无法满足装备需要，42年意大利一年的飞机生产还比不上美国同期一个星期的产量。仅从物质的角度战争的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意大利参战后，人民开始品尝战争的苦果，意大利的粮食并不能够自给，很快连一些最基本的食物也开始缺乏，40年的秋天就是象米兰和热那亚这样的工业城市仍然有数万工人失业，食品的供应不仅匮乏而且非常不稳定，每个家庭的食品配额并不比德国统治下的波兰更高，加上腐败的官员的克扣使供应更加紧张，虽然采取了与西班牙签订食品采购协定，1940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但是杯水车薪，无补大局。
　　
　　秋天起，意大利人开始感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捉襟见时了。燃料的限量减少了三分之一，1940年12月意大利：对面粉、面条、通心粉和大米
面包和衣着开始实行定量配给。普通平民阶层缺乏必须的面包和食用油处于饥饿状态。
　　
　　
　　
　　粮食日益短缺，到1942年3
月，面包的配给量已从每天二百克减少到一百五十克（大约五盎斯），只相当德国配给量的不到一半。墨索里尼最不愿意让德国人知道意大利粮食不足，但最后还是作了安排：德国应在1942年供应小麦（其中一部分来自乌克兰）和土豆，并在1943年供应更多的小麦，可是这并没有弥补连续三年歉收所造成的缺额。官方采取了一些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黑市买卖的措施，照例没有什么实效。他们不断地逮捕了一些投机者，可是投机倒把仍然十分猖獗。虽然意大利的食品供应并不比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好多少，人们却仍然可以看到法西斯“头子们”在豪华的餐馆里大吃大喝。
　　
　　
　　
　　
　　
　　没有德国提供的煤、钢、化学制品和机器，意大利的工业和运输很快就会停顿下来。它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只能或是由德国的合成产品供应或是由德国的卫星国家罗马尼亚供应。

　　　　早在盟国大规模空袭意大利的工业以前，意大利的工业就已经由于原料和燃料不足而减产了。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物资匾乏，不是完全由于盟国的封锁所致。德国政府在入侵俄国以前不久，就宣布减少对意大利的燃煤和石油供应，此后情况愈来愈糟。1941年11月6
日，墨索里尼写信给希特勒诉说，工业生产只达原来生产力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1942年2
月，在每月一百万吨煤的定额中只有五十四万吨煤可望运抵意大利，这对军事工业就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了，从德国输入的商品始终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此外，干旱的天气在1942年和1943年两个冬季减少了321水力发电的供应量。有些军工厂的产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于是政府在1942年仲夏前后决定实行严厉的政策，把工业集中起来，多余的工人全调到军火工业或农业中去。这意味着把许多小企业同蒙特卡提尼之类的大康采恩合并起来，以及把许多工厂完全关闭。若干纺织厂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2
月底一直停工，另一些厂则缩短工作时间。服装、纸张、玻璃、陶器和皮革业也被“集中起来”。为武装部队或者为出口商品（这几乎总意味着为德国）开工的企业可以要求豁免。据说集中政策实际上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施行的，因为德国人这时刚刚紧缩了他们本国的经济。

　　
　　德国人不愿意接济这个他们认为无能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实行战时管制上疲疲塌塌，在使用替代品和其他技术经济上则远远落后于德国。德国人还疑心意大利人故意保留一些资源，希望在战后捞到不正当的好处。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意大利的许多官员包括军官有强烈的亲英美盟国情绪，以没有力量满足德国的要求为托词，而且假如不是出于敌意，也往往是由于办事无能。例如，在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据说意大利的空军和海军还在分别向德国要求增加汽油供应。如果意大利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那就没有什么汽油可以供德军使用了。
　　　　1940年12月5
日公布的一项商务协定规定，意大利在若干年内按固定的价格出口农产品，可是这时候，意大利人对于购买武器和制造武器，已经远比出售柠檬和番茄更有兴趣了。在法国掳获的武器，简直没有分给他们什么。与此同时，1940年12月间格拉齐亚尼军队的溃败使意大利不得不从德国取得新的供应，意大利驻柏林的武官埃菲西奥·马拉斯将军匆促地接到指示，要他不顾代价买进他所能买到的全部坦克和大炮。由于没有签订任何战争物资的主要协定，这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l2月17日，墨索里尼亲自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要求接济原料和燃料，并且也许不够策略地重新提到他在1939年8
月26日提出的那份故意夸大了的需要清单。希特勒同意提供给养，但是说明他宁愿供应根据德国专家的意见选定的制成品，而不愿供应原料，319
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意大利再派更多的工人到德国去。
　　
　　
　　意大利1940年的外贸顺差，到1941年和1942年便变为逆差了。1943年的年度贸易协定并没有规定减少意大利输出的农产品。意大利的对外贸易这时有五分之四是同德国进行的，意大利从经济方面来说对第三帝国是无足轻重的。德国人准备从意大利取得大量农产品和人力，此时的意大利对德国战争的贡献，就是提供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和几十万产业工人，此意大利的地位，已经沦落到与德国的占领国几乎无异。
　　
　　
　　　在国内，定量配给和空袭的打击让人民处于恐慌之中，而这两者暴露出了法西斯政权的无能和腐败。连年的战争使意大利经济濒于崩溃，国家预算赤字高达870亿里拉，收入只及支出的36%。全国各地食品匮乏，黑市猖獗，民不聊生。军队也处于"崩溃状态"，兵员严重缺乏，士气低落。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希特勒以东线局势紧张为由，拒绝给墨索里尼提供新的援助，并强迫墨索里尼继续征兵充当炮。
　　
　　1943北非战役以德意军队彻底失败投降告终，盟国已经在敲意大利的大门了！在人民厌战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以国王和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法西斯党的干部，都开始退出战争的密谋。
　　
　　
43年盟国在西西里的登陆和国内空前的饥荒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墨索里尼被政变下台，但是德国迅速的行动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被扶持为德国的傀儡，意大利北部的情况要比南部好些。北部是全国比较富饶的地区，公路和铁路交通发达，食物相对丰富。物价比较平稳，德国主要是通过施佩尔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驻在当地的机构来实施经济控制的，这个机构把大量粮食、牲畜、工业品、甚至机器和铁路车辆送往德国。意大利比任何时候都对德国的战争经济发挥良性作用。整个工厂被迁往德国或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四十万吨船舶很快就被攫走，还有意大利银行的黄金储备也是如此。这批黄金有一部分战后在南蒂罗尔被追回了，其余的损失则由盟国于1948年从德国的黄金中补偿了一部分。

　　
　　 可笑的是，
　　
　　43年德国没有出现严重的资源危机。回光返照地军工生产迅猛增长，竟然与意大利的投降不无关系，意大利投降使得其在战争中的储备落入了德国人手中，这些暂时弥补了德国本身资源的严重消耗。
　　
　　德国人终于发现意大利人在战争中的真正作用不是作战。提供资源，和廉洁工人劳动力才是有利战争经济的。43年德国的石油状况也有所好转。原因首先在于意大利脱离轴心国，向意大利每月提供10万吨燃油就不必了，石油储备的“下水道”终于被堵住，进占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反而获得了大量石油储备，可怜的意大利终于在战争中被“价值发现”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欧洲的配给制度与战争经济
　　
　　戈林于1942年10月4 日在庆祝收获节时发表的一篇演说中
　　很明白他说出了德国对于欧洲可以得到的粮食供应的分配问题所持的态度：〔他说〕我希望，被我们征服和受我们保护的地方的居民，将不至于忍饥挨饿。可是，如果由于敌人采取的措施，粮食供应竟然发生了困难，那么大家必须知道，倘若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这个地方决不应在德国!
　　
　　战争爆发时，欧洲的农业大约供应了大陆粮食需要的百分之九十，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乳品方面几乎可以自给。
　　
　　可是在粮食自足的假象背后的事实却是，欧洲一部分肉类和将近一半的食油和油脂方面，以及在大约百分之十的饲料方面，都要依靠外贸航运获得。在农业自给程度上，各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挪威的欠缺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匈牙利的剩余百分之二十以上。北欧和西欧依赖外国供应粮食的程度最高，而东欧和东南欧则有剩余。
　　
　　在持久战争中，面临海外粮食油料运输被切断，大量劳动力被征用的情况，欧洲陷于饥饿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在这套以德国武力架构起来的新秩序下，只有德国能够靠掠夺保证相对的富足，而西欧各国逐渐陷入物质匮乏和生活窘困当中。
　　
　　　　
　　准确得说30年代的欧洲，除了处心积虑准备战争的德国基本实行了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系，欧洲大部分国家仍然生活在所谓的国际合作分工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西欧的荷兰和丹麦等肉禽蛋生产大国，本身全部依赖国际贸易而生存。丹麦为欧洲大陆所需要的猪肉、牛肉、干酪与鸡蛋之最大供给者，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二战前丹麦90%的咸肉（相当于差不多每9秒钟向英国出口1头猪）、80%的黄油、75%的鸡蛋是卖给英国的。
　　
　　
　　
　　纳粹的课题是如何将丹麦与挪威并入新“欧洲经济”中，并使他们两国脱离英国的经济影响。为达到该目的，德国必须变成丹挪两国的市场兼原料供给者。
　　
　　
　　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似乎没有原料供给丹麦与挪威。战前丹麦有2600万只母鸡、320万头猪、165万头奶牛，每年需要从加拿大进口120万到140万吨粮食和饲料，这么多谷物是德国无法供应的，德国的饲料还不够养自己的牲畜。根据柏林的命令，丹麦宰杀150万头猪。，1940年夏季，丹麦已经不得不将全国所有母鸡杀掉1/3。
　　
　　于是在德国短期的肉食供应的丰富后，整个西欧马上需要面对肉食蛋白的严重短缺。德国对丹麦的政策从长远看，无异杀鸡取蛋。
　　
　　　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可以得到的粮食由于盟国的封锁日数量大为减少。肉食品的生产特别受到影响，欧洲的消费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素食。饥饿的现象出现了，有些地方甚至有人饿死，但是在1945年以前，这种情形只限于欧洲的非日耳曼人。德国不顾占领区粮食的匾乏，征收了大量的粮食，不是运到德国去，就是供应占领军。
　　
　　
　　挪威倚赖农业的程度不如丹麦为甚，它的主要出口产品为赛璐珞和纸类产品，其最重要的工业大概是航海运输生意。挪威人口虽少，但它的商船之多，在1939年前占世界第四位。丹麦和挪威都是贸易入超国，赖航运业收入以资抵补。
　　挪威的情形与丹麦的一样，劳工与价格的管制全依德国的公式。挪威的木材工业已被改组，以适应德国增产赛璐珞及人造纤维的需要。挪威全国所用的煤以前是由英进口，被占领后改为全由德国供给。德国的人造黄油与肥皂主要原料就是鲸油，每年需要20
万吨，挪威的捕鲸船队对德国的经济有重要意义。在占领期间，挪威的经济运转情势只能决定于德国的需要了。
　　
　　
　　
　　
　　
　　　　1939年3月，德国正式吞并捷克，捷克国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开始变本加利地欺压捷克人，而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如贝赫尔博士(Dr.
Walter
Becher)领导的“同志联盟”(Kameradschaftsbund)尤其臭名昭著。德国在捷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捷克人的肉类和油脂的定量明显少于德国和奥地利，一些捷克不法商人和德国实权人物勾结，投机倒把，黑市猖獗，加剧了食品的短缺，捷克民众因此怨声载道。
　　
　　
　　
　　
　　德战争爆发以后，捷克在第三帝国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捷克是中欧相当富庶的工业国，尤其以优良的军工企业著称，捷克皮尔森(Pilsen)的斯科达军工联合体是仅次于德国鲁尔区的欧洲军火生产基地。二战爆发以后，纳粹德国开始有计划地将鲁尔区的军工企业迁往盟军轰炸机鞭长莫及的捷克腹地。到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三分之一的坦克，四分之一的卡车和百分之四十的机关枪产自捷克。跟随德国企业的迁入捷克的还有大批德国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捷克的民族矛盾。
　　捷克流亡政府也通过英国BBC电台广播，呼吁捷克工人消极怠工。捷克民众正满腹牢骚，立刻积极相应，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1941年6月到9月间，捷克军火企业产量平均降低18%，有些工厂下降了35%。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也变得异常活跃，捷克政府通讯线路被剪断，铁轨被拆毁，8月间一个油库被破坏发生爆炸，烧掉10万公升汽油。
　　
　　
　　
　　
　　捷克局势的恶化使希特勒非常担心，於是决定替换捷克总督。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当天晚上，海德里希就宣布在捷克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开始着手打击捷克地下抵抗运动。海德里希的铁腕打击对象并不限於抵抗组织，还包括民愤极大的不法奸商，而且并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或民族而区别对待。1941年9月底，德裔化学家梅彻尔(Joseph
Melcher)因向捷克流亡政府提供情报而被枪决。11月，德裔工厂主亚当兄弟(Walter and Helmut
Adam)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处於绞刑，事实上这二人是死硬的纳粹份子，所雇员工也都是纳粹党员。极端民族主义份子贝赫尔博士和其他“同志联盟”骨干都被送进了集中营，罪名是激化民族矛盾。
　　
　　
　　
　　
　　
　　
　　戒严持续了三个月，期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的404人里面，169人属於经济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机倒把份子的。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效率极高，几个星期内捷克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破坏殆尽，仅捷共还有零星活动。这种后来史学家所谓的“恐怖统治”其实言过其实，抓捕行动基本上都在夜间悄无声息地进行，白天各大城市依然歌舞升平，并不是战后捷克官方历史描述的那种警笛长鸣，盖世太保横冲直撞的景象。
　　
　　
　　
　　
　　
　　
　　海德里希治理捷克的基本方针是软硬兼施，恐怖统治的另一面则是怀柔政策。10月初，海德里希命令重新统计全国的谷物和牲畜数量，结果查出大批非法囤积的食品和肉类，而没收的食品直接送到各个工厂的食堂去。海德里希在捷克工厂企业推行食堂制度，政府保证食堂的食品供应，以改善工人的营养水平，工人在这里就餐不用花费食物票证。海德里希还努力将捷克的食品配给标准提高到德国本土的水平，捷克两百万工人的油脂定量提高到每月420克，核心军工厂的工人则达到每月1040克。在社会福利方面，海德里希在捷克施行德国本土的福利标准，大幅度提高捷克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194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新福利制度，老年病残养老金增加20%，遗孀福利增加三分之一，孤儿福利增加75%。全民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则是捷克史无前例的。
　　
　　
　　
　　
　　
　　
　　捷克的纳粹宣传机构大力鼓吹海德里希“为捷克劳工打拼”。海德里希经常到各地工厂视察，不顾保安的反对走到工人中间问寒问暖。海德里希亲自掌握一部分资金，可以绕过官僚渠道直接用于解决工人的切身问题，他经常到一个工厂去，站在工人中间宣布增发一周的薪水以资鼓励，往往得到工人们雷鸣一般的掌声欢呼。海德里希把捷克温泉疗养圣地卢哈科维奇(Luhacovice
Spa)建成工人疗养院，劳动模范可以免费去那里疗养。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海德里希宣布放假两天，向全国的工人免费发放电影票和戏票，光布拉格一地就发放了电影票11万6千张，戏票1万8千张。
　　
　　
　　
　　
　　海德里希的“新政”在几个月里就完全改变了捷克的政治气氛。捷克社会各界开始发自内心地拥戴他，不遗余力地歌颂他，捷克工人的劳动热情无比高涨。捷克总工会在五一劳动节发表文章，提醒工人们捷克共和国时代谈论了十几年而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海德里希在半年里就实现了。“今天捷克工人的福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海德里希无与伦比的举措之下，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得以贯彻，而这些变革在过去总是因为财政困难和政府低能而束之高阁。”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在1942年5月20日的一次讲话里声称：“看来只要给那些捷克人双倍的食物配给，不送他们到东线去打仗，就可以把他们转变为帝国狂热的追随者。然后他们就会在军火生产上投入两倍的努力，并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
　　德国的胜利就是盟国的失败。捷克国内有利于德国军工生产的形势让盟国忧心忡忡，不得不制定了周密计划，暗杀了海德里希。
　　
　　　
　　荷兰经济的特点在于它的商品农业和深加工农业：进口外国的饲料与肥料，出产大宗的蔬菜、花、牛奶产品与肉类。丹麦为欧洲大陆所需要的猪肉、牛肉、干酪与鸡蛋之最大供给者，而荷兰对欧洲的出口规模仅次于丹麦。不过荷兰这些出口品大部要依靠从海外进口的玉米、油饼和燕麦等饲料方能维持。荷兰原来的工业规模颇不小，不过许多原料也须从外国进口。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为石油（英荷壳牌）、人造丝（布雷达公司）、无线电器材（飞利浦公司），人造油脂和肥皂（英荷联合油脂公司，Unilever）以及和纺织，航运业亦甚重要。战前的荷兰对外贸易总是入超，但有航运业及在外国特有的利益以资补偿。荷兰的进口品最大部分来自德国（1938年为21.3%），而出口产品最大部分是销往英国（1938年为22.5%）。纳粹经济计划专家的目的在于促成荷兰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使那种依赖进口饲料方得以维持的、高度发达的农业趋于衰落，例如纳粹要荷兰多种蔬菜而不种郁金香。他们要将荷兰工业配入德国工业体系，以期最后德国的原料和半制成品在荷兰制造，然后送回德国市场。这计划已在积极进行，凡可以与德国工业发生竞争的荷兰工厂均被勒令停闭。只有那些可以为第三帝国服务的工厂能得到原料。
　　
　　
　　
　　荷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的冬天也体会到了严寒与饥饿，在战争的多数时间荷兰的食品供应在欧洲的被占领国中是比较高的，1943年底欧洲德国占领区平民的每日热量配给：法国：是1080大卡而荷兰：1765大卡，与德国的配给大体持平。荷兰的每日热量配给之所以较高，除了因为与德国同属日尔曼民族，更重要的是荷兰在战争中为德国提供了大量兵员！
　　
　　而到44年底，盟国由于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在荷兰与德国进入胶着状态，农村到城市的物质运输几乎被战争中断，盟国和德国人都轰炸了河堤，到处是被淹没的村庄和庄稼。
　　
　　城市供应品越来越少，煤炭供应也因为铁路中断而停止，于是公园里的树木，被炸毁的住宅都成为燃料采集地，就是最受尊重的先生也在太阳落山后爬进公园打量着一切可以燃烧的材料。黑市上东西贵的惊人，尽管黑市土豆比官价高70倍，面包高210倍。如果有匹马在路上倒下，很快就会被饥饿的人用刀宰杀，城市里的人跋涉几十公里到农村用手中的财物向农民换取食品，而他们买来的食品也常常被德国人没收，德国人也饿，仅在鹿特丹45年春天来到前总共有18000人被饿死，如果不是德国的投降，死亡的人数将大大增加。
　　
　　
　　
　　1943年底欧洲德国占领区平民的每日热量配给：
　　巴尔干地区：1305大卡
　　比利时：1320大卡
　　法国：1080大卡
　　荷兰：1765大卡
　　波兰：855大卡
　　比利时的列奥波得国王因在1940年命令他的部队投降而被痛骂，而且在盟国的眼里，他由于40年拜访希特勒而进一步玷污他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为他的人民确保更好的食品配给，但是被希特勒冷酷的拒绝了。
　　
　　本来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幌子在三十年代的欧洲颇有吸引力，但是在纳粹欧洲新秩序残酷统治下，欧洲民众对德国的统一欧洲前景都不再乐观，大家开始清醒得认识到，在德国纳粹欧洲新秩序中。除了德国人高高在上，其他民族只能够是二等公民，靠德国的残羹剩饭生存而已。
　　
　　
　　
　　
　　
　　
　　
　　
　　法国是欧洲工农业发达的大国，二次大战中，由于采取错误的马其诺防线单纯防御措施，军事思想陈旧，1940年6月22日被德国的闪电战在短短几十天迅速击败投降，这样德军很快地占领了法国，法国贝当政府与德国在巴黎附近的康边森林签订了屈辱的"投降书，法国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德国占领下，法国经济处于严重的衰落局面。
　　
　　1939年战争爆发初期的法国，“战争？什么战争？”是在法国城市里被询问的问题，因为生活在这里基本没什么改变。尽管军队已经被征集，法国人看起来仍旧象是在玩一场战争而不是真正去打一场战争。
　　优雅的巴黎妇女们正尝试把战争变得chic(法语口语：别致、漂亮)。最新的晚装是带有皇家空军顶饰的裁剪套装。社交界女主人们只用她们知道如何做的方式来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为红十字或者军队召开闪闪发亮的慈善舞会。以同样的精神，顶级的couturier(法语：妇女时装设计师)Coco
Chanel已经关了她的Rue
Cambon沙龙并且让她的女裁缝师们为军队制作手套、编织服装——全都带有她的独一无二的标签。他们很感激；这个冬季将会很冷而煤炭供应不足，这个国家的恭顺的编织者们也一直保持着忙碌。许多家庭都居住在单独的防风的房间里来节省燃料。尽管并不缺食品或Saint-Raphael——重要的暖身强身葡萄酒，但patisserie(法语：法式蛋糕)变得难以找到，因为面包师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面包上而不是蛋糕——而且粗糙的全粗粉面粉还没被证明能流行起来。
　　40年初的法国，面临工业生产的严重下滑、阶级对抗和战争冷漠，财政部长保罗·里诺(Paul
Reynaud)命令冻结物价和实行燃油、食品配给，目的是通过中止通货膨胀并确保全体公平分享来建立某种国家团结以及获取劳工阶级对战争的支持。
　　
　　战争打击法国人的胃，法国人对美食的热爱因新颁布的有关吃喝的限制的法律而受到打击。在宾馆和餐馆里进餐被限制在两道，其中只有一道可以是肉菜，而且酒的销售将被限制在每星期四天。在家里吃饭也不例外：配给卡将开始使用，包括面包、法式糕点和巧克力在内的食品或者被限制，或者干脆被禁止销售。
　　
　　
　　二战法国在40年6月被德国占领期间，广泛推行战时经济政策，所有经济部门都毫无例外地实行战时经济，为德国战争服务。从农产品肉类酒到军工产品，飞机引擎，法国制造给德国战争机器的输血作用是不能小视。法国是二战期间对德国战争经济贡献最大的被占领国。
　　
　　
同时，德国占领者还向法国征收所谓占领费，其数额为每天４-５亿法郎，这些占领费约占同期法国国民收入的２０％-３６％左右。此外，法国还向法西斯意大利每月交纳１０亿法郎的占领费。由于德国人大量掠夺法国的资金及物资，加上战争赔款费，使法国财富资源迅速枯竭。
　　
　　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法国维希政府在8
月的一次广播中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洁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五十万头牛，一百五十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年冬季，巴黎食品配给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

　　
　　
　　
　　
战时法国的工业生产。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纺织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1938年消费的六千八百万吨中占两千三百万吨。随后使用效率很差的代用品，结果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１９３８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４１年为６５，１９４４年为４０，仅占１９３８年的４０％。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将法国的７４％的铁矿砂、６１％的钢铁、６４％的汽车等都掠为己有。
　　
　　
　　 农业生产恶化，在被德军占领期间，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法国维希政府在8
月的一次广播中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洁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五十万头牛，一百五十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年冬季，巴黎食品配给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

　　
　　法国农业由于劳动力缺乏，农具化肥短缺，造成了生产大幅度下降。１９４３年，法国农产品总产值较１９３８年减少了４０％。小麦、大麦、燕表、谷物总产量普遍下降。如１９４５年小麦总产量从１９３８年的９８００万公担下降为４２１０万公担，下降了１倍多。牲畜头数大量减少。如１９３８年猪的头数为７１３万头，１９４５年为４３９万头。由于农业收获量下降，造成农产品缺乏，农产品价格上涨，
　　
对外贸易急剧下降。由于法国经济衰落，工农业生产减少，导致了对外贸易额迅速下跌。如１９４４年进口商品额从１９３８年的４６０亿法郎下降为９７亿法郎，出口商品额从３０６亿法郎下降为２５６亿法郎。
　　
　　法国在占领期间的外贸完全围绕轴心国的需要，法国继续通过它的非洲一地中海北部港口从它的海外领地得到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有百分之八十都流到德国和意大利，而法国输入到北非的货物，如燃料油之类甚至全都被用于资助在利比亚的轴心国部队。
　　
　　
　　
　　
最大的短缺在食品上，在法国人民发现，为了日常必需品，面包，肉果酱纺织品和香烟，他们需要变戏法私德使用好几个配给卡，无休止的排队，但是并不能够保证卡上的商品能够买到，配给人们为老年人和无眼业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罐头开始没有被列入配给，为防止囤积，售货员被要求出售前在在罐头上打眼，在德国占领几个月后，人民发现黄油，土豆，肉逐渐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
　　
　　每个德国占领军都得到了相当法国军人50倍的占领工资，而这实际是由战败的法国支付的，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德国士兵洗劫了法国的大小商店，拒绝对德军的销售是违法的，没有什么蓄谋已久的阴谋，德国士兵消费是正常的，给孩子的玩具图书和食品，给妻子的衣服，化妆品鞋子，家具，只不过希特勒的慷慨让德国人的消费欲格外旺盛。

　　
　　商店老板只能承认德国士兵的行为还算“端正”。
德国士兵根本无需违纪，现在马克很坚挺，以10法郎兑1马克的愚蠢比价付钱。可以文明的进行“抢劫”。在德国每天只被允许购买10根劣质香烟的德国士兵眼睛亮了，他们大量采购盒美国香烟，鞋子、衬衫、雨衣、妇女穿的丝袜，几乎看见什么买什么。

　　
　　面对法国人的指责，德国军人的回答是；这就是对一战德国战败悲惨遭遇的报应。法国人痛苦地发现，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维希政府1940年9
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1941年1月法国：面包配给削减到每天300克。食品的匮乏除了德国人的”合法消费“的掠夺，交通运输的瘫痪也是重要因素。由于缺乏燃料，橡胶和机车车厢，农村的食品很难顺畅地运往城市，或者干脆在路上就腐烂了，缺乏的不仅是面包蔬菜，肉食品尤其紧缺，唯一能够买到的是城市能够豢养的小动物，鸽子，兔子，甚至还有以前的宠物荷兰猪和猫，人民太饿了，猫肉的交易越来越火。香肠的成分也越来越可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素食者。
　　
　　在战争期间，因为食品的缺乏，热量摄入普遍不足，冬天也似乎分外寒冷，40年巴黎有70天温度在零度下，取暖油买不到，煤成为紧俏商品，人们翻检垃圾沿铁路寻找宝贵的小煤块，有人用废纸或碎木当燃料。最好的经济取暖方式是在晚上，穿上厚厚的衣服，躺在床上以阅读来消磨寒冷的时光。
　　
　　到1942年占领区人们食品热量只相当于战前的50%左右，孩子们营养不良，发育迟缓，身材矮小，免疫力低下的人们，对传染病缺乏抵抗力，疫病经常全国流行。
　　
　　40年秋天，因为各种普通供应品的匮乏，肥皂没有了，家庭主妇用碱液做洗涤剂，在法国新鞋很少，所有被宰杀的动物皮革都保存起来为德军做鞋，私人汽车因为没有汽油基本上只能闲置，在丹麦卡尔斯巴德啤酒公司的老板在没有汽油的情况下用两匹马拖拉他的劳斯莱斯，引起效法，许多商人适应了汽油短缺的现状，上下班乘坐自行车，由‘司机’蹬驶，骑自行车在欧洲变成时尚。
　　
　　物质缺乏导致黑市猖獗，避免饥饿的办法是用高出配给官价10倍的价格到黑市采购食品，但是因为法国工资仍然
是战前水平，大部分人无力购买黑市商品，（1941年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德国去）早在1940年101943年对2700户工薪家庭的统计发现，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月平均有876法郎，只够在黑市买4磅半黄油的，估计法国人预算的70%花在食品上，一把牙刷比战争前贵23倍，一
件衬衫贵1400倍，香皂价格比战争前高90倍，洗衣粉贵40倍。而因为生活的窘困，妓女增加了10倍。黑市的暴利让食品更加无法进入合法流通领域，1942年法国农民30%的黄油，鸡蛋和猪肉土豆，鸡进入了黑市，43年法国宰杀加工的115万吨肉，只有19万吨进入合法市场，普通人民的时候更加艰难。
　　
　　但是卖国合作分子，投机商能够消费得起的阶层，仍然可以过豪华的生活，只要有现金，你可以爱吃什么吃什么，不限量的美酒，法律禁止食用的牛排。
　　
　　44年6月的盟军登陆，导致了巴黎最后阶段最紧张的食品供应，面对盟国的持续轰炸，全城供应只有几十辆卡车运送，汽车经常颠覆损失很大，使商品供应更加紧张，蔬菜价格非常昂贵。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按１９４５年价格水平计算，这次战争法国经济损失约４８９３０亿法郎。因此，战争使法国城乡满目疮痍，经济严重衰退。

　　苏联的配给制度
　　在一战后稳固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好几年中，由于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在居民中实行口粮定量配给制。
　　随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恢复，口粮定量配给制一度取消。消费合作社成为人们取得食品的主要渠道。在“公共饮食公司”、“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公司”、“肉品公司”的商店和售货亭里可以买到比私人便宜的东西。斯大林上台后20年代末～30
年代初，苏联实行严酷的集体农庄化政策，以盘剥农民大量出口农产品，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苏联国内几次出现食品供应危机，由于集体化的偏差、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破坏性后果，加上城市、工矿人口的增加，又出现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局势。为保证工人和城市居民的供给以及军粮的储备，苏联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产品的消费加以控制，并仿照过去口粮定量配给的办法，发给购物证。这种购物证大体有3
类。
　　
　　　第一、工人、工程师、技师、科学家和作家每日可买白面包400 克。黑面包400克，每月可买面粉或其他粮食1
公斤，糖1公斤，茶叶25克，蔬菜若干公斤。有重要职务的人还可买肉、鱼、黄油和糖若干公斤。重工业工人也可买牛羊肉2 公斤，黄油、果酱各1 公斤半。
　　
　　　　第二、秘书、会计、店员和轻体力劳动者每日可买白面包200 克，黑面包200克，蔬菜若干公斤，每两个月可买茶叶25 克。
　　
　　　　第三、儿童所购数量和第二类差不多，但可加买牛羊肉、黄油若干公斤。以上3 类人，领到购物证后，须先持证至附近的内部商店盖印，固定在该店购买，不得移动。
　　
　　　　接着，又实行了扩大对工人的食品供应和增加公共饮食网点的措施。1931年，成立了工人内部合作社。1932年，国营农场和副食品生产附属于工人内部合作社。这样，工人可以得到许多超过配给的食品。在大企业中都办了食堂，给工人用餐以优惠。据统计，1928～1940
年，全国公共饮食企业从1．46 万处增加到8．76 万处。1928年，莫斯科的食堂只有167处，就餐人数18
万。1932年，莫斯科的食堂已增加到1000处，就餐人数160万，相当于居民总数的1／3。到公共食堂吃饭成为普遍的习惯。
　　
　　　　苏联人的饮食，早饭都比较简单。以职员为例，起床后，在家里或在街上喝一杯茶，吃几片面包就行。中午，有的到机关小卖部买块面包夹香肠或奶酪、黄油，喝杯红茶就打发一顿。有的持机关发的饭票到机关食堂好好地吃一顿午饭。午饭通常是一盆汤，一盘肉或鱼和一杯饮料。汤、肉、鱼、饮料都有几种，任人选择。面包有白面包和黑面包，在任何餐桌上都是黑白参半，任人选择。此外，食堂有时也供应烤羊肉串、油炒米饭加上洋葱、羊肉、鸡蛋等(如手抓饭)的著名食品。最为名贵的是鲟鱼子。晚饭也比较简单，少去一道汤，大多只吃一道肉菜或鱼。
　　传统的伏特加酒仍受人喜爱。喜庆、待客时，都以饮酒为乐。但酗酒受到普遍的谴责。在工厂、娱乐场所、广告栏里，可以看到对酗酒的讽刺漫画和反对酗酒的标语。克瓦斯、果子羹是常见的饮料。茶叶为居家必备，大多从中国、印度、日本进口。19
世纪从中国引种的格鲁吉亚茶亦时有出售。咖啡已进入普通居民家庭。街上有咖啡馆。但人们进咖啡馆只是饮一杯咖啡或红茶，吃几块点心饼干充饥解渴，不是去交际。
　　
　　
　　
　　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食品供应紧张状况已经缓解。1935年1月1日，正式取消了面包、面粉配给制。到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各种食品配给通通取消。
　　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战争的灾难导致了苏联农业产量的急速下滑。1941年，苏联谷物产量从前一年的9560万吨猛跌到5590万吨，到1942年又狂跌到2970万吨，当年的土豆产量也只有2380万吨，肉类屠宰重量约180万吨，糖用甜菜更是跌落到210万吨，仅相当于战前水平的12%。而雪上加霜的是，战前苏联储备的600多万吨粮食大部分不是落入快速推进的德军手中，就是被苏联人自己烧毁。

　　
　　
　　截至1941年11月，随着红军的崩溃，苏联38%的粮食产地，84%的食糖产地，38%的大牲畜，60%的猪都落入德国人之手。到了1942年，全苏47%的耕地已经丧失。与此同时，苏联还把他们在1940年所拥有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丢失了40.5%和32.86%。剩下的拖拉机和汽车又有80%以上被征用。同时被送上前线的还有大量的青壮劳动力。用以填补他们空缺的，则是大量的妇女，苏联官方还做出了动员14岁以上少年参加粮食生产的决定。而由于战时农用机械供应停止，众多妇女老弱必须用身体来拉犁。

　　
　　
　　在农业产值仅相当于1940年38%的1942年，苏联后方需要养活的人口却有1亿3千万人。其中商品粮人口6170万人（4090万城市人口，2080万农业人口），而重点供应的军队以及国民经济部门职工，约为2500-2600万人，饥饿死神的阴影笼罩在全体苏联人头顶。
但得到重点确保的红军情况其实也未必有多好，在1942年，很多士兵每天只有1公斤“掺杂使假”的黑面包。
　　
　　
　　
　　
　　而在集中供应军队和工人的同时，数千万集体农庄庄员却被要求勒紧裤腰带，在1942年仅分配到200万吨谷物在田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也只能在劳动日得到粮食800克，土豆400克。但是集体农庄庄员的食品不见得紧张。他们除了从集体农庄获得一份食品外，还可以在宅旁空地上种植蔬菜、杂粮，每户农民可以养母牛一头，小猪一、二只，羊一、二只，鸡10
一15 只。这些蔬菜、杂粮、牲畜、鸡，除了自用外，可以出售。战争期间，由于食品涨价，农民靠黑市出售剩余产品增加不少收入。
　　
　　
　　
　　
　　
　　
苏联却已经开始广泛采用强制手段增加工时。早在1941年6月25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四天，苏联就通过了《战时职工工作时间规定》。12月又规定了《追究军工企业职工旷工责任》。怠慢和迟到次数过多的人，将要被判刑。而刑罚，其实就是去从事强度更高,条件更为恶劣的工作。甚至超过苏联职工一半以上的妇女和少年也不能免于这种惩罚。

　　
　　在1942年，苏联继续强化其军工生产管理。工人工作时间被定为14个小时。此外，苏联还通过强制增加工时,加班,停止休假等手段，增加了150万个工时。众多缺乏营养的工人在车床旁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1941年——1942年，西方一共援助坦克6000辆，飞机3000架，卡车3.6万辆。同期苏联武器产量：坦克2.8万辆、飞机3.3万架，卡车4万辆。
　　
　　1942年全年，苏联损失了2.4万辆坦克。战争期间68%的苏联坦克旅完全使用国产坦克，17%~22%的坦克旅混合使用外国坦克（比重在40%左右），10%~~15%的坦克旅使用盟军坦克。

　　
　　
　　
　　为了集中供应军队和军工工人，苏联不仅在1941年11月10日开始在各个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并对农产品进行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将1942年全部2970万吨谷物中的1251万6千吨，180万吨肉中的120万吨，约100万吨甜菜，200多万吨牛奶收集到国家手中。这些粮食又被用来重点供应红军。在战时，军队每年可以获得1000万吨粮食和饲料。从1942年开始，这支军队的总额（包括训练兵员）一直维持在970万到1000万人（或）以上，并拥有大量的牲口。除了国家配给粮食外，城市居民还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大量的肉，奶，土豆，蔬菜。矿工企业和工人被允许耕种土地，而且规定5到7年内可以不收回，但如果工人擅自离开工厂，就无权耕种这块土地。在1942年，苏联共有500万块这样的土地。

　　
　　
　　
　　　民用服装实际上已停止制作，在国营商店内只可买到旧货。黑市有服装，但价格昂贵。所有的人，除了军服以外，几乎没有添新衣服、鞋袜。但没有衣不蔽体，也都有鞋穿。没有穿得特别阔，也没有穿得特别难堪。如果出现—个穿新衣服的，一定引人注目。但是，如果在庄重的场合，如在看戏、参加婚礼、逢年过节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破旧的衣服完全消失，而现出整洁、端庄、艳丽多彩的气象。原来，人们大都有一套好衣服，在必要的时候穿。在艰难的年代，为避免饥饿，苏联政府采取了食品定量分配的果断措施。定量分配有若干等。军人、某些党政领导人、高级干部、有特权的外国人、重要的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可以得到特别份额，并可到特设的商店买东西。
　　
　　其他居民按4
类分配食品：学生和普通职员每人每天300克面包，工作的人500克，在最重要工作岗位的人才有800克。一、工人，包括兵工厂工人及其他体力劳动者；二、自由职业者、职员；三、家庭妇女、靠人供养的老人、在校儿童；四、6
岁以下小孩。一类可分得较多的面包、糖、肉、黄油、谷物和鱼。二类次之。三、四类，尤其家庭妇女、靠人供养的老人所得最少。6岁以下小孩可享受特殊供应，有牛奶，还有一顿热午餐。但在食品紧张的时候，糖、黄油、肉常常供应不上，不论按哪一类分配都一样。
　　
　　今天你对俄罗斯人说起“125克黑面包”，那么他的反应一定是列宁格勒保卫战。125克黑面包几乎可以和列宁格勒保卫战画上等号。在德军重兵围困列宁格勒的最艰难日子里，列宁格勒的平民每天所能得到的唯一的食物，就是这125克掺锯末的黑面包。
　　
　　　俄罗斯人记忆中排队的人群在一个高高的柜台窗口里领取125克黑面包的画面，那个场景就像是在银行领取巨款一样紧张和凝重。
　　
　　列宁格勒人民遭受饥饿和寒冷的严重痛苦。看到一辆载着襁褓包着的孩子尸体的雪橇被孩子的母亲拖往墓地已经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有时甚至会看到她因为拉雪橇耗尽体力而倒在她的婴儿身旁死去。
　　尽管有卡车队自杀性地通过拉多加湖冰面行驶，但估计每天有大约3,000人死于饥饿。这些卡车在夜间沿着标记出来的路径行驶，承受着德军大炮的火力，几乎每夜都有一辆车滑进冰窟并被吞没。
　　公共汽车没有燃料，房屋内也没有电热，古老的烧木材的炉子被从废物堆中找出来，许多人只能靠燃烧他们的家具取暖。人们还遭受营养不良带来的疾病。
　　坏血病盛行。那些排上数小时队伍等候经常不会到来的面包的妇女厚大衣下面掩盖着因饥饿而肿胀起来的肚子。
　　面粉被和锯末混合起来。强壮的人冒险经过漫长而危险跋涉来到冰冻的田地里挖掘土豆。随着列宁格勒长期遭受极度的痛苦，出现了有关吃人肉的流言。
　　
　　
　　当列宁格勒900天地狱般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城市付出了80万平民被饿死、冻死的代价。
　　
　　
　　
　　
　　
　　战时西方共向苏联提供448万吨食品，包括：
　　　　小麦、面粉1154180吨
　　　　糖672000吨
　　　　肉类罐头782973吨
　　　　香肠、动物油730900吨
　　　　植物油517522吨
　　　　奶粉、蛋粉、奶酪和其它脱水食品362421吨
　　　　其它食品61483吨，食用碱9000吨。
　　　　上述食品共可折合成350万吨压缩食品，或折算成200万吨面粉，120万吨畜类屠宰量。
　　　　
　　　　战时苏联自身农业生产：
　　　　国家共收购70000000多吨谷物（总产量160000000吨）、5000000吨肉类（总产量8000000吨）、10000000吨牛奶（总产量
70000000吨），这些还不包括大量的土豆（土豆一直是一种高产量作物，所以并不列入计划统计范围，估计至少有1.5亿吨产量）。
　　有人说美国援助苏联的粮食食品只占到苏联战时粮食总量的3%，所以不值得宣扬。可实际情况是，苏联的所谓战时粮食总产量只是统计数字的粮食产量，连土带糠加上了。（苏联解体后许多经济甚至是军事工业统计数字证明有很大水分）因为大批男人都上了前线，机械和牲畜也支援了前线。集体农庄都剩下妇女和孩子老人，使用原始的耕作方式，苏联战时粮食生产降到历史最低点，1942年的粮食产量比1940年下降了60%多。如果没有盟国援助，苏联恐怕自己就因为饥饿崩溃了。即便少量生产出的这些粮食经过层层低效率的运输到了面粉厂和饲养牲畜的牧场，再成为面包和肉罐头后还会有多少呢？美国援助的食物很多可以完全可以立即食用的野战食物，苏联天气冷，人必须吃大量肉食，苏联的肉食主要靠牲畜吃粮食产生（天气冷，缺乏牧草，只能吃谷物，所以苏联的肉食成本也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肉罐头马上就能食用，非常方便，这不是纸面上后方多少头牛，多少口猪能相比的。西方的援助起码保证了苏联军队的温饱。
　　
　　苏联是二战时期军事实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苏联是世界第二工业国,苏德战争初期其GDP达433亿美元,军队人数任何时期一直维持在600万人以上二战末期达到了鼎盛的1200万人,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了,二战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有近7万辆在战争中被击毁,
在盟国的物质援助下，苏联强大的生产能力及时的补充了这些损失.
　　
　　英国的配给制度
　　
　　在战争期间的英国由于受到德国潜艇对航运的严密封锁,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费量分别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黄油、茶叶和咖啡的配给量几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国孩子在1946年之前没有见到过香蕉。
　　从1939年到1943年，由于供应不足和急剧的通货膨胀，英国的生活费用上涨了83%。
　　　配给制度 　　１９４０年１月８日，英国实行食物配给制，尽管汽油在五个月前战争爆发时就已经定量供应了。
　　战争开始四个月后，配给开始实施，家庭主妇必须带着她们的配给簿到她们注册的零售商那里购买黄油、糖和熏肉。对损失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黄油只有每星期4盎司。成年人可以有12盎司糖和4盎司熏肉或者生火腿——要是熟的话量就少一些。
　　饭店可以每餐卖1/6盎司黄油——3个便士厚的一小圆片，包括下午茶也是如此。一些店安装了特别的称量器，他们可以卖1/7盎司的糖，或者两块。
　　德国的配给是在去年8月开始，包括了面包、肉、奶、人造黄油、奶酪和果酱。每周的配给比英国的要少——大约每人3盎司黄油和8盎司糖。
　　
　　
　　英国地方当局作为一种便宜的外出就餐方式而运营的自助餐厅，已按照丘吉尔先生的建议定名为“英国餐馆”(British
Restaurants)。它们是由闪击空袭期间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饮食的紧急服务措施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流行使得开放更多的这类餐厅的计划出现。每餐的平均价格正好不到一先令(5p/20美分)，这个价格可以让人享用到烤肉、两份蔬菜、布丁、面包和黄油、以及咖啡。
　　
　　
　　粮食部许可英国主妇获得额外的糖来制作橘子酱，只要财政部和经济部允许进口塞维尔柑橘(AzureFlame注：Seville
orange，塞维尔是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如从爱尔兰获得属于配给的食品将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除非那是赠送的小礼物。
　　
　　
　　
　　
　　普通百姓都到政府那里登记，以获得定量配给。他们也得去本地的店主那里登记，直到战争结束，店主们都会得到专门的供应。第一批配给的食物有咸肉和黄油，每人每周４盎司。糖是另一种首批配给的食物。具有讽刺性的是，配给制让英国普通人比战前战后都吃到了更多的健康的食物，民众的食物由政府精心控制得极有成效。１９４０年６月１日，政府又开始配给布料，每人一年得到６６张定量的息票。一条长裤要花掉８张息票，一件衬衫要花掉７张息票，一双袜子要３张息票，一条内裤要４张息票。在配给制最为严重的１９４２年，人民每周每人只能允许吃很少的肉。这一匮乏使得很多人养起猪或家禽来，鸡可以产蛋，而且不在配给之列，这样，很多人不再依赖配给而自己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有些食物在战时则从来没有限制过，包括面包，鱼，番茄，蔬菜，以及并不是很缺乏的牲畜的下水等。
　　
　　从肉类配给开始后，兔子肉的流行程度跳跃性增长并成为英国家庭菜单的组成部分。
　　增强——或者隐藏——其味道的诀窍充斥着烹饪栏目。它们指出，兔子可以焖、用沸水烫、做炖肉丁、用罐子煨，或者，当然也可放到馅饼里。它量多而且便宜，每只兔子2/-(10p/40美分)。鱼也不是配给食品，但看起来总是很稀缺而且正变得越来越贵。鳕鱼现在每磅1/4(6又1/2p/27美分)。鲱鱼，其价格受到控制，每磅花费6d(2又1/2p/10美分)。
　　
　　
　　
　　
　　
　　　　在配给制度中没有对圣诞节的抱怨
　　
　　伦敦1940年12月25日,英国人充分享受了他们传统的火鸡和李子布丁的圣诞节晚餐。本来在盘子里会更少，但多数家庭储藏了足够量的奢侈品，比如糖果和糖以确保一个正常的可以松开腰带的盛宴。如果配给制开始，圣诞节会成为一个更斯巴达式的事。
　　
　　香蕉被禁止：
　　圣诞节之后将不再有香蕉。目前的存货售喾之后政府将不允许继续进口，以便节省更多的船运空间用于重要物资。柠檬和洋葱也非常稀缺。人们正在询问为什么一旦非配给食品受到价格控制它们就会从商店消失，其中原因在于供应都转到黑市以售给那些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人。伍尔顿勋爵许诺将有一点额外的茶和糖供应圣诞节。
　　对在战争时期养活45,000,000人的准备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粮食部(吸取了上次战争的经验以确保公平的分配。
　　存在几个阻碍——例如，由于威胁而对伦敦的肉、鱼和蔬菜市场进行疏散已经引起混乱；政府也发现难以同大量的疏散者合作。一些地区享受到熏肉过剩，其他地区则黄油短缺；但真正的困难并不比和平时期更大。
　　
　　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在英国，营养学家们认在战争年代，确保营养不良问题得以克服是他们的理念。
　　英国营养学家最终确认在奶制品、肉类严重不足，维他命和矿物质缺乏的情况下，英国本土食品供应到何种程度能够为成年人和儿童提供健康的生活.在战时英国,有限制地食用肉、奶酪、糖和果酱，其分量远远低于通常被认为足够或者可容忍的程度，但却拥有无限供应的鱼肉,土豆和面包（土豆和面包在战争年代中仍然充足供给，额外的两百万英亩的英国农田被购买下来用于耕种）。最终他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品种简单的本土饮食通过仔细打算后足以支持很高程度的体能运动，但特别要指出的是，奶制品并不能完全满足健康所需要的钙，所以在用于烤面包的面粉里加入钙和维生素这一想法被立法通过.
　　.另外,确保了所有儿童与母亲们能够在家中收到送上门的牛奶、新鲜橙汁和鳕鱼肝油。
　　
　　　战时的食品供应非常紧缺。当时的食品部长乌顿男爵针对食品和饮料供应短缺的局面推行了配给制。在战前，英国约70%的食品都是进口的。到1940年底，共有728,000吨食品和肉制品因运输船只被击沉而葬身海下，在当年的最后3个月里，损失的粮食达159,000吨。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乌顿对民众的感召力，他提倡没有牛肉的炸肉饼、没有糖的蛋糕和没有茶叶的茶！　
　　　当时向妇女们宣传的理念即，食品就是她们参加这场战争的武器。当时的食品部长和妇女杂志建议使用代用品，例如用酸奶代替奶酪，用土豆泥代替面粉，用蔬菜粉代替水果，用香草加人造黄油代替奶油。肉类主要来自屠宰无用的老牛后得到的坚硬、带软骨的牛肉。英国的厨师曾经拥有丰富的烹饪材料，但在20世纪40年代却只能尽力用敲捣、切剁或腌制等方法加工有限的食物，方能做出比较可口的饭菜。慢慢蒸煮也可算是一个巧办法，虽然使用这种烹饪方法可以少放些肉，但却一点不省燃料！　
　　　面包和果酱也许是战时的主要食品，但是用加钙和维生素的全麦粉制作的“爱国面包”味道实在不怎么样。这种又干又硬的灰色面包很不受欢迎，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做“希特勒的秘密武器”。为了鼓励人们食用这种面包，据信政府曾散布消息说它有催欲功能！　在二战期间，切面包和包装面包是被禁止的，这项经济措施一直持续到1950年　虽然爱国面包和乌顿馅饼（由胡萝卜、芜菁、欧洲萝卜和马铃薯混合燕麦片制成，上面覆有一层馅饼皮或土豆外壳）都不受后方民众的欢迎，但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全国人民的身体素质反而比开战前更健康了。

　　战争时期的食品富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平均每日3,000卡路里的热量，比现在的水平高1,000卡路里。　
　　英国的花园成了后方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英国自给自足的能力，政府开展了“生产保胜利”活动，鼓励人们把花园变成菜园。“生产保胜利”活动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英国农民生产的食物只能满足全国30%的需求。因此，当时有这么一个广告：“用铲子，不用船。”到1943年，英国的花园和小块菜园共种植了100多万吨蔬菜。政府加强对家养畜肉的限制后，许多家庭在战争期间开始养兔子、鸡甚至养猪，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食物供应。花园里传出了鸡鸣声，被炸区域响起了猪叫声，尽管显得不和谐，但这正是当时人们熟悉的声音！　
　　
　　　在战争时期，浪费纸张和用普通食品喂养宠物是犯法的。战争期间，纸张短缺，每个家庭每周只发一卷卫生纸。　1942年，英国的布里奇特
小姐就因为用面包喂鸟而被罚了10英镑和2几尼金币，这对后方的所有动物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的花园最典型的特征是建有家庭防空洞。这种防空洞以约翰.安德森爵士
的名字命名，因为是他领导了抵抗德国飞机轰炸的防空准备工作。在安德森的领导下，防空开支从1937年和1938年间的950万英镑猛增至1939年和1940年的5100万英镑。　　在全国有花园的家庭内共修建了15万个家庭防空洞，这种防空洞是利用6块依靠螺钉固定起来的钢板构建而成。人们在地下挖好4英尺深的洞后，埋入这些波纹钢板，上面再覆以泥土。在战争时期，这些防空洞在英国很常见。它们的构造可能很简单，里面又冷又潮湿，但是救了很多人的命。在闪电战期间，有花园的伦敦人依靠自己的家庭防空洞，熬过了连续57夜的狂轰滥炸。　
　　　到1939年9月，英国政府发放了3,800万个防毒面具（几乎人手一个），并且任命了150多万名空袭预警员。
　　　根据法律，如果天黑以后不掩盖哪怕最微弱的光，也是要受罚的。灯火管制是从1939年9月开始实行的。人们制作了灯火管制窗帘，防止光线从窗户露出。天黑后，防空预警员负责在街上巡逻，将发现的任何违反规定的情况报告给当地警察，并且负责收罚金。因为没有照明，到1939年，公路交通事故共夺去了4000多人的生命，是和平时期死亡人数的两倍。除了灯火管制窗帘之外，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户主在窗户上贴上了胶带，防止玻璃被炸弹震碎。

　　
　　
　　
　　
　　厨房——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普通家庭的厨房中只有一个简易的燃气炊具和一个烧热水用的煤炉。但是热水也是受限制的。燃料、照明和电力部长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运动，号召人民节约燃料，并制定了每月每吨煤的生活消耗上限。
各家厨房里往往堆放着二战前生产的各种体型庞大的锅碗瓢盆。“炖锅造飞机”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后方支援运动之一。政府号召人民捐献铝锅，以便其熔化后制造飞机零件。事实上，政府并不缺铝，但他们相信这个运动能使人们感到自己为打败希特勒出了一份力，这有助于激励士气.
　　
　　　
　　
　　 起居室——全家人常常会坐在一起的漆黑房间
20世纪40年代，在昏暗的起居室里（为了省电和避免成为空袭目标，起居室通常是不开灯的），所有家庭通过报纸和杂志了解战事进展，学习后方居家窍门。　象《画报》《笨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杂志都相对较便宜，适合各种兴趣的读者，这些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文章，以及一些让人暂时忘却战争的其它文章。　　无线电是上世纪40年代的重要通讯方式，它广播来自前线的战地新闻、音乐会和温斯顿.丘吉尔
发表的激励人心的演讲。收音机将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普通家庭中是没有电话的。医生和银行经理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而拥有电话，但对普通家庭来说，与外界的唯一通讯方式是信件，而且为了省纸，有时候就直接在来信的背面写回信。

　　
　　战时的衣柜和着装
在20世纪40年代，主卧室里有一张双人床通常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梳妆台前，尽管化妆品并不多，但妇女们仍会花上很长时间梳妆打扮，并美其名曰是“工作需要”。
在战争期间，化妆品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女性的象征，又能激励士气；化妆品的生产量甚至可以与防空洞和防毒面具相媲美！红色唇膏被看作爱国精神的象征，因为当时鼓励妇女们尽力打造完美的外在形像，以展示她们临危不惧的气度。因为缺乏合适的唇膏，所以甜菜根的汁也派上了用场，它总比什么也没有的强。由于战争期间物资匮乏，所以生产头发护理品和化妆品其实是非法的。这鼓励了妇女们到黑市上买东西，甚至合法商店也把指甲油包装成梯架固定器出售.
　　
　　　20世纪40年代流行短裙、漂亮的平底鞋和肩部方方正正的夹克，就象制服一样——这些都真实体现了战争时期的实用风格。实用服装的标志是CC41标签，它代表自1941年开始配给的平民服装。实用服装是根据政府规定的样式制作的，一般都简单实用，为确保不浪费布料，尽量削减了装饰成分、口袋和褶皱。　刚开始实行服装配给制时，每人每年有66张服装票，可保证普通妇女有一套新衣服。到1942年，配额减少到每15个月60张票，只够一名男子每两年买一条长裤、一件夹克和一条短裤。平均而言，实行配给制后，成年人每年消耗衣服的数量只有战前的一半，但是,英国的战时服装质地优良,非常实用耐穿!服装配给同食品配给不同，实行服装配给制不是为了限定份额以向大家平均供应，而是为了减少服装生产，以便将工厂车间和450,000名工人转移到军需品生产上来。　　20世纪40年代的衣柜里还有帽子、手套和防毒面具。帽子改起来很容易，只要加些花或羽毛就行。而防毒面具不太好藏，于是人们做了袋子来装纸箱和防毒面具。有些人甚至给手提包加上假底，将防毒面具装在里面！

　　
　　浴室——政府鼓励人们反复使用水深仅为5英寸的热水
在20世纪40年代，同大部分其它生活方面一样，洗澡时间也实行配给制。您不能泡在能淹到脖子的热水里，因为浴缸内壁上画了一条环线，标明了允许的最大水量（5英寸深），而限水则是为了节约燃料。曾经有位先生因违反这条规定而被逮捕，不过他抱怨说5英寸深的水还不够全部盖过他的身体！　　政府希望人们反复使用5英寸深的洗澡水，节约用水只是节约燃料和确保每个普通家庭1吨煤上限的手段之一。政府鼓励每个家庭选出一名燃料监管员，由他负责采用各种方法节约燃料，比如在浴缸内壁画上标明5英寸水深的水位线。其它办法还有，一次洗完一天的东西，使用低功率的灯泡，清扫煤炉的时候筛一下炉灰（“这样一来，全国就可节约一百万吨煤”）。　　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1939年，全英国的耗煤量是4,500多万吨，而到战争结束时，耗煤量降至3,580万吨。由于全民的努力，英国省下了足够的煤以投入战争。　
　　
　　　在20世纪40年代，浴室的柜子几乎是空的。。因为缺少洗发液，人们经常用薄薄的一片力士香皂（洗涤粉）洗头，或者干脆只用水洗。为了掩盖脏头发，带帽子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形势所迫，有些妇女用蔬菜来染发。　　为了保证脸的湿润，妇女们会很节约地使用冷的奶油。每人每月的肥皂定额是16盎司，剃刀要用很长时间。如果没有剃刀，则建议妇女用光滑的浮石来刮掉腿上讨厌的毛。美容行业支持战争的举措是刊登窍门和广告，建议您“怎样延长力士香皂的使用寿命”，并且用图示来说明肥皂的最佳保存容器和使用方法。虽然很难找到毛巾的代用品，但是由于牙膏供应紧张，许多人用食盐和水来刷牙。尽管卫生纸快赶上牛油纸一般粗硬，不过能有这样的纸用，当时人们也觉得不错了浴室清洁用品也很难弄到。许多人只能用醋、煤油或氨水来象征性地打扫一下浴室。

　　
　　英国王室成员自国王起以身作则遵守配给制度,厉行节约,在王室的宴会上,人们看到在华贵的金银餐具中盛放的是午餐肉!战争配给制下的英国,各阶层同仇敌忾，空前的自律团结!
　　
　　
　　
　　美国的配给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完全确立了美国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和经济的增长周期等诸多因素。二战之所以对美国经济有那么大影响，是由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支出规模都是过去200多年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1940年，战争耗费了美国当年GDP的130%，但正是二战把美国从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拉了出来。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失业率从1938年的17%降到了0%，接近充分就业，战争使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美国配给
　　二次世界大战 许多国家存在石油定量供应， 美国也在1942年实行了汽油定量配给制。由于战争的需要
，汽油短缺的现象在在东部地区特别突出，因为四十年代多数石油由罐车运载，而德国的U潜艇对美国的海上石油运输一度威胁极大，经常在美国海岸附近伏击油船，于是美国建设了横贯东西的石油管道，
强化35英哩每小时全国限速，以保存燃料和轮胎。
　　 根据需要，平民发的汽油配给卡片根据工作的不同，而每周给的汽油数量也不同， 当购买汽油时，必须与配给票证簿一起提出。汽油配给卡片有时效 ，阻止囤积居奇。
　　每个人必须出现在一个委员会证明对汽油的需要程度来决定配给等级，只能保有五个轮胎。由于橡胶短缺， 所有车主拥有的轮胎超出五个的，由政府没收。
A卡片是汽油低级定量供应，持有人每个星期3到4加仑汽油。 B卡片是在军工产业工作者，他们的持有人每个星期8加仑汽油。
C卡片被授予了对战争有重要作用的人例如医生。 T定量为卡车司机。 最后， X卡片资格持有人获得无限的供应，
只有主教，警察，志愿消防员和民防工作者属于这个类别。二战时1942年美国限制一班汽车每周三加仑的汽油。致使汽车的使用率下降95%。
　　
　　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1940年美国GDP达到2000多亿美元[1940年的汇率],但美国这时依然享受着大西洋天然壁垒的优越,陆军只有可怜的10万人,遍为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和1个后备预师,坦克的数量只有300多量,甚至排在波兰后面,勉强做个世界第七.

　　
　　　　美国参战后,在其经济实力的支持下武器生产能力大增,到1943年已经成为盟军军火的主要供应者[具体武器生产状况如下].到1945年,美军总兵力达到1050万人其军事工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可以年产飞机4万架,坦克2万辆的水平,二战时美国共生产8万辆坦克,有进4万辆是位于底特律的克莱斯特工厂生产的M4谢尔曼坦克.

　　
　　
　　
　　澳大利亚的配给措施
　　
　　 在整个大战期间，历届联邦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和进行战争，从而使战
争得以胜利，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十分遥远，而二战就在它的家门口，战争威胁着它的生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处于和平状态，其政治和经济是和平的政治和经济，为适应战争必须改
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使之由和平转向战争，使国家战争化。
　　 1．实行配给制和控制进口的政策。自 1942
年冬季以来严格实行如服装、黄油、茶、糖、肉、烟等重要生活品按人口配给制。澳大利亚所需用的汽油，绝大部分靠进口，因此汽油实行供应制，规定只供应军队、公共交通汽车和
出租汽车。绝大部分私人汽车在大战期间因不供应汽油而停驶。其次，严格控制进口商品，酒类和其他饮料也停止进口，饭店和商店没有酒类，甚至连啤酒也没有。许多人在自己家里制造啤酒，一经发现便被取缔，属非法行为。煤作为主要能源，也加以严格控制，首先保证供应军队。

　　日本的配给制度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侵华战争，一度收益非浅，依靠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粮食，以及台湾的蔗糖和稻米，使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1938
年达到高峰。可是紧接着，随着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无法速决的泥潭，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在国际上由于日军残酷的暴行和无限的野心而日益孤立，并引起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的警觉和制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是真正为日本开启了向孤注一掷自杀式太平洋战争的灾难之门。
　　。侵略成性的日本与远在欧洲的新兴扩张集团德意结盟，作起瓜分世界的迷梦，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德意与日本在军事无法互相支援策应，只能各自为战。利令智昏成为轴心小伙伴，使日本置身为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眼里的潜在对手。
　　日本之所以敢发动侵华战争，仰仗的是其雄霸亚洲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防工业。193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经济实力方面，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军工生产方面，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40余万吨造船能力，5万吨造舰能力。而中国仅仅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在7.7事变前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283亿美元,是世界第6经济强国,

　　
　　　　
　　但是这样的数字与美国相比则是不值一提的，日美军事潜力之比，钢铁为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比例为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也决不可能取胜。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说法，“对付日本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给它”。随着英美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日本的战争经济与国民生活日益步履维艰起来。
　　物资配给制度被提上日本国民经济的议事日程1940年7月1日本：开始对糖、火柴及其他商品进行配给，东条英机上台后宣布，从1941年起，日本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大米实行配给制，成人每天口粮330克，各家以购粮本在指定的米店购米，并且颁发了白米禁止令，要求糙米和精米混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大胜开始的，在日本人民看来，在经历了短暂的喜悦后，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的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战争带给1400万日本农民的不仅仅是丧失亲人的悲痛，还有生活负担的加重。战争时期，日本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00公亩的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不断催我们，‘交租！交租！’”一位农民抱怨道，“他们轻易地拿走了我们辛苦流汗种来的大米。”农民必须通过更辛劳和长时间的劳作才能达到战前他们粮食和蔬菜的收成。
　　
　　在1943年以前，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麦、土豆的生产配额，这给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些生产配额从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等导致歉收的因素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农民们绝望地发现他们必须把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一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和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豆腐”做成的衣服
　　
　　战时的物资匮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进口被封锁，日本本土惟一能用于生产的布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以来，由于原料的缺乏，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起初纺织工厂曾用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运来的棉花作为替代原料，但中国的棉花纤维较短，在专为印度和美国长纤维棉花设计的机器上难以应用。最终，日本政府销毁了800万个纺锤和25万架织布机，然后命令其余的工厂不断增加“豆腐”布的生产份额，并利用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来代替对绵羊毛的需求。由于纺织品的极度匮乏，加之橡胶都供应给了军队，木屐重新成为日本最流行的鞋，甚至被政府称为“爱国鞋”。日本国民只有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才穿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旧鞋子。

　　
　　回收金属运动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了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10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家庭主妇纷纷贡献出家里的生活器具，所有人都把原来的铝制一日圆硬币换成新铸造的锡币。既然日本国内已经没有用来取暖的燃料，政府官员们便纷纷拆下办公室里的暖气上交给国家。

　　
　　尽管这样，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铝资源还是消耗殆尽。警察倾巢出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交出金属器具，到后期更是规定每家只能留下一口锅和一只金属桶。
　　
　　交通危机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上下班的难度不亚于前线的一场战役。由于缺乏燃料和维修更换的零部件，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小轿车都已经彻底停运了。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拥向了城市铁路和有轨电车，但这些仅存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朝不保夕，运营次数被缩减到最少，票价也飞涨，排队等车的队伍却越来越长。许多时候火车和电车被军队征用运输军人和军事物资，这时候普通市民只能继续等待。

　　
　　既然公共交通瘫痪了，上班族便开始骑自行车。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国内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军工生产，这些自行车爆胎之后便不能再使用了，而且车架也被回收炼钢。最后，没有任何办法，人们只能步行。

　　战争剥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以前空闲时喜欢钓鱼的人再也不能在餐桌上吃到自己钓的鱼了，因为国家有新的规定，由于食物紧缺，他们要把钓上来的鱼交给军队的食堂。印刷工人被抓去充军，而纸和墨是配给产品，对战争有自己意见的作家因为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而变得沉默，人们从此别想看到新的书籍。新书的发行量从1938年的28,138册降到了1941年的5,300册；杂志种类在1940年有1,970种，而到1944年，已经不足1,000种。
　　战争导致日本国内物资匮乏，而且粮食采取配给制度，不允许用粮食喂狗。狗几乎被吃光，
　　代替男性劳动力的女性们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炫耀道“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道“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在民间，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传统的束缚已经被打破，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甚至接手了许多危险的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者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个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
　　
　　工人被迫上前线
　　
　　虽然日本在战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日本的工人也具有传统的勤奋和努力，对工厂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很忠诚，但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本土的工人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没有合理的整体经济规划，单纯以产量为终极的目标，结果导致了各部门的政策和命令相互冲突，导致资源和工厂生产能力不匹配，既打击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又降低了产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负责国内经济生产的部门与征兵机构缺乏合作。深受武士道信仰影响的军事将领想当然地认为每个日本人都是勇士，都可以去作战，结果就是工厂里的工程师、技师、领导者、机械师和熟练工人都被抓去充军。到1943年9月，日本国内共有300万名工人被抓去充军，这让工厂没有熟练的工人可用，从而导致飞机、战舰和军火产量的大幅下降。一位在日立电子公司工作的主管说道，“我们损失了一千多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必须找四千个新手才能代替他们的作用。”
　　
　　许多大型公司或工厂要依靠数以百计的小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和零配件，而在日本，很多小公司只有两三个技师。如果这些小公司里的关键技师被抓去充军，那么这家公司的整个生产都要停止，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型组装厂因为某个零部件无法到位而使整个生产全部停止，这直接影响了军火的产量和质量。
　　
　　
　　
　　军工厂里忙碌的身影
　　
　　日本国内军火生产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军队的干预。大多数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都没有任何的商业或生产技术常识，在这些军官的监管下，工厂的经理拼命组织生产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船舶、飞机和枪支的生产配额。位于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制造厂，原来不过是生产牛肉罐头的工厂，临时改为飞机制造厂。而中岛工厂的生产条件更加简陋，但政府还是要求其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之间把飞机产量增加一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岛工厂的总裁说，“我们调动了所有的资源。但3月份之后，资源用尽，机器也损坏了，熟练的机械师都被抓去充军，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学校的孩子。”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1944年底，日本产的战斗机大概有2/3在到达战斗地点之前就毁掉了。由于存在致命缺陷，中岛工厂生产的四式战斗机Ki-84得到了“飞行员杀手”的恶名。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以掠夺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榨取，导致了它战争经济的短期畸形膨胀。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尽管如此，日本还仅及美国钢铁产量的9.5%。
　　商业造船由1941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1944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1942年完成一艘六万四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1944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1942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1944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汽车工业始终是日本比较落后的行业。1941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最高也只有5万多辆。而由于战争的破坏，到战争结束时的1945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下降到了只有7857辆，仅及1941年最高产量的15.6%。
　　
　　
　　但是随着盟国对日本工业的持续的轰炸，以及海上原料运输道路的切断，这一切只能是日本帝国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
　　
　　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除了夺去几百万平民的生命，还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
　　44年，当东南亚和中国东北的往日本本土的石油粮食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由于燃料和食品的枯竭，日本人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二十五万七千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
％。那些被认为是必须使用汽油来行驶的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椰子和蓖麻中提炼。民间贮藏的上豆、糖和米酒——甚至零售店货架上的瓶装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海军不顾一切，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在“两百个松树根能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指导下，本土各岛全民开始挖掘松树根。儿童被派到郊外去寻找树根。松树根经过十二小时加热后，生产出一种原油代用品。三万四千只锅子、蒸馏器和小型蒸馏装置组合在一起，旨在使每组日产三四加仑油料。但所需劳动力显示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生产每加仑油料需要两个半劳动日。要达到日产一万二千桶的官方指标，每天就需要一百二十五万个劳动力！
　　　　松树根运动的有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山上的所有树木和树苗都被拔得精光，大捆的树根和树株堆积在路边。到1945年6
月，松根油的产量达到了每月七万桶。但提炼方面的种种困难仍未解决。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千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在国内，事实上石油已从国内经济中消失，成为更大的资源匮乏局面中一个组成部分。煤气、电力、煤和炭的供应都奇缺。日本人已不可能在私人浴室里洗澡，公共浴室则变得非常拥挤。人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在澡盆里洗土豆”——热能来自街上抬取的碎木柴。
　　还有一些乐观的日本人在物资短缺的时期也能保持幽默感。一位市民在一篇讽刺文章《维生素D正在从浴室中流失》中嘲解说，没有肥皂的时代也是神的恩赐。然而对政府来说，能让每个市民都能洗上澡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1944年，燃料的匮乏致使东京的许多公共浴室被迫关闭，而洗热水澡是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习惯。
　　
　　日本政府认为洗浴对民众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而且通过沐浴，还可以达到安抚民心的效果。因此日本政府下令公共浴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继续营业，很多人都被派到野外搜寻木柴，甚至每家浴室的旧木屐都被拿来当柴火。公共浴室的老板都必须提供让顾客满意的服务；如若不然，警察就会派别人来接管浴室。
　　
　　　　许多日本人开始把藏书当作燃料生火，他们估计那些书籍在以后的空袭中终究难免毁灭。
　　45 年的大米产量不过 6 百 60 万吨，前几年的年平均产量超过 1
千万吨，少了快一半，其他谷物产量也是大大下降。本来就不能自给，外来运输再一断，食物的缺乏显然是致命的，45 年春每天食物配给的标准是 1,600
大卡，而且由于运输的破坏和分发系统的不完善，实际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天天得饿肚子。
　　副食品、调味品的供给量，与昭和16年(1941年)度相比，肉类减为约20％；鱼类减为约30％，调味品减为50％以下。而且由于配给不规律、保存设备不足等原因，实际情况更坏。食油、砂糖
等的供应，几乎没有。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同昭和12年(1937年)相比，棉织品减为2％；毛织品减为1％，胶鞋减为10％；皮鞋减为零，肥皂减为4％，纸类减为8％。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引起黑市交易的泛滥，腐蚀着国民的道德观念和进行战争的决心。

　　　　从1944—1945年的严寒冬季开始，直到1945年5
月，东京始终没有燃料配给。在此之前，大多数居民已经学会在这个饱受轰炸的城市里，用烧焦的残木片烧饭。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日本政府每天只配给11至60岁的男女330克(折合中国6两6钱)大米，对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给390克。
每天从食物摄取的热量降至1900大卡，大大低于战前日本人的平均每日食物热量2160卡，到投降时，已经跌至1680卡的最低需要量。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与营养专家号召人民采取新的反复仔细咀嚼食物的方法进食，以充分吸收营养。政府制定计划把橡子制成食物，“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等收集了500万石橡子。
　　
　　
　　　
　　计划中的对本州的进攻是 46 年 3 月，假如日本没有投降而一直坚持的话，缺乏维系生命所起码的粮食、燃料、御寒的衣服，45~46
年的冬天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所谓 1 亿国民玉碎距离实现真得不远了。
　　因战争原因死亡的日本平民和军人达300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可以用于再生产的国家有形财富损失了约1／4。如果以1935年工矿业生产指数为100，那么，1945年工业生产下降到38，矿业下降到59。日本投降后，经济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凋敝，物资奇缺，生产不足，失业人数剧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受到挫折，现代化的物质成果损失惨重。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以东京为首的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1945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
　　
　　1940年日本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45年日本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人。其中有1800万人无家可归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应该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国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1944年末到1945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建立一个在原料和石油自给自足的帝国,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整个日本统治集体已经丧失起码的理智，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命运寄托在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上。
　　
　　通过科技手段与军事掠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保证了燃料物质的自给自足。但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家，他的科技生产水平与美，德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日本海军力量不能保证石油运输航行的安全，当南方的石油产地和中国东北的矿化油工厂往日本本土的石油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日本的军事工业生产就迅速衰竭，而仿效德国的人造石油工业，因为技术水平的落后，无法规模化生产。
　　
　　大和武士们最后认定；没有燃料的军舰和飞机还不如烧火棍！于是从飞机到潜艇甚至最大的战列舰，节约燃料不买回程票的自杀式攻击蔚然成风。日本，终于完成了由战略自杀到战术自杀的可喜军事革命！？
　　
　　因为没有石油与资源维持侵略扩张的军事体系，而发动席卷亚洲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罪犯东条在穷途末路时，竟也因为石油，而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军国集体的代表必须面对的惩罚，这是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莫大嘲讽。
　　
　　在日伪统治下伪满洲国的配给制度
　　二战的中国的不幸是与亚洲的侵略策源地的日本为邻，成为最大的受害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二战历史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是漫长的14年！
　　9.18后沦陷的东北地区最先领教了日本的粮食掠夺与食品配给，在东北强征粮食
　　日本帝国主义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早在１９３７年春就由伪“满洲农业政策委员会”决定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实行“购销”“统制”政策。
　　次年１１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规定以稻米为主的粮食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政府控制。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又公布《主要特产物专管法》，对油料作物实行垄断，进而又实行了残酷的“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政策。对东北农产品实行全面垄断，强行征收或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压缩居民粮食销量。“粮谷出荷”（强制征购粮食）就成为套在东北广大农民脖子上的枷锁，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不管农民种植粮食的面积与产量，而是单凭战争需要强行征购，即“战时摊派制”。对农民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每年春季，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都要召集伪省长会议，确定该年度各省粮食的出荷量。他说：“当亲邦进行大东亚圣战的时候，满洲国的主要国策就是竭尽全力增加农产物的生产来支援圣战，这是中央和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也是满洲人民应负的义务”，要求“在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谷就是增加一粒子弹”。①伪省长为向日本主子邀功请赏争相表忠心，不断追加数码，把灾难强加在广大农民身上。
　　
　　
东北农业同样被纳入掠夺的轨道.为了加速对主要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先后设立了满洲特产中央会、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满洲农产公社、兴农合作社等机构,并实行粮食的强制购销,同时压缩民食,减少供给.每年强制掠夺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0%-50%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关东军从东北农民手中强征出荷粮三千六百万吨，其中一千一百三十万吨运回日本。

　　伪滨江省人口５００万，年产粮２００—２２０万吨，但粮食“出荷”就达１２０万吨。
　　1942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平均每年掠夺653万立方米木材,伪满14年间总计掠夺木材1亿立方米,遭破坏的森林面积达600万公顷.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和侵略战争的需求,日伪先后设立了满洲采金株式会社、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轻金属株式会社等,对金、铜、铅、铝、锌、镁、锰等进行掠夺性开采.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就掠铜1200吨,1937年掠金398?8万克.二·三日本对我资源的掠夺与劳力的榨取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其后又占我华北、中原、华南大半领土，将我大好河山作为其进一步侵华的军事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在东北，日本占领煤矿四十多处，以及铁矿、金矿、镁矿、油矿等等。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以一九四三年一年日本对我国铁砂、生铁、煤炭三种矿产的掠夺量为例，即分别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吨、一百八十一万吨、五千零七万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日本从东北即掠走煤二亿二千三百万吨，生铁一千一百万吨，钢五百八十万吨。
　　当时东北采用「统制经济」，所有的物资，不论是日本会社，或一般人的物资都是用配给的。大宗粮食则一律送回日本本土，配给制度共分为三级：第一级日本人和台湾人，配给品——米；第二级朝鲜人，配给品——粟；第三级满洲人，配给品——高粱，有时高粱不足，就将豆饼碾碎配给。同样的职务日本人在「满洲国」的薪资约是在日本本土的三倍，当时伪满洲国采取银本位，满币与华北的币值比是一比一，但「满洲国」的物价却比关内来得高。猪肉为每月配给，糖则每年四大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才有配给。平时的配给米一斤是五角左右，但是在战争後期，黑市价则卖到高达一元以上。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全面推行所谓“粮食出荷”制度，日语意思为“出售”，中国人叫“抢粮”。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伪满各级统治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一起出动。到１９４５年，农民要交的“出荷粮”竟占总产量的５１％，这意味着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在交完“出荷粮”后所剩无几。许多农民连口粮、种子都没有了。伪满”时期，1938年伪满洲国颁布《米谷管理法》实行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

　　日本推行新经济政策，把用武力在农村强征的出荷粮（公粮）中的大米、白面、大豆定为甲类，把高粱、玉米、小米等杂粮，定为乙类。
　　1943年3月30日
伪满兴农部、治安部制定《饭用米谷配给要纲》，实行粮食配给。法律上明确规定，甲类粮（细粮），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乙类（粗粮）供给劣等民族（满洲国），在伪满全国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而在实行配给制的城市里，给日本人发红皮的粮本（通帐），规定红粮证每人每月供应大米、面粉30斤，黄豆10斤，朝鲜族是日本籍的半岛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
　　给伪满中国人发绿皮粮本，规定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部分杂豆，到后期随着粮食供应的恶化，中国人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
　　
　　
　　　　
　　　　日本把从农村强征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本土外，就是供应东北的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大米白面等细粮，成为日本人的专用，严禁中国人食用，发现中国人食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就是在伪满的学校里，一天三顿都是玉米杂粮酱汤为主食。
　　
　　　面粉对中国人变成奢侈品，只有在象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够配给，按人口每人配给一斤面粉一个月饼。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伪当局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统制”越来越残酷，点心老号老鼎丰开始走上下坡路。首先是日伪施行原料配给制，老鼎丰每天只能领到配给的一袋面、几斤糖，后来只能配给一点混合面，每天只能用这点原料生产几十斤混合面饼干。老仁义饺子馆和所有的民族资本一样，有过鼎盛时期，此时同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经济统制而濒临破产，1941年“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后，每月只能领到配给的粮油，这点东西每天卖40斤馅的饺子，10天就可以卖完。为了保住仁义馆的风味，只好忍痛缩短营业时间，一天开馆二、三小时。
　　
　　　　今天健在的东北老人回忆：“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说是中国人吃了大米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日伪统治下内地的配给制度
　　
　　7.7事变后，日寇入关，连年作战，消耗巨大，为补充军需物资和粮食，使华北、东北等地的老百性成为日冠掠夺粮食、生产军需物资和补充兵源的受害者。当时的北平伪市长余晋和向日冠献媚，称北京市的粮食不用从外面调运，自已可解决，以表示死心踏地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决心。
　　
　　当时北京市郊区面积很小，而主要产稻区海甸，稻谷均由日寇掠去。伪市长提出在城内空地种粮，名胜古迹天坛也开成农田，由学生种。其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其后果造成北京市粮食紧缺，粮价急涨。当时对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制，主要是玉米面（棒子面）、小米面、黑面、小米等。而白面、大米则很贵，绝大多数人吃不起。当时，白面论袋买，袋子越来越小。有两位在电台说相声的讽刺道；其它的粮食都涨价，白面涨钱少，就是袋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牙粉袋（当时刷牙用牙膏比较贵，还有用小纸袋包装的粉状物叫牙粉，用牙刷沾些粉刷牙，较便宜）。这段相声在电台一说，立即遭到封杀，但在老百姓中广泛流传，大家边说边用手比合着逗乐，称赞二位相声演员讽刺得好。记得当时在电台说相声的有高德明、许得贵、唐瞎子等艺人。
　　
　　日伪统治北平的初期，市民们还能吃到一些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等。
　　吃不起玉米面的极度贫困的百性只能买黑色的混合面吃，北京人把玉米面叫棒子面，1937年0.1元1斤，到1944年已涨到6、7元1斤了，到1945年日冠投降前已上涨了1000倍，混合面是黑色的，含有高梁面、泥沙、糠和麻等，蒸出的黑色馒头，一搿就碎，有一股酸味，还有丝连着。从不挑食的狗，喂它一块黑面馒头还是王米面窝头，它都抢着吃，而这混合面的，它只闻了闻没吃。
　　
　　自从日军42年开始控制粮食以后，普通市民就只能吃到日伪限量“配售”的“混合面”，即由各种杂粮混合一起，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大杂烩，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因其成分复杂，有的不免含有病菌。当时老百姓纷纷反映：，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上涨到一元零五分。一九四二年，日寇先后在一些大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在华北，大米白面为日寇军粮，禁止一般人食用。北平日寇配给的“粮食”是由豆饼、树皮、草根等制成的“混合面”。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普遍发生饥饿现象，经常有人饿死。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１２００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
　　
　　　
　　
　　　　关于著名作家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书中一再为自己辩解。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保护校产，“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
　　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汉奸洪承畴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学问是学问，人品是人品，佩服作人先生的文章中的睿智与了冷峻反讽，他在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可以堪称有思想的文学大师，其的文章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周作人又是位非常严谨的翻译家，但是我欣赏的做学问的周先生，不是在可以选择，有生存条件的前提下，违背做人起码的道德底线的汉奸周督办。
　　周作人太冷静，太现实了，冷静到在可以在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时可以没有起码的血性，现实到可以为了优裕的生活享受而自毁名节的市侩地步，无须拿某某的指派，消极工作，保护故友子弟为附逆一事去辩护，他在抗战中的一些善举，只能说明他尽管堕落了，但多少还是一个人，一些基本的人性还能够时不时透出来，这也是我们现在还能够读他的文章，读的时候不太恶心。他的附逆倒不如说是自己自觉的选择，大节道德沦丧与学术的高超，是抗战期间许多附逆下水文化人的共性。
　　自然不赞同因人废言的激进做法，赵孟頫是赵宋后裔，依顺了元朝，并做了高官，后人对此人褒贬不一，但是他的书法绝对都是一流。但是我们今天宽容的文化氛围下，在欣赏周作人，胡兰成的美文的时候，似乎应该思索些什么。
　　
　　
　　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造成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以北平为例，一九三九年一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上涨到一元零五分。一九四二年，日寇先后在一些大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以上海为例，三年的配给数量还不足一年的口粮。在华北，大米白面为日寇军粮，禁止一般人食用。北平日寇配给的“粮食”是由豆饼、树皮、草根等制成的“混合面”。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普遍发生饥饿现象，经常有人饿死。在上海，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几天就饿死了八百多人。

　　
　　他们不许农民吃自己种植的稻米，而要农民吃他们配给的劣质粮食。他们给农民发放粮食配给卡片。卡片上记载农户户主姓名、家庭人口、租稻田亩数、出售稻谷数量和配给的粮食数量等。农民凭卡一月购买一次配给粮、火柴、肥皂、煤油等。配给粮都是掺有沙子的豆饼渣、变质的军马料、腐烂的杂粮磨制的混合面，不仅难咽，而且时有食后中毒亡命者。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完全成了毫无自由的奴隶。

　　
　　一九三九年五月底，汪精卫等去日本，先后和日本首相平沼及陆军外交等大臣会谈，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他们建立伪中央政府的保证。
　　
　　43年汪伪的最高经济顾问石渡庄太郎发表讲话“为保证日军增加战争上之必需物资
　　，须将全体国民生活必需品加以抑低”。随即汪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马上跳出来表
　　示大大的赞成。实际上汪伪政权早在42年8月就已经在上海南京两城市实施配给制1942年6月日伪政府发行中储券，并以1∶2的比例收兑法币，禁止法币流通。日伪政府加强粮食统制，改公粜、平价米为计口授粮。
　　
　　
　　
　　1942年12月上海物价指数的上涨计食物上涨51倍，纤维上涨21倍，燃料上涨71倍，金属上涨93倍，建材上涨47倍。
　　
　　43年7月　上海物价指数比6月约涨3成。5月间，米价每石不满800元；6月上半月亦未超过1000元；月末涨至1250元；7月2日始，涨风呈自晨至晚数易市价的态势。21日，每石涨至2100元。
　　
　　，到了43年更是变本加厉。所有生活必需品全要配给如火柴，糖，蜡烛，肥皂，卷
　　烟，粮食，油等。“上海在43年7月至9月,市面上无油可售达两个月,9月15日方复
　　供应,但配给减少到每位市民4两。”
　　
　　
　　
　　
　　“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以上海为例，三年的配给数量还不足一年的口粮。在上海，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几天就饿死了八百多人。如果按照日本的配给米定额生活，那么可以断定和慢性自杀没有区别，上海的黑市盛行，许多米贩冒着生命危险从农村贩进大米，虽然价格高昂但是却挽救了大批饥饿的市民。

　　
　　
　　日伪统治下香港的配给制度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

　　
　　
　　
　　在日军的占领下，香港人的尊严、人权尽失。日军漤杀无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杀人，也可以随意于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劳役。他们以搜查房屋为名入屋奸污女性。另外，日军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于跑马地马场重办赛马，往后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损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敛财。后期因活马不足应付赛事，更以跑木马代替。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远至街的另一端）皆须作九十度鞠躬（有些还要说日语「谢谢！」）否则一旦发现，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除「居民证」外，市民亦须全家合影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日军查户口时出示，若家中的人并不在相中，又无合理解释，便会被当作窝藏游击队成员。
　　 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日军为了解决香港粮食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推行“强迫香港市民遣返回乡”政策以缩少香港的人口，结果，香港由战前时人口超过100万，到二次大战结束，人口跌到不足50万。
　　
　　在日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艰苦，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由1942年开始由日本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按口售粮，主要食粮包括米、油、面粉、盐、糖等都需配给。香港人每天都要一手拿配给证，一手拿军票，排队去轮米。按规定当时每人每日只能购买六两四及少量的盐、糖等食粮，后来由于粮食严重不足，每人每日只可分得四两六米到了战争中期,其后白米亦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作粮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
　　
　　更多市民因付担不起食物价格疯狂通胀而饿死，街上即使日军醉酒后的呕吐物都有人抢吃。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二百多元,所以大部份的香港居民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很多人唯有吃树叶、树根或番薯藤充饥，因填不饱肚子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出现骇人听闻的人吃人事件。

　　
日治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事件，例如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导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另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一些市民的回忆，指于日治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
　　
　　
　　
　　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及皇仁书院的校舍等，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晚上八时至十一时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治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炒卖，或以赝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港日政府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八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临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
　　
　　港日政府还曾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部门前原属汇丰银行的两只铜狮子亦差点不能幸免。
　　
　　后方国统区的配给制度
　　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战时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形势下，顺应战前的基本思路，针对战时时局的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政策选择。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内容：
　　 第—，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
　　 第二，垄断金融。
　　 第三，扩增税收。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第六，涨发纸币，通货膨胀。
　　
　　
　　 从好的方面来看：
　　 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控制资源，利用工业统制建成了后方工业基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沿海工业基地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放弃抗战的企图。
　　成功的度过抗战初期孤立无援的局面，保证了战争的基本需求，拖跨了日本侵略者。 此外，外贸统制政策在进出口方面起到了保证供需，增加外汇的作用，对抗日有重要贡献。
　　
　　
　　 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的最基本温饱。粮食统制政策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
　　
　　 从不利的方面，经济统制政策消极的一面，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
　　
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制约了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升级；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萎缩，并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
　　
　　
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策。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程度上更为深刻。
　　40年后重庆方面物价飞涨，法币仅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贬值更多。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底，法币的发行量已经从十五亿元增加到了一万亿元，增加了六百六十七倍，也就是百姓的财富被贬值了六百多倍。
　　1942年12月重庆各类主要物价指数与1937年比较，食物上涨50倍，纤维上涨76倍，燃料上涨139倍，金属上涨282倍，建材上涨103倍。导致连大学教师也过着温饱无着的生活，不过倒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伪钞战彻底失败，一共40亿伪钞相比千万亿的货币发行量怎么可能扰乱中国的金融，呵呵，难怪日本负责伪钞的鬼子哀痛；中国真正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3　　1940年抗战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西南联合大学的伙食，在抗战头两年还算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但到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以在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萝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三天两头请客聚餐也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不得不闭紧嘴巴，只能偶尔设法弄块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跟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40年代，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继续学业，维持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兼做商店会计、中小学教师、家庭教师、机关学校文书等。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得毕业。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的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一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
　　
　　　　　　“半工半教”
　　
　　　　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底层，在饥饿线上挣扎。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并以北京玩具兔子王比喻汉奸的前景黯淡，仍然对抗战的前途无比乐观。他在后方物价飞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把烟戒了，把酒戒了，苦涩地戏称只有这平价米是不能戒了，喝着30元一两如咸蛋泡水的茶，纳闷道：为什么不直接泡咸蛋皮啊！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
　　
　　　
　　　　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的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
　　
　　　　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虽然有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
　　
　　　　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
　　
　　　　《大公报》社论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即使就地购用涨价的物品，在他们的开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过，这级人毕竟不太多，中下级社会的人却大感物价高涨的压迫了。
　　
　　　　《中央日报》1939年12月2日文章指出：“有钱的人不在乎物价昂贵”。汽油的来源是何等难，汽油的价格是何等贵，私人汽车依然不绝于途。商店中的货物，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顾客不加选择，既然有人肯高价来买，当然乐于高价出售。
　　
　　　　1939年12月《国民公论》指出：物价高涨，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尤以目前中国这些暴富者，因为钱赚得容易，挥金如土，过着极糜烂的浪费生活。这固然影响国民的精神动员，同时也是浪费物资，促成物价的更加高涨。“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今日的大后方，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就抗战的立场讲，这种荒谬的情形，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前方战士浴血苦战；后方重庆的官僚却花天酒地，大吃大喝。
官僚政客们贪污腐化，纸醉金迷；广大民众却贫困饥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重庆米价暴涨，老百姓为购政府配给的平价米，半夜三更就起来排长队。国民党当局分配给公教人员一部分平价米，著名作家张恨水常常从七星岗《新民报》社扛着半袋糙米回到南温泉家中，过着仅可维持温饱的最低生活。国民党官僚却利用手中职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
　　
　　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砂子，稗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一顿饭常可拣出一碟子杂物来被戏称“八宝饭”。配给的平价米，经常买回来时已霉变呈绿色，淘米时要多搓洗几遍才能吃。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紧缺，配给的平价米也得不到保障，黑市米又买不起，大学食堂难为无米之炊，购米成了学校每天的一件大事。1941年5月《中央大学周刊》以《莘莘学子·嗷嗷待哺》为题报道：“近日重庆米源不畅，本校学生饭厅因购米不着，煮饭减少，由每日一粥二饭改为一饭二粥。”
　　国民政府粮食部特配给大学每天30担平价米。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
　　
　　
　　在1942年后，日军的正面战场进攻减缓，国统地区的矛盾迅速暴露，有限的国土人力物力必须满足抗战无限的需求，国民党政府作为缺乏有效监督的专制政权，在战争环境缺乏内部整肃管理，从军队到政府腐败成蔓延之势，内地的人民为抗战忍受横征暴敛，物价飞涨。还必须承受国民党各级官员骇人听闻的腐败盘剥，人民为抗战不仅付出生命，还忍受着残酷的压榨和通货膨胀，而国民政府的许多官员始终没有表示出起码自律。
　　　　
　　　　作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军事领袖，蒋介石是可敬的！作为一个传统保守的国家领导者，蒋介石是失败的！尽管能够以朴素的现象以身作则，却漠视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对下层民众的疾苦和高度尖锐的农村土地问题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客观上包庇纵容身边宋子文家族和孔祥熙家族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对国家财产的侵吞，腐败不仅降低政府的威信，使国民党失去民心。还严重侵蚀了军队的战斗力，在二战形势大好的1944年，唯有中国战区在日本的豫湘桂进攻中一溃千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劫收”，加速了官员的腐败，更丧尽了国民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为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覆灭埋下伏笔。